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為了策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對付親日派可能對西安發動的進攻，紅軍三大主力部隊由定邊、環縣地區南下，向隴東正寧及淳化、三原一帶集結。紅軍在南下途中，進駐了東北軍撤防的慶陽、合水、正寧、鎮原等縣城。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紅一軍團於1937年初從西安陽近返回隴東正寧、寧縣和旬邑一帶整訓，不久紅十五軍團也返回隴東，進駐慶陽驛馬關一帶。 4月，援西軍從陝西三原出發進至鎮原，後因西路軍失敗即留該整訓。紅軍各主力部隊在隴東整訓期間，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團結抗日”的口號下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救國會，發展黨的組織，同時有步驟地開展減租減息和實行群眾合理負擔，這樣就促進了隴東統戰區的形成和發展。
一、紅一方面軍進駐隴東正寧、寧縣及慶陽驛馬關地區
國民黨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十七路軍將領楊虎城，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發動“西安事變”，要求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內親日派何應欽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打著“討伐叛逆”的旗號，調動大批軍隊，由東、西兩個方向向西安推進，企圖擴大內戰，並乘機奪佔蔣介石的統治地位。 “討伐軍”由何應欽任總司令，下屬兩個集團軍。東路集團軍近十個師，由劉峙指揮，從東面直逼西安，先頭部隊五個師已進至華縣；西路集團軍十個師，由顧祝同指揮，擬由甘肅靖遠、寧夏同心、隴東環縣向甘肅隴西、天水集中，爾後向東進攻西安。
為了支援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粉碎何應欽“討伐軍”的東西兩路進攻，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第十五軍團，紅二方面軍第二軍團、第六軍團，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由定邊、環縣地區南下，經慶陽、長武，彬縣、咸陽、興平，進至蘭田、商縣以南，協同東北軍、十七路軍突擊敵東路集團軍，力求殲其大部或一部；以紅二十八軍、紅三十二軍、陝甘寧獨立師，在環縣附近牽制敵第一軍；以紅二十九軍、紅三十軍在定邊、鹽池、吳旗警戒寧夏之敵；以紅八十一師（後恢復紅二十七軍番號）東進延安。
12月26日，紅軍主力進至慶陽、正寧地區，蔣介石已被釋放。敵東路集團軍由潼關東撤，紅軍即在原地休整待命。不料蔣介石被釋後，背信棄義，扣押張學良將軍，並指使其部隊對西安進行軍事壓迫，以東面十個師、西南和西北十五個師，向西安對進。 1937年1月，國民黨中央軍重新進逼西安。 1月3日，毛澤東致電東北軍將領，“時局變化，親日派回師進攻我抗日聯軍，唯有萬眾一心，鞏固團結，堅決作戰，爭取最後的勝利99 1月5日，由楊虎城將軍領銜，在西安發表了一份態度嚴峻、措辭強硬的通電，抗議南京政府扣押張學良將軍和企圖重新挑起內戰的陰謀。1月8日，中共中央又發表了《為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堅決要求南京政府立即下令停止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東北軍、十七路軍、紅軍三方高級領導，在楊虎城的主持下，共同協商並擬定了具體的作戰方案。紅軍主力迅速出擊，奉命進至西安之淳化、三原、耀縣地區布防，紅十五軍團進至西安東南商縣一帶；紅二十八軍、紅三十二軍進至崇信、靈臺地區，紅二十七軍（即紅八十一師）進駐洛川，準備支援東北軍、十七路軍作戰。同時，黃羅斌率紅軍陝甘地方部隊紅一團接替了東北軍在延安等地的防務，原陝甘根據地大部恢復。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由保安遷至延安鳳凰山麓。從此，延安這座莊嚴雄偉的古城，就成了指引全國人民革命方向的燈塔。就成了舉世聞名的革命聖地。
由於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作了對付蔣介石“討伐軍”進攻的準備。加之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與楊虎城將軍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國內外輿論壓力，“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從而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的形成創造了必要的前提。
1937年2月初，進至三原、涇陽、耀縣一線的紅一軍團返回隴東正寧、寧縣及旬邑一帶駐防，軍團部駐正寧宮河鎮，第一師駐正寧羅川，第二師駐寧縣早胜鎮，第四師駐旬邑縣境內。不久，紅十五軍團也返回隴東蘇區，進駐慶陽和西峰之間的驛馬關一帶，軍團部駐驛馬關城內，直屬騎兵團駐慶陽桐川一帶，七十三師駐西峰什社，七十五師駐鎮原孟壩鎮，七十八師駐西峰義門村，這樣紅一方面軍主力部隊全部返回隴東根據地駐防整訓。
當時，西峰鎮是國民黨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在地，被甘肅地方軍閥魯大昌所盤據，紅軍未能進駐，但紅十五軍團的駐防佈局實際上對西峰構成了包圍態勢。
紅一方面軍主力返回隴東根據地後，為貫徹黨中央關於“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方針，積極動員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對隴東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第一，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擴大紅軍，發動群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為了宣傳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增進隴東人民對紅軍基本政策的了解，動員群眾參加抗日活動，紅軍無論是在南下途經隴東各地還是返回隴東駐防期間，都注意開展群眾工作。紅軍各部隊都組成了流動宣傳隊，深入山區向廣大群眾宣傳黨的抗日主張。特別是採取邊宣傳，邊肅清匪患的活動，開展減租減息活動，使群眾認識到紅軍軍紀嚴明，愛護老百姓，是真正的為窮苦人謀利益的，誠心開展抗日救國運動的。覺悟了的群眾，紛紛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從中湧出來了不少積極分子。黨組織積極吸收他們入黨或參加紅軍，從而壯大了抗日力量。
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鄧小平在南下和北返進駐隴東寧縣、正寧期間，也曾向群眾廣泛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啟發群眾的抗日覺悟。當時紅一軍團政治部曾在寧縣南義井召開了軍民大會，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演講，宣傳黨的團結抗日的主張。同時為了加強黨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鄧小平同志還在南義井聽取了新寧縣委組織部長王秉祥、統戰部長李勣成的匯報，對黨的各項工作的落實情況進行了檢查，促進了隴東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
紅十五軍團的群眾工作也開展得十分出色。軍團民運部直接領導，發動群眾組織了抗日救國聯合會及各界群眾救亡團體。還根據廣大貧苦農民的要求，揭發清算了惡霸地主楊奎隆，漢奸特務謝福民的罪行，並沒收了他們的土地、財產，分配給勞苦人民群眾。與此同時，駐孟壩的紅十五軍團七十五師，也與援西軍一起在當地建立了群眾抗日團體和基層黨政組織。由於創造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因此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紅一方面軍駐防過的地區抗日運動繼續高漲，進而最終成為隴東抗日根據地的組成部分，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第二，積極向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政府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促進隴東地區國共合作局面的形成。
紅一方面軍在隴東駐防期間，十分注意對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政府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當紅軍南下時，前敵總指揮彭德懷於1936年12月25日由西華池經南義井到達寧縣縣城，他對國民黨寧縣政府人員以誠相待，曉以民族大義，啟發他們的民族意識，受到了國民黨縣長王序賓以下全體人員的歡迎。在寧縣留守三四天期間，彭德懷教育幹部要嚴明軍紀，愛護百姓，尊重地方，因而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讚譽。當紅軍途經早胜鎮時，各界人士聞訊自動在沿街擺設茶水、飯食熱情慰勞紅軍。
為了消除紅白對立的局面，避免雙方發生軍事衝突，保證蘇區政權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地位，紅一軍團還派出第一師政委鄧華協助新正、新寧兩縣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開展了劃分界線的鬥爭。經過多次談判，雙方最終達成了劃界協議。隴東新正、新寧縣的劃界鬥爭獲得了社會輿論的一致好評，進一步團結了一切抗日力量，促進了國共兩黨聯合抗日局面的形成和發展。
由於紅軍用黨的抗日救國的方針和政策來感召國民黨地方當局，這樣隴東的國民黨地方政權在抗戰爆發前後逐漸緩和了同紅軍和根據地政權的敵對情緒，並開始同隴東的紅色政權進行接觸。因此，在抗戰初期，隴東的慶陽、合水、寧縣、正寧、環縣等各縣為國民黨地方當局承認“均屬八路軍的後方，軍民協作相安無事”。 ①
第三，建立黨的地方組織，擴大黨的影響。
紅軍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的有利時機，在友軍管轄地區開展建黨工作。紅一方面軍採用派民運幹部開展救亡運動，建立群眾組織的方式，培養革命骨幹，建立和壯大黨的隊伍。當時，開展工作的主要區域是慶陽、合水、鎮原、寧縣、涇川一帶。各部隊先後在上述地區建立和發展了黨的組織。擴大了黨的影響。例如紅一軍團在寧縣建立了中共宮河支部、早勝黨支部，在正寧建立了中共紀綱黨支部，在旬邑建立了中共上官莊黨支部、秦家村黨支部、太峪區黨支部等。紅十五軍團派民運部長張翼成赴陝甘寧省委請示後，還建立了驛馬關縣委，並組建了義門、什社、驛馬關、桐川、佛寺坳、王原，東原等七個區委，建立了一支幾十人槍的縣委警衛隊。經過努力，到1937年上半年，紅軍先後在隴東建立了中共合水、慶陽、驛馬關、鎮原、寧縣等5個縣委和西峰、固原兩個工委。
第四、擴大紅軍，加強整訓，為即將到來的抗戰作準備。
為了擴大紅軍、提高紅軍的戰鬥力，中央軍委早在1936年12月就提出要求，要利用一切機會擴大紅軍。紅軍備部隊在隴東駐守期間響應中央軍委的號召。普遍把擴大紅軍作為重要工作，積極動員貧苦農民青年參加紅軍。僅陝甘寧省委就在半個月內擴軍700餘人。 1937年2月，隴東新正、新寧兩縣的所有地方游擊隊被整編為關中第四游擊大隊，全大隊近400人。 3月，第四游擊大隊在富平補充到紅四師中去，擴充了主力紅軍。到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時，在陝甘寧地區的紅軍就已發展到74000餘人，擁有槍40000餘支，成為一支比較強大的抗日力量。 ①
紅軍各部隊在積極開展“擴紅”運動的同時，還抓緊和平時期進行軍事政治訓練，對戰士、排連長、營團長提出不同的要求；並進行投彈、射擊、刺殺和攻防演習訓練，進行體育、文化娛樂等競賽活動。這樣就在各部隊中開展了既轟轟烈烈，又紮紮實實的練兵運動，掀起了練兵熱潮。經過半年多的訓練，紅軍各部隊軍政素質大大加強，戰術技術水平大大提高。
二、紅軍援西軍的組成和進駐隴東鎮原地區
1936年11月，寧夏戰役的計劃被迫中止後，在靖遠渡過黃河進入河西的紅五軍、九軍、三十軍以及四方面軍總部直屬部隊組成了西路軍，執行西進新疆的任務。 11月9日，西路軍撤離一條山地區開始西進，14日進占古浪，16日越過涼州，18日駐永昌，21日占領山丹。至此，西路軍全部佔領甘肅省河西走廊蜂腰部，西至山丹，東至涼州西四十里鋪長約300餘里的地區。馬步芳利用紅軍兵力分散，處境困難的弱點，集中兵力於永昌地區尋找紅軍決戰。紅軍雖多次打退敵軍的瘋狂進攻，但傷亡很大，兵力由21000餘人減為15000餘人。 12月下旬，西路軍撤離山丹、永昌地區，冒著嚴寒氣候，繼續西進。 12月30日紅軍進占撫彝（今臨澤）城，1937年1月1日攻占高台，1月12日，敵以4個旅又三個團進攻高台城，紅五軍與敵血戰九晝夜，軍長董振堂以下3000餘名紅軍將士英勇犧牲。
1937年1月23日，西路軍在撫彝東南倪家營子地區進行陣地防禦戰，苦戰至29日，斃傷敵萬餘人，自身也傷亡極大，全軍已不足萬人。
2月21日，西路軍鑑於固守無望，決定東返，當晚突圍。 24日，在甘州西南的西洞堡、龍首堡，擊退追敵一個騎兵師及民團，斃傷敵400餘人。 25日，敵軍蜂擁追來，西路軍全殲敵民團，繳槍1200餘支，打擊了敵人，鼓舞了自己。 26日，部隊回到倪家營子。 27日，敵又以重兵圍攻，西路軍在此又與敵血戰七晝夜，傷亡慘重，彈盡糧絕，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
在西路軍處境險惡之際，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接應救援西路軍，決定組成“援西軍”，急速西進。 2月27日，中國人民紅軍援西軍奉命正式組建，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林育英）任政治委員，左權（後李達）任參謀長，劉曉任政治部主任。下轄：
紅四軍，軍長陳再道，政治委員王宏坤，參謀長耿飆，政治部主任劉志堅，轄第十師，第十二師。
紅三十一軍，軍長肖克，政治委員周純（郭述申代理），唐天際任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轄九十一師，九十三師。
紅二十八軍，軍長宋時輪，政治委員宋任窮，參謀長唐延杰，轄二五0團，二五一團，二五二團。
紅三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政治委員袁任遠，參謀長郭鵬，政治部主任李乾輝，轄二八0團，二八二團，二八六團。
騎兵第一團，團長孔令甫，政治委員高錦純。
援西軍組建後由淳化、三原地區出發，星夜兼程，火速西進。 3月2日，中央軍委對援西軍的作戰原則作出了明確指示：“增援之實行及程度，必須順從下列原則：（一）不影響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隊開始行動，週（恩來）即告顧祝同，請求諒解；如不影響和平則實行增援，否則中道而止，而將增援部隊位於西峰、鎮原、固原地域。（二）不使增援軍又陷於困難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諒解而我軍西進時，只能控制黃河一段，調動二馬，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不可更向西進，因為現在已經證明西面是不會生存的。”①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在3月中旬，援西軍進抵隴東鎮原地區。
這時西路軍已徹底失敗。 3月12日，西路軍在梨園口遭到重創，退入祁連山，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給中央軍委來電，電報告知：“……現全軍不足五團，在野外老林中食騾馬續死戰。”“現百分之七十系傷病員，無日夜不戰，彈藥幾盡。疲乏大過，控堡寨不易，現全軍決死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①在援西軍無法迅速趕到的情況下，西路軍餘部於3月14日退至祁連山康龍寺以南的石窩，又遭敵騎兵突襲，傷亡很大。軍政委員會根據陳昌浩的建議，決定：主要領導幹部離開部隊返回陝甘寧根據地；餘部2000餘人分成二個支隊，深入祁連山打游擊。王樹聲和畢占云（紅五軍參謀長）各自率領的支隊遭敵追擊，大部犧牲（紅九軍軍長孫玉清被俘後就義於西寧），少數人員分散回到陝甘寧根據地。由李先念率領的一個支隊1000餘人，沿祁連山西進，經四十余天艱苦的行軍作戰，剩下的437人，於4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陳雲、騰代遠等率領汽車隊，把他們接到迪化（今烏魯木齊）。抗日戰爭爆發後，這支部隊分批回到陝甘寧根據地，參加抗日戰爭。
援西軍進抵鎮原時，得到了西路軍失敗的消息。根據楊國宇同志的回憶：
“3月5日從陝西淳化、三原出發，走到甘肅東部的鎮原時，援西軍司令部在這裡開了一個連以上的干部會。會上宣讀了一封西路軍的電報，說西路軍已經到了祁連山，經過多次殘酷血戰，迭遭挫折，沒有辦法上了祁連山的康龍寺，已經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援西軍再渡河去，已經遠水解不了近渴了。這個電報一念，會場上頓時一片哭聲，有的同志嚎啕大哭，劉伯承同志講話也講不下去了。多麼好的部隊啊，他們有的是從黃麻暴動，商南起義衝殺出來的工農子弟，有的是曾威震川東的游擊健兒，有的是從中央蘇區戰火中鍛煉出來的堅強戰士，他們和我們援西軍的指戰員真是親如骨肉，情同手足，現在聽到了他們失敗的消息，怎能不叫我們痛心疾首呢？大哭了一場以後，張浩和劉伯承同志都講了話，都勸慰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西路軍的失敗還是局部，國內形勢還是好的。鼓勵大家要把我們的部隊整頓好，要好好地工作，革命的烈火總要越燒越旺的。經過首長的一番勸導，部隊的情緒才得到了平撫。”①
此後，援西軍即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停止西進，在鎮原就地駐防。各部隊的分佈情況是：援西軍司令部及隨營學校駐鎮原縣城，紅四軍駐屯字鎮，紅二十八軍駐開邊，紅三十一軍駐平泉、中原、新城一帶，紅三十二軍和騎兵一團分散駐防三岔、太平、孟壩、馬渠一帶。援西軍在鎮原駐防期間，主要開展了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積極開展接應和營救西路軍失散和被俘人員的工作。
鎮原位於西蘭公路的北側，是陝甘寧根據地的西大門，靠近西蘭公路上的重鎮平涼和涇川。西路軍分散游擊後，潛返延安的將士必須由此經過，馬家軍將所俘的西路軍戰士押送南京政府時，也要經過平涼、涇川。援西軍利用有利的地理條件，一方面在縣城及平泉、中原、新城建立秘密接待站，一方面由政治部派出大批聯絡人員在涇川、平涼、固原一帶及西蘭公路沿線設法接應，收客失散的西路軍人員，並書寫張貼標語通告，向失散人員指示尋找聯繫紅軍的路線、地點。
在援西軍的接應和掩護下，許多西路軍的失散人員勝利返回了陝甘寧根據地，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
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在河西化裝成老百姓，做生意的，隻身返回。在歷經周折和風險後，在援西軍的幫助下到鎮原。 1937年8月返回延安後，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和鼓勵，然後便被派到抗日前線，先後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八路軍第一縱隊即山東縱隊司令員，陝甘寧晉聯防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長。
西路軍副總指揮王樹聲，在所率西路軍右支隊被打散後，經援西軍幫助歷經磨難返抵延安，抗日戰爭時期任太原軍區副司令員，兼人民武裝部部長。
西路軍九軍參謀長李聚奎，討飯回到隴東老區。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參謀長，抗日先遣縱隊司令員兼政委。
西路軍騎兵師師長杜義德，隨同王樹聲一起返回邊區。抗日戰爭時期，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隨營學校副校長，新四旅旅長。
西路軍三十軍八十八師政委鄭維山，死裡逃生回到延安。抗日戰爭中任晉察冀軍區教導團政委、團長，第四軍分區副司令員、司令員。解放戰爭中任人民解放軍六十三軍軍長，率領部隊橫掃河西走廊。他是西路軍中有幸親自參加解放河西走廊的少數將領之一。
西路軍教導團團長兼政委朱良才，潛返延安後，擔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西路軍總部五局局長歐陽毅，利用自己的一手好字，當“儒丐”積盤纏，終於返回邊區。抗日戰爭後，任抗大秘書長，軍委除奸部副部長。
我們不必再一一列舉在援西軍幫助下零星返回邊區的西路軍將士的名字。上述事實足證明，援西軍的營救工作是非常富有成效的，為黨保護了大批抗戰的人才。
除了努力接應零星返回邊區的西路軍將士外，援西軍還積極營救那些被俘的西路軍將士。
1937年5月下旬，援西軍接待站得到準確情報：國民黨蘭州集中營把所俘的西路軍將士1300餘人，編成軍官隊（130餘人）、士兵隊（1200餘人），將押送西安。援西軍立即在西蘭公路沿線派出大批偵察員，準備在中途營救。
當國民黨軍押送西路軍被俘將士的隊伍路過平涼四十里舖時，援西軍偵察員們化裝成賣茶水的，賣“鍋盔”饃的，趕腳的，分散在平涼至四十里鋪之間準備營救，偵察員們巧妙地接近了西路軍被俘將士。並將聯絡信號和錢夾在“鍋盔”饃裡，“賣”給被俘將士。西路軍被俘將士接到鍋盔後，掰開一看，中間夾著的紙條上寫著：“四十里鋪以東便是游擊區”，落款寫著“援西軍偵察員”。被俘將士看到這樣的紙條，高興萬分。又秘密互相傳遞消息，約定當晚在四十里鋪分散逃奔鎮原。恰巧當晚風雨大作，軍官隊和部分士兵隊的人員在援西軍聯絡人員的接應和帶領下，當夜逃出四十里鋪，渡過涇河，爬上草峰塬，翻越潘陽澗回到了鎮原援西軍的駐地。士兵隊的部分戰士因沒有聯絡上，未能歸隊。歸隊人員中有後任軍委組織部長、陝甘寧留守兵團副政委的方強，有解放後擔任國防部長的秦基偉，還有徐立清、卜盛興、徐太先、辛元林等“軍官隊”的人員。
在援西軍的營救下，“西路軍突圍出來的失散人員陸續歸隊和被俘後接應回來的人數還是不少的，一共有數千人。”①據耿飆回憶，僅紅四軍就接應和營救了西路軍將士2000餘人。 ②。凡被接應和營救回來的西路軍官兵，劉伯承司令員、張浩政委都去看望。 “回來一個看一個，回來一批看一批，對他們表示歡迎和慰問。……劉伯承同志讚揚西路軍廣大指戰員同數倍於己的敵人浴血奮戰，表現非常英勇。”③援西軍的干部戰士也把歸隊的西路軍將士當作親骨肉，親兄弟，給他們理髮、洗澡，換衣服，熱情接待。西路軍歸來的戰士在精心照料下，換上了新裝，修飾了“門面”，一下子像年輕了許多歲似的，個個容光煥發，英姿勃勃，兩眼都閃爍著喜悅的光彩，在一起互敘往日辛酸苦難的歷程，歡笑勝利的歸來。 ④
為了使西路軍歸來的指戰員及時了解急劇變化的國內形勢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援西軍的劉伯承司令員、張浩政委、宋任窮主任還給歸隊指戰員上課，作報告。講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和黨的任務。詳細講解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義、方針和政策，解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義以及為什麼要釋放蔣介石等問題，從而使遠離中央忙於作戰沒有好好學習的西路軍歸隊指戰員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對黨在新形勢下的正確路線，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劉伯承司令員還特別向歸隊的干部戰士講清了張國燾反黨、分裂紅軍，破壞北上抗日方針，迫害朱總司令的種種罪行。指出；“張國燾是一個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者，他的錯誤給黨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特別是造成了英勇善戰的西路軍的失敗。”
對於歸來的西路軍人員，援西軍政治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迅速進行了審查甄別。除了個別確有叛變行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復了黨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援西軍對西路軍的歸隊人員的審查結果證明；在西路軍失敗時，紅軍指戰員作戰是勇敢的，絕大多數的同志表現是好的，他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在全軍覆滅的特殊情況下，一些同志被敵人俘虜是難免的。援西軍這種實事求是的審查工作保護了黨的寶貴財富，使歸隊人員愉快地走向新的崗位，並在新工作崗位上為黨和人民作出了貢獻。歷史證明，援西軍的接應和營救工作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二，在援西軍中深入開展揭露和批判張國燾錯誤的工作，幫助廣大指戰員與其錯誤劃清界限，肅清影響。
援西軍中的第四軍和第三十一軍屬於紅四方面軍。由於張國燾的錯誤在紅四方面軍的影響時間較長，餘毒較深，因此，在援西軍中深入揭露和批判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幫助廣大干部戰士提高思想覺悟，分清是非，肅清影響，就成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下達後，援西軍立即召開第一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進行批判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的動員部署。 4月，任弼時受中共中央委託來到援西軍駐地鎮原縣城，正式傳達了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援西軍又召開了第二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進一步把學習批判活動引向深入。在學習運動中，劉伯承、張浩等軍政領導人嚴格堅持把紅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戰士與張國燾及其錯誤區別開來，堅持正面教育，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堅持和風細雨的原則，對一時思想上轉不過彎的干部戰士耐心說服，不開批判會，更沒處分過什麼人。鑑於百分之八九十的戰士沒有文化，具體學習方法採取大會報告與分組討論，個別談心相結合的方式。學習批判活動到6月底告_段落。通過學習和揭發批判，援西軍廣大干部戰士在思想上與張國燾的錯誤劃清了界限，提高了思想認識，振奮了精神。在此基礎上，劉伯承司令員狠抓了部隊的各項製度建設，整頓和加強了軍紀，建立和健全了各種制度，加強了軍事訓練，各部隊都進行了演習，練習行軍動作，緊急集合、夜間行軍等等，使部隊的作戰力得到提高，為迎接抗日戰爭做了思想上和軍事上的準備。後來援西軍這支部隊在抗日戰爭時期成為八路軍一二九師的基本部隊，在解放戰爭時期又成為劉鄧大軍的骨乾和基礎，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第三，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援西軍在鎮原等地區廣泛地開展宣傳群眾和組織群眾，擴大紅軍的工作，並派出乾部到當地的國民黨軍隊中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教育工作，與國民黨縣政府及各界建立了友好的統戰關係，爭取廣大群眾參加抗日鬥爭。當時的國民黨鎮原縣縣長，經過援西軍爭取，積極同紅軍合作，支持抗日；並為紅軍籌集糧草，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在取得國民黨縣政府及各界人士支持和合作的情況下，援西軍還廣泛開展民運活動，建立了各級抗日救國會以及抗日自衛軍，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大批中共黨員，在平泉、中原、新城等地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為建立中共鎮原縣委及鎮原抗日民主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的口號下，援西軍還發動駐地群眾為抗日活動捐獻了大批軍糧及其他物資。僅屯字、上肖、署光等三鄉的調查統計，當時援西軍第四軍在上述三鄉動員群眾捐、借軍糧150萬斤，保證了部隊的需要。
三、紅軍中央教導師在隴東慶陽、環縣地區開展的抗日救亡活動
中國人民抗日紅軍中央教導師又稱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第三科。成立於1936年6月，其基本任務是：培養訓練班級、排級軍事幹部。 7月，紅軍中央教導師由瓦窯堡遷至曲子縣的木缽一帶。
中央教導師師長周昆，政治委員袁國平、教育長郭化若，政治部主任羅貴波。訓練部長蘇進。下轄第一團，團長楊伯證，政治委員廖海光；第二團團長皮定鈞，政治委員黃驊，第三團團長黃彥斌，政治委員黃歐東；特務團團長韋國清，政治委員陳仁麒。共有800餘名學員。
中央教導師進駐木缽時，曲子一帶剛剛在西征戰役中解放，政權組織尚未建立和健全，周圍的幾股土匪武裝四處流竄，襲擊地方乾部和紅軍，搶劫人民群眾的財產，擾亂社會治安，妄圖顛覆新蘇區的人民政權。在木缽以南的馬嶺、慶陽一線，還駐紮著國民黨東北軍。根據這種複雜的社會環境特點，中央教導師在當時提出了三項重要任務：（一）學習訓練；（二）維護社會治安，肅清匪患，宣傳發動群眾，幫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權；（三）防止南線東北軍的進犯，並與之逐步接觸，開展統戰工作。
由於中央教導師同時又是抗大第三科，因此。教學工作是其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毛澤東曾指示：“三科文化教育（識字、作文、看書報等能力的養成）是整個教育計劃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 ①在教育和訓練工作中，中央教導師按照“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以政治與軍事並重，文化學習與訓練並重為原則，積極開展教學活動。學習的內容有馬列主義基礎理論、中國革命問題、抗日游擊戰爭和一般軍事常識等。特別重視政治思想教育，要求理論聯繫實際，邊學習，邊戰鬥，邊勞動。
中央教導師的教學還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從師長起至各級領導，既是學員，又是教員。當時正是內戰基本停止抗戰還未開始，中央教導師即抓住這個難得的寶貴時機，集中了一批指揮員及政治工作人員在這裡進行學習：除課堂教學外，教導師還很重視在日常生活中的講話，每週的生活檢討會，每次的首長報告，每個節日的活動，以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產勞動等等活動中，潛移默化地改造著學員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及道德情操。
中央教導師的全體幹部學員的教學和生活完全是按照毛澤東給抗大確定的“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去實踐的。先說“團結”一教導師的學員來自五湖四海。出身、年齡、經歷都很不同，但他們在一起學習、戰鬥、生活，確實極少發生不團結的現象。在這個革命大熔爐裡，野蠻的也變得文明了；驕傲的也變得謙遜了；自私的也變得大公了；狹隘的也變得開朗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真誠而友愛的。即使發生問題，通過及時批評與自我批評都得到解決。在這裡，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成了家常便飯。後說“緊張”…教導師學員的學習、生活同紅軍戰鬥部隊戰士的訓練、生活一樣。一天時間裡，白天上課，晚上討論，午休時間必須休息，遊戲時間又多是集體活動，星期日常有背糧、背柴、澆地、鋤草等勞動。在教導師看不見悠哉游哉的散漫現象。再次談一談“嚴肅”——教導師的訓練及日常生活，都是嚴格地按照紅軍的肯關條令、條例進行的。違犯條令、條例的必須嚴格處理。在這裡非常講究政治、立場、原則，講究認真負責，一絲不苟。但在政治上、經濟上及教學上又提倡民主作風。最後說一下“活潑”——它是最突出地表現在文化娛樂和體育活動方面。整天歌聲不斷，早操後、上課前、吃飯前、點名前，歌詠委員都要抓緊機會教歌或唱歌。大隊集合聽報告，那就更熱鬧了，各隊互相拉歌，唱歌聲、拉歌聲、鼓掌聲，此起彼伏響成一片，熱火朝天；各隊在一期的學習中都要組織幾次文藝晚會，節目豐富多彩，活躍了學員們的生活。
中央教導師在完成培訓幹部任務的同時，還注意開展地方工作，發動群眾，廣泛團結各階層的群眾，為隴東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西安事變”後，駐守在慶陽縣城的東北軍一0九師撤往西安，中央教導師當即移往慶陽城接防，1937年春，教導師與紅二、四方面軍的兩個隨營學校合併組成抗大第二校，3月改稱“抗大步兵學校”，對外則仍稱紅軍中央教導師，學員擴大到1400餘人。
在紅軍教導師進駐慶陽後不久，以蔡暢為首的陝甘寧省委工作團也來到了慶陽縣城。紅軍教導師除完成自身的教學訓練任務外，還與省委工作團互相配合，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群眾抗日愛國運動。
在當時，慶陽縣城是隴東的一個古老城鎮，經濟、文化相對比較發達，但同時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封建文化傳統觀念根深蒂固，階級矛盾尖銳。城內有所謂的“八大家”，他們霸占著大片土地，又都開著商號，其中的首富是封建官僚地主馮翊清。在封建勢力的壓迫下，廣大人民群眾生活貧困，政治熱情被壓制。在紅軍教導師進駐慶陽後，國民黨在城內還設有區政府。設在西峰的國民黨慶陽縣政府也派其民政科長在這裡“督導工作”。在國民黨和封建勢力的控制下，群眾一時不敢接近紅軍教導師。針對這種情況，紅軍教導師首先紮根群眾，進行深入細緻的民情調查，在此基礎上開展發動群眾。宣傳群眾的工作。教導師設立了問事處，負責接待來訪並解答群眾提出的各種問題。同時，四處張貼佔標語，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徵求對紅軍的意見。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後，1937年元旦，教導師和陝甘寧省委聯合發起成立了“慶陽縣民眾抗日運動指導委員會”。蔡暢任主任。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動串聯，團結了一批抗日積極分子，又成立了“慶陽縣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陸為公任主任，下設貧民、工人、青年、婦女、商民等各界抗日會。還辦起了“慶陽縣民教館”，採取出板報、辦夜校、識字班等活動，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幫助青年學文化。在教導師女戰士的帶動和蔡暢的直接領導下。慶陽縣的婦女運動開展得有聲有色，紅軍發動婦女學文化，放足，廢除童養媳陋習，爭取男女平等，參加抗日運動，這些活動深受廣大青年婦女的歡迎。在紅軍的影響和教育下，許多青年婦女後來走上了革命道路。為了打擊封建勢力，從思想上進一步發動群眾，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1937年4月，紅軍教導師和陝甘寧省委工作團，還發動和領導了慶陽人民開展了一場“反馮鬥爭”。當時慶陽豪紳馮翊清依仗官府、勾結土匪，包攬訴訟，貪污賑款，魚肉群眾。紅軍教導師民運科和慶陽縣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在深入調查，掌握大量罪證的基礎上，首先與國民黨甘肅省第三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交涉，開展了有理有節的鬥爭，逼其與紅軍合作成立了“馮案檢查委員會”。 1937年4月71日，紅軍教導師根據掌握的確鑿事實，將馮翊靖等6名豪紳逮捕，並通電南京政府，免致掣肘。當時馮翊清之弟在國民黨南京政府任參議員，在國民黨各級政府勢力和影響較大，因此，國民黨對馮案採取了包庇的態度。 4月14日，教導師召開了3000餘人的聲討大會，抗議國民黨南京政府和甘肅省府包庇馮案，、市民也紛紛遊行罷市，表示支持。在群眾鬥爭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最終不得不同意“組織會審，就地結案”。 5月7，日，經開庭會審，正式判處馮翊清等3名豪紳有期徒刑10一15年。 “反馮鬥爭”的勝利，進一步發動了群眾，使人民群眾認清了自己的力量，團結抗日的力量進一步加強。
抗日戰爭爆發後，紅軍中央教導師改為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韋國清任校長，張平凱後任政治委員，開赴山西抗日前線。
總之，“西安事變”後，紅軍各部隊在隴東經過半年的集中準備，士氣高昂，兵強馬壯，為出師抗日，實現由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同時紅軍各部隊在隴東地區開展的抗日救亡活動進一步地發動了人民，推動了隴東地區抗日統一戰線局面的形成。使隴東地區成為八路軍敵後抗戰的戰略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