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01、日本在反華喧囂中蓄勢待發

這是一座兩層樓的建築，紅牆灰瓦，坐落於日本東京都市區的中心——銀座的附近。銀座是繁華而喧囂的，而這裡，則充滿了肅穆、冷峻的氣息，更透出幾分詭譎，這就是日本的首相官邸。 這一天，幾輛轎車在首相官邸的門前停定，身著誇張燕尾服的若禮次郎首相，緩慢地走出首相官邸。五年前，他曾擔任日本首相，現在，前度劉郎今又來，65歲的若再度組閣，這一次，若首相的政治壽命又會有多長呢？ 今天，首相要去參加一個內閣會議。與許多頗為棘手的閣議相比，這次閣議的議題並不困難，因為日本政界與軍方達成了共識。不久，閣議就做出了一項關於中村事件的決議：日本政府將視中國當局的調查結果如何再定對付方法，如中國“不迅速以誠意從事徹查，則日本軍事當局與外交當局應會同決定對付行動”。

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決議。此前，日本外務省雖已就所謂的中村事件多次照會中國外交部門，一次比一次強硬，但是，在內閣會議的決議中出現“日本軍事當局與外交當局應會同決定”的詞句，這是第一次，而把“軍事當局”列在“外交當局”之前，也同樣是意味深長的。 日本要做大文章——戰爭的氣息已經從日本內閣的決議中透了出來。 那麼，中村事件是怎樣的原委呢？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洲”，這是日本大陸政策的核心。日本認為，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的東北，存在著帝國巨大而特殊的利益。 20世紀初，日本就因為在中國東北與俄國的利益衝突，不惜與俄國這個龐然大物一戰。日本賭贏了，但顯然並不滿足，它與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恩怨情仇，就表明它還想在東北攫取更大的利益。

中村震太郎，1897年出生，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曾在貝加爾地區充當軍事間諜，後來一直在中國班任偵察員。 1931年，中村奉命到中國興安嶺南麓一帶進行偵察。當時，日本是以蘇聯作為自己最大的假想敵的，並認為，如果兩國發生衝突，中國的興安嶺地區是戰略要地。 5月下旬，中村一行三人，到達駐哈爾濱的日本特務機關———百武機關。百武特務機關早已按照密電，為中村備好所需經費、器材和中、日、俄文各一份十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另外，還為他配備了一名俄國嚮導米羅闊夫。 1931年6月初，中村一行到達齊齊哈爾朝日旅館（日本間諜機關所在地），被告知由井杉延太郎充當中村執行任務的日籍嚮導。 5天后，中村攜米羅闊夫、井杉延太郎以及蒙古族嚮導留存寶，騎3匹蒙古馬，帶足乾糧、器材，自齊齊哈爾市出發，擬於7月上旬到達洮南府。約好由另一名日本特務片倉衷在那裡接應，完成任務。

6月22日洮南日本領事館收到中村自海拉爾發來的一份電報，稱“預計7月3日可到洮南”。片倉衷當即前去接應，但直到7月20日仍不見中村一行的踪影。 這時，日本特務機關還並不知道，十足的“小概率事件”在中村一行人的身上發生了。 東北的興安嶺地區，中國軍備鬆弛，盜匪橫行；蒙漢雜居，民族關係複雜，是日本策動“滿蒙獨立”的重點地區。面對於此，張學良將軍曾從關內調回部分東北軍編成屯墾軍駐紮興安嶺地區，加強對這一帶的防務和控制。同時，照會日本領事館，以地方不靖為由禁止日本人到該地區“旅行”。 當然，那些負有特殊使命的日本“旅行者”，是不會在意東北地方當局的所謂禁令的。裝扮成中國人的中村一行四人，還是進入了興安嶺地區。可是，就在他們完成任務的返程途中，歪打誤撞地與中國屯墾軍第三團遭遇了。

7月的關外，已是日上三竿的時辰，卻感受不到太陽的炙烤，東北屯墾軍第三團一營的士兵，照常在駐地外道路邊的開闊地上操練。這一天，團長關玉衡並不在團部，由團副董昆吾代理團長之職。突然，正在訓練的三團一營營長陸鴻勛發現，有四人自北向南騎馬疾馳而過，形跡十分可疑，於是追回問話，但無論是用漢語提問還是用蒙古語提問，四人均不作答。陸於是向董報告。董復用日語詢問，其中一人答話，承認自己是日本人，並取出名片一枚，上印“日本東京農業學會會員”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樣。董遂向四人表示要施行檢查，於是在他們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褲中搜出調查筆記、軍用地圖，並查出寒暑表、指北針、測圖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槍，這種手槍由日本人南部騏次郎設計，被中國人俗稱為“王八盒子”，是日本軍人的標誌性武器，董團副一看便知。在中村等人的筆記中，清楚記載著“旅行”的意圖、路線和蒐集到的十分詳盡的各種軍事情報。於是中村的間諜身份暴露無遺。

在接下來的審訊中，中村大尉表現出與日本武士精神相一致的沉默與倨傲，極大地激怒了屯墾軍三團的官兵，加上強烈的民族義憤，於是就在當天晚上，中村等四人被一併秘密處死，其所有物品，除保留了筆記、地圖、手槍、測圖器外，都燒毀了。 這是一場十足的小概率事件，甚至連小概率事件也算不上，可是，歷史還是弔詭地記住了中村事件。不因為別的，而是中村佩帶的手錶洩露了“天機”。 這是一塊很好看的手錶，讓人聯想到“值錢”二字。為此，當中村等人的其他物品都被燒毀時，這塊“值錢”的手錶卻被一個姓李的軍人偷偷藏匿了起來。以後，這塊手錶被李軍人典當了，當來的錢成為其一夜風流的嫖資。 當時東北的色情業中，有不少的日本人混跡其中。當然，這些人並不是為生計所迫，而是負有特殊使命的日本特工。於是，李軍人“當表求歡”的過程，就被日本特工掌握了。

再來說中村的手錶。那不是塊普通的手錶，其名稱叫做“三道梁”，是日本特務機關為其特工佩帶的專門手錶，足以標明帶錶人的身份。中村的失踪與出現在當舖中的“三道梁”以及當主的身份，構成了一條邏輯明晰的因果鏈：中村不但沒有“人間蒸發”，反而為日本在中國東北做大文章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7月23日，日本關東軍獲得中村被殺的消息，這個消息很快就傳到了東京的日本陸軍中央部。 8月17日，日本陸軍省發表了《關於中村大尉一行遇難的聲明》，宣稱：中村事件“是帝國陸軍和全體日本人的奇恥大辱”。日本方面已經一再表示要用斷然手段，即用武力來解決滿蒙的懸案。日本的報紙也連篇累牘地報導中村事件的所謂真相。 8月24日，日本陸軍制定了一個關於對洮安、索倫地區——也就是中村前去執行間諜活動的地區實行保障佔領的方案，它冗長的全名叫作《當中國方面否認殺害事實或不能達到滿意解決時對中村事件之處理方案》，不但主張“要斷然實行對洮索地區之保障佔領”，還特別講到，“在實行本方案時，如遇到中國方面之實力反抗，就要導致滿洲問題之根本解決。”所謂“根本解決”，即是指戰爭。

但是日本外務省卻對此心存疑慮，他們認為如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用兵，會“惡化世界對日本之印象”。外務省經與軍方商議，決定暫時停止實行這一方案，繼續以外交交涉為主來通過中村事件爭取在東北的利益。 日本外務省的消極態度，當即惹惱了一人，這個人就是狂熱的關東軍少壯軍官石原莞爾中校。 20世紀20年代以來，日本陸軍以一批少壯軍官為代表形成了一個個小集團，主張對外採取更激烈的軍事擴張政策，以求更大限度地實現帝國的利益。他們甚至不惜以刺殺內閣首相和軍界要人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文官政府和昏聵的上司的不滿和更為激烈的帝國訴求。當他們激烈的行為觸犯日本法律時，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反而被冠以“愛國熱忱”的光環，成為為帝國利益殺身成仁的烈士。

當得知中村被殺事件後，他們知道又一個天賜良機來了。石原中校就是這樣一位有超強敏感性的帝國少壯軍人。翻開石原的日記，可以看到他一直在鍥而不捨地謀劃著如何通過武力實現帝國在中國東北的利益。當得知中村被殺事件後，他興奮極了。在一封私人信件中，石原中校這樣寫道： 我等深信此次之事件，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就是說，領事館終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而依靠軍部的力量，在最短期間內即可獲得成功。 他甚至就一個如何才能令中國軍隊更加難堪的細節問題做出如下建議： 謝罪問題，也應採取讓部分日本軍隊開進洮南地方受領（中村等人）遺體，而讓中國軍隊向我軍謝罪的方式（我認為這種作法比讓中國高級官吏謝罪更難以接受）。 顯然，其動機是要把事情鬧大。

這些話，是石原8月20日在給日本陸軍部軍事課長永田鐵山中將的信中說的。永田並非“外人”，他與岡村寧次、小敏四郎一起都曾留學德國，三人被稱為日本陸軍軍官中的“三傑”。這個集團是激進少壯軍官集團的祖師爺，完全可以稱得上是石原們的“前輩”。 日軍軍官的“私房話”，把中村事件對於日本當局的意義，詮釋得赤裸而明晰。 8月11日，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電令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努力使中國方面坦率承認事實，進行交涉”。 8月17日，林總領事會晤國民政府遼寧省主席臧式毅，交涉中村事件。同日，在瀋陽的日本陸軍當局發表“中村被害之第一次調查”。 同一天，日本政府以陸軍省的名義，在隱瞞中村的真實身份——日本軍事間諜的前提下，公佈了中村等被殺事件，並宣稱“日本在滿蒙特殊權益受到了中國的侵害，現處危險之中”。

日本各政治集團也馬上行動起來。政友會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成立的一個準政黨組織，日本許多著名的政治家如伊藤博文，都曾是它的重要成員。政友會緊急行動起來，選取精干人員組成演說團到日本的六大城市做宣傳鼓動。 9月1日，“帝國在鄉軍人會”召開全體會員大會，會長鈴木莊六大將意味深長地說：“值此時局嚴重之際，應普及、提高國防思想，正確引導輿論。” 日本原本是靜謐、含蓄的國度，木屐與石板路碰擊發出的聲響，成為一曲令不少人為之心動的空靈之音。但當日本人群情激昂時，一種內斂、壓抑的力量就會勃然爆發，從而使日本變成一個瘋狂的國度。甲午年間，當日本海軍決定性地擊敗大清北洋艦隊時，日本島就爆發過這樣一次瘋狂，人們走上街頭、歡呼雀躍，一時萬人空巷。這一次，日本又瘋狂了，國民們為同胞在異國他鄉的“無端”受戮，更為一個被炮製出來的“中國威脅論”而群情激憤、奔走呼號。 就這樣，日本國內對華戰爭的社會動員開始了。 可是，南京國民政府顯然並沒有嗅到戰爭的氣味。 8月20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日本民政黨成員菊池良一，二人作長時間的會談。在會談中，蔣希望日中及亞洲各民族為黃種大聯合而奮鬥。菊池請蔣在國民政府軍隊中酌用日本教官，並建議國民政府採取措施制止社會上的排日行動。蔣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