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13、陸軍中央部向關東軍派出特使
這一天的早晨，日本奉天憲兵隊長三谷清還在沉沉地睡著。昨天夜裡，不，應該說是這一天的凌晨他才睡下，心中充滿了沮喪、失望與對帝國前途的憂慮。突然，他被人推醒，看見一個長著娃娃臉的人對他說：“如果實在想乾就幹吧。”頓時，三谷清的睡意全都被趕走了。這個說話的人，就是石原莞爾——日軍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少壯軍官“智囊”。
石原要幹的事，就是提前執行他策劃已久的“柳條溝計劃”。
6月底的一天，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對幾個關東軍少壯軍官表示，9月下旬，要在柳條溝開始戰鬥行動，要求他們協助。從事情報工作的花谷少校和擔任張學良顧問柴山的助理官的今田新太郎大尉，首先參與進來，不久，奉天憲兵隊長三谷清中校也加入進來。後來，關東軍的兩個下級軍官小野正雄大尉和長川島正大尉也聽到了風聲，跑到花谷那裡打聽，花谷滿懷自豪地說“不想幹的人乾脆回中央”，並對占領北大營的計劃作了說明。接著三人在日本駐奉天特務機關二樓召開會議，後來今田新太郎也參加了。
眾人的參與使石原和板垣的計劃完善起來，“柳條溝計劃”形成了。它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爆破地點選擇在距瀋陽2.5公里處的柳條溝（亦稱柳條湖），這裡比較偏僻，便於行事，距北大營只有幾百米遠，如果中國軍隊聽到爆炸聲出來察看，正好可以說成是中國軍隊的軍事出動，並將其作為日軍反擊的理由；二是時間安排在9月28日，那時莊稼已經割倒，大地裸露，便於作戰；三是以鐵路爆炸聲為暗號，開始炮轟北大營，發起全面攻擊，一夜之間佔領瀋陽全城。
一切都在秘密地進行著。關東軍的少壯軍官們對9月28日晚的軍事行動，甚至都做瞭如下安排：
爆破是整個計劃的起點，不能幹砸了，於是板垣和石原將爆破任務交給了最早參與其事、又不乏專業技能和敬業精神的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讓他倆負責組成爆炸鐵路的秘密班子。不久，三谷清也參與進來。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術的河本末守中尉，從虎石台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3中隊調到柳條湖分遣隊，並當面向他下達了密令。花谷考慮到：“既然在爆破後，必須立刻集合部隊開始行動，那麼，無論如何需要向駐奉天部隊的骨幹分子，透露秘密。然後向志同道合的人，講明計劃，鞏固團結。”他這裡所指的“志同道合”的人包括川島正大尉（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3中隊長）、小野正雄大尉（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1中隊長）、川上精一大尉（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2中隊長）、兒島少校（駐奉天第29聯隊副）、名倉少校（駐奉天第29聯隊大隊長）、三谷少校（奉天憲兵隊）等，只有這些帶兵的人知道並支持計劃，屆時才能向北大營和瀋陽城進攻。
關東軍的陰謀，還是被外務部門的情報人員察覺了。 9月初，日本國內就盛傳關東軍要在中國東北採取軍事行動，以至新聞記者向若首相提出何時出兵的問題，若一臉的尷尬。 9月4日，外務省又得到一條重要情報：“關東軍的少壯軍官正在滿洲策劃幹掉中國軍隊。”外務省亞洲局局長谷正之為此專門向陸軍省提出了質詢。第二天，幣原外相就致電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要求他管束日本浪人，要他們不要參加關東軍的地下活動。關東軍的少壯軍官們感到了來自外務省的壓力，於是他們放出話來：“9月下旬的柳條溝計劃不搞了。”林久治郎信以為真，還專門向幣原作了報告。
可是不久，林久治郎發現自己上當了，他於是向幣原發出警告“關東軍正在奉天策劃一大陰謀，有不久就要幹出一件大事的跡象。”外務省又警覺起來。
15日早晨，剛被提升為參謀本部作戰參謀部部長的建川美次少將剛到參謀本部上班，就被金谷範三大將參謀總長叫了去，他陰沉著臉對建川說，關東軍的事外相知道了。原來，幣原外相在接到林久治郎的報告後，在內閣會議上當面質問陸相南次郎大將事情的真偽。在日本國內及至世界上，幣原都是有影響的政治家，他的質問讓南次郎感到了壓力，只得含糊其辭地搪塞說：“不調查，就不能相信。”不久前，裕仁天皇好像也聽到了些風聲，諭令南次郎要注意整頓關東軍的軍紀，連在日本政壇頗有影響力的西園寺公望公爵，也話裡有話地告誡他要謹慎處事。南次郎猶豫了，他有點看不清風向，雖然，他本身也是讚成在東北動武的。於是南次郎、金谷範三再加上教育總監荒木貞夫這三個所謂的“陸軍三長官”召開會議，以集體決策的方式，決定派建川美次到東北走一趟，要關東軍“再隱忍自重一年。”同時，南次郎陸相還給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帶去一封親筆信。
派建川出任這個約束東北軍的特使是頗可玩味的。建川並不是一個溫和派，不久前他在《朝日新聞》上表示：“中村在蒙古被虐殺，實日本之國辱，應為嚴懲之要求。若他國之壓迫，則非憤然起不可。”他所說的“他國”，當然就是指中國。
事態的發展似乎對關東軍的少壯軍官們不利。但是，他們並不孤立，即使在日軍中央部中，他們的“同志”也大有人在，譬如那位被石原莞爾尊為“前輩”的永田鐵山。當時擔任陸軍省軍事作戰部部長的他，早就從石原的信中得知了關東軍要藉中村事件發動軍事行動。二人多次通過書信的形式，對關東軍在東北可能的軍事行動進行了討論。
但在這次板垣、石原們的政治危機中發揮關鍵性作用的，不是永田鐵山，而是參謀本部情報課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上校。建川美次還未登機，他就在建川的辦公室中，向板垣先後發去三封電報，第一封電報的內容是“計劃已露，應速斷然行動”；第二封電報的內容是“應在建川到達奉天前斷然行動”；第三封電報的內容是“不必擔心內地（指日本），應斷然行動”。橋本在每封電報裡都提到的“斷然行動”，當然指的就是“柳條溝計劃”。
15日，正在瀋陽陪同關東軍司令檢閱部隊的板垣徵四郎接到了三封電報。少壯軍官們有點不知所措。晚上9時半，板垣和石原在奉天特務機關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會上首先宣讀了橋本的電報。聽說建川特使要來了，大家對建川的路數都不摸底，所以個個都顯得有些憂心忡忡。
花谷正首先發言了，他說：“建川奉怎樣的命令而來，尚不得知。倘若奉天皇的敕令而來，我等就會變成逆臣，還會有堅決實行的勇氣嗎？好歹也應與建川會面後再作決定。”
但今田新太郎不同意打退堂鼓：“既定計劃已經洩露出去了，務必要在見到建川之前，趁銳氣未減時動手。”
雙方各執己見，爭執不下，惟有板垣徵四郎在一旁，臉上帶著似笑非笑的表情，不言不語。
突然，石原問三谷清說：“你說怎麼辦？”
憲兵隊長答道：“我主張堅決幹。計劃既已至此，只要點火，總會有辦法的。”
爭論還在繼續，不知不覺，已是翌日凌晨兩點了。
板垣站了起來，他身材矮小，總是衣裝整潔，外套袖口露出雪白的襯衫，頭剃得精光，腮幫子刮得青白。他習慣性地搓著手，給人一絲不苟、文質彬彬的感覺。他建議用“抽籤法”來做個了斷。只見他抓起一把筷子，立於桌上，說道：如向右倒的筷子多則立即停止行動；反之，則立即馬上行動。
眾人屏住了呼吸。
“嘩”，筷子倒了，向右邊倒的居多。板垣的臉更青了，他宣布計劃暫停。眾人在默然一陣後，沮喪地離開了會場。
三谷清就是這樣沮喪地進入了夢鄉。可不久後，他就被石原推醒了。與板垣不同，石原是一個理性主義者，他不會讓任何偶然的事件左右自己的決定，一旦他認為自己想明白了，就會不顧一切地去做。
那邊關東軍的少壯軍官們要提前行動了，這邊的建川特使也終於於18日中午時分，見到了他這次中國之行要約束的主要對象之一——板垣徵四郎。建川與板垣有同學之誼，職務高於板垣，按理說，建川美次若是真的想制止事變發動還是來得及的。但建川並不想這樣做。二人一路寒暄，於下午7時一同到達瀋陽。
到瀋陽後，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花谷正等到車站迎接，送建川到菊文飯館。據說，建川和板垣在花谷正面前有如下的對話：
建川說：“年輕軍官是不是正在為中村大尉事件而興奮呢？”
“絕對不會有那種事。”板垣答道。
“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我很累，有事明天再說吧。”
當晚，日軍進攻北大營的槍聲響起。而此時的建川特使，不知是否仍在酣睡。
一些西方史學家把九一八事變稱為“一夜戰爭”，其實，任何戰爭都不可能在一夜間發生。為此，人們應該記住這樣三個細節：
1931年4月，日軍第2師團調至中國東北換防，這是一支適應嚴寒地區作戰的部隊。 7月1日，陸軍省發表了一項聲明，其要點是改中國東北駐軍輪換制為永久制。參謀總長和陸軍大臣說明，這次變革完全是為用兵作戰的需要。
同年春，永田鐵山來東北視察，石原在作完關東軍裝備情況的匯報後，說張學良的東北軍有22萬人，還有30架從法國買來的飛機，而關東軍在瀋陽連一門重砲也沒有。永田當即決定為關東軍解決。不久，兩門24厘米大口徑的榴彈砲由日本神戶運抵瀋陽。為了不讓人們知道是大砲，日軍將砲身與砲架拆開，偽裝成別的物件秘密運輸。該炮砲身連同砲架重達18噸多，最大射程10350米。瞄準的目標從這兩門大砲重新安裝時就對好了——一門對準北大營，另一門對準奉天機場。 “砲彈一炸裂，兵營就像一下子被吹到漆黑的夜空中一樣”——石原日後在回憶九一八事變當晚用重砲轟擊北大營時這樣寫道。
8月3日夜，日本陸軍在一個叫“湖月”的日本飯店搞了個聚會，這個地方，也曾是密謀與俄國開戰的地方。參加聚會的有參謀次長二宮治重、陸軍次官杉山元、作戰部長建川美次、情報部長橋本虎之助、軍務局長小磯國昭、軍事課長永田鐵山等，還有新任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台灣軍司令官真崎甚三郎，板垣徵四郎也參加了聚會。聚會者討論了滿蒙問題，對“積極解決滿蒙問題”均無異議。聚會後，一些少壯軍官又留了下來，相約“駐外軍隊要先動手，然後推動頭頭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