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02、大水把國民政府沖得搖搖晃晃

1931年夏秋兩季，頻頻見諸報端和各級國民政府文告的，並不是中村事件等涉外話題，而是一場百年不遇的水患。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布的《為救濟水災告全國同胞書》，明白無誤地把這場水患稱為“國難”。 9月8日，國民政府發行賑災公債8000萬元，分兩期發行，本月內先發3000萬元，12日內續發5000萬元。年息8厘，按票面九八折發行；本息10年償清。 1931年氣候反常。入夏以後，中國大部分地區出現長時間淫雨天氣，還不斷出現大雨和暴雨，珠江、長江、淮河及松遼流域河水猛漲，造成全國性的大水災。其中，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災情尤為嚴重。據統計，湘、鄂、贛、浙、皖、蘇、魯、豫8省合計受災人口5127萬，經濟損失22。54億元，而國民政府1931年的整個中央預算，也就不到10億元。

武漢地區襟江帶湖，受水害尤重。 8月2日凌晨，單洞門鐵路大壩決堤，大水直奔市區，漢口全境浸沒水中，高及屋頂。隨後武昌的武泰、武豐等堤也相繼潰決，武昌濱江城區，盡成澤國。此後不幾日，地勢最高的漢陽，也共有45個堤垸被沖毀，江水以風馳雲卷之勢，長驅直入。三鎮盡成澤國，淹沒水中達兩月之久。武漢遭此重創，逐漸由盛轉衰，“九省通衢”的地位頓成明日黃花。 在突如其來的大水面前，國民政府心有餘而力不足。除了一些地方政府對災情所做的杯水車薪式的救濟外，國民政府最早對水災做出反應是在7月25日，此時，已離珠江流域發生重大災情一月有餘。這一天，國民政府下令，特派許世英等九人組成賑務委員會委員，指定許世英、王震、劉鎮華、王守珍、朱慶瀾為常務委員，許世英為委員長。

許世英是一位活了91歲的老人，清光緒年間就躋身官場，歷經晚清、北洋、民國三個時期，能為各派政治力量所接納，新舊咸宜，左右逢源，甚而得膺重任，宦海浮游60餘年。朱慶瀾是哈爾濱人，1892年，就曾任黃河修復工程的河工委員，可謂是一個治河、賑災的專家。辛亥革命期間，他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動。後來，在主政黑龍江期間，多有德政，惠及鄉里，商民為紀念其功德，將一艘新輪命名為“慶瀾”號。 1925年2月，他辭去一切職務，專門從事慈善事業。 以許、朱二人為代表，在這些賑務委員中，都是一些社會賢達，並沒有一個是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實權派人物。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賑災賑災，政府拿得出錢來才是硬道理，否則，任憑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難有作為。賑務委員會成立後，儘管奔走呼號、嘔心瀝血，卻鮮有救災濟民的良方。

7月30日，許世英電告蔣介石並呈行政院，謂“災民不死於水，即死於飢，其慘狀實為近百年來所未見”，並請飭財政部發賑災公債1000萬元。 公債不是現款，對水災中的遍野哀鴻而言，遠水解不得近渴。於是流離失所的災民們只能靠著民間那點可憐的救濟度日。據當時的報紙報導，漢口災民亟待賑濟者15萬人，八個收容所所能救濟者僅三分之一，災民無食者由公私團體每日發給饅頭兩次。 國民政府還是拿不出錢來。 8月12日，立法院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稱，本年國家財政預計不敷總數達2。8億萬元，賑災除募集公債庫券外，幾無他法。 看到只靠社會賢達難有作為，國民政府為統籌救災，於8月14日特設救濟水災委員會，派宋子文、許世英、劉尚清、孔祥熙、朱慶瀾為委員，以宋子文為委員長。在這個名單中，出現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名字，這二人都是國民政府的“大財神”，尤其是宋子文，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絕對是國民政府財政界的一把手。

實力派大員的加入，馬上就見到了效果。就在成立的當天，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決議請國府飭令各主管部、會從速實施治水方案，並通知各省府調查水災情形。各省賑款分配為：安徽、湖南、湖北各17萬元，江蘇、江西、河南各13萬元，浙江8萬元，漢口防疫費2萬元，四川急賑1萬元。 21日，賑委會呈請國民政府將一切不急之建設事業暫緩興辦，提前實施治水方案。口氣大不一樣，措施也來得實。 但是，區區數十萬元的賑災款，對於百年不遇的災情而言，是個什麼概念呢？ 8月30日《申報》訊，武漢警備司令部曾公佈武漢災情，受災區域達54縣，災民1400萬，其中死亡20餘萬，受災耕地800萬畝，流失房屋700萬棟；長沙市大部浸水，中央所撥賑款17萬元無濟於事。

讓我們把鏡頭再拉回到受災最重的武漢三鎮。 這時，坐鎮武昌的是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何成浚。此公曾隨孫中山、黃興從事辛亥革命和護法戰爭，後追隨蔣介石，成為蔣溝通各派軍閥的說客，得以重用。歷任武漢行營主任、湖北綏靖公署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職。就在湖北省主席的任上，他遇到了這場百年不遇的大水。 這位國民黨軍內的“智多星”一籌莫展。靠湖北地方自救沒戲，靠中央更沒戲，深諳時局的他對此心知肚明。百般無奈之際，他把眼光移向了湖南，希望這個受災較輕的“兄弟”拉自己一把。何成浚修電一封致湖南省主席何鍵，要求他開放米禁。 有道是“盛世古董、亂世黃金”，在亂世，有比黃金更重要的戰略性物資——糧食，因為成色再足的黃金，也有買不到米麵的時候。中國自古就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湖南、湖北是中國的糧倉。

可是當時湖南的大米，是不能隨便流出本省的。武昌起義推翻清政府後，有一段時間中國各省的自治、獨立運動，鬧得如火如荼。在這場運動中，湖南是最起勁的一個。既然要獨立，不允許大米這種戰略物資流出本省，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這時，擔任湖南省主席的是何鍵。此人生於湖南醴陵，是土生土長的湖南軍閥。 1928年後，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一干就是九年。其間，他總攬湘地軍政大權，儼然一副“土皇帝”的坐派。由於蔣介石要利用他“圍剿”紅軍，也就睜一眼閉一眼了。紅軍長征後，他才被迫去職。 面對這樣的一個“土皇帝”，何成浚要求放開米禁，何異於緣木求魚？果不其然，就在何成浚發出電報的當天，何鍵就回電說：“湖南省濱湖產米各縣亦遭水災，秋收絕望。補救無從，本省穀米猶不足，難以開放米禁。”把何成浚生生頂了回去。

“援兵”不到，何成浚的政治生涯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8月上旬，武漢三鎮大水方熾，有人以省政府防災、救災不利為由，向何發難。何雖然控制住了局面，但他明白，危機並沒有過去。何不想坐以待斃，他把眼光再一次地轉向南京中央政府。 何成浚還是很有能量的。 8月18日，國民政府美籍顧問貝克等抵武漢視察災情，並調查救濟災民及糧食供給辦法。貝克巡視後認為，武漢災情之重，超過原來想像，救災實無具體辦法。 9天后，救濟水災委員會委員朱慶瀾飛抵武漢視察水災。朱視察後認為，湖北災情奇重，須大規模救濟。 這些“欽差”們的看法，當然都會無一例外地傳到國民政府的最高決策者蔣介石的耳朵裡，蔣覺得得自己出面了。 8月28日，蔣介石乘永綏艦到武漢視察水災，翌日在艦上召集何成浚等商議賑災辦法，並命令湖南、江西兩省弛米禁，令武漢中央銀行撥30萬元活動金融。

此時已是時屆9月，中國大部分地區的雨季均已過去，武漢三鎮的民眾在大水中整整泡了一個多月。對他們最有效的救濟——從鄰省湖南分得些許大米，卻是在大水退去後才姍姍來遲。而這一切，還是在蔣介石開了“現場會”的前提下，才得以實現的。 若干年後，全面抗戰爆發，當國民政府軍隊在正面戰場上與日軍作戰，因為指揮官們各存私念而導致一場場慘敗時，其光景與1931年武漢救災中的故事何其相似！ 隨時間推移，這場百年不遇的大水終於逐漸退去，數以千萬計的流離失所的災民，回到了他們被大水滌蕩殆盡的故地。 13日，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財務組公佈，收到各界捐款銀元2534224.55元，小洋2935角，銅元3318枚，銀兩73316兩7錢。銀元俗稱“袁大頭”，它的貨幣單位是元，是中國現代史上信譽最好也是流傳最廣的一種貨幣；小洋俗稱“小洋頭”，正面有孫中山的頭像，它的貨幣單位是角。如果把這些貨幣都陳列在一起，林林總總，五花八門。

前線的司令官們看到了穿著不同製服的各種軍隊，也看到了他們帶來的各種各樣的武器裝備，將他們的武器放在一起的話就像是舉辦一場大型的過時世界武器博覽會。在淞滬戰場，雲集了最精銳的部隊，張治中上將手下的第88師、第87師、第36師配備有德國的武器，他還可以指揮他的坦克手攻擊已經被逼到海邊的日本軍隊。而在山西，來自四川的王銘章師長屬下的士兵卻穿著草鞋，他們連坦克是什麼樣子都沒有見過。 這是李繼鋒博士在他的《抗戰回望》一書中，對抗日戰爭中與日軍作戰的中國軍隊的整體描述——這樣的軍隊與上述1931年社會募捐所得來的充斥各種幣種的善款，頗有幾分相似！ 在1931年的大水災中，數額較大的一筆國外贈款，來自於日本裕仁天皇。 8月22日，日皇對長江水災贈款10萬日元，由日本外務省匯往正在上海的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處，並囑咐重光葵將捐款交到宋子文手中。重光葵立赴南京，在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慰問的同時，告知中國外交部天皇捐款賑災一事。這個捐款的數目，與8月17日日本政府就中村事件向中國方面提出的索賠金額100442日元，甚為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