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北最大的城市瀋陽，矗立著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築物，叫做殘歷碑。巨大的碑身宛如一座翻開的台歷，花崗岩碑體被雕刻成彈痕累累的造型。那上面的時間，永遠停在了1931年9月18日。在這個日期的旁邊，有一段短促卻足以觸動國人神經的文字：“夜十時許，日軍自爆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反誣中國軍隊所為，遂攻占北大營。我東北軍將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國難降臨，人民奮起抗爭。”十多年來，每逢9月18日的夜晚，瀋陽的上空便會響起3分鐘連續而尖利的汽笛警報聲。 無疑，人們希望用這種方式永遠地記住九一八事變。可是，是否我們已經忘卻了些什麼，尤其是關於那段歷史的背景和事變本身的某些重要細節？ 細節就那麼重要么？是的，沒有細節的歷史就如同聽不到心跳的標本，任何宏大的歷史敘事都存在於細節之中。歷史不是潑墨大寫意，而是工筆劃，只有鮮活的細部，才能構成趣味盎然的整體。

我們或許迴避不了這樣的問題：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還能夠像殘歷碑那樣把那個日子深深地刻印在自己的心中嗎？我們還能夠真切地找尋到那段歷史與今天的血肉聯繫嗎？ 讓我們一起把思緒拉回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東北。 所謂滿蒙者，……廣袤七萬四千方裡，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 ……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世之無其匹敵。 ……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這段話出自著名的《田中奏摺》，反映了日本大陸政策的核心。我們不必糾纏於這個神秘文件的真偽，從那個年代及之後日本對中國東北的處心積慮的侵略和掠奪，完全可以證明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既定國策的產物。可是，說到九一八事變爆發的具體背景，情況卻要復雜得多。簡單說，它是日本內部三股政治力量在一致認同其大陸政策的前提下，又出於不同的政治考慮和利益訴求而角力的結果。

積極籌劃和推動事變爆發的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軍官們，他們把日本的政治高層和軍事高層，看作是老朽腐敗的官僚，認為只有迅速在中國東北動武，變滿蒙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才能在大國角逐的國際格局中居於有利地位。關東軍是日本在中國的佔領軍，通過武力贏得帝國更大的在華利益，“天然地”符合他們的利益，所以上至司令官，下至基層聯隊長，都是事變的積極支持者。 限制甚至反對關東軍的“激進”態勢的，主要是日本內閣。與“不管不顧”的軍人不同，他們有更深遠、更講求調子的政策圖謀和行動路線圖，也更關注其他列強的反應。其策略，是要把對中國“親善”的政治秀做足，從而在“不得已”對中國動武時，能夠得到列強的諒解。事變的爆發打亂了他們的計劃，但日本政府既無力量也無決心管束“不聽從命令”的軍隊，只能不情願地跟在帝國軍人的身後亦步亦趨。第三種力量是以陸相和陸軍參謀總長為核心的陸軍中央部，它的態度是最曖昧的。作為陸軍的中樞，他們既要維持政策的穩定性，又不能不顧及到海外駐軍的要求和利益，軍人的本能也告訴他們自己，只有在戰爭中軍隊才會成為國家的柱石。所以，事變爆發前，他們優化了關東軍的軍事配備；事變爆發後，他們又以明抑實揚的方式，為日軍軍事行動的節節升級開綠燈。

考察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後中國的情形，情況似乎簡單得多——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主要的責任人是蔣介石以及嚴格執行其政策的張學良。這實際是一個過於簡單的答案。避免與日本開戰，這不但是蔣、張的主張，也是國民政府中的主流意見，甚至像胡適、丁文江、傅斯年、陳寅恪之類的知識分子和學者，也持這樣的觀點。一位專家在仔細討論了當時中日雙方陸軍的武器裝備和人員素質後，結論是如果兩國正式開戰，中國要用一比六到一比八的軍隊數量，才可能與日軍相抗。當時，蔣介石剛剛完成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可實際的情況卻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激戰正酣；國民黨內部鬥爭激化，不但導致出現了兩個並立的國民政府，雙方還兵戎相見；地方勢力依然強大，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向中央政府叫板；羸弱的中國又遭受百年不遇的水災的打擊……總之，當時中國似乎不具備與日本在戰場上一見高下的力量。

但是，不抵抗政策仍然是一個基於錯誤判斷的錯誤決策。國民政府過高估計了日本政府在日本對華政策中的分量，總把日本通過其外交管道透露的信息看得過重，而不了解對於日本軍隊而言，日本政府其實是說了不算的。事變爆發時，國民政府以為只要不抵抗，不給日軍以擴大戰事的口實，日軍終究會受到政府的節制，撤回到滿鐵附屬地去。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決定中國命運、在一定程度也決定著日本命運的九一八事變，竟以日方“低層”推動“高層”的方式詭異地發生了。不向日本宣戰是一回事，不抵抗是另一回事。一味屈從於人，不但不會增加自己在談判桌上的分量，反而會助長對手得寸進尺的貪欲。況且，在日本人的性格中崇拜強者的特點根深蒂固，在這樣的對手面前，表示屈服就可能要面臨最可悲的後果。

考察九一八事變還不能忽視國際背景。當時英、法等老牌列強，還深陷於一戰後形成的戰略思路中，不但看不到日本崛起對其所構成的威脅，甚至還縱容和支持，尤其是英國，它一向把日本看作遠東地區的盟友，儘管一些英國政治家並不喜歡日本；美國雖已是世界頭號強國，但其對外政策的基調是所謂的孤立主義，這不但使其國際戰略缺乏遠見，而且在行動上往往猶豫不決；至於國聯，實質上是受英、法控制的，“老闆”不想有所作為，要指望國聯對中國有實質性的幫助想來也難。 值得指出的是，對九一八事變的走向和結果影響最大的“國際因素”，是與中國和日本都毗鄰的蘇聯。就戰略而言，日本佔領滿洲，主要是衝著蘇聯去的，它要在為一場可以預見的與蘇聯的戰爭中，為自己贏得鞏固的後方和戰略縱深。事變爆發後，日本政府最擔心的也是蘇聯的介入，所以狂妄無比的關東軍在向黑龍江省方向推進時，竟也逡巡不前，因為北滿鐵路是蘇聯的勢力範圍。斯大林看透了日本人心中的斤兩，他並不願意去挑戰風頭正勁的日本，而更願意看到日本在羸弱卻又地域廣闊的中國泥足深陷，這樣，蘇聯的東面就是安全的。所以，蘇聯不但忍下了日本在中國東北對自己勢力的冒犯，甚至連日後的偽滿洲國也承認了，並於1935年以1.4億日元的價格把北滿鐵路一併賣給了偽滿洲國。斯大林設了個大局，日本就一頭鑽了進去，直到行將戰敗，也沒能發動那場假想中與蘇聯的決戰；而中國，則要更多承受戰火和苦難。

當然，九一八還有許多說不盡的話題，它絕非僅僅是一個“悲慘的時候”，也不是像一些西方史學家所描述的，是一場在一夜之間發生的戰爭。所以，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說，仔細品味九一八事變背後的政治角力，不但有意義，而且也不枯燥，只要回憶起那些重要的細節，我們就可以讀出那段歷史與現實的緊密關聯。 為此，在本書的寫法上，我們作了些新的嘗試，未必成功，但求新意。 我們選取了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後21天的歷史，通過38個具體事件或話題，力求多視角、多維度地展示事變爆發的前因後果和豐富內涵。當然，具體的歷史敘事並沒有局限在這21天，有的追溯甚至到了日本明治維新，而為了照顧到事件的完整性，有的話題涉及整個抗戰。在寫作中，筆者力圖做到以小見大，散而不亂。在選取的事件和話題中，大多數都與九一八事變密切相關，也有一些話題扯得遠些，例如，寫到了1931年的大水，寫到了地方實力派與中央的對抗，寫到了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圍剿”，等等。所有這些，乍看來並不與九一八事變直接相關，但它們卻可以啟發人們從更為豐富的視角去審視這段歷史，使讀者看到一面是國力漸至頂峰、對外虎視眈眈的日本，另一面是國力羸弱、政府脆弱、內部紛爭不斷的中國。只有了解了強弱之勢，才能看懂勝敗之機。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經過一個甲子的洗禮，世界和中國已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如果對歷史的回溯不是發思古之悠情，也不是書齋中為學問而學問的文字，而是為了走近歷史的深處，用一程探索之旅、發現之旅來觀照現實、展望未來的話，那就讓我們以此方式紀念這個特殊的年份，並將這份思考獻給正在崛起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