第16章 15、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一天，林久治郎和他的下屬森岡領事，拜訪了臧式毅。這兩位日本外交官要求中國方面“為了不給關東軍以蹶起的藉口”，必須火速解決中村事件。所謂“蹶起”，指的是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發動軍事行動。 日本外交官的表態顯得很不同尋常。 從8月17日起，林久治郎把遼寧省政府和東北軍司令部的門檻都踩破了，向中方提出了十四五次的交涉，無外乎是想盡快解決中村事件——中國政府全盤接受日方提出的要求。可是，以不給關東軍發動軍事行動為由來要求中方盡快了解中村事件，這是第一次。不明就裡的人也許會認為，日本的外交官們是否要與中國政府聯手，來共抗野心勃勃的關東軍？ 日本政府確實感到了壓力——近段時間以來，關東軍要在東北發動軍事行動的消息不斷傳出，連日本的內閣和新聞界都有所耳聞，所以才發生了幣原在內閣會議上質問陸相南次郎，是否確有關東軍欲發動軍事行動的事。

17日一早，林久治郎還沒有吃完早餐，連夜趕來奉天的撫順警察署長寺田就來了，他向總領事報告說：“撫順的守備隊報告說，要進行假定於18日拂曉前佔領奉天城的演習，因此指示警察制定保護僑民、避難和維持治安的計劃。”雖然近來經常接到有關關東軍發動軍事行動的報告，但林久治郎還是吃了一驚。敏銳的政治嗅覺和對情報真實性的直覺，都使他覺得一定會真有些事情要發生。他沉吟了一會，決定前往拜見臧式毅，並提出了以上不同尋常的建議。 林久治郎的提議錐子一樣，在臧式毅本已有些遲鈍的神經上紮了一下。本來，他在相當程度上已把對日交涉當作了例行公事。臧式毅變得緊張起來，甚至還有一絲莫名的興奮——如果自己成功地迫使不可一世的關東軍又一次收斂起動武的企圖，那可真是不世的奇功。在和榮臻商議後，東北當局開始認真考慮立刻與日方進行實質性的談判，以解決中村事件。臧式毅向省內各縣長發布了取締反日運動的命令，還決定組織軍法會議審判中村事件的負責人關玉衡，並把這一決定討好式地告訴了林久治郎。

的確，日本外交當局的對華政策，呈現出了某種新的態勢，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要與中方聯手製約關東軍。日本外交當局是要一石二鳥——在粉碎關東軍動武企圖的同時，以外交當局所主導的方式，一攬子地實現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具體說來，就是一方面以關東軍的軍事圖謀向中方施壓，從而誘使中國接受日本政府所開具的條件，同時又將自己裝扮成製止戰爭的和平使者，在贏得國際讚譽的同時，還讓中方覺得自己是從戰爭邊緣成功逃脫的幸運兒；另一方面，通過自己的外交手段，挫敗自己的競爭對手——日本軍方在東北的軍事行動，從而將日本的對華政策納入由政府主導的外交軌道。 在對華政策，更準確地說是針對中國東北地區政策的目標方面，日本政府和軍方並沒有實質性的差異，“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洲”是日本的國策。在日本，有一種觀念，認為如果日本把對中國的佔領只局限在中國的東北，中日之間就可以避免一戰。日本認為，蘇聯是日本最大的假想敵。這其中既有地緣政治的考慮，蘇聯畢竟是離日本最近的一個大國和強國；也有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原因，在當時帝國主義列強的眼中社會主義的蘇聯是洪水猛獸。處在日本與蘇聯之間的緩沖地帶，就是中國的東北，誰控制了這個緩沖地帶，誰在未來的衝突中就佔據了戰略性的優勢。對此，日本政府與軍方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至於說到二者的區別，可以用“同歸殊途”來比喻——在相同的目標之下，通過什麼途徑來實現日本對於中國東北的控制乃至佔領。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政府與軍方存在分歧。 與日本政府的作用相比，在對華關係上日本軍方的優勢地位是歷史形成的。 19世紀末，中日兩國都在向西方學習以企圖走上近代化國家的道路，船堅砲利無一例外地成為兩國首先追求的目標。可是，兩國沒有像它們的地理位置那樣也成為近代化道路上的伙伴，反而成了互為假想敵和對手。清政府在李鴻章的倡導與主持下，建成了實力居亞洲第一位的北洋艦隊，當大清的鐵甲艦定遠號和鎮遠號訪問日本時，兩艦巨大的艦身和粗壯的主砲引起了日本社會的恐慌，當時連日本幼兒園的老師們，都在教孩子玩著一種叫“擊沉定遠、鎮遠”的遊戲，據說連當時還是孩子的裕仁天皇，對這個遊戲也十分稔熟。在這種形勢下，正是日本海軍果斷地發動了甲午戰爭，一舉擊潰了龍旗飄揚的大清北洋海軍，並從清政府的巨額戰爭賠款中，得到了日本夢寐以求的工業化的原始資本，中國也從此不再有資格做日本角逐世界的競爭對手。 10年後，當日本和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又是日本陸軍不惜與龐大的沙皇俄國一戰，在付出死傷7萬人的代價之後，取得了對中國東北的控制權。日本軍方在中國問題上的發言權是“打”出來的，他們認為由自己來主導對華政策，過去如此，現在和將來還是如此。

但是，日本政府認為自己在對華政策上應有決定性的發言權，而軍方的思路和做法則已過時。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後，以文官為代表的日本政府，在對外政策上的發言權大大增強；華盛頓會議後，各國開始裁軍，日本軍隊的勢力不可避免地要被削弱。更為重要的是，日本外務省的外交官們認為自己看到了國際間國與國關係的最新趨勢：國際社會開始尋求建立一個能夠通過談判以保障和平的國際秩序與機制，而一味依靠武力解決國與國爭端的時代已經過去。他們鄙夷帝國軍官們還停留在19世紀水平上的眼光和思維，認為他們看不到世界局勢的最新發展而只知武力蠻幹，這樣必然會損害日本最根本的和長遠的國家利益。 所以在解決滿蒙問題的方式上，他們出現了分歧。軍方認為既然已經把俄國人趕出了南滿，那麼中國之東北實際上已是日本人的天下，如此，就應趁國民政府剛剛統一，中國人反日的民族情緒還未高漲到實質性地損害日本利益時，採取斷然手段實現對東北的佔領；有機會當然要幹，沒有機會也要“創造機會”來幹，全然不去顧及國際社會的壓力。而日本政府認為要掌握火候，必須到國際社會對日本在蒙滿的處境及其政策報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時，才能水到渠成地從容行事。為此，重光葵就說，乾脆再忍耐一年，日本在滿洲不採取急進的政策，讓世界都看到，日本既定的滿洲政策“踏踏實實地行不通”了，那時，日本一攬子解決滿蒙問題的新政策就可以實施了。

可是在日本軍方的眼中，重光葵這種華而不實的外交只能是作繭自縛，他們可以完全不去理會，自己幹自己的。而日本政府也像是一個滿腹經綸卻位卑言輕的秀才——不但在軍人面前無理可講，而且也不具備轄制軍人的法定地位和勇氣。 8月4日，陸相南次郎在主持一次純粹的軍事會議上，厲言指責那些“處在無責任地位的人”或“對國防不關心的人”，說他們“動輒鼓吹裁減軍備”，並要求與會者“糾正這些謬論”，之後，還就滿蒙問題講了一大段話，將置日本於不利地位的罪魁禍首，明里暗里地指向日本政府。南次郎的這次講話不是即興的，而是由陸軍省永田鐵山等五個課長為落實《解決滿蒙問題方策大綱》精神，經過多次研究後為南次郎起草的。 陸相公然地介入政治問題，立即引來輿論界的軒然大波。第二天，《東京朝日新聞》就發表社論指出：陸相的訓示“包含極其危險的暗示”，即“表示急欲把滿蒙外交強行引向軍人之意圖”；如軍方有強硬意見，本“可以通過立憲之正常渠道提出和討論”，而“陸相作為軍人，居於超脫政黨內閣之治外法權地位，在師團長會議上進行政論演說，對帝國外交有重大關係之時局問題發表看法，並暗示處理方針，顯然是越權行為”，並要求政府對此不應再保持沉默。

就在同一天，日本內閣會議召開。開會前，若首相勸幣原外相說：“在此種時刻，不要對陸相再說什麼了。”幣原也知趣地附和道：“當然要保持沉默。”結果整個閣議，閣員們對南次郎頭一天的講話竟不置一詞。 毫無疑問，日本政府沒有力量與決心挑戰軍方在對華政策上事實處於的主導地位，儘管他們也想按自己的一套想法來。於是乎，到了外交交涉行將破產，九一八事變行將發生的前一天，他們還想用四兩撥千斤的手法，以期敗中求勝，實際上卻與火中取栗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