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11、日本解決“中國問題”的策略

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方面還在不屈不撓地打著嘴仗。 9月3日，張學良以第三者的中立身份，通電呼籲寧粵雙方“深體時艱，共策和平，泯夙見以蠲畛域，開誠心以援機溺”，以為國家建立不世之功。言辭切切，卻是為南京方面說話的。 9月15日，廣州國民政府委員聯名回复張學良說：“和平之破壞者，厥為共產黨與蔣介石，蔣利用共黨，致招今日之天災人禍，蔣下野，和平自可實現。”直抒胸臆，總之是要蔣下台。 有趣的是，日本方面也加入了寧粵雙方的這場嘴仗。這一天，日本駐華武官產代少將造訪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陳儀，對日援粵武器一事力加否認，並代日陸軍本部聲明，日未供粵一槍一彈。日本當然並不是自己想來趟這趟子渾水，而是被人揪住了小辮子。南京國民政府接到情報，說日本正在與廣州方面秘密接觸，日本表示願意提供軍事援助，但要求以條約的形式，使這個有可能發展成為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廣州國民政府，承認其在滿洲的權益。在當時情況下，日本還不會蠢到拋開南京國民政府，把自己的在華利益捆在前途叵測的廣州國民政府身上。所以產代少將還是要出來“闢謠”的，儘管雙方都心照不宣。

日本是一個島國，在它西邊是比它大出幾十倍的中國，中國曾用自己的文化滋養、影響了日本，但當日本具備了“世界”的視野並決心要尋找自己的國際定位時，中國就成了它必須逾越的“障礙”。當時的中國是羸弱的，但惟有其大，也使得日本頭痛——以其有限的人力物力，想囫圇地解決“中國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乎，將中國分而治之的想法就成為日本對付中國的一貫性思維——時至今日，不是還有一些熱衷此道的日本人，在設想著將中國一分為幾才是最為合適的嗎？所以，當中國出現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勢力時，日本總是會熱情地跑到那兒去表示一把支持，有時看到事情比較有把握了，還會給點實質性的援助之類的。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本在侵占了奉天、吉林兩省大部，但尚未佔領北滿的情況下，由軍部製定了一個對華政策文件——《關於中國的對策細則》。其中規定了日本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在於迅速樹立滿蒙政權”，與此同時，日本對於中國本土的根本方策是，“摧毀張學良及國民黨現政權，以此使中國陷於一時混亂，使世界視聽遠離滿蒙。如有可能，在中國建立多個政權，從華南到華北，均使日本色彩濃厚起來”。文件的主要內容是針對中國東北的，但其中對於中國本土的對策，與軍部在同類文件的“對華謀略”中提出的“打倒中國中央政府、擁立親日政權”的方針，如出一轍。

1931年12月23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根據關東軍提供的方案，共同商定《處理時局綱要方案》，在主要規定對滿蒙政策的同時，再次提出日本對於中國中央政府及中國本土的政策，主要有“支援反張、反蔣勢力，特別是北方實力派（例如段祺瑞），以期消滅作為排日禍根的國民黨”等。 日本是這樣謀劃的，也是這樣行動的。實際上從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這種行動就一刻也沒有停止過。 早在中原大戰前夕，當閻錫山、馮玉祥策劃聯合反蔣之時，在張作霖被炸死後升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的土肥原賢二，即來到北平大肆活動，以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為幌子，策動成立以段祺瑞、吳佩孚為首的“北洋派大同盟”，以便日本渾水摸魚。 中原大戰期間，日本對於此次戰爭以及以閻錫山為首的北方政權，就頗為關注。在大戰近於尾聲、國民黨擴大會議於9月初改組北方政府之時，1930年9月16日，日本在一份經外務省大臣、次官及亞洲局局長等官員圈閱的《我方對於北方政府的建立之態度》的文件中，分析了北方政府之不同於1927年的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明確表示：

我方因在平津地區有相當重大的關係，此時對於已成為該地區實權派的北方方面，採取不必要的冷淡態度，實非上策。 ……不必要因該政府改變，而直接改變我方對北方方面的一貫態度。 這表明，日本對於閻錫山、馮玉祥等華北地方實力派，將仍然持一貫的支持態度，由此也就奠定了它與該派的特殊關係。後來，西北軍既產生了像吉鴻昌這樣的堅決抗戰派，也有不少高級將領如劉郁芬、雷中田等紛紛投靠了日本人——發生西北軍內部的這種分化，與日本人早年就與西北軍的密切關係有極大的關聯性。 在中國的北方實力派中，最令日本人念念不忘的是閻錫山。九一八事變後，先是已升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板垣徵四郎曾表示盡力支持閻在山西的政權，後是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又拉攏閻錫山充當“華北五省自治運動”首領。在與南京的離心力作用下，閻錫山一度採取了親日政策。但他很快發現，在與日本的經濟合作中，日本的傾銷政策使山西經濟受到了嚴重打擊；華北事變後山西已經直接面對察綏方面的日本軍事壓迫；太原、歸綏等地頻頻出現日特活動。這些都顯示了日本支持他統治山西乃至華北的真實意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於是，他不僅響應南京國民政府的提議，於1935年12月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且開始與中國共產黨秘密聯絡，率先在山西聯共抗日。

石友三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反复無常的軍閥之一，日本人的介入，終於使這個多變的軍閥墮落為侵略者的幫兇。 1931年3月，土肥原受日本參謀本部的派遣，再次來到華北，在天津設立了特務機關。土肥原此次選中的，正是反复無常但傾向反蔣的石友三，“企圖利用石友三之亂，消滅張學良的勢力，以便與華北同時一舉解決滿洲問題”。為此，土肥原機關進行了“石友三工作”。為配合“石友三工作”，日本還開展了對於蟄居大連的閻錫山的工作。 6月15日，閻錫山乘坐日本飛機，秘密由大連返回山西，加緊與石友三等進行聯絡，共同進行反對張學良的活動。他還派軍人專程赴天津，經由土肥原機關，辦理日方供應武器事宜。果然，在日本特務的策動下，石友三很快打出了反蔣旗幟。石友三的反蔣行動，還受到了廣東方面的支持，被任命為第五集團軍總司令。 7月18日，石友三通電討張。但戰事發動後，應者寥寥，又受到蔣、張兩軍的南北夾擊，不出半月即告潰敗。

1931年5月28日由反蔣聯盟組成的廣州國民政府，是南京國民政府實現統一後冒出來的最大的反對派，日本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6月下旬，汪精衛、孫科及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等，通過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蔣運動及赴日的請求。幣原外相於7月2日回電頗老辣地說：現在與廣東政府商討將來問題，不合時宜；雖然廣東政府未經日方承認，但對其強烈要求派代表赴日，也無異議。經過一番磋商之後，7月26日，陳友仁等人化名成日本人，秘密前往日本。至8月13日離日之前，陳友仁在東京，訪問過陸軍省、參謀本部及政友會總裁犬養毅、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等人，並與幣原外相進行過多次會談。其間，雙方會談涉及承認廣東政府、聘請軍事顧問等具體問題，對於武器援助問題也有所涉及。

據1931年廣州國民政府的主要成員之一的李宗仁回憶說： 九一八以後的兩三年內，日本軍、政、商、學各界要員訪粵，並來我私邸訪問的，多至百餘人。軍人中，如土肥原賢二少將、松井石根中將、岡村寧次少將、梅津美治郎少將、板垣徵四郎少將、鈴木美通中將、和知鷹二中佐、血田寬三、服部、中井、吉野、佐方等，都是後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要角。 在此期間，桂係得到了大量日本軍事援助，其中包括5000枝步槍、幾十挺機槍、十多架飛機，日本還向廣西派出幾十名陸軍、空軍教練。對於日本的援助，李宗仁的態度卻是：我們將來可以利用日本人代我們訓練的陸空軍和向日本買來的武器打日本，正合廣西人們的俗話：“借他人的拳頭打他人的嘴巴。”後來，據說在李宗仁指揮的台兒莊戰役中，這些日本早年援助廣州國民政府的軍火，被用於與日軍的戰鬥中。

1931年底，關東軍又派遣土肥原到達廣州，與在此醞釀進行反蔣運動的胡漢民會見。土肥原在攻擊南京政府的同時，表示願意由日本出面幫助胡“出面組織健全政府”，而胡漢民則以本國內政不要他國干涉為由拒絕了。至此，日本與廣州國民政府之間的暗送秋波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