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03、駐日公使很是樂觀

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政策已定。現在，該輪到國民政府出牌了。 說到20世紀30年代前半的中日外交，就不能不提到蔣作賓這個名字。 從照片上看，蔣作賓有著一幅很福相的面龐。他不但是民國時期的政要，還是著名的居士。蔣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1905年即加入同盟會，是老資格的國民革命者。辛亥鼎革後，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陸軍部次長，而當時的陸軍部部長是黃興。 1929年，時任中國駐德公使的他，代表中國政府出席日內瓦國際聯盟裁軍會議，在會上，他一改國聯多年只使用英、法兩種語言發言的慣例，莊嚴地用帶著湖北口音的國語在講壇上發言，引起外國輿論的稱讚，漢語遂被定為國聯正式使用的語種之一。 蔣作賓在歐洲的表現，足以證明他是堪當重任的外交人才。 1931年8月，蔣改任駐日本公使，一直到1935年底。此間，中日兩國使節升格為大使級，蔣作賓成為首任駐日大使。

蔣作賓在日本的四年，正是中日關係波詭雲譎的四年。在這四年中，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中日雙方政府所有的和平努力，都歸於破產，中日兩國最終走上了戰爭之路。國民政府始終都想迴避與日本的戰爭，因為它既沒有與日作戰的實力，更沒有與日作戰的勇氣和膽識。所以，爭取最後一絲希望以避免戰爭，就是國民政府賦予蔣作賓的艱難使命。 9月9日，新任駐日公使的蔣作賓離開上海前往東京赴任。當時，中國人去日本基本上都是乘船從上海出發，途經漢城到達日本，得半個月到20天。可是，肩負重要使命的蔣作賓，卻沒有從海陸徑直東行，而是一路北上，在天津港登陸後來到北平，會晤時任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的張學良。這並不是一次普通的會晤，而是因為“日本對滿蒙問題有急進態勢”，蔣作為中央政府的代表，要向對東北局勢最有發言權的少帥問策。

此前，張學良對東北時局以及中日關係已多次表明過自己的態度。早在7月6日，張學良在給東北政務委員會的電報中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本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這封電文表達了三個意思：第一，東北局勢危急，戰爭一觸即發；第二，我們打不過日本，戰爭結果只能是對我更加不利；第三，為今之計，只有力避衝突，在國際公法的架構內解決問題。顯然，張學良認為儘管局勢嚴重，但還有通過外交手段轉身騰挪的空間。 張學良的態度是有代表性的。 7月1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表示“此未對日作戰之時”，13日，時任監察院院長的於右任也在致張學良的電報中，以一個老國民黨的身份說道：“中央現以平定內亂為第一，東北同志宜加體會。”

顯然，國民政府的要員們並沒有對日本內閣在前一天的決議產生起碼的警覺。 樂觀使人心情釋然。聽了張學良的看法，蔣作賓似乎覺得輕鬆了一些。 三天后，在與北平的記者們見面時，蔣作賓面帶笑容地向焦慮的記者們說道：在我們南方，對中村事件似乎沒有你們北方傳得那麼邪乎，你們要注意輿論導向哦！並表示中村事件是完全可能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中央對此亦無須做出任何特殊的訓令，只待本人到日本後，當可迅速解決，事態決不致擴大。 此後，蔣作賓又逶迤北上，取道東北和朝鮮去日本。沿途，他不斷與駐當地的日本外交和政商人士會談，作了一路的調查研究。他所得到的信息是，所有人都以為目前局勢堪憂，希望早日解決懸案，以免為日本軍方激烈派有所藉口。不料，蔣剛到漢城，就傳來事變的消息。

寄希望於外交努力而力避衝突，這是當時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底牌。但這張底牌還沒有打出來，就已註定要輸掉牌局了。 1931年底，若首相因為“擺不平”由九一八事變而引發的危機而黯然去職。他在後來的回憶錄中，以《不聽從命令的軍隊》為題，對事變後日本軍隊對內閣的決定置若罔聞訴苦道：“內閣部長制定出關於不擴大事態的方針，交陸軍大臣將此方針下達給滿洲軍，但滿洲軍卻仍不停止前進。”可訴苦歸訴苦，後來日本內閣不但“追認”了日軍未經批准的軍事行動，還連“不法”軍事行動所需的軍費也一併批准了。軍隊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後再由內閣來“補蓋公章”對這種日本對外政策的實際操作模式缺乏必要的認知，正是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致命傷。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實行所謂的君主立憲制，天皇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而由首相領導的責任內閣，才是決定日本大政方針的中樞。可事實並非如此。日本內閣其實是管不著日本軍隊的。 早在1872年，日本就對軍隊的最高領導機關實行了改革，廢除了原來的兵部省，分設陸軍省和海軍省。不久後，在陸軍省內設立了參謀局，這就是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前身。 1878年，只過了短短的四年，陸軍參謀本部就從陸軍省中獨立出來，直隸於天皇，而並不受政府的統轄，成為掌管用兵作戰的最高軍令部門。凡屬軍令事項，皆由參謀本部的最高長官——參謀總長策劃，最後上奏天皇裁可。參謀總長甚至可將經天皇裁可的軍事行動，直接下達給政府中的陸軍的最高代表——陸相亦稱陸軍大臣去執行，根本無須經過首相。而政府中的陸軍省，則成為所謂的軍政機關，行使後勤保障職能，說白了，就是管陸軍的吃喝拉撒的。後來，相同的機構改革又發生在海軍身上，軍令部同樣從政府中獨立出來，成為最高的作戰指揮決策部門，直隸天皇；而政府中的海軍省則成為帶有後勤保障性質的軍政部門。

這樣，日本陸海軍的最高指揮決策權，都從政府中游離出來，形成了在對外事務中更具發言權的所謂“軍部”。 國民政府把避免與日本一戰的所有希望，都寄託在與日本政府打交道的外交管道，可日本內閣在對外的軍事行動上，原本就是說了不算的——這幕沉甸甸的歷史諷刺劇，注定了國民政府的必輸之局，它不但輸掉了大好的白山黑水，也差點輸掉了華北。 而當時，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必然性，還遠遠不止於此。 20世紀20年代，是日本政黨內閣的鼎盛時代。文官出身的政治家們，在一個個政黨政治集團的支持下，在政治舞台上顯然更活躍了，說話也更有分量了。他們一般受過良好的教育，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尤深。在國內事務方面，他們大多主張保障公民自由，實現更大範圍的民主；在國際事務方面，則反對輕易訴諸武力，而更傾向於在尋求利益一致性的前提下的“協調外交”。

相形之下，那些原本的“帝國驕子”——職業軍官們，則有向隅之感。日本軍隊內的“精英分子”不能漠視軍方地位的沉淪。 1929年，以所謂“陸軍三傑”——岡村寧次、小敏四郎、永田鐵山為骨幹的“一夕會”，得到了壯大，河本大作、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板垣徵四郎，這些日後在中國東北翻雲覆雨的“高手”，都出現在了名單中。 1930年，參謀本部的橋本欣五郎中校，又成立了一個法西斯軍人的秘密組織——“櫻會”，成員大多是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的陸軍中央部軍官，到1931年春，會員居然發展到150多人。 “一夕會”和“櫻會”都指責政府對外軟弱，主張改造國家，建立一個以天皇為中心的強硬政權，以“伸張國勢”。但他們也有分歧：前者主張“外先內後”，主張先解決“滿蒙問題”，再乘勢改造國家；後者主張“內先外後”，用橋本欣五郎的話說，就是“外部問題當然需要處理，但現在這樣軟弱的以政黨為基礎的政府並不能處理外部問題，所以，如不通過內部改革建立起強有力的政府而急於外政，就不可能進行改造。”

“櫻會”在行動。 1930年10月，軍部以濱口內閣批准《倫敦海軍條約》“侵犯統帥權”為口實，攻擊政黨內閣。 11月4日，濱口首相被一日本右翼青年刺傷，首相之職暫由外相幣原喜重郎代理，日本政局動盪不穩。橋本欣五郎等“櫻會”骨幹遂在一批陸軍中央部軍官的支持下，計劃於1931年3月20日發動政變：先是動員民間右翼勢力製造混亂，然後以保護議會為名出動軍隊包圍議會，迫使內閣首相辭職，建立以陸相宇垣一成大將為首的新內閣。這就是所謂的“三月政變”。可是，這個計劃卻受到了岡村寧次、永田鐵山等“一夕會”干將的反對，後來，原本支持政府的宇垣一成大將也畏縮了，“三月政變”遂告流產。 “三月政變”的流產，促使日本軍部把注意力首先放在解決“滿蒙問題”。中國的東北，撞在了日本新軍閥對外擴張的槍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