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12、溥儀在天津的生活

有時，歷史像個惡作劇的孩子，會把一些無足輕重，甚至連常人的水準也達不到的“低能兒”推到歷史舞台的中央，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對於那個身不由己地被置身於舞台中央的人而言，福兮禍兮，只能由天注定了。 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就是這樣一個福禍要由天注定的人物。 9月15日，有關溥儀的一條消息成了小報的花邊新聞。這一天，溥儀與其淑妃文繡終於在供養費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溥儀終於離婚了。 溥儀與文繡的離婚案，可以算得上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段奇聞。 1931年夏末，溥儀和他的后妃們躲在天津日本租界裡做著寓公。他與其淑妃文繡的婚姻生活不和，早已不是秘密。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文繡不但從家中出走，還請了三位律師，並一紙訴狀將清廷遜位的皇帝告到了民國的法院。這成何體統！溥儀一則以惱，一則以羞，可是，既然到了法院，就由不得他說了算。無奈之下，溥儀也同文繡一樣請了律師。

如同一切離婚案一樣，開始時雙方總要就導致離婚的責任問題，展開一番唇槍舌劍的辯論，可最終還要落在實處上——譬如供養費的數目等等，這一點皇家的離婚案也不例外。雙方律師經過討價還價，最後在5。5千元這個數目上達成一致。文繡在做了很大讓步之後，只要求一次給付現金，並在短時間內辦理手續。溥儀只好答應了。於是二人的離婚協議具備了法律效力。 沒有了紅牆碧瓦、宮廷威儀的遮擋，皇家的生活其實與市井百姓也差不多，而人們卻還是懷著好奇心，對“祛魅”之後的皇家生活津津樂道——這時的末代皇帝已不再具有政治的概念，而成為大眾評頭論足、街談巷議的對象。 如果溥儀的命運全然如此，那倒沒準是中國人的福氣，也是溥儀自己的福氣。

溥儀又是怎麼來到天津日本租界的呢？溥儀自己有如下一段回憶： 當馮玉祥將軍令我退出故宮以後，我移住我的父親載灃家中。有一天鄭孝胥和日本一個武官、還有一個醫生來接我上日本公使館，讓我裝病說上醫院。他們說馮玉祥將軍對我不利。我的家里人群起反對，認為這事太唐突，不妥，因此作為罷論。過了些日子，鄭孝胥、羅振玉、陳寶琛都勸我上外國使館躲避，他們說馮玉祥要加害我。莊士敦（我的英語先生，英國人）也贊成。我同意上外國公使館。就乘車到了東交民巷，先到德國醫院，經商量莊士敦主張上英使館，羅振玉主張上日本使館，我願意上英國公使館。莊士敦和英公使商洽，英公使說地方小不夠用，而沒有結果。莊回來了。羅振玉上日本兵營商洽，結果日本武官同意後我到了日本兵營。

溥儀說的是1924年的事。本來他退位後，還在紫禁城裡住著，享受著民國的特殊待遇。可到了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就把他從紫禁城中趕了出來。那時政局不穩，謠言滿天飛，於是就有了前清遺臣勸溥儀避入外國領事館的一幕。德國使館沒有接納溥儀，英國使館也找托詞回絕了，儘管此一行人中還有一個英國人——溥儀的英語老師莊士敦。而最後，日本使館收留了落難的退位皇帝。後來，日本人建議溥儀到天津的日本租界去，溥儀也願意，於是就在數名日本警察的保護下，乘夜來到了天津。 這一切，實際上都有關東軍在背後插手。溥儀甫到天津，關東軍馬上通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讓他對溥儀實施“保護”。溥儀在天津居住時，日本總領事派出日本警官一名和日租界內的中國人巡捕三四名，經常住在他的院內對他實施“保護”，他出門時，日本警官也總是跟著，並且還要把他每天出門和見人的事，記載下來報告日本領事館。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溥儀那沉如死水的心裡，又泛起了陣陣漣漪，他覺得機會來了，“每分鐘都在想到東北去”。不久，板垣徵四郎派來的日本浪人上角利一拜見溥儀，表示“誠心誠意地幫助宣統帝恢復自己的國土”，希望溥儀立即北上前往東北。溥儀自是十分歡喜，但身邊的老臣陳寶琛、鄭孝胥卻認為時機未到，不宜貿然前往。 但是，關東軍決意要把溥儀弄到東北去。 10月下旬，被稱為“東方勞倫斯”的土肥原親自出馬來到天津。 11月3日，土肥原夜訪溥儀。 土肥原誠懇地對溥儀講：關東軍絕無領土野心，只想誠心誠意地幫助東北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日本將和這個新國家訂立盟約，保護它的主權和領土；溥儀作為這個國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儀問道：這個國家是共和製，還是帝制？ 土肥原答道：當然是帝制，這是沒有問題的。 溥儀聽後十分欣慰地說：如果是帝制，我可以去。 於是土肥原就催促溥儀儘早動身，“無論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達滿洲”。 但是，土肥原的秘密入津卻被天津的新聞界捅了出來。當時天津有一份《益世報》，在11月3日這一天的報紙上，報導了土肥原已經於11月2日從瀋陽秘密抵達了天津，而且連他居住在常盤旅館這個細節都做了詳細的說明。 11月4日，該報記者又證實，土肥原確實已經到達天津數天，行踪詭秘，很少有人知道他每天都做些什麼。此外還分析出他此次來津的目的，其中有一項是要把溥儀挾持到東北，並推算出他還會給天津製造一些麻煩，妨礙社會治安。於是，社會上有些人開始對溥儀提出忠告，勸他以民族大義為重；南京國民政府也派人向溥儀告誡說：“不要到東北和日本人攪在一起，國民政府願意恢復優待條件。”天津地方當局也為可能發生的事變做了一定的準備。

鑑於以上情況，土肥原決定採取特殊手段逼迫溥儀出走。 第一步，他派人給溥儀送去一份特殊的禮物——兩顆炸彈；然後又派人給溥儀寫匿名信、打恐嚇電話，說些“如果你不離開這裡，當心你的腦袋”之類的話。 第二步，為了配合溥儀出走的行動，土肥原還策劃了天津事變。 11月8日晚10時半，在土肥原的唆使下，被收買的黑幫、流氓、兵痞約2000多人，著便衣，由日本租界衝出，以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所在地及公安局為目標，分頭實施攻擊。天津市保安隊和警察，當即還擊，頓時槍聲大作，天津市陷於一片混亂。 這時，駐天津日軍乘機出動，宣佈在租界戒嚴，並以保護為名，把在租界中的溥儀的住所封鎖起來。 10日晚，日軍的戒嚴狀態仍在繼續。日本天津駐屯軍翻譯官吉田忠太郎及日本浪人上角利一等，半護半挾地將溥儀秘密潛至塘沽，換乘日軍小型運輸艦比治山丸號駛至大沽口。然後，換乘日本淡路丸號商船，一路渡過渤海，於13日上午抵達營口滿鐵碼頭。

至此，溥儀結束了在天津不愉快的生活，滿懷興奮之情地“奔向海洋彼岸，尋找復辟外援的通路”去了。可是不成想，剛一登陸令他魂牽夢縈的東北，他就被關東軍軟禁了。 溥儀3歲被立為帝，6歲退位。時值末世的他，沒有受到一個君主應有的教育與歷練，卻在風雨飄搖、動盪不堪的生活經歷中，飽覽了時勢的多變和人心的險惡。 1931年，溥儀25歲了，可他並不具備與他那個年齡相稱的政治頭腦、責任感和歷史感，而留在他美好記憶中的，只有少時宮廷生活的高貴、華麗與奢侈。現在，他失去了這一切，當有個機會讓昔日重來時，他便義無反顧地投向了日本人的懷抱——這也許是出於他的本能的惟一選擇。像這樣一個人能被日軍利用並作為一張王牌來打，實在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幕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