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會師，偉大的長征勝利結束。此後，為實現奪取寧夏，打通與蘇聯和外蒙的聯繫，並完成向東打通抗日道路的歷史任務，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及時制定了“十月份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的作戰計劃。但是，由於南線敵情突變，蔣介石調集5個軍向會師後的紅軍三大主力部隊發動全面進攻，而張國燾因畏敵過右，不敢擊破南敵，屢屢干擾紅軍的行動部署，使寧夏戰役作戰計劃被迫中止，紅軍三大主力部隊不得不放棄西征開闢的大片新區，向隴東老區轉移。為了扭轉極為不利的形勢，中央軍委和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部署並指揮三大主力紅軍在甘肅環縣北部的山城堡發起殲滅胡宗南部七十八師的戰役，粉碎了蔣介石向陝甘寧根據地的進攻，穩定了陝甘寧根據地的局勢，促進了黨的“逼蔣抗日”方針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進一步貫徹。
一、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的會師
中共中央極為關懷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紅一方面軍組成西方野戰軍開始西征作戰之後，毛澤東、周恩來等曾電告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在紅一方面軍西征後，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宜趁此十分有利時機和有利氣候速定大計，或出甘肅，或出青海。俟大計決定後，一方面軍適時向天水、蘭州出動，進一步策應。”這時中共中央提出了三大主力紅軍建立聯繫，並在西北地區配合作戰的問題。 6月19日，毛澤東、張聞天和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等，指出時局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中國革命走上了新階段，黨的任務是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並首先要實現和發展西北地區的聯合抗日局面。為此，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直出至甘肅南部”，這樣既有利於會合主力紅軍創造西北聯合抗日的局面，又利於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補充。 7月初，紅二、六軍團在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奉中共中央命令組成紅二方面軍。張聞天、毛澤東等在賀電中說：“我們以無限的熱忱慶祝你們的勝利會合，歡迎你們英勇的進軍，北出陝甘與紅一方面軍配合以至會合”。
1936年7月初，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克服了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後，遵照中共中央軍委的命令由西康省甘孜（今屬四川省）地區北上。當時，紅四方面軍編為左、中、右三個縱隊，分別以甘孜、爐霍、綏靖出發。左縱隊由朱德率領經東谷、西青寺、阿壩向包座、班佑前進；中央縱隊由徐向前率領，經壤塘、查理寺、毛兒蓋向包座前進；右縱隊由董振堂率領，經卓克基、馬塘向毛兒蓋、包座前進。紅二方面軍組成兩個梯隊，先後由甘孜出發，在紅四方面軍左縱隊之後跟進，經西青寺、阿壩，包座向哈達舖前進。在北上途中，必須通過橫亙在前進道路上的松潘大草地。紅軍進入草地（紅軍第四方面軍已是第三次入草地）後，糧食十分缺乏，朱德總司令親自帶領紅軍戰士挖野菜、摘野果充飢。廣大紅軍指戰員以頑強的革命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難，終於通過了茫茫數百里的草地，於8月上旬勝利到達班佑、包座地區。
7月13日，中共中央電告紅二、四方面軍，北出草地後應迅速攻占岷州，使紅軍在“戰略上大佔優勝”。 7月22日，中共中央又電告紅二、四方面軍，“我們正動員全部紅軍並蘇區人民粉碎敵人之進攻，迎接你們北上”，並指示“二、四方面軍迅速出至甘南為有利。待你們進至甘南適當地點時，即令一方面軍與你們配合南北夾擊，消滅何柱國、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軍的完全會合，開展西北偉大的局面。”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
敵人為阻止紅二、四方面軍北進，調集魯大昌新編第十四師布防於岷州、洮州、西固地區；王均第三軍由陝南向文縣、武都、天水、西固地區前進；毛炳文第三十七軍由秦安、天水、甘谷西移隴西、定西地區。敵人在甘南倉促布防，企圖構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蘭州兩道封鎖線，並在青海方面由馬步芳、馬步青部扼守，防止紅軍西進。對此，中共中央於8月1日電示紅二、四方面軍，令“紅四方軍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進；二方面軍隨後跟進到哈達鋪後再大休息，以免敵人封鎖岷西線，北出發生困難”。朱德、任弼時等當即電複中共中央，“俟兵力稍集結後即向洮、岷、西固”。 8月3日，中共中央又電告紅二、四方面軍，“我們已將你們的來電通知全蘇區的紅軍，並號召他們以熱烈的同志精神，準備一切條件歡迎你們，達到三個方面軍的大會合”。
8月5日，中共西北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發布了岷（州）、洮（州）、西（固）戰役計劃（簡稱岷洮西戰役計劃），決定乘敵兵力分散，主力尚未集中之前，先行奪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區，以利繼續北進。根據計劃將紅四方面軍編成第一、第二縱隊，紅二方面軍為第三縱隊。具體部署是：第一縱隊由包座、俄界經旺藏寺出哈達鋪攻岷州；第二縱隊奪取洮州舊城，爾後主力向臨洮方面發展，一部向夏河、臨夏活動，保證左側安全；第三縱隊出哈達鋪，策應第一、第二縱隊的行動。 8月5日至12日，各縱隊先後由包座地區向甘南前進。第一縱隊相繼攻占臘子口、大草灘、哈達鋪，包圍了岷州，8月26日攻占渭源；第二縱隊於8月20日攻占洮州舊城，9月7日攻占通渭；第三縱隊經救濟寺、臘子口，於9月初進至哈達鋪，並攻占了禮縣。
9月8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紅二方面軍在哈達鋪發布了成（縣）、徽（縣）、兩（當）、康（縣）戰役（簡稱成徽兩康戰役）的“基本命令”。決定“乘甘陝敵人分兵據城的弱點，透過其封鎖線打擊成縣、徽縣、兩當縣、風縣、略陽、康縣之敵而襲取之，建立臨時根據地。”其意義在於“制蔣賊援軍於甘肅境內以東地區須與一、四方面軍合擊之”，“配合一、四方軍行動，求得三個方面軍會合。”9月10日，紅二方面軍開始實施成徽兩康戰役的“基本命令”的任務，以第二軍第六師為右路縱隊，9月16日占領康縣；第二軍第四師和第三十二軍組成中路縱隊，9月17日和19日，分別佔領成縣，徽縣；第六軍為左路縱隊9月18日占領兩當。紅二方面軍發動成徽兩康戰役後，在短短的十天時間內，接連攻克甘肅的成縣、徽縣、兩當、康縣四城，控制了陝西略陽、鳳縣和甘肅西和、禮縣、天水等地的廣大鄉村，迅速打開了一個新的戰略區域，勝利完成了中共中央賦予的在陝甘兩省南部邊界建立蘇區的任務。
岷洮西戰役和成徽兩康戰役的勝利展開，使紅軍二、四方面軍在甘南地區初步站住了腳，在戰略轉移中獲得了一個休整的時機。
與此同時，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於8月31日由寧夏清水河以東、豫旺南北地區西出並南進，迅速控制了中寧至固原大道以西地區。隨後，紅一軍團在軍團政委聶榮臻率領下，9月14日占領靜寧、固原之間的將台堡；紅十五軍團向靖遠挺進，9月14日占領打拉池。
這樣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就形成了夾擊西（安）蘭（州）大道，南北呼應之勢，為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造成了有利的條件。
這時，蔣介石為了阻止三大紅軍主力會師，在解決兩廣事變後，急調胡宗南第一軍由湖南兼程北進，企圖搶占西（安）蘭（州）公路的靜寧、會寧、定西段，隔斷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師的道路。 9月初，胡宗南部已進抵天水、寶雞線。同時，蔣介石還命令王均第三軍和毛炳文第三十七軍，阻止紅軍二、四方面軍北上；命令寧夏的馬鴻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國、馬鴻賓部南北推進，夾擊紅一方面軍主力。
根據上述情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迅速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 9月10 日，中央軍委明確指出，三大主力紅軍準備在會寧、靜寧地區會師，準備同敵人打幾個惡仗，力爭不打，或會師後再打，當前主要是力爭會師。要求各級領導要宣傳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的偉大意義，要準備衣物支援二、四方面軍，幫助解決困難，特別強調要注意全黨、全軍的團結，取長補短，共同提高。如果張國燾能夠認錯，也要歡迎，要做好工作，成為團結和遵守紀律的模範。
9月1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提出了靜（寧）會（寧）戰役計劃，令紅一方面軍主力迅速佔領隆德、靜寧、會寧、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控制西蘭大道；紅二方面軍以一部兵力開向寶雞以東地區，牽制與側擊胡宗南部，迅速實現三個方面軍會合，協同消滅胡宗南部。
遵照靜會戰役計劃的要求，紅一方面軍的第一軍團特別支隊，於9月18日占領靜寧縣的界石鋪。紅二方面軍以第六軍團向寶雞方向前進。
這時張國燾卻反對中央的戰略方針，提出要紅四方面軍由臨潭、洮州舊城西進，經黑錯、夏河、循化至西寧，然後翻越祁連山進入甘肅北部。 9月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鋪召開會議。會上，朱德、任弼時等反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堅決表示必須執行中央軍委製定的靜會戰役計劃，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會議制定了“通（渭）莊（浪）靜（寧）會（寧）戰役計劃”，認為“目前胡敵被我二方面軍已吸引，擬將向天水方向集中，而有利於一、四方面軍在通渭、靜寧地區之會合”。決定“四方面軍以迅速進出於通渭、莊浪、會寧、靜寧、界石鋪地區，爭取迅速與一方面軍會合，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的先頭部隊”。根據這個計劃，9月19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發布了向靜寧、會寧進軍的命令。
但在會後，張國燾繼續堅持錯誤，於9月22日和26日，連續打電報給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表示拒絕執行中央軍委提出的靜會戰役計劃，並於9月22日命令紅四方面軍轉兵向西，準備在蘭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帶北渡黃河，向甘肅西北開進。對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於9月24日至27日連續電告張國燾，強調指出：“一、四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9月27日，中央軍委明令四方面軍停止西進。朱德得知張國燾推翻西北局會議決議，命令紅四方面軍西進後，一面致電中央軍委，明確表示要堅決維護靜會戰役的計劃；一面致電張國燾，對他擅自改變西北局的決定表示“不勝詫異”；此後，命令紅四方面軍各部暫停一切行動，並通知西北局成員到臨潭開會，共商紅軍行動方針問題。 9月27日，中共西北局在臨潭召開會議，再次否定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張，決定迅速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合。 9月30日，紅四方面軍相繼由岷縣、漳縣出發，向通渭、莊浪、會寧、靜寧前進。
紅一方面軍為迎接紅四方面軍北進，於9月30日以紅一軍團一部為左縱隊，南下和特別支隊靠攏；以紅十五軍團一部為右縱隊，主力出郭城驛。於10月2日進占會寧城。
1936年10月7日和8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第十師在會寧、青江驛、界石舖等地，分別與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第一師和第十五軍團第七十三師會師。 9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會寧城。紅二方面軍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批准，10月4日向北轉移，渡過渭水，越西蘭大道，經過半個月的行軍作戰，於10月22日到達靜寧東北的興隆鎮、將台堡，同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第一師和第二師會師。至此，中國工農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地區實現了大會師。
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對於正在蓬勃發展的抗日救亡運動極為有利。
首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的會師，標誌著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勝利結束。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國南部蘇區的紅軍進行了悲壯的戰略轉移。在轉移過程中，沿途戰勝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並克服了自然界的無數艱難險阻，終於到達了陝甘蘇區。三支紅軍主力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陣地，卻轉移到了西北的抗日陣地。 1936年7月16日，早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之前，斯諾就對陝甘寧根據地情況作瞭如下記載：“紅色區域目前已擁有陝西省北部的大部分地區，西——蘭公路以北甘肅省的事實上全部地區，包括富饒的黃河河谷，以及長城以南黃河以東寧夏省的大部分地區。此外，陝南、甘南、山西省西北角，綏遠省南部長城一帶以及蘭州以西的青海省，都有紅軍游擊隊的小部隊活動。”“目前的蘇區是紅軍迄今佔領過的最大的連成一片的土地”。這一大片蘇區是劉志丹、謝子長領導陝甘邊區紅軍以及後來的西北紅軍開創和鞏固下來的，是紅軍長征結束的唯一落腳點和抗日救亡運動的出發點。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大主力在隴東蘇區邊緣地區的會師，表明了全國紅軍進入了抗日的前沿陣地，即將走向抗日戰場，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大大地加強了全國的抗日救亡工作。
其次，紅一、二、四方面軍的會師，保存了黨和紅軍的骨幹，這是中華民族的精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國民黨反動派總是夢想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斬盡殺絕，他們費盡心機，不惜出賣民族利益，換取帝國主義支持，派重兵圍剿農村革命根據地。南方的紅軍三大主力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致使紅軍遭到了失敗，被迫進行長征。在西北紅軍的有力掩護和策應下，三大主力紅軍粉碎了敵人的圍追堵截，勝利實現了會師。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圍追堵截的破產。中國共產黨仍然存在，中共中央在中國的西北地區保存了下來，並繼續指揮紅軍作戰打仗，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中國工農紅軍的人數雖然減少了，但是廣大紅軍戰士經過千辛萬苦的鍛煉和考驗，質量卻大大地提高了，特別是各路紅軍的高級指揮員都集結在一個統一的地區裡，這在紅軍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紅軍三大主力在一條戰線上聯合作戰，可以更有把握地戰勝敵人，打更大的勝仗，並必將成為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軍隊的堅強支柱，成為全國同胞團結抗日、抵禦外侮的核心。
再次，紅一、二、四方面軍的會師，對於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的實現，也具有重要意義。當三支主力紅軍會師時，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且在西北地區實現了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局面。三大紅軍主力的會師，進一步增強了紅軍的力量，壯大了紅軍的聲威，推動了國內形勢朝著停止內戰，共同抗戰的方向發展。 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聯合發出《為慶祝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的通電》指出：“全國主力紅軍的會合與進入抗日前沿陣地，在中國與日本抗爭的國際火線上，在全國國內政治關係上，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歷史的發展，正是按照“通電”指出的方向前進的。
二、寧夏戰役作戰方針的製定和被迫中止
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既是中共中央在當時的總體戰略方針的組成部分，也是實現寧夏戰役行動方針的關鍵一環。
前面說過，陝甘蘇區四圍受敵，無戰略退路，紅軍發展受到限制。儘管在東征、西征戰役中，紅軍取得了很大勝利，但是陝甘寧根據地（西征後陝甘蘇區擴大為陝甘寧蘇區）的困難局並未從根本上改變。為了促進西北地區聯合抗日局面，打破蔣介石的“圍剿”，發展紅軍，發展根據地，黨中央早在紅二、四方面軍進抵甘南之時，就提出了奪取寧夏的戰略構想。
寧夏位於黃河中游，面積17萬平方公里，人口120萬，是西北地區最富饒的省份。寧夏平原渠道縱橫，稻田遍布，盛產米糧，早有“塞上江南”之稱。且寧夏南與陝甘蘇區連成一片。佔領寧夏有利於老蘇區的鞏固，西與甘肅河西走廊的永登、涼州、張掖、酒泉接壤，可向甘西發展；東與綏遠交界，又便於紅軍東進抗日；特別是寧夏北部靠近外蒙，通過內蒙又可以靠近蘇聯，可以爭取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因此，奪取寧夏，對於改變紅軍被包圍的困難處境，取得物資補給，爭取廣闊的戰略迴旋餘地；打通蘇聯，解決紅軍與友軍的戰略靠背；打通東進的道路，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發展壯大紅軍，粉碎蔣介石剿共計劃，造成西北的抗日局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正是因為奪取寧夏對於中國革命的進程有著重大影響，1936年7月底，中共中央將實現三大主力紅軍會師與寧夏戰役計劃聯繫在一起，並作為紅軍西方野戰軍的任務下達。 7月27日，毛澤東、周恩來聯名簽發《中央軍委為完成野戰軍的三大任務給各兵團的指示》中，明確規定紅軍西方野戰軍在完成西征後的任務是：向西發展，努力創造和擴大新的陝甘寧邊區革命根據地；創造條件，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爭取早日實現三大紅軍會師；消滅二馬（即寧夏馬鴻逵、馬鴻賓部），佔領寧夏，打通與外蒙和蘇聯的聯繫，以便接受蘇聯的援助。 8月12日，中共中央電告紅二、四方面軍，進一步明確指出，紅軍三個方面軍今後的任務是，在確保陝甘寧蘇區的同時，集中主要力量謀求奪取寧夏，並配合東北軍出兵綏遠，“進行部分抗日戰爭”，以此推動全國統一戰線的發展，進而實現全國的抗日戰爭，預計在10月至11日間，“實行三個方面軍在甘北之會合，擴大甘北蘇區，準備進攻寧夏”。
對於中央軍委提出的寧夏戰役的作戰構想，身為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張國燾持不同看法。 9月22日至26日，他連續電告中央軍委，認為“寧夏地區狹小，一、四方面軍集中寧夏，不免有黃河，沙漠之險。”“在會寧地區與敵決戰，四面受敵，頗為不便”，。對此，中央軍委於9月24日至27日連電張國燾，明確指出，“寧夏人口一百二十萬以上，在西北地區為最富，與陝甘蘇區連成一片，得之老區易於鞏固；與涼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發展；與綏遠交界便於東進抗日”。並強調指示“佔領寧夏是整個政治軍事上極重要的一環”。明令紅四方面軍立即停止西進。在中共中央的督促和紅二、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努力下，終於克服了張國燾的右傾動搖錯誤，實現了三大紅軍主力的會師，為實現寧夏戰役的構想創造了先決條件。
紅一、二、四方面軍的會師，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正式提出的寧夏戰役作戰方針鋪平了道路。 10月11日，中央軍委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作戰計劃。 “綱領”對奪取寧夏的任務分兩個階段進行了部署。其中11月10日以前為第一階段，即戰役的準備階段，全軍的主要任務是休息補充，積蓄銳氣，抓緊訓練，作好進攻寧夏的各項準備。紅一方面軍轉移至同心城地區休整；紅二方面軍轉移到靜寧、隆德地區休整；紅四方面軍主力在通渭、靜寧、會寧地區休整，以期保持10月份西蘭大道在紅軍手中，以一個軍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從11月中旬起為第二階段，即戰役的實施階段。以一、四方面軍主力部隊向寧夏進攻。 “攻寧部隊準備以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全部及定鹽一部，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組成”。紅四方面軍另外兩個軍及紅二方面軍全部和陝甘寧獨立師，組成向南防禦部隊，阻止南路敵人進攻。 10月16日，中央軍委電示三個方面軍，“我三個方面軍目前應以休息、整理、蓄積稅氣，準備執行新的任務為基本方針”。
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第五軍及總部直屬部隊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獨立團等部共21800餘人，按照寧夏戰役計劃部署，從靖遠西渡黃河。過河後，部隊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向景泰推進。 10月31日，北進一條山，控制五佛寺渡口準備接應一方面軍從金積、靈武地區過河，共同攻取寧夏。
然而此時，敵情急劇變化。 10月21日，集結在秦安、渭源、天水、甘谷、隴西、武山一線的敵胡宗南、王均、關麟徵、毛炳文等部，由國民黨西安綏靖主任朱紹良指揮，以260個團的優勢兵力，在飛機的掩護下，分為左、中、右三路，向紅軍所在的靜寧、會寧地區大舉進犯。蔣介石也於10月22日親自飛抵西安，逼迫東北軍、西北軍參加“進剿”，並指揮西北的馬家軍配合作戰，妄圖將剛剛會師的紅軍殲滅於黃河以東的甘肅、寧夏邊境地區。 22日，敵三十七軍在七架飛機的配合下向華家嶺發動進攻。擔任防禦任務的五軍指戰員在與敵激戰中遭受嚴重損失，傷亡800餘人，副軍長羅南輝英勇犧牲。四軍、三十一軍也傷亡很多，減員嚴重。 23日，敵三十七軍佔領會寧後繼續向靖遠方向的紅一、四方面軍部隊逼進。敵三軍佔領通渭，與敵三十七軍協同，經會寧向靖遠進攻。敵一軍進占靜寧、界石鋪，向固原、海原方向的紅一、二方面軍部隊進攻，敵關麟徵師已至靖遠、中衛，控制了黃河渡口，隔斷了紅軍河西部隊與河東紅軍的聯繫。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委調整了寧夏戰役計劃的部署。提出了先擊破南敵，爾後北進寧夏的正確方針。 10月底，紅一方面軍一部和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四軍節節抗擊敵人的進攻，到達打拉池地區與紅一方面軍主力集結一起。
與此同時，一、二方面軍的會師部隊離開新開闢的靜寧、隆德地區北上，於10月下旬，在敵機狂轟濫炸下輪換抗擊敵人的進攻，經硝河、陽明堡北上。 10月底，到達打拉池以東，寧夏海原以西地區，與一、四方面軍靠攏。
紅一、二、四方面軍進入打拉池、海原地區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製定了“海（原）、打（拉池）作戰計劃”，決定集中三個方面軍的主力。在海原、打拉池地區給南線追敵以殲滅性打擊。 10月27日，紅軍總部向各軍電告了中央軍委作戰命令：“目前作戰重點系注重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並命令“第四、三十一軍即以一部逐漸遲滯敵人，準備於郭城驛附近與敵決戰。消滅敵人突進部隊，而停止其前進”，為寧夏戰役的實施創造條件。為了保證中央軍委作戰計劃的順利實施，28日，中央軍委任命彭德懷為總指揮兼政委，劉伯承為參謀長，組成前敵指揮部，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的行動。
10月29日，彭德懷向一、二方面軍與河東的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四軍下達了“海打戰役計劃”，命令紅一方面軍主力共六個師集結於古西安州、麻春堡、陳家灣一線，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集結於乾鹽池一線，共同組成突擊集團，從東西兩翼殲滅胡宗南部先頭兩個師；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和第五軍在靖遠、打拉池一線牽制敵第三軍和第三十七軍，保護突擊部集團右翼安全，紅二方面軍主力北進到海原以北或西北地區，保護突擊集團左翼安全。中央軍委批准了這一計劃，並致電朱德、張國燾：“為戰勝胡敵，三十一軍即照德懷二十九日二十時電令佈置執行任務”。
但是，張國燾並沒有執行中央指示，卻於30日命紅四方面軍留在河東的第四軍撤至賀家集、興仁堡；第三十一軍撤至同心城、王家團莊地區，因而致使“海打戰役計劃”落空。這樣中央軍委關於先擊破南敵，爾後北進寧夏的正確方針未能實現。至11月初，敵第一軍、第三軍、第三十七軍已推進到靖遠、打垃池、中衛等地，打通了和寧夏馬鴻逵的通道。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製定的寧夏戰役計劃已無法實現，因而被迫中止執行。這樣就使西路軍和河東紅軍都處於十分危險的形勢之中。
寧夏戰役計劃的被迫中止，完全是張國燾干擾破壞的結果。早在紅二、四方面軍北上甘南之時，中共中央就明確地向紅軍二、四方面軍電告了奪取寧夏的戰略構思，為此要求紅二、四方面軍盡可能奪取岷州或其他地區，獲得必要的休整和補充，然後於10月至11月在蘭州以東實現三個方面軍會師，以便奪取寧夏，然而張國燾卻提出要紅二方面軍在甘南、甘中策應，以紅四方軍西渡黃河、向西進取青海、甘西接通新疆。他擅自命令紅三十軍進行渡河準備。並確定以紅三十軍為先遣軍。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堅決反對西渡黃河的行動，同時鑑於敵胡宗南第一軍由隴海線迅速西調，企圖阻止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嚴重形勢，提出了以三個方面軍在靜寧、會寧地區打擊胡宗南部的“靜會戰役計劃”。然而，張國燾拒不執行這個計劃，堅持要紅四方面軍由洮州經夏河、循化越過祁連山，進入甘肅北部。奪取寧夏的計劃從一開始就面臨著被張國燾破壞的危險。
在這緊急的關頭，中共西北局於9月16日至18日在岷州三十里鋪召開會議，克服張國燾再次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重新肯定了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的方針，並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莊靜會戰役計劃”。但是，張國燾拒不執行這一計劃，他在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稱：“先機佔領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環”，公開對抗中央關於“佔領寧夏是整個政治軍事上極重要的一環”的方針，並於9月22日命令部隊：“根據迅速轉移到寧夏和甘肅北部之戰略計劃，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機佔領永登紅城子一帶地區”。經過中共中央多次製止並下達命令，張國燾才放棄西進計劃，被迫同意紅四方面軍北上，同紅一方面軍會師。這樣從9月16日至18日的西北局岷州會議作出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的方針，到9月30日紅四方面軍開始向靜寧、會寧地區前進，張國燾整整耽誤了紅二、四方面軍半個月的寶貴時間。在這一段時間中，紅軍在靜（寧）會（寧）地區殲滅敵軍一部的計劃未能實現，南線敵軍得以從容地調集260個團的重兵，在戰略上構成了對紅軍的巨大壓力，對寧夏戰役的計劃造成了不利的形勢。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中央軍委鑑於紅二、四方面軍經過遠途行軍作戰，部隊十分疲勞，於是在“十月份作戰綱領”中決定將寧夏戰役分兩個階段，其中11月10日以前為第一階段，全軍的主要任務是休息補充，積蓄銳氣，抓緊訓練，作好攻擊寧夏的任務。結果在這期間，敵情發生急劇變化，集結起來的優勢敵軍向紅軍會師部隊發起了全線進攻。紅軍被迫調整寧夏戰役計劃，提出先擊破南敵再攻擊寧夏的方針。由此可見，正是由於張國燾的故意拖延耽誤，使紅二、四方面軍北上的時間大大推遲，也使紅二、四方面軍處於十分疲憊的狀況之中，因而影響了寧夏戰役的及時展開。假設沒有張國燾的干擾破壞，紅二、四方面軍可提前半個月北上靜（寧）會（寧），並乘敵兵力分散之機，與紅一方面軍協同作戰，殲敵一部，這樣就可以打亂敵軍南線兵力的部署，確保寧夏戰役的實施。 “兵貴神速”是軍事上的常識。在戰場上，贏得時間就是贏得勝利，在軍事戰爭史上，因耽誤時間（那怕是一分鐘）導致失敗的例子不勝枚舉。張國燾在最緊急的時刻，竟然拖延紅二、四方面軍主力的行動時間達半個月，這是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的直接原因。
在敵情巨變的情況下，彭德懷力挽狂瀾，提出了擊破南敵的“海打戰役計劃”，但是張國燾又擅自調走紅四方面軍的部隊，使“海打戰役計劃”落空，擊破南敵的計劃已無法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寧夏戰役計劃只好中止執行了。
寧夏戰役計劃的被迫中止，在戰略上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形勢，使紅軍主力和陝甘寧蘇區均處於危險的境地。
首先，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在靖遠西渡黃河的紅四方面軍第五軍、第九軍、第三十一軍被隔斷了與河東紅軍的聯繫，孤懸河西，處在危險境地。寧夏戰役被迫中止執行後，西渡黃河的紅軍部隊於11月11口，經中央軍委的正式命令，組成西路軍，執行單獨西進、打通新疆的任務。西路軍在甘肅河西走廊與數倍之敵艱苦血戰近5個月後幾乎全軍覆沒。西路軍的失敗，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過渡時期的一次重大損失。西路軍之所以會孤懸河西，孤軍奮戰，完全是由於張國燾畏敵過右不敢執行擊破南敵的海打戰役的作戰方針而導致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國燾為西路軍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其次，使河東紅軍處在南北兩敵之間迴旋餘地極小的地區。寧夏戰役被迫中止後，南線敵人進占了靖遠、海原、同心城以南地區，並繼續向北猖狂進攻；北線敵馬鴻逵、馬鴻賓部控制著沿中衛、中寧、吳忠、銀川一線的黃河河谷，並由北向南對紅軍實施擠壓。敵人企圖將河東紅軍包圍並消滅於黃河以南的狹小地區。在嚴重的敵情面前，紅軍不得不放棄西征以來開闢的大片新區，逐次地向陝甘寧老區轉移，以擺脫不利的形勢。河東紅軍在敵軍的追擊下，處境十分困難。
再次，陝甘寧老根據地處境困難。在敵大軍緊追紅軍的同時，東北軍何柱國、董英斌兩軍亦由南向北對陝甘寧老根據發動進攻。據彭德懷回憶：“此時情況是很緊張的。我認為不打退敵人追擊，陝北根據地沒有糧食。當時保安全縣只有一萬多人口，如站不住腳，將被迫放棄陝北，東渡黃河，這種形勢是很不利的。無論如何要挽救這種局勢”。 ①
彭德懷的回憶，反映了陝甘寧老根據所面臨的困難到了何種嚴峻程度；根據地外受威脅，內無糧草，紅軍立足困難，將不得不放棄老根據地。而放棄老區。對於剛剛結束長征的紅軍來說意味著一個多麼痛苦的選擇呵！
三、粉碎蔣介石進攻的大決戰——山城堡戰役的勝利
奪取寧夏的計劃不能實現，使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和陝甘寧老根據地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首先，由於東北軍、十七路軍不願再打內戰，蔣介石醞釀著將東北軍、十七路軍調離西北的陰謀，這樣，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在西北地區“三位一體”聯合抗日的局面面臨著遭到破壞的危險。
其次，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時值冬季，天寒地凍，紅軍的財政、糧食已十分困難，數万紅軍衣食無著，難以熬過嚴冬。 1936年11月初，中共中央已著葉劍英從張學良將軍處借款，以備急用。 ①
再次，從全國形勢來看，日本帝國主義魔掌已伸向綏遠，傅作義將軍率部抗日，綏遠抗戰爆發。中共中央必須抓住機遇，實現“逼蔣抗日”的方針，變被動為主動，保存自己，發展自己，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進一步深入發展。
鑑於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中共中央考慮，紅軍跳出陝甘寧蘇區，擺脫蔣介石的包圍，在流動作戰中尋找機會，實現“逼蔣抗日”的方針，對當時黨和紅軍來說都是必要的。由此，在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後，河東主力紅軍做戰略轉移，就成了當時黨和紅軍的大局：1936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作戰新計劃”，這一計劃的基本點是：河東紅軍脫離陝甘寧根據地進行新的戰略轉移，其具體內容是：
第一，放棄寧夏戰役計劃，但11月份紅一、二、四方面軍主力仍然在寧夏境內的關橋堡至金積、靈武地區作戰，滅敵一部後爭取休息、準備。紅軍的作戰方針是：“逐次轉移，誘敵深入，爾後在預定的有利地區集中優勢兵力，給敵主力胡宗南部以殲滅性打擊；對敵毛炳文、王均部則予以威脅牽制，相機予以打擊；對東北軍王以哲部由於他們當時已有了不願繼續打內戰的傾向，並秘密地與紅軍建立了某種聯繫，因此，則採取積極進行統一戰線的方針。”①
第二，12月上旬以後，一、二兩個方面軍組成南路軍、向南出動；四方面軍四軍、三十一軍組成北路軍向北出動，兩軍沿途擴紅、就糧，爾後分別到達延川、神府等地渡河入晉，逼閻錫山、蔣介石與紅軍妥協，以便共同抗日。 ②如不能抗日，則第一步佔領同蒲鐵路作戰，擴大紅軍；第二步如無妥協希望，東進有甚大的困難，則出至冀豫晉之交，並應計劃第三步，出至直魯豫之交，渡黃河；第四步到皖魯；第五步到鄂豫陝，爾後再轉向西北。以一年至兩年完成之。目的在於擴大政治影響，擴大紅軍爭取與南京政府訂立協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第三，對河西紅軍部隊，“新計劃”指示：“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 ①
“作戰新計劃”關係重大，十分機密，當時只是在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幾個核心人物中徵求了意見。
11月12日，中央軍委致電朱、張並告彭、賀、任，指出：因為：（一）北路軍之行動，有妨礙綏東抗戰及吸湯軍回堵之政治上軍事上不利。 （二）加厚向南兵力，並使兵力不分散。 （三）三個方面軍一同出山西。 （四）南出川陝兩方面之機動。因此，我們覺得除徐陳之西路軍外，其餘全部向南為有利。又指示，“依照前方敵情、糧食情況，同意德懷同志提早向南之意見”②。紅軍向南出動前，中共中央將這一計劃通報了張學良。然而張學良力主紅軍留在現在，“熬過一、二個月”，等待西北局勢變化。
中央軍委11月12日的電報對“作戰新計劃”作了調整，提出了加強南路軍，取消北路軍，三個方面軍一同出山西的部署，但是其基本點即三大紅軍主力脫離陝甘寧蘇區作新的戰略轉移的計劃並未改變。
此後不久，中共中央逐漸放棄了這個“主力紅軍作脫離陝甘寧蘇區準備，開始進行戰略轉移”的方針和計劃，改取保衛陝甘寧蘇區的方針，其首要原因是戰場形勢出現了轉機。
1936年11月上旬，紅一、二、四方面軍進抵寧夏何家堡地區的有利地形，給追敵以殲滅性打擊。但由於狡猾的胡宗南部這時不敢冒進，在原地集結兵力，構築工事，敵第三軍王均部由賀家集迂迴到同心城紅軍陣地右翼，企圖夾擊紅軍，東北軍也進至豫旺一帶，同時，張國燾在這關鍵時刻，又“令第四軍東撤了，使伏擊計劃又被破壞”，①因此，紅軍不得不放棄西征以來解放的同心、豫旺等大片地區，繼續東撤。 11月15日，紅軍進入隴東蘇區，到達環縣曲子、洪德一線。
紅軍東撤後，國民黨軍隊連續佔領了海原、同心、豫旺等地，蔣介石得意之至，錯誤地認為紅軍經長途跋涉，已不堪一擊，決心集中兵力從慶陽、固原、七營、同心、中衛等地進擊隴東蘇區，妄圖南北夾擊。全殲紅軍於隴東蘇區，進而直搗陝北。為此，蔣介石的兵力部署是：以十五路軍馬鴻逵部在中衛，第三軍王均部在同心，第一軍胡宗南部在固原以北，組成左縱隊；以東北軍六十七軍王以哲部和騎兵軍一部在固原、慶陽間，組成右縱隊，共同向隴東蘇區進攻。同時，還調敵三十七軍毛炳文部、東北軍五十一軍於學忠部為預備隊，由朱紹良指揮，隨時予以增援。
在各部敵軍中，敵第一軍胡宗南部是進攻紅軍的主力和王牌，也是蔣介石賴以起家的本錢。該敵對於反共甚為積極，並且倚仗優勢兵力和優良裝備，驕橫囂張，目空一切。胡宗南自調入西北戰場追擊紅軍以來，一直未受到有力打擊。因而在佔領同心城後更加驕縱，認為紅軍已不堪一擊，已向鹽池方面潰退。因此競以其所率的第一軍孤軍深入，急速向惠安堡、鹽池方向前進。
胡宗南部的急躁冒進，為紅軍的殲滅戰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1月16日，中央軍委發布“關於堅決消滅侵略蘇區之胡宗南的指示”。該指示明確指出：“胡宗南孤軍深入，長驅直進，侵略蘇區，反對紅軍抗日救國，我一、二、四方面軍有全力消滅該敵之任務。各級軍事政治首長立即進行迅速堅決的動員，使每個指戰員明白此戰關係之大，我軍勝利根據之多，敵人弱點之存在，號召紅色軍人一致努力，一舉消滅胡宗南幾個團，開展抗日救亡的新局面。我軍糧食困難，用一切方法克服之，保障戰役的成功”。 ①
中央軍委鑑於張國燾屢屢干擾戰場指揮，阻擾殲敵計劃的貫徹，致使出現前線指揮不統一。部隊行動不協調，影響了紅軍戰鬥力的發揮等情況，下令將張國燾調離前線，到後方陝北，並明確指示一、二、四方面軍：“一切具體部署及作戰行動，各兵團首長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同志的命令，軍委及總部不直接指揮各兵團，以便適合情況，不影響時機，戰勝敵人”。當張國燾離開隴東前線到陝北後，毛澤東還致電彭德懷：“前線部隊統交你指揮，當可放手去做”，②為了加強前敵總指揮部的領導力量，中央軍委還任命任弼時為前敵總指揮部政委，與彭德懷、劉伯承一起統一指揮紅一、二、四方面軍的聯合作戰。
11月中旬，敵三十七軍西渡黃河追擊西路軍；東北軍第六十七軍因同紅軍有統戰關係，進展緩慢；敵第三軍進至同心城後也停止了進攻。唯有胡宗南率第一軍四個師為解決給養，分三路進攻豫旺。根據此情況，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準備在豫旺、環縣一帶殲滅胡宗南第一軍一部，粉碎敵對陝甘寧蘇區的進攻。 11月16日，紅軍主力進至甘肅環縣山城堡以西萌城、甜水堡地區設伏。 17日，敵胡宗南第一師進入紅軍伏擊圈。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立即予以反擊和追擊，在紅軍的猛烈打擊下，敵第二師被擊潰，狼狽逃竄。紅軍追擊十餘里，擊斃敵團長一名，斃傷600餘人。俘敵一部，繳獲步槍百餘支，擊落敵機一架。在這次戰鬥中，紅軍第九十三師師長柴洪儒，第十師政治部主任彭瑞珍犧牲。
胡宗南在萌城、甜水堡地區遭到紅軍伏擊後，並不引起警惕；反而兵分兩路，繼續猖狂追擊紅軍。在佔領惠安堡後，以兩個師向定邊、鹽池一線推進，以七十八師佔領甜水堡後南下，妄圖南北夾擊，逼迫紅軍與其決戰。 11月17日，敵先頭部隊到達山城堡地區。
山城堡位於環縣以北洪德城和甜水堡中間地帶，距甜水堡約六七十里，兩地之間塬高溝深。吃水十分困難。 “胡宗南部當日離開甜水堡後，即無處找到飲水，非到山城堡不可”。 ①而山城堡一帶川原交匯，溝壑縱橫，周圍土寨很多，地形複雜，便於大部隊設伏，是一個理想的殲敵戰場，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決定在山城堡地區殲滅胡宗南一部，以粉碎蔣介石對陝甘寧蘇區的進攻。
11月18日，毛澤東、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朱德、賀龍聯合簽發了“關於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決戰動員令”。決戰動員令指出：“從明日起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決戰，各首長務須以最堅決的決心，最負責的忠誠與最吃苦耐勞的意志去執行。而且要諄諄告訴下級首長轉告於全體戰鬥員，每人都照著你們的決心，忠誠與意志，服從命令，英勇作戰，克服任何困難，並準備連續戰鬥，因為當前的這個戰爭，關係於蘇維埃，關係於中國，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敵人的弱點，我們的優點又都是很多的。我們一定要不怕疲勞，要勇敢衝鋒，多捉俘虜，多繳槍砲，粉碎這一進攻，開展新的局面，以作三個方面軍會合於西北蘇區的第一個贈獻給勝利的全蘇區的人民的禮物。”①
為了保證山城堡決戰的勝利，18日晚，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由陝北親臨環縣河連灣，來到紅軍前敵總指揮部。 19日，前敵總指揮部在山城堡召開作戰會議，制定了戰斗方案和兵力部署。
根據山城堡一帶的地形特點和敵人態勢，紅軍的兵力部署為：以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第十五軍團及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三十軍隱蔽埋伏於山城堡之東、南、北三面，待機出擊；以紅二方面軍和陝北紅軍八十一師集結於洪德城、環縣及其以西地區，擔任策應各方和遲滯東北軍的任務；以陝甘紅軍二十八軍在紅井子、大水坑一帶箝制敵人左路部隊的行動。
11月20日，胡宗南第一軍七十八師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一個團全部進入山城堡一帶的紅軍埋伏圈。敵一個團佔據山城堡以北和以東的山坡，一個團位於南面馬掌子山之東南山腳，另一團佔據西北方面的曹家陽台。
11月21日下午2時，紅軍對包圍圈中的胡宗南部七十八師發起全線進攻，並截斷了其回逃甜水堡的後路。敵軍發現被包圍，便向曹家陽台一帶高地集中，企圖突圍，但擔任主攻任務的紅一軍團乘敵調整之機，迅即向馬掌子山坡發起猛攻。輕重機槍聲，軍號聲，衝鋒喊殺聲，震撼山谷，紅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衝上敵軍陣地，攻占了馬掌子山高地。此時，防守曹家陽台之敵也在紅軍的進攻下陣地大亂，敵二三二旅旅長丁德隆見敗局已定，便率部企圖從斷馬腰峴攀山逃竄。紅軍以一部分兵力追擊敵人，一部分兵力攻擊敵哨馬營一帶的陣地，將敵趕進山城堡西北一條溝內，斃傷大半，其餘的敵人全部當了俘虜。當日深夜，紅軍攻克山城堡，繼續向逃敵展開追擊戰。在茫茫的黑夜中，只見雙方的各種火力交織起來的火力網，映紅了整個陣地。紅軍戰士冒著敵人猛烈的砲火奮勇衝殺，不怕流血犧牲，繼續追殲殘敵。這時，敵人為了打開一條逃命的退路，紛紛向紅軍發起反沖鋒。紅軍戰士猛烈穿插與敵展開短兵相接的戰鬥。紅軍戰士勇敢頑強，與逃跑之敵混雜在一起，進行白刃搏鬥，殺得敵人屍體狼籍，敵人失去指揮，亂作一團，狼狽逃竄。經一夜激戰，紅軍全殲敵軍，至22日上午9時，戰鬥勝利結束。此戰殲敵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師第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一個團。
與此同時，紅二十八軍也在大水坑一線擊潰了進攻鹽池的胡宗南部隊，繳獲了許多武器彈藥。山城堡大戰以紅軍的徹底勝利而告結束。連同何家堡戰鬥，萌城甜水堡戰鬥和陝甘紅軍第二十八軍在大水坑、紅井子一線作戰在內，紅軍在山城堡地區殲敵萬餘人，給胡宗南以沉重的打擊。
山城堡戰役的勝利，迫使了國民黨停止了對陝甘寧根據的進攻。壯大了紅軍的聲威，對實現中共中央“逼蔣抗日”與國內和平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此戰之後，紅軍三大主力以備姿態，在甘肅、陝西、寧夏三省邊界的環縣、曲子、定邊、鹽池之間休整，為執行新的戰略任務作準備。
四、山城堡戰役是西安事變爆發的直接導火線
1936年11月21日至22日，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後，在甘肅環縣以北地區山城堡地區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反擊國民黨軍隊追擊圍攻的戰役，即聞名史冊的山城堡戰役。此役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的反共囂張氣焰，穩定了西北的局勢，促使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更加堅定了與中共聯合抗日的決心，使他們與蔣介石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爆發，成為西安事變的直接導火線。
山城堡戰役發生在歷史轉折關頭，縱觀山城堡戰役前的形勢和國共兩黨關係發生的變化，有著以下幾方面顯著的特點。
第一，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加強了全軍的團結，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有了雄厚的實力基礎。正如當時黨中央指出的：“全國主力紅軍的會合與進入抗日前線陣地，在中國與日本抗爭的國際火線上，在全國國內政治關係上，將要起一個決定的作用了。”①
第二，自1935年華北事變後，由於空前的民族危機損害了中國各階級和各階層的利益。作為兩大對立階級利益代表的國共兩黨在抗日問題上有了一些共識，因而國共兩黨自1935年冬以來進行了秘密接觸，雖然雙方談判進展不大，但卻表現了雙方有著改善關係的主觀願望。
第三，由於國民黨內部矛盾的加劇和分化以及全國抗日高潮的到來，蔣介石此時堅持“剿共內戰”的政策帶有極大的冒險性，如對紅軍的“圍剿”再遭失敗，必將引起對內戰政策的強烈不滿的國民黨內愛國人士和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第四，山城堡戰役對中共來講既是一次考驗，也是一次良機，只要中共取得山城堡戰役的勝利，即粉碎了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就能夠使張學良、楊虎城及其他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進一步認識到堅持“剿共內戰”是沒有出路的，從而加深他們與蔣介石的矛盾，對促進實現中共提出的“逼蔣抗日”方針起著重要作用，從而也為西安事變的爆發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但是此時蔣介石並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仍頑固堅持內戰政策，急調260個團的兵力，以其嫡系胡宗南部為主力，向剛剛會師的紅軍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為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和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黨中央決定發起山城堡戰役，紅軍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 11月17日，在萌城設伏痛擊胡宗南部第二旅，爾後於21日在山城堡突然向胡宗南部七十八師發起進攻，經過一晝夜激戰，“胡宗南部一旅潰敗，一旅覆滅，其軍心動搖已極”，①此役共殲敵萬餘人，餘敵主力被迫退卻，從而一舉粉碎了蔣介石的軍事“圍剿”。
早在50多年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先生就在其著名的《西行漫記》中，以驚人的洞察力砰述了山城堡戰役與西安事變爆發之間的密切聯繫；時隔30多年之後，曾為山城堡戰役指揮員的彭德懷，在其自述中談到山城堡戰役時指出：“此役雖小，卻成為促成西安'雙十二事變'的一個因素”。 ②如果說西安事變的爆發是中共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下，蔣介石仍頑固堅持剿共內戰政策並威逼張學良、楊虎城進攻紅軍的必然結果，那麼山城堡戰役的勝利，則是促成西安事變爆發的點接導火線。
第一，山城堡戰役的勝利粉碎了蔣介石的軍事進攻，鞏固了陝甘寧革命根據地，使中共處在更有利更主動的地位上開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從而為西安事變的爆發和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前提條件。
山城堡戰役前，蔣介石對中共為實現國共合作抗日建立統一戰線的努力和誠意做了錯誤的理解。誤認為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已是窮途末路”，聲稱“有絕對把握消滅共產黨”，①並大舉向紅軍發起進攻。當時中共所面臨的軍事形勢非常嚴峻，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為了擊破敵軍進攻和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黨中央發布了寧夏戰役的計劃。但由於敵情的變化和張國燾的干擾，使紅軍幾次破敵計劃連續落空。處在敵軍重兵圍攻迴旋餘地狹小的地區，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紅軍不得不放棄西征開闢的新解放區東撤，而敵軍窮追不捨，尤其敵主力胡宗南部更為驕橫，步步進逼。為了粉碎敵人的進攻，保衛陝甘寧蘇區，促進抗日成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黨中央決定發動山城堡戰役。 11月18日，黨中央和紅軍三個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聯合簽發《決戰動員令》，指出：“當前的這一個戰鬥，關係於蘇維埃，關係於中國，都是非常之大的”，並號召紅軍全體指戰員“粉碎這一進攻，開展新的局面。”
山城堡戰役以紅軍的勝利和蔣介石的慘敗而告終。這一戰役的勝利給予進攻紅軍之敵以沉重的打擊，充分顯示了三大主力紅軍的團結戰鬥的強大實力，保衛了陝甘寧蘇區，穩定了西北的局勢，使中共在更有利更主動的地位上，更有力地開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 12月5日，毛澤東致書楊虎城將軍，指出：“蔣介石氏孤行己意。萌城、山城堡兩役略施教訓，半個月為欲行又卻，垂喪之態可見，'銀樣臘槍頭'可恨亦可笑”①，並向楊詳盡地講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西北方略。在中共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和促進下，山城堡戰役後僅20天，便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第二，山城堡戰役勝利，更加堅定了張學良、楊虎城將軍與紅軍的聯合和抗日的決心，對中共提出的“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起了直接的促進作用。
由於山城堡戰役的勝利，既使張學良、楊虎城對中共的抗日主張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又使他們看到了紅軍的實力，更深刻地認識到堅持剿共內戰政策是沒有前途的，使他們聯共抗日的決心更加堅定。就在山城堡戰役結束的第6天，11月28日在西安各界人士舉行的紀念堅守西安10週年的大會上，張學良、楊虎城作了激發將士抗日的演說，從而把抗擊北洋軍閥的紀念活動變為東北軍、十七路軍和西安人民團結抗日的動員大會，顯示張、楊兩將軍密切合作堅決抗日的決心，此時距西安事變爆發僅14天。這種軍民聯合請纓抗日的呼聲迅速傳到了陝北。毛澤東即於12月5日致信楊虎城，講述了山城堡戰役勝利的形勢，指出蔣介石“對外力求妥協，對內仍繼續進行內戰，非舉各方團結抗日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國之途”，①並與楊商議了抗日大計，兩軍行動，通迅聯絡等幾項大事，敦促其旗幟鮮明地站在了中華民族抗日聯合陣線一邊。毛澤東的這封信內容豐富，陳詞懇切，對堅定張、楊抗日的決心，幾天后便毅然發動西安事變起了重要促進作用。
第三，山城堡戰役的勝利，促使了張、楊與蔣介石集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使他們再也無法容忍蔣介石的內戰賣國政策，由此而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爆發。
蔣介石在其對紅軍的軍事進攻遭到山城堡戰役的慘敗後仍執迷不悟，繼續調集軍隊準備向紅軍進攻，堅持將反共的內戰打下去。 12月初，蔣介石來到西安坐鎮指揮，並逼迫張、楊立即率部全線進攻紅軍，否則將以東北軍調至閩，十七路軍調至皖相威脅。在這種處境下，張、楊兩將軍義憤填膺，再三力阻以至哭諫均告無效，除發動兵諫之外別無他途可求。 12月12日，張、楊兩將軍終於破釜沉舟，毅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努力下，西安事變最終得以和平解決，從而結束了十年內戰的局面，實現了國內和平，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面實現奠定了基礎，實現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