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要想奪取政權並在奪取政權之後鞏固政權，必須建設和強化自己的人民武裝。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如何在偏僻的山區農村建設堅強而又鞏固的無產階級的新型軍隊，這是中共陝甘邊特委和軍委面臨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在艱難困苦的革命戰爭中，陝甘邊黨和紅軍逐漸吸收和借鑒中央紅軍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紅軍建設的成功經驗，並結合本地實際和紅軍自身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形成了一整套關於紅軍建設的正確政策和製度，逐漸克服了部隊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使陝甘邊紅軍成為一支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的。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繫的完全新型的人民軍隊。從而保證了武裝鬥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工作的深入開展。
一、陝甘邊紅軍的政治思想工作
（一）建立、健全黨的工作制度和機構，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使紅軍真正成為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中國共產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這是紅軍建設的最根本原則。早在南梁游擊隊成立時，劉志丹等共產黨人就十分注意加強黨在部隊中的領導工作，在部隊建立了黨支部等基層組織，並由在三年“兵運”工作中培養起來的黨員幹部擔任各級軍政領導職務。使南梁游擊隊從建立之日起就成為黨領導的革命武裝。據王世泰同志回憶：
“當時部隊只有三十幾個黨員，六個小組。名義上楊樹榮負責，實際上大小事情都由志丹同志領導。楊為支書，曾在高雙成部工作過，參加過渭華暴動。方英述為宦傳委員，我為組織委員。黨員大部分是知識分子，發展了一部分青年及貧農成分的黨員，許多黨員如劉景範、劉約三、魏估民、楊附榮等都是部隊的骨幹，這些黨員真正起了核心領導作用。好槍好馬全掌握在黨員手中，班排連長主要幹部都是黨員，團結群眾很好。對於哥老會土匪成分的人採取爭取政策，拜兄弟拉私人感情”。 “在黨內及群眾中。志丹同志的威信都很高，因為他在軍事、政治、戰鬥經驗上都比我們一般黨員強。他隹過黃埔軍校，在馬鴻逵部當過政治部主任，尤其在渭華暴動後大家都知道志丹同志是個共產黨員。”①
在南梁游擊隊期間，部隊黨組織與上級黨組織——陝西省委保持著經常的聯繫，陝西省委通過地下交通線及時地將黨的指示傳達訓部隊，使部隊正確地執行黨的政治任務。但是，由於南粱游擊隊是中國共產黨在陝甘邊地區最初建立的革命武裝，因此，在這一期間，黨在部隊的工作也存在著許多不足：一是黨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機構以及連隊的政治工作制度尚未建立起來；二是部隊在連隊中未建立黨支部，影響了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眾所周知。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七的小組，在連以上沒立黨代表。這是紅軍基層組織建設的一個好傳統，它保證了黨的工作深入到群眾中去，使紅軍在苦戰之中始終保持著旺盛的革命精神。但是，山於南梁游擊隊中黨的工作剛剛開始起步，這些優良的製度尚未在部隊中推廣和貫徹。
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後，黨的工作制度原則有了進一步的完善。遵照陝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軍設立了黨的委員會，由謝子長任書記，劉志丹、榮子青為委員。在兩個支隊中都建立了黨的支部委員會，這樣就使黨的工作機構得到了健全。但是，在這期間，紅軍的政委製、政治部製度、連隊黨支部製度和黨代表制度仍未建立起來，仍然影響著紅軍中黨的工作開展。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誕生以後，紅軍的一整套工作制度開始在部隊中建立起來，表現在：一是建立了政委製和一政治部製度，部隊在指揮部和各大隊設立了政委職務。 “紅軍中的政治委員是紅軍中蘇維埃政權與黨的代表，他對於部隊的紀律、政治覺悟與戰鬥力的加強等與軍事指揮員負同樣的責任。黨的團的組織任務是提高紅軍戰鬥員的政治覺悟，鞏固部隊的紀律與戰鬥力，他們在政治委員的指導下工作。…挪，同時還建立了政治部，配備了專職的政治工作人員，專門負責部隊的政治工作和宣傳教育工作及其紅軍的紀律檢查工作；二是在連隊（當時稱大隊）建立了黨支部，並設立了黨代表（當時也稱政委）；三是在部隊建立了黨委（當時稱隊委會），整個部隊由黨委統一領導，重要的問題都要經黨委討論決定。從此，紅軍中黨的工作制度和機構就逐漸完善起來。
紅二十六軍建立以後，黨的工作制度和機構進一步得到了貫徹。一是在紅軍部隊的師、團兩級中部建立了黨委，連隊沒立黨支部和政治指導員，班、排設立了黨小組。從而形成了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師委——各團委——各連支部這樣一整套黨的工作機構；。二是在各路游擊隊總指揮部和各游擊隊也建立了黨的工作機構和製度，在第二路、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設立了政委職務，建立了黨委。在各游擊隊建立黨支部，從而形成了第二路、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會——各支隊黨支部、游擊隊黨支部這樣的工作體系；三是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設立了黨的特委和黨的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和領導邊區的一切革命武裝力量和蘇維埃政府、地方費組織、群眾組織的工作。
由於陝甘邊紅軍中建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黨的工作機構和製度。因此，就使紅軍處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中。保證了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及時在部隊中得到貫徹。
（二）建立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堅持用共產主義的革命理想、信念去教育廣大干部戰士
劉志丹等共產黨人從開始創建陝甘邊紅軍時，就注意把政治工作放在建軍工作的首要位置，使之成為紅軍團結群眾，戰勝敵人的重要因素。
早在南梁游擊隊初建時期，劉志丹等共產黨人就注意對農民綠林武裝進行耐心細緻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劉志丹等同志的幫助教育下，趙連壁樹立了革命思想，他表示堅決跟劉志丹為窮人打天下，毅然把部隊交給劉志丹整編為南梁游擊隊。楊培盛、賈生財也先後接受了革命思想。這樣就為陝甘邊革命武裝的創建準備了條件。
在陝甘邊紅軍創建以後，劉志丹等共產黨人更加註意在部隊中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中共陝甘邊特委和軍委以及紅四十二師黨委召開的各種會議上，反復強調這個問題，概括起來看，主要觀點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建立一支強大的紅軍部隊是開闢陝甘邊根據地的首要條件和堅強柱石。在激烈殘酷的游擊戰爭環境，必須加強和鞏固紅軍主力部隊、地方部隊、赤衛軍隊伍。任何削弱紅軍的企圖，都是絕對不允許的。
第二，要用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武裝幹部戰士的頭腦，用黨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教育部隊，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決反對並及時地克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和思潮。
第三，必須堅持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酋長分工負責制度，紅軍必須永遠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在師、團、連隊各級要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充分發揮黨委、支部的統一領導和團結核心的作用，使槍桿子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防止軍閥主義作風的發生。
第四，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決反對個人主義、利已主義、特權思想的侵襲。陝甘邊紅軍還根據劉志丹的建議，制定了一條紀律：凡一切黨、政、軍幹部，如有貪污十元錢以上者槍斃。
第五，紅軍戰士要執行黨的政治任務，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鬥爭，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鬥爭，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政權組織和貧農團、婦女會、少先隊等群眾組織。
第六，必須實行人民戰爭的一系列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認直學習和運用過去用鮮血換來的寶貴經驗，注意研究反“圍剿”戰爭的新特點。
第七，必須宣傳群眾，發動群眾支援紅軍的作戰，實行全民皆兵的方針，粉碎敵人的反革命“圍剿”。
在紅軍的革命戰鬥贏得偉大的勝利時。劉志丹等同志就以此來鼓舞戰士和群眾的革命熱情。 1935年4月，紅二十六軍第三團和西北抗日義勇軍在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中首戰告捷，殲敵一個精銳連，隨後與紅二十七軍勝利會師，舉行了萬人聯歡祝捷大會，周圍幾十里以外的群眾都紛紛趕來想听聽劉志丹的講話。劉志丹在會上所作的講話巾，風趣地說：“現在的這些勝利僅僅是開始，就像大家常說的那樣'老鼠拉木鍁，大頭還在後面哩！'”，一席話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戰士和根據地群眾的鬥志。
當紅軍部隊因受“左”傾錯誤的干擾，在革命戰爭中受到挫折時，劉志丹等共產黨人就以堅定的革命立場和樂觀主義的態度來感染部隊，使戰士們相信，困難和挫敗只是暫時的，勝利一定屬於紅軍。他給戰士們講革命早晚一定能成功的道理，還生動講述了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故事，增強了戰士們必勝的信心。 ①
1932年冬季。由於“左”傾冒險主義對陝甘邊紅軍的干擾，使寺村塬游擊根據地喪失，紅軍失去了依托，連戰失利。一時間部隊士氣低落，困難重重。在這種情況下，劉志丹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影響部隊，他親自動手為部隊做飯，給戰士們打麻鞋，夜間替戰士站崗放哨，為戰士們講解革命的道理。以官兵一致、軍政一致的模範行動，穩定了軍心，鼓舞了士氣。在紅二十六軍南下失敗的日日夜夜，劉志丹等人耐心進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戰士們堅持戰鬥，克服困難，渡過難關。在做郭寶珊部隊的教育改造工作時。劉志丹派出堅強有力的政治工作人員，耐心講解紅軍的軍紀，宣傳共產黨的政策，講為誰打仗等等。在政治教育的基礎上，“後來，成立了黨支部，發展了黨員，部隊處處都有政治教育，沒有一個開小差的。總的來講，這些人把血獻給了陝北。”①
由於紮實、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陝甘邊紅軍部隊能夠自覺貫徹執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實行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建立了自覺的革命紀律，發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發揚不怕犧牲，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使整個紅軍的面貌煥然一新。在整個陝甘邊紅軍的發展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陝甘邊紅軍幾經挫折，幾起幾伏，但是，廣大干部戰士始終抱定革命的信心和決定，下定決心，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在戰場上，成千上萬的干部戰士英勇頑強，不怕流盡最後一滴血。在監獄里和法庭上，無數的革命戰士大義凜然，慷慨就義。騎兵團長趙國卿負傷後在群眾家中養傷，後被敵人搜捕抓去，寧死不屈，被押到合水英勇就義。紅四十二師師師長王泰吉在搞敵軍策反工作時，被敵逮捕，受盡酷刑，英勇不屈，慷慨赴死，正因為如此，陝甘邊紅軍成為一支打不爛，拖不垮的英雄部隊，從而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為黨中央和全國紅軍保存了最後一塊根據地，完成了歷史賦予她的艱鉅任務。
（三）建立全部隊的民主生活制度，形成人民軍隊特有的新型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
建立和健全部隊的民主生活制度是中國工農紅軍的優良作風之一，也是紅軍區別於軍閥部隊的顯著標誌之一。早在紅軍陝甘游擊隊誕生前後，部隊的民主生活制度就已經開始在部隊建立起來。由於甘邊紅軍的主要成分不是從國民黨軍隊中通過起義分化出來的，因此，軍閥主義、命令主義等不良作風在部隊巾沒有很大影響。在紅軍陝甘游擊隊建立之初，部隊就建立了士兵委員會，大小事情都由它決定。部隊很民主，經濟也完全公開。戰鬥中得了勝利品也由士兵委員會來分配。據閻紅彥回憶：
“起先，部隊裡沒有炊事員、飼養員，指揮員也和大家一起做飯、餵馬。馬都是騎兵、交通員、病號們騎的，指揮員從來不興騎馬。一到衍營地，指揮員分了房子。派了哨位。還要同戰士們一樣輪班站崗放哨。如果有人來談事情，臨時就找個人代崗，談過了再來站。指揮員要是有一次沒有指揮好戰鬥或是有什麼缺點，開士兵委員會時，戰士們在大會上你一言我一語地批評他。最好笑的是只要會上有人說不贊成他當指揮員，這個指揮員就當不成了。謝子長同志和劉志丹同志部曾經叫大家撤過職，我也叫戰士們撤過職。當時，大家都認為這樣做是對的。謝子長同志和劉志丹同志在撤職的時候。從來也沒有半句怨言。過了幾天。大家覺得，還是'老謝'和'老劉'能行，就又重新推舉他當總指揮了。有一次部隊打了勝仗，群眾慰勞了兩條哈德門香煙，謝子長同志作主把香煙統統分給了傷員們。士兵委員會知道了。認為沒有通過他們，這種分法不公平，給謝予長同志提了許多意見。”①
當時，紅軍幹部和戰士完全是平等的關係，指揮員們天天與戰士們生活在一起，戰斗在一起。哪個戰士叫什麼名字，有什麼脾性，全都弄得清清楚楚。一到宿營地，指揮員就到各窯洞去看戰士，問寒問暖，關懷備致。謝子長和劉志丹年歲較長，戰士們對外公開叫他們總指揮，平時總是親切地叫他們“老劉”或“老謝”。謝子長同誌有時在口袋裡裝些炒熟的豆子，到戰士們住的窯洞裡，給這個戰士抓一把，給那個戰士塞一把，坐下來就和大家談心，或者講故事，說笑話，戰士們聽得津津有味，滿窯大笑。因此，戰士們對指揮員非常熟悉親熱，彼此之間一點也不拘束，就像親兄弟一樣。
由於陝甘邊紅軍在初建時期，部隊人員較少，尚處於向正規紅軍的過渡階段，因此，部隊的這種民主生活方式是很自然的。但是，這種民主生活方式也有缺點，這就足絕對平均主義和極端民主化傾向在部隊中影響較大，不利於指揮員集中精力來研究部隊建設和作戰問題。
後來，陝甘邊紅軍通過陝西省委了解和領會了江西蘇區中央紅軍的一套民主生活制度，還認真學習丁毛澤東在紅四軍“九大”上所製定的“古田會議決議”的小冊子，認識到：“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消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鬥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敞漫性，這種自由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任務根本不相容的。”①“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於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於物質生活方面罷了。”。 ②
從此，陝甘邊紅軍的民主生活制度開始按照“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的方針逐漸健全和完善起來。一是樹立指揮員的權威，規定了指揮員可以不放哨，部隊設了參謀人員。使部隊有了簡單的分工，指揮員擺脫了不少事務，從而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考慮部隊建沒和作戰指揮問題。 “為了反對游擊習氣，規定要互相敬禮，一開始很不習慣。有的人一邊敬禮，一邊忍不住地笑。”③二是黨委的決議必須堅決執行，決不能以種種藉口阻擾黨的方針的貫徹。三是建立了民主生活的機購和製度，成立了經理部（後勤工作單位）、醫務室、列寧室（俱樂部）。還設立了一個小型的修械所，進一步完善了士兵委員會，規定了它的權利和義務。這樣就使陝甘邊紅軍的民主生活制度更加健全起來。
陝甘邊紅軍的民主生活制度使紅軍真正做到了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培育了部隊的民主作風。劉志丹的民主作風就是陝甘邊紅軍民主作風的表率和模範。他雖然擔任過總指揮、師長、軍委主席等重要職務，但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眾了解當地的敵情、社情。因此，他熟悉陝甘邊區的每一座山嶺，每一道水溝，每一條道路，每一個村莊，人們都稱他為“活地圖”。行軍時，他對部隊的宿營、崗哨都佈置得十分嚴密。住下來後，他常抽空和戰士一起擰麻繩，打草鞋。他自己也和戰士一樣；身穿千補百納的衣服，腳登麻鞋。他的生活非常艱苦，在那時，他家裡只有兩隻大碗，兩雙高梁桿筷子。有一次，家裡來了幾個訪問他的群眾，他想招待卻沒有東西，最後找到了一個南瓜，煮熟後又因碗筷少只好輪流著吃。由於劉志丹平易近人，熱愛群眾，他在紅軍和人民群眾中有著很高的威望，深受戰士的愛戴，他的民主作風和艱苦樸素的品德也對整個部隊優良風氣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四）堅決執行紅軍的三大任務，深入開展土地革命運動在開創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偉大斗爭中鍛煉提高部隊的政治素質
中國工農紅軍是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在中國，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因此，中共中央在給中央蘇區紅四軍的“九月來信”中明確提出：“目前紅軍的基本任務主要的有以下幾項：（一）發動群眾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並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於全國。紅軍不能實現三大任務，則與普通軍隊無異”。
在陝甘邊地區，紅軍在執行三大任務的條件方面。面臨著不利的條件。陝甘邊地區未曾經過大革命風暴的衝擊，這裡直至紅軍游擊隊創建以前一直未曾有過如同南方各省那樣廣人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未曾有過工農階級同豪紳地主階級的有組織鬥爭。 “那裡過去不但沒有黨的組織，而且群眾連共產黨這個名詞也沒有聽過。”①“群眾接受新的思想力甚差，尤其那個地方之封建迷信組織又相當強大而普遍（慶北成年人中人中佔十分七八），如哥老會、天門會、釋教會，這些組織帶著很濃厚的封建保守迷信，他們對革命事業一點也不懂得。因此發展黨的組織。必須要估計到這些客觀的具本條件。如果你盲目地大量發展黨的組織。不但不會建立強有力的組織，相反會把黨葬送在這些封建的迷信的污泥坑中，這在當時是不能不注意的事情”。 ②從上面的這種情況看，陝甘邊和隴東地區基本屬於“那種並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陝甘邊紅軍在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開展土地革命運動，建立黨和群眾組織，徹底剷除豪紳地主階級統治的社會和經濟基礎等方面面臨著比南方的紅軍部隊更艱苦、更繁重的任務。
陝甘邊紅軍模範地執行中共中所規定的紅軍的三大任務。在1932年，陝甘邊紅軍剛剛誕生不久，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就發布瞭如下的佈告：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經過晉陝甘數省，與國民黨軍閥血戰數十次，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到之處，白軍聞風披靡。幫助正寧、山水①富平、邡州②、禮泉、宜君、中部③等數十縣工農，分配豪紳地主的食糧財產數百萬。勞苦群眾和紅軍游擊隊團結一致，根本動搖西北圖民黨軍閥統治，推進西北革命迅速向前發展，使廣大勞苦工農及白軍士兵同志起來為打倒國民黨軍閥剝削與壓迫而鬥爭，為解放自己而鬥爭，來參加紅軍游擊隊。為擁護紅軍游擊隊起見，特宣布本軍根本任務是：
一、本軍是貧苦工農自己的武裝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與國民黨軍作必死的鬥爭，絕不與任何統治勢力相妥協。
二、本軍所到區域，對於國民黨軍閥統治機關——縣政府、區公所、民團局、裡正等一一律剷除。
三、西北國民黨軍閥給予工農勞苦群眾一切苛捐雜稅、攤派勒索，概作無效。
四、幫助窮苦工農、白軍士兵，起來分配豪紳地主的食糧財產和土地。
五、一切文字的、口頭的高利貸、帳債、契約，宣告無效。
六、繳獲白軍、民團、警察的武裝，武裝農民赤衛隊，保護自己的利益。
七、建立陝甘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
八、創造西北工農紅軍。
以上為本軍之根本任務。望各地勞苦工農及白軍士兵同志深刻認識，並迅速協同本軍努力執行，以期早日實現，是為至要，此佈。 ①
總指揮劉志丹
政治部主任黃子文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二年②
從以上的佈告中，我們可以看到，陝甘紅軍游擊隊已經把紅軍的三大任務具體化。在紅軍的第一項任務方面，陝甘邊紅軍明確提出了剷除國民黨反動派的各級統治機關，廢除苛捐雜稅，攤派勒索，廢除地主豪紳的高利貸、帳債、契約，建立蘇維埃政府等主張；在紅軍的第二項任務方面，陝甘邊紅軍提出了打擊和消滅反動軍閥部隊，收繳敵人武器，武裝農民，建立赤衛隊，創造西北紅軍等主張；在紅軍的第三項任務方面，陝甘邊紅軍提出動搖西北國民黨軍閥統治，推進西北革命發展，擴大革命影響等主張，這樣就將紅軍的發展與土地革命運動和建立根據地的鬥爭結合了起來。
後來，毛澤東同志又進一步明確規定了紅軍必須執行“打仗消滅敵人；做群眾工作，建立根據地；籌款搞生產”等內容的三大任務。為了借鑒中央紅軍的成功經驗，在開闢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中，陝甘邊紅軍又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明確了紅軍的三大任務，在相繼召開的陳家坡會議、包家寨會議、南梁會議所作出的一系列決議中，進一步規定了紅軍的任務，這些任務概括有以下幾點：
第一，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
第二，開闢三路游擊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擴大革命武裝和革命影響。
第三，鞏固主力紅軍，以此作為武裝鬥爭的堅強支柱。
第四，紅軍的軍糧及經費主要取之於豪紳、地主，並有計劃地向敵人奪取，建立流動倉庫，分散儲備，對農民既不“動員糧食”，也不“歡迎”糧食。
第五，成立牧場，餵養豬羊，減輕人民負擔。
在當時，紅二十六軍從幾次挫折中已經懂得，“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游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現極大地妨礙著紅軍去執行正確的任務，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為紅軍黨內思想鬥爭的。個重要目標”。為了完成黨的政治任務，陝甘邊紅軍必須深入陝甘邊橋山山脈中段的南梁地區，做紮實、細緻、耐心的群眾工作，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建立黨的組織。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才能真正動搖國民黨反動派在西北地區的統治基礎。
在實踐中，陝甘邊紅軍也認識到，由於西北地區反革命力量異常強大，紅軍力量非常弱小，因此必須擴大游擊區域，建立三路游擊區，到處襲擊救人，擴大紅色區域。這樣既可以有力地支援和掩護南梁根據地的革命鬥爭，又能擴大革命根據地，使革命鬥爭得到發展。
由於陝甘邊根據地地處經濟落後的山區農村，廣大農民生活極其貧困，陝甘邊紅二十六軍採取了予民生息的方針，決定對根據地農民不徵糧不派款，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開支，主要向豪紳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為主要的財政來源，紅軍和游擊隊的公糧、公畜，分散保存在根據地的農村，以防止敵人破壞，紅軍還辦了一些小牧場，把沒收豪紳地主的牛羊集中牧養，以備軍需。
陝甘邊紅軍的這些制度的實施，使紅軍執行了打仗、群眾工作和籌款搞生產三大任務，紅軍不但是一個戰鬥隊，而且也是工作隊和生產隊。從而徹底破除了一切舊軍隊官兵之間、上下之間、軍民之間的對立關係，使陝甘邊紅軍緊緊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群眾服務，保證了紅軍和人民群眾團結一致，戰勝各種困難，經受任何風險。
二、陝甘邊紅軍的軍事建設和戰略戰術原則
（一）實行主力紅軍、地方紅軍和赤衛軍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
陝甘邊黨和紅軍在艱苦的革命鬥爭中逐漸認識到，紅軍的革命戰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戰爭。黨和紅軍如果不能同農民建立最可靠、最廣泛的同盟關係，把千百萬農民群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就不可能戰勝殘暴兇惡的反動軍閥，就不能開創和鞏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為此，就必須確立主力紅軍、地方武裝、赤衛軍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實行這樣的結合，主力紅軍兵團可以隨時執行超地方的機動作戰任務，主要對付和殲滅國民黨反動派的正規軍。地方紅軍游擊隊則在赤衛隊、少先隊等廣大群眾武裝組織的協同下就地堅持鬥爭，保衛和鞏固根據地，組織配合主力紅軍作戰，打擊和殲滅當地的敵人，從而形成戰勝敵人的天羅地網。實行這樣的結合，既能做到全民皆兵，又可以使赤衛軍隨時補充地方紅軍游擊隊，使地方紅軍游擊隊逐步升級為主力紅軍部隊，壯大人民紅色武裝力量。
為達到上述目標，陝甘邊黨和紅軍在紅軍部隊、地方紅軍游擊隊、赤衛軍的製度方面作瞭如下規定：
第一、在擴大紅軍活動中，實行自願兵役制度，保證紅軍的兵員質量。
第二、在赤衛軍、少先隊的基礎上廣泛成立游擊小組，開展游擊活動。
第三、成立民間遞步哨，幫助紅軍做情報工作。
第四、在關中、隴東、陝北建立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統一指揮各地方紅軍游擊隊的行動。
第五、群眾參加地方紅軍游擊隊後，經過一個時期的軍事訓練和戰鬥鍛煉，成連、成排地編入紅軍主力部隊，充實和加強主力紅軍的力量。
第六、紅軍、游擊隊、赤衛軍的武裝彈藥主要靠向敵人奪取，並收繳豪紳地主的武器。收繳的武器由收繳者使用；鼓勵群眾購買武器，買到新式武器給予特別獎勵。
這些制度和政策實行後，收到丁顯著的成效。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人民掀起了“擴紅”運動，到處可以看到“母親送兒上戰場，妻子送郎當紅軍”的動人景象，紅軍武裝力量得源源不斷的補充和擴大。紅軍主力部隊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兵力擴大到2000多人，各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統轄的地方紅軍游擊隊發展到幾十支，兵員達到3000餘人，赤衛軍也發展到5000餘人。紅軍主力、地方紅軍游擊隊、赤衛軍的戰鬥力得了新的提高。
在主力紅軍建設上，至1934年底。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已擁有5個團的建制。其編制序列和領導人如下：
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師長王泰吉、劉志丹、楊森，政治委員高崗、謝子長（兼）。
第一團（團長陳國棟，政治委員張仲良）；
第二團（團長劉景範，政治委員胡彥英）；
第三團（團長王世泰，政治委員黃羅斌）；
騎兵團（團長黃子祥、趙國卿，政治委員楊森、張秀山）；
西北抗日義勇軍（司令郭寶珊，政治委員任浪花、黃羅斌、馬佩勳）；
紅四十二師總兵力為2000餘人，1500餘支步槍，還裝備了輕、重機槍，迫擊砲等現代武器，使主力紅軍的作戰能力明顯提高。
在地方紅軍建設上，第二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統轄的游擊隊包括保安游擊隊、合水游擊隊、慶陽游擊隊、安塞游擊隊、慶北游擊隊、華池游擊隊、元城游擊隊、悅樂游擊隊、靖邊游擊隊、甘泉游擊隊、延安游擊隊、瓦子川游擊隊、鄜縣游擊隊，以及陝甘游擊隊五、六、七、八支隊等十七支地方紅軍游擊隊，兵力1500餘人。
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統轄的游擊隊包括寧縣三支隊、平子四支隊、正寧五支隊、湫頭八支隊、龍嘴子十六支隊、中宜游擊隊、旬邑游擊隊、渭北游擊隊、耀縣游擊隊、照金游擊隊、淳化游擊隊、建莊游擊隊、彬縣游擊隊、特務隊等十四支地方紅軍游擊隊，兵力達1500餘人。
上述第二路、第三路游擊區的地方紅軍游擊隊總兵力達到了3000餘人，1500支步槍，具有相當強的作戰能力。
在赤衛軍建設上，規定除地方、富農不得參加外，每戶至少一人參加赤衛軍組織。赤衛軍主要由貧苦青年農民組成，它的主要任務是，搞好遞步哨，每村都設哨口，白天一人，夜間兩人，傳遞消息，一發現敵情立即向鄉主席和政府報告。當地絕大多數人都不識字，送的信大都是用紙折的一個角，在上面插上雞毛，表示情況緊急。這些信傳遞得很快，一村轉一村都按時送到了政府；清查外人，對進入本地區的陌生人立即報告政府進行審查；打土豪，在紅軍和政府組織下，赤衛軍打擊土豪劣紳，沒收財產和田地，分配給貧苦農民。赤衛軍同地主民團武裝展開武裝鬥爭，保衛農民的勝利果實和根據地的治安。另外，根據地各村都有少年先鋒隊組織，在赤衛軍領導下，承擔站崗、放哨、查路條、偵察敵情、傳遞消息等任務。
正是由於陝甘邊黨和紅軍逐漸形成了主力紅軍、地方紅軍游擊隊、赤衛軍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陝甘邊紅軍主力部隊在反“圍剿”作戰中，發揮了高度靈活機動的作風，馳騁疆場，有效地打擊和殲滅敵人，並在人民的掩護下，進行整編訓練和休養生息，特別是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了源源不斷地補充，得以堅持長期的革命戰爭。
（二）實行一系列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掌握反“圍剿”戰爭的主動權
在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成立初期，劉志丹、謝子長同志就注意利用敵人的弱點，採取了長途奔襲、聲東擊西、避實擊虛等戰略戰術，在每次戰鬥中均集中主力，實行殲滅戰的指導方針，使紅軍在強大的敵人的圍攻下，始終掌握戰爭的主動權。但是，黨內“左”傾冒險主義者指責陝甘游擊隊的這種戰略戰術是“游擊主義”、“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強令紅軍不顧條件，或是進攻敵人的關中平原中心地區，或是死守五頃塬，限制了紅軍的機動作戰能力，導致了紅軍三次大的失敗（即1932年6月陝甘紅軍游擊隊東進韓城的失敗，1932年7月陝甘紅軍游擊隊死守五頃塬的失敗，1933年6月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渭華的失敗），給革命事業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在失敗和挫折面前，陝甘邊黨和紅軍逐漸認識到，要想贏得戰鬥的勝利，必須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掌握戰爭的主動權。 1933年9月17日，在紅二十六軍南下渭華失敗後，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根據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決定，紅軍的作戰方針是：打小仗不打大仗，集小胜為大勝。在反圍剿作戰中，採取主力部隊轉入外線。避其鋒芒，待機殲敵。地方紅軍堅持照金根據地鬥爭的戰略戰術。後來由於運用了這種戰略戰術，紅軍主力北上隴東攻克合水，痛殲趙支治團，重創譚世麟民團軍，打得敵軍狼狽不堪。紅軍雖然暫時放棄了照金蘇區，但卻開闢了闢了廣大的南梁根據地。
在此以後，反“圍剿”作戰中，紅二十六軍始終採取“避實矗亍虛”、“避強打弱”的主動靈活的戰術，與敵周旋，拖增敵人，然後抓住戰機，給敵人以殲滅性的打擊，因而獲得了反“圍剿”作戰的勝利。在反“圍剿”作戰中，紅軍也逐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從而形成了陝甘邊紅軍獨特的反“圍剿”作戰的戰略戰術原則。概括起來說，這些戰略戰術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紅軍必須依托根據地作戰，充分發揮根據地地理、社會和群眾條件等方面的優勢，彌補武裝裝備和兵力的不足，使紅軍由劣勢變為優勢，造成陷敵於滅頂之災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第二，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地殲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
第三，根據地不宜僅選一塊，應同時建立數個根據地。形成犄角之勢，互相呼應，互相支援，同時也能擴大紅軍的作戰區域，使紅軍有廣大的周旋餘地，有利於粉碎敵人的“圍剿”，有利於根據地的進一步鞏固和擴大。
第四，紅軍作戰方式以帶游擊特色的運動戰為主，輔之以游擊戰，實行殲滅戰的指導方針
第五，在反“圍剿”作戰中，紅軍針對敵軍“圍剿”部署的特點，或誘敵敵深入，或迂迴外線，縱橫馳騁於無堡壘的地帶，抓住戰機，打擊和殲滅疲憊虛弱之敵，使敵顧此失彼，陷於被動和不利的境地。
第六，主力紅軍的大部擔負外線機動作戰的任務，地方紅軍和部分主力紅軍擔負內線作戰的任務，掩護群眾，堅壁清野，保護根據地黨政機關的安全。
由於陝甘邊紅軍實行了上述正確的戰略戰術，這樣就保證了紅軍在歷次反“圍剿”作戰中的主動權。在當時，從總的情況來看，儘管紅二十六軍在反“圍剿”作戰中的兵力僅僅是敵軍兵力的二十分之一，敞我力量眾寡懸殊，但紅二十六軍總是能掌握戰場主動權，甚至能在毛溝門戰鬥、西華池戰斗等一系列作戰行動中，一次殲滅大於自己兵力的敵軍，使敵軍聞風喪膽。
紅二十六軍及地方紅軍游擊隊之所以能取得十分輝煌的戰績，原因就在於堅持了保存自己、待機破敵的原則，充分發揮了游擊戰靈活機動、避實擊虛、奇襲速決的特點。毛澤東同志在淡到如何以小部隊打破強大敵人的“圍剿”時指出，首先而且嚴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機破敵。紅二十六軍實際上堅持了這一原則並針對敵人的清剿方針，逐步總結了切合實際，符合這一原則的戰略指導方針。
毛澤東指出，游擊隊的會走，正是其特點。走是脫離被動恢復主動的主要的方法。紅二十六軍及地方紅軍游擊隊利用陝甘邊橋山山脈層巒疊嶂、溝深林密的有利地形，往返穿插，時東時西，忽南忽北，使敵軍難以掌握紅軍的行動規律，無法形成對紅軍主力的圍追堵截。但是，紅軍的走不是消極的，條件對我有利時，就抓住戰機，殲敵一部後又走，使敵軍無法捕捉紅軍的行踪。紅軍正是用這種走中抓住時機就打，打了又立即走的方法，保存了自己，消滅了敵人。
毛澤東講過，根據情況靈活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擊隊的重要方法。在第一次反“圍剿”作戰中的第一階段，紅二十六軍主力集中活動。這時敵人的封鎖線尚未完全築成，加之指揮不統一，行動不協調，擔任駐剿任務的敵軍往往滯留一地，坐等紅軍就範；擔任追剿任務的敵軍則孤軍追擊。而紅軍則集中行動，以大踏步的進退，拖著敵追擊部隊，趁其疲憊、麻痺之際，利用有利地形給敵以沉重打擊，創造了西華池戰鬥以弱勝強的戰例。在第一次反“圍剿”作戰的第二階段，敵軍在陝甘邊根據地之間的各點線上築成了密織如網的封鎖線，紅軍大部隊反而難以活動。高鳳坡戰鬥中紅軍作戰陷於被動，原因就在於此。為了更有效地打擊敵人，保存自己，劉志丹同志確定紅三團和騎兵團分散活動的方針，這既便於在敵後機動穿插，又保持了一定的作戰能力。紅軍分散活動一段時間後，又按預定的時間、地點集中。總結經驗，佈置新的任務。在第二次反“圍剿”作戰中，劉志丹又採取了集中兵力為主，分散兵力為輔的方針，以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第三團和西北抗日義勇軍北上陝北，與紅二十七軍第八十四師會師，組成西北紅軍主力兵團，集中兵力打擊敵八十四師高桂滋部，同時以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騎兵團、第一團、第二團分散活動，牽制和打擊敵三十五師、六十一師、四十二師的進剿行動，保證了西北紅軍主力兵團作戰的順利進行。
在活動地域和對敵鬥爭的策略上，紅軍基本上堅持避實趁弱、避實擊虛的方針。陝甘邊紅軍初建時期，因經驗不足，加之“左”傾錯誤的影響，主要在敵重點清剿的關中地區活動。這一時間，紅軍主要用兜圈子的辦法，以求得保存自己，待機打擊敵人。但因杜衡的錯誤指揮，紅二十六軍在南下作戰中失敗。 1933年10月，紅軍再次北上隴東，往返數百里，打亂了敵人的部署，取得了攻克合水，痛殲趙文治團等戰鬥的勝利，獲取了在大踏步運動中抓住敵人薄弱環節給以痛擊的經驗。隨後在第一次反“圍剿”作戰和第二次反“圍剿”作戰中，劉志丹將避強趁弱、避實擊虛的作戰方針具體化，從而保證了紅軍以小的代價換取大的勝利。事實說明，在敵我力量絕對懸殊的條件下，紅軍只要堅持避強趁弱、避實擊虛的方針，就可以得到生存和發展。
在戰術上，紅二十六軍充分發揮了游擊戰速決、奇襲的特點。從1931年9月南梁游擊隊的誕生到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陝北，在四年的艱苦作戰中。陝廿邊紅軍的主要作戰方式是伏擊戰和長途奔襲戰，在敵軍驕矜麻痺和疲憊之際，利用有利地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迅速解決戰鬥。紅軍還常常採用了化裝戰術，妝扮成敵軍官兵，大搖大擺地進入敵人的城鎮或據點，趁敵不備，突然將槍口對準敵人，一槍不放地就將其全部繳械。這種化裝戰術尤如一幕幕驚險動人的活劇。這是戰術上的一個創造。
紅二十六軍的干部戰士來自工農，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經受了無數次勝利或挫折的考驗，繼承和發揚了勇猛頑強的戰鬥作風。進攻時迅速、勇猛，打得敵人措手不及，難以招架，並且勇於短兵相接，解決戰鬥乾脆。防禦時，不畏強敵，頑強抗擊，能夠打退敵人連續衝鋒，並能適時地組織反擊。轉移時，行動敏捷，且有日夜行軍，吃大苦、耐大勞，攀絕壁，跳懸崖，戰勝一切天然險阻的堅韌力，並能邊走邊戰，使敵人堵不住、追不上。化裝進入敵人據點時，沉著機智，應對自如，具有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氣概和隨機應變的能力，這種優良的作風是一種無形的力量，紅軍戰士憑著這種力量，克服了重重困難，戰勝了強大的敵人。
三、陝甘邊紅軍的統戰政策和經濟待遇政策
陝甘邊紅軍吸取了以往革命鬥爭中的經驗教訓，注意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在這方面的政策主要有：
第一，對具有政治背景的反動土匪武裝和為群眾所痛恨的慣匪，堅決消滅。對一般土匪，則採取各種辦法去爭取改造。
第二，對極端反動的地主民團堅決消滅，對同情、靠近共產黨和紅軍的民團，則與之建立友善關係，互不侵犯。對那種既不反對，也不願接近紅軍的民團，在實際鬥爭中教育他們，使之轉變對共產黨和紅軍的認識，並向紅軍靠近。
第三，對白軍俘虜一般採取教育、改造的政策。
第四，對哥老會採取爭取的政策，建立長期的統戰關係，對其中的反革命分子，發動群眾去清除，對扇子會、紅槍會、硬肚、軟纏等會道門組織，採取爭取的政策，逐步加以改造。
劉志丹等紅軍領導人認為，對綠林土匪武裝應進行階級的分析。有些土匪武裝如張廷芝、賈德功、楊謀子，①紅軍就採取堅決打擊的政策。但對出身貧苦、成分基本上是農民群眾的一般土匪，則採取耐心教育，爭取他們走上革命道路的政策。如對郭寶珊部就採取了團結、爭取、教育的政策。這支部隊起義後，改編為西北抗日義勇軍，黨組織還派去政治工作人員，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並幫助戒除吸食大煙的惡習。隨著成份的改變，陸續在部隊發展了一批黨員。這支部隊的政治素質、軍事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步成長為一支能打硬仗的紅軍隊伍，郭寶珊本人也成為優秀的紅軍指揮員。西北抗日義勇軍的改編，是陝甘邊紅軍改造綠林武裝成功的例證。毛澤東曾經指出：遊民無產者，“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這個階層是動搖的階層；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動勢力所收買，其另一部分則有參加革命的可能性。”①陝甘邊紅軍對綠林土匪武裝的政策，完全符合毛澤東的這一英明論斷。
同時，對民團武裝，陝甘邊紅軍也具體分析，區別對待。有些民團武裝如譚世麟的隴東民團軍，是一支極其凶惡殘暴的反革命武裝，對此就採取堅決消滅的政策；而有些民團武裝，如合水東區民團賈生財部、中部縣小石崖民團羅連城部，他們同情革命、幫助紅軍，紅軍則採取了教育、團結的政策，賈生財部後來改編為南梁游擊隊的一個大隊，羅連成部從各方面積極支援紅軍，為紅軍解決了不少的物資彈藥，安置了傷員，對紅軍幫助很大。由於陝甘邊紅軍採取了上述政策，這樣就最大限度地爭取了一切可能爭取的力量，集中力量打擊最頑固的敵人，使革命鬥爭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陝甘邊紅軍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在王明“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在全國各個蘇區的發展處於頂峰時期逐漸形成的，這說明了在陝西省委被破壞後，陝甘邊紅軍暫時（大約有一年半左右的時間）擺脫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束縛，壞事變成了好事。劉志丹等黨和紅軍領導人從實際出發，認真思考，獨立自主地解決問題，從而正確地探索出統一戰線的政策和主張，因此，陝甘邊紅軍的統戰政策的實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它是陝甘邊黨和紅軍實事求是、積極探索的結晶，對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開創了黨在西北地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先河。
在經濟待遇方面，陝甘邊黨和紅軍也採取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
第一，在擴大紅軍活動中，實行自願兵役制。
第二，紅軍、游擊隊一律實行供給制。從領導幹部到一般工作人員，從乾部到戰士，經濟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費用都由政府財政委員會籌措，統一安排。
第三，紅軍家屬有分得好地的優先權。凡家住在蘇區的紅軍戰士，都應分配土地，白軍士兵暫時不分配給土地，應分部分暫留作公用。
第四，對紅軍家屬實行救濟政策。
第五，對陣亡紅軍戰士，均發給埋葬費，對烈屬實行撫卹政策。
第六，紅軍軍糧和經費依靠打土豪籌集，不向根據地群眾徵糧徵款。
第七，建立小型農牧場，解決部分軍費開支，減輕人民的負擔。
上述政策的實施，既密切了黨群關係、軍民關係，也體現了擁軍愛民，擁軍優屬的精神，鼓勵和保護了根據地人民支援紅軍、支援革命戰爭的熱情，培育了老區人民的優良傳統。
四、陝甘邊紅軍的教育方針及政策的實施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創立之初，就在部隊中成立了軍政訓練隊，分兩個班次，一個是高級班，訓練排長以上乾部，一個是普通班，訓練班長與優秀戰士。主要課程有“游擊隊的活動方法”等，主要任務是討論部隊的改編問題。軍政訓練隊當時設在正寧縣三嘉塬，1932年春該訓練隊結業。
1932年4月，中共中央在《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中明確要求：“在可能的情況之下，即刻開辦紅軍的隨營學校與乾部學校來訓練新的指揮員。”根據這個指示，紅二十六軍第二團成立後於1933年舂在照金蘇區開辦了隨營學校。後來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渭華失敗，隨營學校也隨之解體。
後來，隨著陝甘邊南梁根據地的不斷擴大和武裝力量的深入發展，在“擴紅”運動中，廣大的貧苦農民參加紅軍。使紅軍部隊迅速擴大，但他們的軍事知識較差，急待訓練，加之部隊迫切需要黨政工作的干部，“幹部人才缺乏得很。”①鑑於此種情況，陝甘邊黨和紅軍重視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制定了一些政策，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成立紅軍幹部學校，培養幹部。
第二，信任政治上清楚的知識分子，分配適當的工作，並註意予以培養。
第三，開辦列寧小學，並在學校開設軍事課。
1934年10月，根據劉志丹的提議，紅色政權在南梁荔園堡創辦了紅軍幹部學校，校長由劉志丹兼任，政委由習仲勳兼任，吳岱峰任軍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馬文瑞。蔡子偉等兼任教員，學校主要培養來自部隊中下級幹部，還有少量地方乾部。教學內容主要有政治、軍事、文化和政權建設。政治課包括“工農紅軍”、“黨的基礎知識”、“土地革命政策”、“黨的'六大'決定（十大綱領、革命性質等）”。軍事課包括“制式教練”、“基本動作”、“尖兵活動”、“游擊戰術”等。劉志丹親自擔任軍事課教學工作。文化課因為學員文化程度較低，基本上以掃育為主。
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紅軍幹部學校改名為黨政幹部學校，培養對象除來自紅軍外，還有少量地方乾部。校址遷到了豹子川的張家岔。
張家岔，位於豹子川河源頭的兩條溪流交匯之處。這里古木參天，荒無人煙。山根下有五孔廢窯洞作校址，又發動學員自己動手開挖了一些新窯洞，用本柴製成門窗，土炕作為就寢和討論場所，因陋就簡，開始進行艱苦的教學工作。
劉志丹同志在教學中註重以身作作則，言傳身教。有一次，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勳經過黨政幹部學校的操場時，劉志丹正帶領學員上軍事課。他立即喊了一聲“立正”口令，並向習仲勳敬禮報告，請習仲勳檢查工作。出於當時習仲勳年齡較輕，向來把劉志丹當成上級領導來尊敬，這突如其來的場面使他一時手足無措。劉志丹認真地說：“你是政府主席，向你敬禮報告體現了紅軍對自己政府的尊重。如果我們自己的政府，自己都不尊重，還有誰會尊重這個政府呢？”劉志丹的模範言行，紿學員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教學課，使學員深刻地領會到增強組織觀念和正確處理軍政關係的重要性，這種事被傳為佳話，在邊區廣為流傳。
當時，紅軍幹部學校，既無正規的教室和教學設備，學員也無像樣的學習用品，每人只發給一支鉛筆和幾張粗糙的麻紙，窯洞門前的空地也就成了課堂，架塊黑板就開始上課，教員邊講邊寫，學員席地而坐，邊聽邊記。就這樣學習著革命的理論和軍事技術知識，造就管軍事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學員們的生活十分艱苦和清貧。一“三餐頓頓是糜子米飯，日常生活中必需的蔬菜也很難見到，偶爾吃到一點羊肉，就算改善生活。然而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無論是校長還是工作人員，無論是教員還是學員，人人認真教學，作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務。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黨政幹部學校辦了兩期培訓班，前後培訓紅軍幹部200餘人，還附帶培訓了10餘名縣長和10餘名司號員。這些學員畢業後，多數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單位，成為紅軍部隊的骨干人員，有力地推動了紅軍各項工作的開展，在後來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他們不斷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成長為卓越的紅軍指揮員。
後來在1935年7月，隨著紅二十六軍主力北上陝北作戰，陝甘邊黨政幹部學校遷至延川縣永坪鎮，易名為西北紅軍幹部學校，校長吳岱峰，政委張秀山，政治部主任李登贏，教育長張文丹，主要培訓從紅軍部隊中選送的班、排長，同時培養較高級的軍事指揮人員。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西北紅軍幹部學校與中央紅軍幹部營（原中央紅軍幹部團縮編而成）合併，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周昆任校長，宋任窮任政委，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2月。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決定，將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易名為西北紅軍大學，周昆任校長，袁國平任政治委員，黃文驊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西北紅軍大學定名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簡稱“抗大”）。此時毛澤東兼任抗日紅軍大學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黃文驊任政治部主任，劉亞樓任訓練部長。由此可見，陝甘邊黨政幹部學校正是後來“抗大”和今天的國防大學的前身，在紅軍教育機構和製度的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陝甘邊黨和紅軍在開辦紅軍幹部學校的同時，還推薦了紅三團先鋒連的12名少年紅軍戰士到列寧小學去學習文化知識。學校根據實際情況開設了軍事課，訓練格鬥、拼殺，學習過硬的軍事本領。在艱苦的戰爭年代，雖然學習條件極差，少年紅軍戰士在學習上也不甘人後，非常刻苦認真，為其他學生樹立了榜樣。紅色的學校就這樣為革命造就了一代新人。
此外，紅軍部隊中還普通開展學政治、學文化、學軍事的活動，開展掃除乾部戰士文盲活動，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在紅軍部隊和機關，“列寧室”（俱樂部）相繼建立或進一步充實加強，“列寧會”（即周末文藝晚會和文娛活動）形成製度，文化生活生動活潑，豐富多彩，出現了朝氣蓬勃的新氣象。
陝甘邊黨和紅軍關於軍隊建設的一整套政策和製度的形成和實施，有力地促進了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及根據地建設的順利進行。紅軍部隊的軍政素質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極端困難和艱苦的條件下，陝甘邊紅二十六軍遵照黨的指示，發動和組織群眾，積極開展游擊戰爭，殲滅了大量的敵人，創建和鞏固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紅二十六軍創造的這塊根據地，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三大紅軍主力部隊及紅二十五軍長征的落腳點。陝甘邊紅軍為中國革命戰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