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04、鍾毓卻感到山雨欲來

新聞媒體對時局的敏感，有時甚至強於國家機器。 就在中國新任駐日公使蔣作賓面帶笑容地安撫北平記者的當天，另一位中國外交官員——國民政府外交部駐吉林特派員鍾毓的另一番談話，也被記者敏銳地捕捉到了。鍾毓認為：中村失踪案是一個嚴重的事件，其嚴重性甚至超過了萬寶山事件。而這兩個事件也絕非偶然，表現出日本的有意尋釁、步步緊逼。 1906年，就是日本在東北打敗俄國後的第一年，日本在今天的瀋陽設立了駐奉天總領事館。東北易幟後，與日本打交道不能再由東北地方當局出面了，因此不久後，國民政府就以駐吉林特派員的方式，在東北與日本政府開展外交事宜。 1931年，鍾毓擔任特派員一職已有三年多了。處於與日本人打交道的第一線的他，不會像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大員們那樣的官僚氣。他所感到的，是山雨欲來前令人窒息的壓抑。

如果說中村事件本身是一個“小概率事件”，那麼萬寶山事件的發生則更帶有必然性。 為了確保帝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構建了一個“品”字型的戰略佈局。第一是保證日本在東北的軍事存在。通過辛丑條約的規定，日本取得了在中國駐軍的權利，這種駐軍叫“中國駐屯軍”；此外，就是著名的關東軍。第二是經濟控制。東北有著中國最稠密的鐵路網，而在當時，對連接旅順、大連等戰略要地的鐵路，卻是由南滿洲株式會社在經營，它不但從東北擄走了大量的資源，更控制著東北經濟與軍事的大動脈。第三就是戰略移民。早在1905年，當時的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就提出所謂的“滿鮮移民集中論”，計劃向中國東北和朝鮮移民50萬。他認為實現此計劃後，“俄國雖倔強，必不敢與我開戰，中國更無論矣。夫如是和戰緩急之柄，居然落我手中。”

由政府驅動的移民一向是困難的。無論“愛國主義”的倡導，還是美妙無比的藍圖，對於離鄉背井的移民而言，顯然都缺乏說服力。於是後來，日本改變了策略，他們就地取材，利誘大批朝鮮人進入中國東北地區。此時的朝鮮已淪為日本殖民地，所以在日本看來，朝鮮人也能成為其移民的急先鋒。當時，中國當局為防止土地被日本等外國人侵占，曾頒布法令，禁止中國人將土地出售或租讓給外國人。 1931年4月，一個由中國人郝永德開設的公司——長農水稻公司，以公司名義租得長春縣萬寶山村地區十多戶農民的土地500餘垧，租期10年，聲稱將僱朝鮮人種稻。在租地的協議裡寫得明白，協議必須由縣政府批准，否則不能生效。長春縣政府在核准協議時，發現其中涉及朝鮮人，立刻警覺起來。過後，在更為詳細的材料中，得知要招188名朝鮮人前來耕種，這顯然與中國當局的政策不符，便沒有批准，並責令當地公安分局將已進入中國國境的朝鮮人遣返。可是，郝永德並不是老實的生意人，他不但置縣政府的裁決於不顧，還將租地全部轉租給無國籍朝鮮人李升薰——一個進入中國東北的朝鮮移民。

18日，李升薰以開渠種稻為名，擅引朝鮮人百餘名進入東北境內。這一活動損害了當地中國村民的利益。在數次交涉未果的情況下，村民遂投訴長春縣政府，縣政府又報告了吉林省政府。吉林省當局認為租地協議未獲批准在先，土地的非法轉租在後，令長春縣政府派警力到現場執法，勒令朝鮮人出境。 5月31日，長春縣公安局長魯綺率騎警到萬寶山村執法。李升薰服軟了，表示願停止施工，二日後出境。可是第二天，李就變得強硬起來，聲稱“至死不能停工出境”。 並不是李升薰在一夜之間突然變得硬氣，而是日本人跑來為他撐腰了。 6月3日，長春日本領事館派警部中川義治等數人，持槍至現場，以保護朝鮮人為名，督迫朝鮮人繼續挖溝。當中方警員再次前往執法時，中川等竟實施阻撓，聲稱：“須奉有領事命令方能停工。”

之後，中日雙方開始了一系列的外交交涉。中方雖然有理有節，卻始終也做不到“有利”。日本一面交涉，一面在日警的“保護”下，挖溝引水工程在照常進行。 當地利益受損的村民不能再等。 7月1日，四五百名農民各持鍬鎬，舉大旗上書“迫不得已，正當防禦”等字樣，將渠堤一段掘毀，並填平了一段渠溝。日警出面阻攔，被村民們斥退。日警見己方人單勢孤，只好作罷，但卻放出話來，說什麼明日等援兵來後，中國農民來一千死一千。第二天，果然發生了日警與中國村民的衝突，後來在中國地方當局的勸解下，中國村民才散去歸家。在衝突中，中國方面有數人被日警毆傷。 日本並不罷休，而是藉著萬寶山事件，發動更大的反華行動。在日本的煽動下，一些不明真相的朝鮮人反華情緒爆發，朝鮮多個城市發生對華僑的傷害事件，尤其是7月5日，平壤發生騷亂，數千憤怒的朝鮮人在日本官吏的縱容下衝入平壤的華人街，對中國僑民燒、殺、搶，造成數百中國僑民死傷的悲慘事件。中國要求日本政府負責賠償，日方只同意給撫卹金，表示遺憾，但不肯承擔法律責任。雙方的分歧直到9月18日也沒有能夠解決。

還在萬寶山事件發生的過程中，6月17日，日本駐吉林總領事石射豬太郎在給日本外務省的一份報告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 萬寶山者，……此地與長春市之繁榮及軍事、政治、經濟大有其關係。觀其廣野千里，大豆高粱刈薯等之繁茂，一見而知其為肥沃地帶。 ……於此足證其有國防的大價值矣。且察其沃野千里，為我國移民之一個好根據地。 ……尚該地方之廣大，我如能扶持其勢力，則萬寶山一帶及伊通河流域，一變而可為我日本勢力之新天地，終來欲制其中華方面在長春市繁榮者，吾人確信無有其難事……然察中華官憲之心理，似乎尚未曉萬寶山地方之真相，唯因感情而驅逐該地韓民。我如藉保護韓民為題，而欲造成為伊通河一帶之新勢力，信確無難事，殊如這回萬寶山韓民挖河築圳之事件，察中國官憲非常軟弱……果我方如能乘此機會挖河築圳工事，終來則藉此水利利權，而可獎勵我移民於彼地，以便開拓其肥沃曠野，成為良田，於我在長春方面之國防、政治、經濟等勢力，可以得自然之膨脹，亦可造千軍萬馬不可以支援之新勢力於長春，而其滿蒙特權之安固。

這段話雖然有些長，且半文半白，但讀起來一定不枯燥，因為它把日本製造萬寶山事件的苦心孤詣，闡述得淋漓盡致。 而反觀國民政府，能看透日本圖謀的又有幾人？所以說，鍾毓能把中村事件與在此之前發生的萬寶山事件聯繫起來看，並看出了日本“有意尋釁，步步緊逼”的意圖，是很有眼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