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蔣介石為了剿滅陝甘革命根據地，調集十萬大軍分五路向陝甘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反革命“圍剿”反“圍剿”的戰爭初期，以劉志丹為首的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採取了集中主力紅軍，利用敵人矛盾，避強打弱，最後各個擊破敵人的戰略方針，從而取得了反“圍剿”戰爭的初步性勝利但是，就在反“圍剿”戰爭的最關鍵時刻，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鉗誤卻在陝甘根據地惡性膨脹，釀造了錯誤“肅反”的災禍，造成了反“圍剿”戰爭的嚴重困難局面，使陝甘根據地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在這存亡絕續的危急關頭，黨中央和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甘根據地，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建蔣介石對陝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與此同時，黨中央及時糾正和製止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在陝甘根據地的錯誤“肅反”，消除了根據地面臨的危機局面，保證了陝甘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從而使陝甘根據地成為全國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地。
一、陝甘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開始
1935年8月間，蔣介石置“華北事變”後的民族危機於不顧，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方針，在對陝甘邊，陝北蘇區的第二次“圍剿”失敗後，又向陝甘根據地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三次軍事“圍剿”，妄圖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前，消滅西北紅軍和全國僅存的這塊革命根據地。這次“圍剿”規模更大，先後調集了東北軍、中央軍和陝、甘、寧、晉、綏五省軍閥井岳秀、楊虎城、馬鴻逵、李貴清等部的部隊，還有毛戡的參謀團，僅用於第一線的兵力就達15萬之多。為了統一指揮這次“圍剿”，國民黨反動派於1935年11月1日，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總司令部，蔣介石親任總司令，錢大鈞為參謀長，吳家象為秘書長。下設辦共廳，從11月3日起，開始辦理“剿共”事宜。敵人的圍剿兵力部署是：在東面，閻錫山的晉軍主力部隊延黃河一線向陝甘革命根據地發動由東向西的進攻；在西面，除原來的陝、甘、寧三省軍閥外，又投入東北軍八個師的兵力，沿環縣、慶陽、合水至彬縣、長武一線向根據地推進；在北面，敵八十六師和八十四師在清澗、綏德、米脂、橫山、神木等地駐防；在南面，東北軍主力第六十七軍等部沿洛川一線向根據地大舉進攻。蔣介石在這次圍剿中採取的作戰方針是以東北軍為作戰主力，以根據地南線為主攻方向，運用南進北堵、東西夾擊的戰術，企圖聚殲西北紅軍主力兵團於陝甘地區，一舉摧毀陝甘根據地。
面對蔣介石這次大規模的“圍剿”的嚴重形勢，雖然紅軍在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後有了很大發展，武器裝備有了很大的改善，每個步兵連都配備了六挺機槍，還建立了三個迫擊砲連，每個砲兵連都配備迫擊砲4門，但敵強我弱的形勢仍未改變。紅軍和游擊隊總兵力不到一萬人，隻及敵軍的十五分之一，而且第二次反“圍剿”戰爭剛結束，紅軍沒有很好的修整。在這種情況下，採取什麼樣的反“圍剿”方針，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作戰方針問題上，當時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是主張紅軍採用運動戰，配合以陣地戰的方式，全線出擊，攻打延安、清澗、瓦窯堡等堅固據點；另一種意見是主張根據敵強我弱的的特點，集中紅軍主力，利用敵人矛盾，避強擊弱各個擊破敵人。為了統一思想， 7月21日，前敵總指揮部率領紅軍主力兵團集結於楊家園一帶，準備休整數日後再戰。在這裡，劉志丹著急紅軍主力部隊團以上乾部舉行了反“圍剿”軍事會議，研究反“圍剿”的戰略戰術原則及軍事部署。劉志丹在會上分析了敵情后指出，敵人調動那麼大的兵力，貌似強大，但也存在弱點，由於交通運輸路及車輛的限制，加上糧草缺乏，各軍閥都有保存實力、地盤的打算。敵軍各線的“圍剿”行動不可能完全協調一致，因此，敵軍調動部隊於兵力展開的時間也不額能整齊劃一。這就為紅軍集中主力，各個殲滅敵人，提了條件。
據此，六和子彈各前敵總指揮部決定，集中紅軍主力團，乘敵之隙隙，各個擊破，積小胜為大勝，粉碎敵人的“圍剿”在蔣介石的“圍剿”部署沒有完成以前，首先打擊伸入我東線一帶根據地的閻錫山先頭部隊，挫敗閻錫山山西渡黃河的陰謀然後揮師南下，趁第立足未穩之際，尋機殲滅伸入根據地南線一帶的東北軍六十七軍一部，粉碎了敵人的整個“圍剿”動。為了配合西北紅軍主力兵團的作戰行動，紅二十六軍第一團和騎兵團仍在漯河以南和鹹榆大道東西兩側的蘇區堅持鬥爭，開展游擊戰爭，牽制和遲滯南線敵軍的行動，各路游擊區的游擊部隊、赤衛軍，廣泛開展游擊戰爭。襲擊敵軍物資的運輸隊，糧草武器的堆轉站，騷擾牽制西線敵軍的行動。
在西北軍委和前敵總指揮部的正確萬針指導下，西北紅軍主力軍兵團和游擊隊、根據地群眾眾志成城，嚴陣以待，迅速做好了反“圍剿”的準備工作。西北紅軍主力軍兵團乘敵人整個“圍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際，先發製人，迎頭痛擊西渡黃河的晉軍耳朵先頭部隊。 8月10日。劉志丹採用“圍點打援”的戰法。突然揮師吳堡，包圍慕家塬據點的敵人。引誘宋家川、辛家溝、郭家溝三個據點敵軍來援，在運動中殲滅敵軍。按照統一部署，紅二十六軍第三團向慕家塬晉軍據點發動進攻因敵依托碉堡頑抗，紅軍數次進攻受挫，遂由團長王世親摔130名戰士組成突擊隊，在猛烈火力掩護下，前仆後繼、頑強衝鋒，反复奪取，經過苦戰最後將敵200餘人全部消滅與此同時，由宋家川、辛家溝、郭家溝三個據點來援的敵晉軍一個營又兩個連，全部被紅軍部隊包圍殲滅。此戰殲敵六個連，600餘人，繳獲長短強600支。初戰告捷。機打地鼓舞了根據地軍民的鬥志，軍民同慶，奔走相告。敵軍遭受突然打擊。驚魂不定，誤認為劉志丹要摔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北上神父地區，急忙在黃河兩岸增兵加強防禦，時刻準備應戰。
根據敵情特點，劉志丹和前敵總指揮部決定，利用敵人的錯覺，貼標語、三傳單、開大會、揚言北上打通佳（縣）、吳（堡）、神（木）、府（谷）蘇區的聯繫。用假象造成敵軍部署上的失誤，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則秘密揮師南下，尋機再戰。 8月11日，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在劉志丹率領下南下行軍至綏德縣義尚坪地區時，接到朱理治和聶洪鈞以西北工委名義所寫的指示信。該信要求紅軍主力兵團向北發展，轉攻敵人的堡壘地帶，殲滅敵八十六師二五八旅，打通佳、吳、神、府蘇區的聯繫，並要求西北紅軍主力兵團護送陝北蘇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霍、維德同誌等一批黨政幹部，到神府蘇區開展工作。
8月12日，前敵總指揮部立即開會進行看了研究，會議認為，敵人錯誤地判斷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北上神府，已作了阻擊紅軍主力的準備，從300余華裡的華里堡壘地帶紅軍要行軍作戰，雖然能夠打過去，但勢必付出極大的傷亡代價，加之敵如發現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北上神府地區，則會調動瓦窯堡守敵和清澗縣敵軍部隊直奔水坪鎮，襲擊陝甘根據地的後方機關。黨政領導機關則會受到戚脅和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丟開冒進的晉軍不打，遠途在敵堡壘地帶與敵八十六師拼消耗，是一種本倒置的失算。據此，此。前敵總指部決定，暫不執行北方代表團和西北工委的這已指示。西北紅軍主力兵團繼續南下，尋機打擊晉軍，並請霍維德等一批黨政幹部暫回永坪鎮。
8月中旬，劉志丹和前敵總指揮部率領西北紅軍主力兵兵團繼續南下，在延家畔與敵軍一個營遭遇，紅軍將其打垮，消滅了一批敵人，後轉進到綏德東南部的新莊一帶。這時，閻錫山的晉軍孫楚、李生達摔2500餘人，由宋家川度過黃河。到達吳堡尋找紅軍主力部隊決戰，當敵進剿部隊到達定仙塬時。積極準備構築工事。與紅軍作戰。此時，前敵總指揮部決定，乘敵人立足未穩之機，採取“圍點打援”戰術，消滅敵人。於是命令紅二十六軍第二團一部紅軍主力迅速趕到定仙墕與游擊隊、赤衛軍一起將守敵一個營團團包圍，吸引敵人來援。在紅軍主力、游擊隊，赤衛軍的包圍下，定仙墕守敞一個營飢恐交加，連水都吃不上。糧食燒柴也很困難。守敵營長史澤波，日日夜夜夜叫苦連天，央求派兵求援或接他們撤出包圍圈。這時，西北紅軍主力兵團所屬的紅二十六軍第三團、西北抗日義勇軍和紅二十七軍第一團、第二團埋伏在援敵的必經之路，準備圍殲袁軍。 8月20 日，晉軍李生達部第三旅長馬延壽率第六團自棗園出發前來增援，黨敵進至十墕圪塔山腰時，紅二十六軍第二團依托工事，堵住了敵人的前進道路，紅二十六軍第三團和西北抗日義勇軍從兩翼進攻，佔領制高點，並向敵進軍縱隊試試銳不可當的側擊行動。紅二十七軍第一團和第二團也迂迴截擊敵軍，不讓其後撤逃跑。在紅軍的三面攻擊下，敵集中全團迫擊砲和輕重機槍，猛攻紅二十六軍第二團的陣地，企圖向定仙墕靠攏。紅二十六軍第二團頂住了敵人的進攻，並使突擊隊大膽插打亂了敵前衛營的建制，晉軍在紅軍的分割包圍中全線崩潰狼狽逃散。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將敵軍逼到溝底，紅軍戰士、赤衛軍，當地群眾奮勇下溝捉敵，激戰持續到下午二時，除個別敵人化妝逃跑外，全部殲滅敵軍。此戰紅軍殲敵2000餘名繳獲長短槍1980支。輕機槍69挺，“八二”迫擊砲2門，騾馬80餘匹及其他軍用物資一批。定山墕之戰，創造了西北紅軍戰史上耳朵輝煌紀錄。此戰打垮了東線之敵的進攻，晉軍除留一部分兵力收縮在宋家川到棗林坪，石堆山到綏德三十里舖的兩條封鎖線上之外，其他各部分全部撤回黃河東岸，至此，陝甘根據地的東線威脅被徹底解除，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可以比較放心大膽地對付南線敵軍的行動。
定山墕戰鬥後，西北紅軍主力兵團按照前敵總指揮部的作戰計劃，迅速向南運動，準備接近南線的敵東北軍，尋機作戰。 8月25日。不對到達延川的文安驛一帶休整，進行短期的戰術、技術訓練，開展南線作戰耳朵各項準備工作。
這時，中央駐西北代表團書記兼西北工委書記朱理治到文安驛。 8月27日，前敵總指揮不部在文安驛召開會議，會議議題有兩項：一是有朱理治想西北紅軍主力兵團的連以上乾部傳達7月中旬中共西北工委永坪鎮擴大會議上關於“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決議：二是討論西北紅軍主力兵團下一步的作戰方針。第一項議題用了三天半時間，朱理治系統地傳達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決議”。對於朱理治傳達的關於“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決議及其他指示信。廣人紅軍幹部都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因而提出了一質疑。朱理治對部隊幹部的質疑不但不作解釋，反而認為這是“右傾飢會主義者佈置的陰謀。”
在討論西北紅軍主力兵團下一步作戰行動方針時，朱理治和郭洪濤等人要求“運用紅軍的基本的運動戰策略，配合著陣地戰堅決地進攻敵人”，要求紅軍奪取延安、清澗、瓦窯堡等“中心”城鎮，首先是奪取瓦窯堡。這沖不符合實際的作戰指導方針，受到劉志丹和與會大多數紅軍幹部的強烈反對。劉志丹等人認為，西北紅軍目前裝備條件，還不能擔負以攻堅戰、陣地戰等形式奪取中心城鎮的任務。對余敵重兵駐守的瓦窯堡等中心城鎮。只能使用游擊隊隊和赤衛軍以及根據地群眾層層包圍的方法採取長圍久困的戰術，分化瓦解的策略，相機奪取，絕不能用強打硬攻的戰術。面對15萬敵軍：大規模的“圍剿”，西北紅軍主主力兵團下一步的作戰方針應該是足揮師南線，對立足未穩的東北軍尋機打擊，並用抗日反蔣收復東北失地的宣傳去瓦解敵軍，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不斷殲滅東北軍的小股部隊，在運動中殲滅敵團級建制的部隊，集小胜為大勝，最後打垮南線敵軍的進攻，其他方面的敵軍就不敢長驅直入了，這樣敵人的“圍剿”就一定會被粉碎。劉志丹的真知灼見，得到了廣大紅軍幹部的擁護，但朱理治固執己見，最後用中央駐西北代表團和西北工委書記的權利，決定置南線敵軍進攻主力於不顧，命令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先強攻瓦窯堡和清澗縣的守敵。
文安驛會議之後，在朱理治的強迫命令下，劉志丹和前敵總指揮部被迫進行攻擊瓦窯堡耳朵準備，前敵總指揮部西北紅軍主力兵團沿永坪川、青坪川兩路向瓦窯堡城郊外圍運動。與此同時，劉志丹命令紅二十六軍第三團到南線偵察敵情，進行小規模的作戰，摸索東北軍的的作戰規律和技術裝備情況。積累經驗，以保證紅軍主力兵團南下作戰的勝利。 8月30日，紅二十六軍第三團在團長黃羅斌、政委羅佩勳的率領下，按照劉志丹部署揮師南下，進入鄜縣地區。 9月10日，紅俄日十六軍第三團餘鄜縣游擊隊、甘泉游擊隊密切配合，誘出駐中部龍坊鎮的敵東北軍一一0師，紅二十六軍第三團採用伏擊戰術，殲敵一個營，俘敵200餘人。此時，從俘敵中得知敵進駐延安後，準備對紅軍主力進行大規模“圍剿”及具體部署等重要情報。紅二十六軍第三團將情報上報前敵總指揮部。前敵總指揮部立即命令紅二十六軍第三軍團轉移至洛河川的夏寺灣地區集結待命。
這時，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在劉志丹的率領下，進抵瓦窯堡郊外季節集結。劉志丹親自帶領團以上乾部對瓦窯堡的城防工事及地形進行勘察。經過勘察，發現瓦窯堡防禦嚴密，人在城外構築了大量工事，城牆內外碉堡林立，工事陣地相連。整個防禦系統發構成了強大的火力網，相互支援，城外和碉堡外部都挖有陷坑相套連接成梅花換，圍繞在城堡周圍。每個梅花環套的陷坑寬約30-50米，坑深3-5米，坑底載立著棗木尖樁、竹尖樁和不跟金屬銳器。只要滾下陷坑就會使人體受到損傷，失掉戰鬥力。那梅花陷坑，又都處在碉堡的各種火力的控制之下。劉志丹勘察敵人工事佈局後，認為在敵人這樣防禦體系之下，以紅軍現有的裝備和兵力，硬打強攻全部傷亡也無濟於事。硬功瓦窯堡，只能是我們成為歷史罪人。紅軍幹部也異口同聲地說，朱理治制定這樣的硬性任務，會把西北紅軍主力力兵團毀滅掉，會把全軍指戰員白白地傷亡完。經過研究，劉志丹決定不執行強攻瓦窯堡的任務，另尋戰機，殲滅敵人。
放棄強攻瓦窯堡的計劃之後，劉志丹對清澗縣城守敵的布防情況進行了調查，發現清澗縣成的敵人兵力更多，防禦工事更強，地形更險要，因而也更不恩能夠強打硬攻。在這種情況下，劉志丹個前敵總指揮部為了給中央駐西北代表團和西北工委的命令有一個交代和答复，決定奔襲北線橫山縣城，乘敵不備，殲滅敵人。得手後，石灣鎮守敵二五八旅高雙城部及其五一一團可能會不戰自退，從而進一步鞏固根據地後方，還可以牽制敵八十六師對神府蘇區的行動，有利於集中力量打擊南線的東北軍。
9月9日，劉志月率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到達橫山縣魯家河一帶集結，並進行了攻城準備和作戰計劃的製定工作。其兵力部暑是：以紅二十六軍、西北抗日義勇軍攻占南山制高點，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及陝北游擊隊第三縱隊由城東架梯登城，紅二十七軍第二團攻占城西娘娘廟據點。紅二十七軍第三團向波羅鎮、榆林方向警戒偵察，構築工事準備阻擊來援之敵。 9月11日，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各部同事向衡山縣城發動偷襲行動。因雲梯較短，戰士登城數次未成功，致使敵人發覺了紅軍登城的行動紅軍遂即轉為強攻。經過激烈反复的爭奪，南山制高點和城外各要塞據點及南關均被紅軍攻占但因登城困難，紅軍未攻入城內。激烈的戰鬥一直持續到下午，劉志丹和前敵總指揮部鑑於乾部傷亡太大，立即下令撤出戰鬥。奔襲橫山縣城的戰鬥隨即結束。此戰雖然攻城未克，但還是達到了打擊北線敵人，鞏固蘇區耳朵戰略目的。敵八十六師在紅軍的嚴重打擊下，被迫收縮兵力，抽回了“圍剿”神府蘇區的二五八旅的部分兵力，加強橫山城區的防禦，減輕了獨立三團和神府各游擊隊的壓力，從而使神府蘇區的危機局面得到扭轉。戰後，劉志丹率領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在秀延縣的七里溝、玉家灣、黃家川一帶帶休整補充，準備下一步作戰行動。
二、紅二十五軍進入陝甘根據地和紅十五軍團的成立
1934年9月，中共中央為保證中央紅軍的長征行動的順利進行，決定派紅二十五軍突圍遠征。
紅二十五軍原屬紅四方面軍的序列，在危難中建立，在戰鬥中成長。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未能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退出了鄂豫皖根據地。 11月29日，鄂豫皖省委決定重建紅二十五軍，該軍下轄七十四師和七十五師。他們為了反對敵人的“圍剿”、“清剿”，保護鄂豫皖恨據地，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
1934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紅二十五軍以“中國工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名義，踏上了征途。 1935年4月，紅二十五軍在鄂豫陝地區建立了游擊根據地。為適應新的形勢，鄂豫皖省委改組為鄂豫陝省蠶。 5月初，敵軍集中41個團的兵力，向鄂豫陝游擊根據地發動了“圍剿”。紅二十五軍奮力反抗，經兩個月戰鬥，殲滅敵軍7個團，牽制了敵軍37個團的兵力，主力紅軍也發展到3700餘人。 7月，紅二十五軍翻山越嶺，跨國終南山，前鋒抵達西安南面的王曲、杜曲、引架回、子午鎮一帶，直接威脅敵人在西北的統治中心——西安。在這期間，鄂豫皖根據地的地下交通員石健民由上海來到紅二十五軍部，報告說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已在西北會師，並有北上的動向。這個消息，與紅軍揀到的一張《火公報》上的報導內容基本一致，紅軍並從偵察中得知敵毛炳文、於學忠所部已從西安西調，妄圖在四川北部進行堵截。根據這一重要情報，鄂豫陝省委在子午鎮附近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二十五軍的行動方向，會議一致認為，配合主力行動，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會議決定，紅二十五五軍立即西征北上，與紅二十六軍配合，首先爭取取陝甘根據地的鞏固，牽制和消滅敵人，迎接黨中央和紅一、四方面軍北進。
7月16日，紅二十五軍從子午午鎮出發，西向甘肅挺進，部隊連續行軍鬥十幾天，經陝南各地，於8月1日占領了陝甘交界的雙石鋪，消滅了胡宗南部4個連，俘獲一名少將參謀。從這個少將參謀的口中了解到，紅一、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已越過松潘，正向北挺進。胡宗南的主力部隊已全部西調去阻擊，北上的紅軍，其後方留守處設在天水。 8月2日，紅二十五軍便向天水發動進攻，剛打下北關，援敵一個旅趕到。紅二十五軍放棄攻占天水的汁劃，轉向風凰山、沿河鎮，強渡渭水，攻占秦安，挺進通渭。截斷西蘭公路，進抵靜寧縣城以北的興隆鎮。在這裡部隊休整3天，仍然得不到黨中央和一、四方面軍北進的消息。 8月17日，紅二十五軍向陝甘根據地轉移。部隊沿西蘭公路東進，一舉打下了隆德，連夜翻越六盤山，20日，進至平涼、涇川、鎮原、台水一帶，敵人緊緊追逼。紅二十五軍早平涼白水鎮和馬蓮鋪以東的大虎山高地，打垮了敵三十五師馬鴻賓部一0五旅，殲滅其一個營旅。涇川城四南的四坡村，冒雨消滅了前來襲擊的敵意一0四旅二0八團，擊斃敵團長馬開基。在這次戰鬥中，紅二十五軍政委吳煥先壯烈犧牲。 9 月初，紅二十五軍強渡涇水，經鎮原、慶陽、合水，進入陝甘邊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南梁大鳳川豹子川、平定川、白豹川、瓦子川一帶。紅二十五軍的到來，使陝甘邊根據地人民歡欣鼓舞。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席習仲勳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劉景範，立即前往瓦子川迎接遠道而來的戰友們。在夏寺灣一帶休整的紅二十六軍第三團也立即派團長黃羅斌為代表，前往劉家堡歡迎紅二十五軍先頭部隊，並向徐海東等同志介紹敵情和陝甘根據地的情況。紅二十五軍所到之處，根據地人民熱情慰勞，到處洋溢喜迎親人的歡樂景象。根船地人民很快就編唱起歡迎紅二十五軍的“信天遊”民歌：
9月7日，紅二十五軍到達豹子川後，鄂豫陝省委召開會議。鑑於吳煥先政委住涇川四坡村東任軍長，程子華改任政委。爾後。紅二十五軍五3400餘人四天行軍，到達延川縣永坪鎮。 9月16日，紅二十五軍與聞訊趕來的劉志丹率領的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在水坪鎮勝利會師。 9月17 日，在永坪鎮召開了中共鄂豫陝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聯席會議，會議主要解決統一領導和下一步軍事行動的方針問題。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由朱理治、聶洪鈞、程子華三人組成，朱理治任書記）決定改組黨的領導機構。除代表團全面負責陝廿根據地黨、政、軍各項工作的領導外，還決定成立陝甘晉省委、朱理治任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同時，改組軍事領導機構，由聶洪鈞任西北均為主席。為了統一指揮兩支兄弟紅軍部隊，決定成立中國工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團長、程子華任政治委員、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第七十五師、第七十八師、第八十一師，分別由原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改編。全軍團共7000餘人，隨後部隊進行了整編。永坪鎮的整編，使相隔幾千里地的兩支紅軍部隊，在會師後的短短幾火時間內，整編成一支部隊，充分顯示示了紅軍的高度紀律性和組織觀念。特別是劉志丹同志，他是渭華暴動的主要領導人，是西北紅軍各陝甘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在根據地威望極高，可是他不為名，不謀權，由原來的兩北軍委主席兼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改任副軍團長，這是多麼高尚的品德啊！
1935年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變四周年國恥紀念日，紅十五軍團在永坪鎮召開了萬人大，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等同志在大會主席台上就坐。會場紅旗飄揚、刀槍如林、歌聲嘹亮，到處張貼著紅紅綠綠的標語。主席台旁邊貼著行兩張醒目的特大標語，上面寫著：
參加大會的除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的7000餘名指戰員外，還有中共陝甘晉省委和西北軍委幹部及附近的游擊隊、赤衛隊、少先隊。周圍幾十里的群眾、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趕著毛驢。帶著慰勞品，來參加大會會場上洋溢著兩支兄弟紅軍親如手足的戰鬥友誼和西北人民對子弟兵的熾熱感情。
會上，首先宣布成立紅十五軍團，然後，徐海東、劉志丹等先後講了話。不擅長講話的徐海東同志講的很乾脆，他先是對陝甘根據地地軍民的熱烈歡迎表示感謝，然後說：“我們兩路紅軍，一定要打一個漂亮伏！”劉志丹同志穿著深監色軍服，腰束皮帶，佩帶手槍，講話時不斷地揮動雙手。他高興地說：“紅二十五軍來了，我們更強大了，我們要攜手打大仗”！
紅十五軍團成立後，劉志丹和徐海東密切配合，率領紅十五軍團南下。這時，東北軍7個師分兩路由洛川、鄜縣一帶瘋狂地向陝甘根據地進犯。敵一一0師、一二九師已進抵延安，一0七師和六十七軍軍部也到達洛川一帶。新組成的紅十五軍團為了挫傷敵人的銳氣，決定採取“圍城打援”的戰術，以少量部隊圍困甘泉縣城之敵一一0師一個營，誘延安之敵來援，將主力紅軍佈置在在延安、甘泉之間的勞山一帶，設伏殲敵。甘泉守敵被紅軍圍困後第三天，東北軍一一0師急忙從延安出發增援，途徑勞山進入紅軍預付陣地時，紅十五軍團指揮部一聲令下，機槍、手榴彈劈頭蓋腦地向敵猛烈開火，接管，紅軍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猛打猛衝，殺入敵陣。頓時，敵人亂作一團，無處逃奔。經過六小時的激戰，敵一一0師兩個團和師直屬部隊被紅軍全部殲火。敵師長何立中、參謀長裴煥采均被斷斃，生俘敵官兵3700餘人，繳獲武器裝備堆積如山。這就是著名的勞山戰役。
勞山戰鬥結束後，紅十五軍團乘勝擴大戰果，揮師南下，七十八師（原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師長楊森親率部隊去羊泉塬偵察敵情，消滅敵一0七師一個營。 10月，強攻甘泉榆林橋，又消滅東北軍一0七師四個營，團長高福元被紅軍俘獲。 “勞山和榆林橋這兩仗，給東北軍以沉重打擊，以實際行動迎接了黨中央迎接了毛主席。”正如當時一首“信天遊”唱的那樣：
紅十五軍團取得了勞山和愉林橋作戰的勝利後，駐瓦窯堡的高桂滋和井岳秀部，懼怕被紅軍消滅，不戰而逃，紅軍趁勢解放了瓦窯堡。此後，陝甘晉省委和西北軍委移駐瓦窯堡，瓦窯堡成為陝甘根據地的首府，安置境內的敵人據點全部被拔除。但此時，南線東北軍不甘心失敗，又重新組織進攻。以董英斌（東北軍的一個軍長）率6個師分兩路向陝甘根據點猛撲過來，東邊一個師沿洛川、府縣大道大舉北上西面五個師，即東北軍五十七師的一0九師、一一一師、一0八師、一二0師、一0六師，從甘肅慶陽、合水一帶沿葫蘆河東進妄圖在鄜縣地區夾擊紅軍。反“圍剿”的嚴重戰鬥還在後面。陝甘根據地仍然面臨著嚴重的敵情。
三、陝甘根據地的錯誤“肅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危害
正當第三次反“圍剿”戰爭激烈進行的緊急時刻，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執行者卻在陝甘根據地黨的領導機構取得了統治地位，使“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陝甘根據地惡性膨脹，釀造了一場巨大的災難。
早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統治的領導地位，勝利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中央的統治。但是，由於當時黨中央正在長征途中，還未來得及肅清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對各地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1935年6月，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的中央駐北方代表和上海臨時中央局派出來的朱理治、聶洪鈞組成的中央駐西北代表團來到陝甘根據地。臨行前，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寫了三萬五千字的指示信交給朱理治。只是信中說：“陝甘黨內由右傾取消主義，而且他們的陰謀已暴露。”“右傾取消主義師為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服務的”，“右傾機會主義實質是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在黨內的應聲蟲和同盟軍”，因此，“要反對國民黨的走狗與之進行鬥爭”。中央代表孔原曾對朱理治說，“現在陝甘邊特委混進來張文華、蔡子偉兩個右派，陝甘邊及紅二十六軍右傾機會主義受了這兩個右派的影響。”①還指示朱理治到陝甘根據地後，首先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在這個鬥爭中來暴露於孤立右派，然後再鎮壓他們。當時，中央代表孔原還給朱理治看了一本鄂豫皖“肅反”的小冊子，名字叫“肅反”，這本小冊子裡有張國燾和陳昌浩寫的文章。聶洪鈞去陝甘根據地時，一些人世向他轉達了北方代表的意見，說“劉志丹是陝甘蘇區和紅軍的創造者，對黨是忠實的，但是思想很右。”指示聶洪鈞依靠郭洪濤來解決陝甘根據地的右派反革命問題。
朱理治、聶洪鈞組成的中央駐西北代表團來到陝甘根據地後。立即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 7月15日，任中央駐西北代表團的主持下，西北工委大會議在永坪鎮召開會上，朱理治等人借傳達中央駐北方代表給陝甘根據地的指示信的名義，強行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方針。朱理治、聶洪鈞照抄照搬六屆五中全會會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對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估汁，認為革命在全國是一直向上發展的，“國民黨區域的日益縮小”，“蘇維埃區域的日益擴大”，“國民黨經濟上破產、政治上破產、軍事力量削弱，我們的力量佔絕對優勢”，全國不但是處在“偉人的階級決戰的前面”，而且“我們和帝國主義直接武裝衝突的階段迫在我們面前”。他們不顧南方革命根據地喪失後全國革命低潮的現實，認為革命力量已經超過反革命力量。佔絕對優勢，陝甘根據地“在衝破帝國主義、國民黨圍剿的戰鬥中，由於蘇區的擴大，工農群眾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洶湧鬥爭……使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更加崩潰”。 “國民黨的第三次'圍剿'中，我們佔絕對的優勢”。在這種“五”傾冒險主義錯誤估汁下，中央駐西北代表團給陝甘根據地的任務是：“鞏固與發展陝北、陝甘邊蘇區，建立陝西的廣大蘇區，更將陝西與四川的蘇維埃運動聯繫起來，並進一步地使川陝蘇區與新疆、青海、甘肅的偉大革命運功聯繫起來”“實行對帝舊主義直接作戰，驅逐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出中國，武裝保衛蘇聯”。在反“圍剿”作戰方針上，要求紅軍“全線出擊”，提出“不讓敵人蹂躪蘇區一寸土地”的口號。在紅軍的作戰形式上，要求紅軍“運用基本的運動戰的策略，配合著陣地戰，在新的'圍剿'未佈置前先行打碎。”在紅軍的行動方向上，“要'爭取神府和吳綏以南蘇區打成成一片'。要向韓（城）、邰（陽）發展，”要“以洛川作中心，積向定邊、隴東發展，以馬欄為中心，向同官、富平、耀縣、涇陽、發展”要主力紅軍配合地方暴動，消滅蘇區內敵人的支持點。攻打延安、清澗和瓦窯堡敵人的中心據點。總之一句話要紅軍四面出擊。
朱理治、聶洪鈞等人還毫無根地指責劉志丹等在指揮笫二次反“圍剿”戰爭中，沒有普遍地發動廣大人民進行鬥爭，在某些地方允許組織清鄉會和敵人和平苟安進行妥協。在敵人進攻面前悲觀失望，在戰略上退卻逃跑，以及執行單純的堅壁清野政策，阻礙了革命戰爭的發展。沒有充分開展敵人後方游擊戰爭，完全忽視了地方動動的配合，沒有及早訂出軍事汁劃，既經決定計劃之後，事行動動遲緩，不得迅速執行②等。因此，在這次永坪鎮擴人會議上通過的決議中，號召陝甘根據地黨和紅軍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但是，這時“左”傾錯誤還沒有來得及在陝甘根據地黨和紅軍中全面貫徹執行。因此，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和紅二十六軍堅持陝甘邊的部隊以及游擊隊、赤衛軍在劉志丹的指揮下，仍然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輝煌勝利和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初步勝利。使紅軍和根據地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勞山、榆林橋戰鬥後，駐瓦窯堡敵人懼遭殲滅，棄城而逃。這充分顯示了劉志丹關於集中主力，殲滅南線之敵，打破敵人圍剿的作戰方針的正確性。但是，紅軍在南線作戰的勝利，卻被朱理治、聶洪鈞等人嚴重歪曲了。他們在《中共陝甘晉省委關於慶祝勞山大捷及奪取瓦窯堡空前勝利的緊急通知》中，將這次勝利硬說成足“黨戰勝右傾取消主義的勝利”，是“克服了過去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逃跑路線的殘餘與游擊主義的錯誤”，“切實地組織了瓦窯堡地方暴動”的結果。為了存政治思想和反“圍剿”作戰中進一步貫徹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鬥爭，朱理治、聶洪鈞在組織上實行了宗派主義的錯誤路線，打擊執行正確路線而不同意或反對他們“左”傾錯誤的同志。他們取消了“西北工委”，成立了陝甘晉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濤擔任正、副書記，他們又改組了西北軍事委員會，以聶洪鈞為西北軍委主席，不公正地將劉志丹排除在陝甘晉省委和軍委領導之外。他們對創建蘇區有功績，在群眾中有威信的黨和紅軍的干部，大都採取不信任的態度，並指責這些幹部是“右傾機會主義者”，加之_打擊。正當反“圍剿”戰爭勝利發展的時候，“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執行者們卻不顧敵強我弱，敵軍大兵壓境的嚴重形勢，利用他們在組織上取得的統治地位，進一步強行貫徹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號召在陝甘根據地黨和紅軍中更加猛烈地開展反對反革命右傾取消主義的鬥爭義。徹底肅清右傾取消主義的反黨派別。頓時，殘酷鬥爭的恐怖陰雲佈滿了陝甘革命化根據地的上空。
為了貫徹“左”傾錯誤，朱理治、聶洪鈞等人迫不及待地在陝甘根據地的後方機關開始了錯誤的“肅反”。他們將紅十五軍團七十八師（原紅二十六軍）從前線調到安塞縣的高橋，把紅八八十一（原紅二十七軍）調到鄜縣的羊泉原。為錯誤“肅反”作好準備。然後在甘泉縣夏寺灣的王家坪召開會議。根據陝甘晉省委會議確定的“肅反”方針，部署了具體的“肅反”計劃。任命戴季英為陝甘晉省委政治保衛局局長，負責“肅反”事宜。朱理治、聶洪鈞等根據“根據地要依靠肅反老鞏固”的荒謬的理論，根據“反節命組織主要存在於陝甘邊黨與紅二十六軍”的錯誤認識，以對敵鬥爭的方式在黨內軍內開展“肅反”。戴季英早在鄂豫皖蘇區時就推行過張國燾的錯誤“肅眨”路線。大搞擴大化，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枉殺了不少革命同志。紅二十五軍到達陝甘根據地後，他又將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的錯誤“肅反”經驗帶到陝甘根據地，在朱理治的支持下，頒布赤色戒嚴，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在一個月內便將陝甘邊根據地縣以下乾部和紅二十六軍營以上乾部全部逮捕，幾乎無一倖免。他們對被捕的同志進行嚴酷逼，有德關押在獄，有的悲慘殺，據不完全統汁，這次“肅反”慘殺陝甘邊黨和紅軍幹部戰士達200多人。
更為惡劣的，朱理治、戴季英提名要被捕的同志承認劉志丹師“右傾反革命的首領”。後來，他們根據從後方被捕人員口中刑訊逼出來的材料，硬說劉志丹、習仲勳、楊森、張秀山、劉景範等陝甘邊黨和紅軍的領導都是反革命右派，並有很大的陰謀活動。為了逮捕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劉志丹。朱理治等人立即以陝甘晉省委的名義，指令聶洪釣在前方逮捕劉志丹同志，但又恐怕在前方逮捕劉志丹會發生“亂子”，他們又展陰謀。 10月6日，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紅十五軍團保衛部準備逮捕劉志丹。遂以將劉志丹調到後方，主持軍委工作之名，將劉志丹騙到瓦窯堡後加以逮橢。當時，劉志丹因公去瓦窯堡，半路上碰到傳送戴季英命令的通汛員，通訊員不知底細，把信交給了劉志丹。劉志丹看到了逮捕命令時，對這種不顧大局，搞陰謀詭計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徑十分憤慨。但是劉志丹頭腦非常冷靜，他“明智一部分同志被枉關起來，自已也會被捕，他有槍桿子，有群眾，要乾就越來了，那就打起內戰了，結果是分裂，給敵人造成一個人缺口。他明知個人會有危險，但還是顧全大局，服從紀律。”。劉忠丹同志具有極高黨性覺悟，具有顧全大硒的優秀思想品質。為了不使黨內分裂，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為了保存陝甘根據地。使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有一個落腳點，他絲毫不顧個人安危。鎮定地將信叫還給通訊員，說：“你快把信送到軍團部，說我自己去瓦窯堡”立即翻身上馬，毫不猶豫地毅然直赴瓦窯堡，打算向中央駐西北代表團申訴，寧願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線其他紅軍幹部。但他一到瓦窯堡即被打入監獄，連他帶著五歲的孩子的妻子同桂榮也被打入勞改隊。隨後，聶洪鈞、戴季英等人又在前線逮捕了楊森、習仲勳、劉景範、郭寶珊等許多陝甘邊蘇區和紅軍的領導幹部。製造了一場大案。
劉志丹等被捕後，“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羅織了許多罪名，攻擊劉志丹同志。他們硬說“劉志丹沒有打下橫山是反革命陰謀”，“同國民黨軍隊有秘密勾結”，“創造蘇區創造紅軍是為了消滅蘇區、消滅紅軍”。甚至對劉志丹的赤膽忠心，人義凜然行為進行污衊。說劉志丹知道自己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黨對其信任”。 ①他們還給劉志丹加上了“反革命”、“白軍軍官”、“反革命右派首領”等大帽子。進行政治迫害。劉忠丹承受不白之冤，在監獄受盡折磨，面對隨時都可能處死的殘酷現實，始終泰然處之，體現了一個偉大共產主義者的胸懷和情操。
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製造的錯誤“肅反”的災禍，給西北紅軍和陝甘根據地帶來了嚴重的危機。在反“圍剿”作戰的關鍵時刻，把劉志丹等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幹部抓起來，嚴重地挫傷了部隊的士氣。此外，“左”傾冒險主義者，還在前線部隊中，就地慘殺了許多忠誠的紅軍幹部戰士，造成了紅軍部隊和根據地群眾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亂局面王明“左”傾冒主義錯誤在陝甘根據地起到了敵人無法起的破壞作用，惡果是很大的。它使許多忠實於黨的革命事業來的的紅軍幹部蒙受冤屈。並進而引起了紅軍部隊很大的動搖恐慌，使紅軍力量受到削弱。不僅如此，更嚴重的是在紅二十五軍與西北紅軍部隊之間，在紅二十五軍與陝甘根據地人民之間關係也頓時緊張起來。根據地基層幹部和群眾，只要聽到南方戰士來了，就慌忙地上山逃跑。使蘇區一天天縮小。 ①地主、豪紳、反革命分予乘機搗亂，進行挑撥煽動，致使根據地的一些縣區發生反水現象。這時，敵人也增調兵力，完成了對根據地“圍剿”的新部署，妄圖從南北兩路夾擊紅軍而消滅之。在內憂外患的嚴重威脅下，本來形勢大好的陝甘根據地，一下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四、黨中央挽救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危機和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徹底勝利
（一）黨中央及時制止陝甘根據地的錯誤“肅反”，劉志丹等同志被釋放
在西北紅軍和陝甘根據地處於存亡絕續的緊急關頭，黨中央、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迅速地向陝甘根據地挺進。 1935年9月20日。中央紅軍進占哈達鋪。毛澤東從繳獲到的敵人報紙中了解到了陝甘根據地和西北紅軍發展壯大的詳細情況。 9月22日，中央軍委在哈達鋪召開了團以上乾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形勢和紅軍整編的報告。他指出，現在民族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一定要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領導的紅軍。會後，中央軍委將一、三軍團及乾部團等部隊共6000餘人改編為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員，楊尚昆任副政委。陝甘支隊組建後，以佯攻天水的動作，把敵軍主力吸引於天水方向，然後以急行軍自武山、漳縣之間，迅速通過了渭水。 9月26日，陝甘支隊進抵通渭縣榜羅鎮。中央政治局在這裡召開丁擴大會議，討論了當前的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賈拓夫同志介紹了陝甘根據地的情況。 ①會議確定了以陝甘根據地為中國革命大本營。隨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率領下連續突破兩道敵封鎖線，翻越六盤山高峰，進入隴東地區，行軍七天，經鎮原、環縣、花池境內的12個區，48個行政村，113個自然村，176個村莊行程510華里。 10月1919日，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竹根據地吳旗鎮，就此，中央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此時。敵東北軍騎兵笫二軍何株國部第六師師長白鳳翔率四個騎兵團尾追中央紅軍，緊緊跟了上來。毛澤東在吳旗鎮召開會議說，我們不能把敵人帶進蘇區，要趕快打退他們。他集合陝甘支隊的干部講話，動員大家要堅決打退敵人，②割掉“尾巴”，進入陝甘根據地。 10月21日，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中央紅軍向敵展開英勇反擊。紅軍戰士以排山倒海之勢猛攻敵陣。頃刻間將敵截為數股截，與敵展開激烈格鬥。敵軍指揮系統頓時失靈，敵軍亂作一團，倉皇上馬。妄圖奪路逃竄。紅軍猛攻猛打，敵人在紅軍的猛烈打擊下，東奔西竄，無路可逃，傷忘甚大。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一舉殲滅一個團，擊潰三個團，俘敵700餘名，繳獲戰馬：1000餘匹和大量武器彈藥，痛快淋漓地割掉了這個“尾巴”。
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甘根據地，給根據地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吳旗鎮的人立即用雞毛信將這一特大喜訊傳遍了各個村莊。赤源縣委立即派了一個赤衛軍大隊長，抬著牛、羊慰勞中央紅軍，陝甘晉省委也派人前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紅軍，蘇區人民全體行動起米，為中央紅軍趕製棉衣、棉鞋。同時。當地的干部群眾也立即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反映了在陝甘根據地錯誤“肅反”中劉志丹等大批黨和紅軍幹部被捕被殺的情況。黨中央和毛澤東了解到這一嚴重情況，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並派王首道、李維漢、賈拓夫等人代表黨中央前往瓦窯堡接管政治保衛局，先把事態控制起來，避免進一步惡化。吳旗鎮切尾巴戰鬥之後，毛澤東立即揮師洛河川南下，11月3日到達廿泉縣的夏寺灣。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到達夏寺灣後，立即聽取了有關匯報，召開會議研究“肅反”問題。當朱理治、聶洪鈞等人談及逮捕劉志丹等人的情況時，毛澤東當即嚴肅指出：“把劉志丹都逮捕了？要慎重！考慮一下吧！”同時，黨中央決定由張聞天、博古、劉少奇、董必武等人率領中央機關進駐瓦窯堡，開始了糾正錯誤“肅反”的工作。 11月初，中央組成了秦邦憲領導下由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張雲逸、李維漢、郭洪濤組成的五人“黨務委員會”。審查錯誤“肅反”問題。 11月底，中央組織部召開會議，宣布中央及黨務委員會1935年11月間《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會上王首道代表五人“黨務委員會”宣布劉志丹等同志是無罪的，黨中央決定立即釋放，並且分配工作。但當時的黨務委員會著眼於盡快分清革還是反革命。以便迅速釋放劉志丹。沒有也來不及對陝甘邊根據地特委及紅二十六軍的路線作調查研究，因而作出了陝甘邊區及紅二十六軍的負責同志“犯了右傾取消主義及對反革命派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的錯誤”的論斷，並認為“進行肅反工作是必要的。”①這樣就對糾正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帶來了一定不良影響。 1935年12月初，毛澤東來到瓦窯堡後，立即聽取了王首道等同志的匯報。他嚴肅地指出：這次肅反事件是完全錯誤的，逮捕劉志丹完全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的狂熱病。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均應釋放，恢復領導工作，同時，為嚴明黨紀，黨中央決定給直接執行這次錯誤肅反的聶洪鈞、戴季英以紀律處分，並在中共中央黨校批判戴季英的嚴重錯誤。
對於這次錯誤“肅反”，黨中央十分重視。在相隔7年以後進行的延安整風運動中，陝甘寧邊區高干會議再次對錯誤“肅反”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思想根源以及錯誤的性質進行了客觀的分析。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1935年陝北（包括陝甘邊及陝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這個決定指出：“中央根據10月（1942年）陝甘寧黨的高干會議對於陝北歷史問題的檢討與結論，認為1935年9、10月間朱理治郭洪濤等同誌所主持的'肅反'將陝北蘇區和紅軍創造者劉志丹、高崗、張秀山、楊森等同志逮捕，並殺害了200以上黨政軍幹部，這種將黨的最好乾部誣認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殺害，不僅是完全錯誤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惡。”②從而對錯誤“肅反”作出廠客觀公正的結論。
劉志丹出獄後，毛澤東和周恩來親切地接見了他。劉志丹先見到周恩來，他親切地說：“週副主席，我是黃埔四期的，你的學生。”周恩來高興地說：“我知道，我們是戰友。”①接著周恩來又領劉志丹會見毛澤東。毛澤東親切地安慰和鼓勵劉志丹說：“你和陝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劉志丹毫無怨言，立即代表全體獲釋幹部感謝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英明處理，激動地說：“中央來了，今後的事情都好辦”。入冬後，他看到毛澤東還沒有穿棉鞋，就讓愛人趕做棉窩窩鞋，要求裡子要棉，幫子要緊，鼻樑要高，底子要厚。他說：“你知道，毛主席腳踏千山萬水，要踏倒三大敵人，在冰雪風寒裡指揮千軍萬馬，創建一個新中國！②他懷著對毛澤東的崇敬深情，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忘我工作。在黨中央召開的受害同志座談會上，劉志丹一再謙虛地表示：我們工作中也有缺點錯誤，強調大家不要記仇，中央來了，毛主席來了，我們要在黨中央領導下團結起來奮鬥。在此前後，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出於對'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憤怒，多次要求劉志丹向黨中央、毛澤東反映，處理犯錯誤的人。劉志片胸懷坦蕩，一再進行解釋說服工作，他一方面嚴肅批評那搞錯誤'肅反'的人是不相信從土地革命中生長起來的紅軍，不相信從長期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干部，而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與瘋狂病”。 ①另一方面已在勸勉受害同志，以大局為重，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他常說：“黨內歷史不必急，要相信黨中央、毛澤東會分清是非，做出正確結論。②他要習仲勳同志轉告受過整得同志：”過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要同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他向部隊講話時，每次都要強調，革命利益高於一切，要顧大局識大體，絕對服從中央的領導，聽從中央的調遣，要向中央紅軍學習，加強團結。在他得影響下和帶領下，許多受害同志都不去計較個人的恩怨，勤懇為當工作。西北紅軍和中央紅軍團結得親密無間。周恩來多次讚揚說：“劉志丹同志對黨忠貞不二，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共產黨員。”③
劉志丹出獄的喜訊傳來，根據地軍民振奮，大家歡欣鼓舞，奔走相告。鄉親們見了劉志丹紛紛關心地說：“總指揮啊！聽說你也受了些委屈。”劉志丹笑呵呵地說：“沒有啥！我這不是好好的在工作麼？”在神木境內，一位70多歲雙目失明的老大娘，拄著拐棍老遠趕來看老劉。人們問老人，你雙目失明怎麼看望老劉？她說，我看不見，也要摸一摸。劉志丹站在老人面前，讓老人把他從頭到腳摸了個遍。老人淚流滿面，不住地說：“好哇！……好哇，你是咱們老百姓的好人吶！”
直羅鎮戰役後，中共中央任命劉志丹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辦事處副主任（主任由周恩來兼任）、紅二十八軍軍長。紅軍北路總指揮和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警備司令員等要職，恢復了劉志丹的工作。隨後不久，中央陸續給一大批受了迫害的黨和紅軍領導幹部安排了工作。由於黨中央和毛澤東及時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在陝北根據地的錯誤“肅反”，保護了劉志丹等一大批黨的好乾部。從而從內部消除了陝甘根據地和西北紅軍的危機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正是黨中央的到來以及實行了正確的政策，清除了根據地內部的嚴重隱患，才能使陝甘根據地得以鞏固，從而使全國紅軍長征有了鞏固的落腳點。
（二）直羅鎮戰鬥的勝利，國民黨反動派第三次“圍剿”被徹底粉碎
1935年11月6日，為粉國民黨反動派對陝甘根據地根的第三次“圍剿”，毛澤東、周恩求等率領中央紅軍到達了甘泉以南的象鼻子灣。與剛剛結束張村驛戰鬥的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為了統一陝甘根據地紅軍部隊的指揮，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國工二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的番號，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張雲逸任副參謀長，楊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笫一軍團、第十五軍團。其編制序列及領導人為：
笫一軍團（由紅軍陝甘支隊編成）林彪任軍團長，聶榮臻任政治委員，左權任參謀長，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第二師（師長劉亞樓、政治委員肖華）、第四師（師長陳光，政治委員彭雪楓）及直屬笫一團（團長朱水秋、政治委員黃振堂）。
第十五軍團（由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和紅二十五軍組成）；余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治委員，周士弟任參謀長，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馮文彬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轄第七十五師（師長張紹東、政治委員趙凌波）、第七十八師（師長楊森、政治委員張明先）、第八十一師（師長賀晉年、政治委員張達志）。
此時，原隴東的紅二十六軍部隊被整編為紅十五軍團七十八師。紅二十六軍笫四十二師的紅二團、紅三團、騎兵團及西北抗日義勇軍被整編為二三二團、二三三團、二三四團和騎兵團。紅一團仍留用在陝甘邊南區堅持游擊戰爭。因此未能參加整編行動。
這時，敵東北軍又掉六個師的兵力，分兩路向陝甘根據地大舉進犯。東邊六十七軍之一一七師沿洛川、鄜縣北上西面五個幣，即東北軍五十七軍一0九師、一一一師、一0八師、、一二0師、一0六師，從甘肅慶陽、合水一帶沿葫蘆河東進企圖在鄜縣地區夾擊紅軍。黨中央和毛澤東正確地分析了反“圍剿”的形勢，決心由甘泉向南作戰。誘敵深入，集中兵力，首先殲滅敵西路沿葫蘆河進攻的一至兩個師，繼之視情況轉移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打破敵人的“圍剿”；爾後向洛川、中部（今黃陵）、宜君、宜川、韓城及關中、隴東一帶發展，擴人根據地和紅軍。作戰計劃是：將敵放進直羅鎮，乘敵立足未穩。集中紅軍兵力。採取側擊、包圍、突然攻擊的戰法。殲滅突入之敵；得手後再殲滅敵後續部隊。為保證在直羅鎮殲敵，以紅十五軍團第八十一師的第二四一團繼續圍攻甘泉城，以調動敵人東進；以二四三團在鄜縣西羊泉鎮，牽制鄜縣、中部之敵西援，保證直羅鎮殲滅戰的勝利。
直羅鎮位於鄜縣西南，距鄜縣約120華里，三面環山，一條從南到東的大道穿鎮而過。鎮子的東頭，有一座古老的小寨，裡面的房屋雖然倒塌，石頭砌成的寨牆基本完好，鎮子的北半面，是一條流速緩慢而平靜的小河。河川南北兩側是高山，山頂多灌木。山坡多喬木森林，便於屯兵隱蔽。這樣的地理條件，對紅軍作戰十分有利。
為了保證直羅鎮戰鬥的勝利，毛澤東和彭德懷親臨直羅鎮觀察地形。決定以紅十五軍團主力隱蔽埋伏在直羅鎮的南山，並以一部分兵力隱蔽在直羅鎮與黑水寺之間的張家灣南山，當敵進入包圍圈後，即截斷敵人的前後聯繫。以紅一軍團主力隱蔽埋伏在直羅鎮北山，並以部分兵力隱蔽在張家灣北山，準備阻擊敵軍增援部隊，追擊潰逃之敵。紅一方面軍指揮所設在直羅鎮北山的寶塔一帶。按照統一部署，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主力立即在直羅鎮一帶隱蔽集結，進行戰前的準備工作。紅軍情緒高漲，以逸待勞，決心打好會師後的這一仗。
11月20日下午，敵一0九師牛元峰部在六架飛機的掩護下，果然到達直羅鎮，落入紅軍的“口袋陣”之中。當天傍晚，毛澤東一聲令下，紅一軍團從北向南，紅十五軍團從南向北，向敵人展開了全線進攻，在拂曉前，紅軍將敵一0九師緊緊合圍在直羅鎮。天剛亮，兩路紅軍就像兩隻鐵拳，砸向敵軍，頓時衝鋒號聲此起彼伏，響徹了東方朝陽中的大地，紅軍戰士在衝鋒號中飛身躍進和衝入敵人的陣地，步槍聲、機槍聲、手榴彈聲，匯合成轟轟隆隆的臣大聲響震動著大地。敵人遭此突然打擊，暈頭轉向，指揮失靈，建制混亂，被緊緊夾在梁山之間的川道裡，失去了抵抗力。經過不到兩個小時的激戰，紅軍攻占了敵一0丸師師部所在地直羅鎮，大部分敵軍被殲滅。只剩下敵師長牛元峰率殘部逃到鎮東頭那個小寨裡，指揮殘部負隅頑抗，等待援兵。這時，毛澤東下令，以部分紅軍圍困寨子，主力紅軍急行軍迎擊敵援軍一0六師。在擊破戰中，敵一0六師一個團被紅軍殲滅於鄜縣黑水寺，一0六師破擊潰。傍晚，主力紅軍剛回師直羅鎮，再次攻擊寨子中的殘敵。敵師長牛元峰固守待援成了泡影，慌忙棄寨逃跑，又被紅軍追擊部隊殲火，牛元峰也被紅軍俘獲。至此，直羅鎮戰鬥勝利結束。此戰紅軍殲滅一個整師及一個團，繳獲了大量武器裝備。
直羅鎮戰鬥之後，敵一0八師、一0六師殘部星夜逃回甘肅合水、太白鎮一帶，南線敵人的一個師也退回洛川一帶防守，北線和西北線的敵軍聞風喪膽，不敢遠離據點輕舉妄動。這樣國民黨、蔣介石精心組織的笫三次大規模“圍剿”被徹底粉碎。毛澤東說：“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陝甘地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個奠基禮。”
五、陝甘邊紅軍的發展與紅軍長征落腳點的選擇
長期以來，黨史學界在關於黨中央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陝甘根據地的決策的問題上，存在著兩種認以。一種意見認為，黨中央師到達哈達鋪以後，從繳獲敵人的報紙上才得知陝甘邊和陝北有紅軍和根據地，於是作出了以陝甘根據地為長征落腳點的決策；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由於1933年中共陝西省委派秘書長賈拓夫到中央蘇區的匯報，黨中央早在長征前就知道陝甘邊和陝北紅軍與根據地的存在與發展情況。因此，不存在“一張報紙定去向”的問題。我們認為這兩鐘認識均不全面和準確。現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闡述如下：
（一）黨中央雖然早就知道陝甘邊有紅軍和根據地，但在長征到達哈達鋪之前，對陝甘邊紅軍和根據地的情況知之甚少，更不了解陝北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情況。
可以肯定地說，黨中央不是到哈達鋪以後才知道陝甘邊紅軍和根據地的情況的。事實上，早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就曾作出《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要求陝西省委“首先應從現在的游擊隊中選拔中堅的有力的隊伍，編成為經常的正式紅軍。”黨中央還命名陝甘邊紅軍的番號為第二十六軍，並且“責成陝西省委從自已的常委中選派一人去擔任二十六軍政委。”6月下旬，當中央在上海召開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討論建立北方蘇區的問題。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出席了這次會議。在研究西北工作時，會議重申了1932年4月20日中央《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確定立即將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以陝西省委書記杜衡為紅二十六軍政委，並派曾長清來陝西接任杜衡所擔任的省委工作。 ①同年12月，紅二十六軍正式組成，並投入了創建照金蘇區的工作。 1936年6月，紅二十六軍在杜衡的錯誤指揮下，南下渭華失敗，此後陝西省委被敵破壞，耀縣起義被鎮壓，渭北游擊根據地和照金蘇區相繼喪失，陝甘邊革命轉入低潮。
1933年10月中旬，陝甘邊臨時紅軍總指揮部率紅四團及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耀縣三支隊、陝北一支隊等紅軍部隊北上隴東，並開創南梁根據地。此後一段時間內，由於陝甘邊特委書記秦午三到西安向省委請示工作時被捕叛變，陝甘邊特委與上級黨組織一度中斷聯繫。同時，因技術原因，陝西省委被敵連續破壞後成立的“黨團共同恢復工作委員會”向中央密寫的報告也看不清楚。與中央的聯繫中斷。因此，中共中央在長征以前對南梁根據地開創與紅二十六軍的發爬，關中、隴東、陝北三路游擊區的開闢情況不甚了解，在長征以後對於1935年以後陝甘邊、陝北蘇區連成一片，並在二十多縣建立了工蘇維埃政府，根據地發展到北起長城、南舉淳耀、西接環江、東臨黃河的廣人區域，紅軍主力已發展到5000餘人，游擊隊發展到4000餘人等情況更無法了解。因此，中央紅軍到達哈達鋪之前，召開的俄界會議上中共中央考慮紅軍的戰略行動方針時，還沒有將陝甘根據地作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這是可以理解的。
再說，賈拓夫同志離開陝西省委去中央蘇區匯報工作的時間，正是陝西省委和陝甘邊紅軍及根據地發展的低潮時期。 1933年7月底，耀縣起義被鎮壓，曾在耀縣王泰吉騎兵團中工作的賈拓夫等人回到西安。 1933年7月28日，陝西省委在西安福盛樓飯館開會時，被敵特務盯哨，杜衡和袁岳棟被捕，賈拓夫和高崗趁混亂脫險。杜衡和袁岳株被捕後，立即叛變了革命，出賣了他們知道的所有組織和黨員，並且帶領敵人密探，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員，與黨團組織接頭，在大街上盯哨捕人。敵人很快逮捕了陝甘邊特委書記金理科、中央交通員馮鳴玉、省委技術科長劉政遠等大批共產黨員，還開列各縣黨員名單，白色恐怖籠罩西北地區，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處境異常危險。 ①
在此前後，紅二十六軍已經在南下作戰中失敗，渭北游擊根據地也被敵佔領照金蘇區也處在強敵的圍攻之下，面臨被摧毀的危險。這些情況賈拓夫是了解的。
1933年8月7日，為了應付陝西省委被破壞以後的嚴重形勢，在西安白鷺灣等地召開了黨團活動分子會議。會議討論了省委被破壞以後的政治形勢和黨團組織的各項工作，決定派賈拓夫去中央蘇區向中央匯報和請示工作，高崗去照金蘇區恢復和開展紅軍的武裝鬥爭。 ②由此可見，所謂“根據1933年中共陝西省委派秘書長賈拓夫到中央蘇區的匯報，黨中央是知道陝甘邊、陝北根據地的”看法是不夠全面和準確的。當時，在賈拓夫去中央蘇區時，陝甘邊紅軍和根據地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陝北地區的武裝鬥爭更是處在十分困難的時期，談不上創造陝北蘇區的問題。因此，賈拓夫向中央匯報工作時，根本不可能涉及陝甘邊和陝北蘇區在1933年底至1935年7月的大發展情況。這也正是中共中央在長征到達哈達鋪之前對陝甘邊紅軍和根據地發展情況雖有了解，但知之不多，對陝北紅軍和蘇區後來的發展完全不了解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正是由於對陝甘邊和陝北紅軍的發展情況尚未全面了解，因此。紅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後，黨中央在提出創造川陝甘蘇區的戰略任務中，僅僅將陝甘邊紅二十六軍的存在作為一個有利條件來考慮。
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翻越大雪山——夾金山後，到達四川懋功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 6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這時，兩個方面軍都已離開了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