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十六軍的南下失敗和照金蘇區的損失殆盡，使陝甘邊革命鬥爭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在極為險峻的形勢下，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力挽狂瀾，在包家寨會議上清算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確定了恢復紅二十六軍，創建南梁根據地的一系列正確的行動方針和策略，在危難當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為開創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恢復並壯大主力紅軍，開創游擊戰爭的新局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包家寨會議後，陝甘邊紅軍二十六軍在合水縣的蓮花寺恢復成立。此後，主力紅軍、地方游擊隊在開創和保衛南梁根據地的戰鬥中不斷發展和壯大。從此，陝甘邊紅二十六軍進入了大發展的全盛時期。
一、陝甘邊紅軍行動的方針確立，革命武裝鬥爭的重點轉向南梁地區
（一）陝甘邊主力紅軍外線作戰的重大勝利
1933年10月中旬，為粉碎敵軍四個團兵力對照金蘇區的“圍剿”，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率領紅四團、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耀縣三支隊和陝北一支隊等部隊300餘人，避敵鋒芒，轉入外線，尋機殲敵。同時，張秀山，吳岱峰、高錦純、黃子文帶領照金各游擊隊100餘人堅持內線鬥爭。為了慎重初戰，務求必勝，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決定首戰奔襲合水。因為劉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由終南山返回照金，途經合水包家寨時，獲悉合水縣城只駐有陝軍楊子恆部趙文治團的一個連，外加台水縣保安隊，總兵力不足300人，戒備麻痺，防守不嚴，紅軍獲勝有較犬把握。
10月12日，主力紅軍由照金蘇區出發，橫穿馬蘭川，沿子午嶺山麓，經正寧、寧縣，日夜兼程北上。一路上，子午嶺秋高氣爽，霜葉紅遍，山色格外壯觀。可是紅軍戰士無心欣賞山光秋色，都恨不得一步跨到合水城，全殲守敵。 15日，部隊經150多公里的急行軍後順利到達合水黑木塬。
紅軍到達黑木塬後，立即封鎖消息，開始了緊張的戰前準備工作。同時，派出偵察員查明敵軍，摸清了台水城的地形和敵軍的布防情況。
合水城又叫葫蘆城，位於子午嶺山區的城關川，是一個半山半川，形如葫蘆的城鎮。葫蘆頭部臨川，葫蘆尾部妖山，最高點的山頭叫葫蘆把，築有堅固的城堡。城外左右是兩條深溝，懸崖陡壁，十分險要。東西城牆有兩個城門樓，高大堅固，是敵人的城防重點。城廓要害部分有里外雙層城牆，城牆是用大塊磚砌起來的。城東南里牆和外牆之間，每隔幾丈還築有隔牆。要想從牆隔這邊到那邊去，只能通過裡牆僅能容一人出入的洞過去。即使爬上城牆，要佔領全部城牆，還得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合水易守難攻，加之紅軍缺乏攻城裝備，採取強攻硬打，肯定會遭到慘重傷亡。劉志丹分析和研究了地形和敵情后，決定：乘敵不備，偷襲合水。具體部署：選20餘名機智勇敢的戰士組成突擊隊，率先爨城，以紅四團二連和陝北一支隊組成主攻部隊。其餘部隊作為二梯隊在城外隱蔽待命。
18日拂曉，紅軍開始攻城行動。突擊隊在王世泰的率領下，順利登城，然後分頭行動，一部分戰士摸到“葫蘆把”，繳了敵一個班的槍，控制了製高點；一部分戰士由王世泰親率，繳了東城樓敵軍一個班的槍，打開城門。這時，主攻部隊也攻克西門城樓，一擁而進，很快攻占了縣政府，不到一小時即獲得了戰鬥的勝利，紅軍攻占了整個合水縣城。此次戰鬥，殲敵200餘人，繳獲槍支百餘支。國民黨合水縣長康磷帶少數人棄城逃跑，敵公安局長李彥率部起義。紅軍打開監獄，解救了被關押在獄的黨員幹部和革命群眾80餘人，其中有前西北反帝同盟軍二支隊二大隊長楊培盛同志。
戰鬥結束後，紅軍臨時總指揮命令開倉分糧，賑濟群眾。同時向群眾進行了革命宣傳，張貼標語，召開大會，講解革命道理。紅軍還公審了民憤極大的土豪劣紳和反動官員，處決了敵鹽稅局長和土豪“杜老爺”。
奇襲合水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紅軍和革命群眾，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為開展慶陽、合水等地區的游擊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充分顯示了劉志丹同志的高超的指揮才能。
在這期間，照金蘇區在敵人的大舉進攻下於10月16日失陷敵手。陝甘邊特委退出薛家寨向北撤退。 10月19日，在甘肅寧縣盤克塬，紅軍主力與陝甘邊特委後方機關及游擊隊會合。為了策應照金蘇區的內線鬥爭，劉志丹、王泰吉率部南下。 10月21日，我軍在宜君縣楊家店殲敵一個連。但此時照金蘇區的敗局已定，無法挽回。於是劉志丹又毅然轉戈北上，進入隴東，突襲慶陽縣三十里鋪，消滅譚世麟民團軍40餘人，並且搗毀了帝國主義者開設的天主教堂，抓獲兩名反動教主。
10月下旬，紅軍在慶陽城壕川行軍時，與譚世麟親率的敵隴東民團軍500餘人的部隊遭遇。情況緊急，紅四團政委楊森親率尖兵班十二名騎兵向敵群猛衝。紅軍的十二名騎兵戰士如離弦弓箭，向敵群邊射擊邊衝鋒。敵軍猝不及防，被打得暈頭轉向，四散逃命。紅軍騎兵一直追擊敵軍二、三里後，敵軍才發現紅軍只有十二名騎兵，於是慌忙組織反擊。在敵人的密集火力下，紅軍騎兵被壓了回來。此時，紅軍後續部隊趕到並投入了戰鬥，敵軍大敗潰逃。這次戰鬥，紅軍以少勝多，擊潰敵軍500餘人，俘敵10餘名，繳獲了譚世麟的坐騎一匹。
紅軍在隴東地區連連獲勝，捷報頻傳，使國民黨反動派惱羞成怒。 10月下旬，國民黨反動派調重兵追剿紅軍主力。敵趙文治部一個團800餘人充當先鋒，最為驕橫。趙文治因丟了合水縣城，報復心切，急於和紅軍決戰。針對這一情況，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和劉志丹同志決定，採用疲敵戰術，先牽著趙文治的鼻子兜圈子，待敵疲憊不堪時，選擇有利地形予以消滅。紅軍在慶陽、合水、正寧、寧縣一帶和敵軍周旋，敵軍被紅軍牽著鼻子拖了十來天，疲憊已極。 10月28日，紅軍轉移到慶陽縣毛溝門村①時，敵軍經過長途跋涉，已精疲力盡，但仍不甘心，尾隨而來。此時，敵軍銳氣大減。劉志丹認為殲敵時機成熟，決心在毛溝門殲滅這股敵軍。
毛溝門村位於東西方向的一條山溝中間，南北兩面是大山，村中的住戶分散在溝底和溝北半坡上。 28日拂曉，敵趙文治部突然向紅軍發動襲擊。為了達到以少勝多，殲敵於反沖鋒之中，王泰吉和劉志丹決定紅軍主力撤到北山佔領有利地形。上午9時，趙文治看到紅軍撤退，誤認為紅軍是懼其淫威，怯戰動搖，即令其部隊緊追不捨，拼命攻山。敵軍炮火猛烈地向紅軍射擊，掩護敵軍的攻勢。此時，紅軍發現譚世麟的隴東民團軍也已迂迴至北山後面集結，我軍腹背受敵，形勢不利。王泰吉命令強世卿率游擊隊搶占山頭，控制制高點，以防譚世麟的隴東民團軍的襲擊。下午4時，王泰吉和劉志丹下達反擊命令。
衝鋒號一響，紅軍全線展開反擊，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向敵軍正面衝鋒，紅四團向敵軍右翼衝擊，耀縣三支隊向敵軍左側進攻。 300名紅軍戰士猶如猛虎下山。敵軍頓時亂作一團，被紅軍壓到溝底，潰不成軍，狼狽而逃。紅四團騎兵連追擊敵軍十幾里。敵軍全線崩潰。趙文治見勢不妙，早已乘馬逃之天天。敵軍失去指揮如同烏合之眾，大部分丟掉槍械、輜重，抱頭鼠竄，有的干脆跪在地上，舉起雙手等著當俘虜。
毛溝門戰鬥一直延續到晚上才結束。這次戰鬥，共斃俘敵軍200餘人，繳槍200餘支，彈藥、輜重不計其數。逃跑之敵，嚇破了膽，成了驚弓之鳥，又被譚世麟部“撿去”了不少槍支。原來，在戰鬥前，譚世麟曾與趙文治合謀夾擊紅軍，趙文治正面進攻，譚世麟在紅軍背部夾擊。但狡猾的譚世麟曾與紅軍多次交手，無不以慘敗而告終，生怕這次又吃虧，從一開始就留了一手。他打算如果紅軍失敗，他就從紅軍背後進攻，如果趙團潰敗他就來個腳底板抹油，溜之大吉。後見紅軍佔領山頭，他就按兵不動。當他得知趙團失敗後，當天晚上帶領部隊向趙團靠攏。趙團潰散士兵晚上在附近村子休息，譚世麟的隴東民團軍進村後，打幾槍，大喊“繳槍不殺”、“紅軍來了！”嚇得趙團潰軍拔腿就跑，譚世麟撿了不少槍支，發了洋財。趙文治團散兵游勇逃回慶陽城的不足300人，從此，趙文治一蹶不振，再也沒有恢復團的建制。
毛溝門戰鬥後，紅軍主力向合水縣包家寨轉移，並進行了短期休整。
（二）包家寨會議，關於陝甘邊紅軍行動方針的確定
1933年11月3日-5日，中共陝甘邊特委，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甘肅合水縣包家寨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史稱“包家寨會議”。這次會議恢復了紅二十六軍，確定了陝甘邊紅軍行動方針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發展的基本格局，擺脫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影響，從危急當中挽救了黨和紅軍，它是陝甘邊武裝鬥爭和根據地建設史上的一個歷史轉折點。包家寨會議對陝甘邊紅軍建設的作用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包家寨會議是在照金蘇區再次被敵摧殘，陝甘邊黨和紅軍又一次失去後方依托，處於無立足之地的最困難時刻召開的會議。因此，這次會議對陝甘邊紅軍的命運和前途的影響至關重要。
包家寨會議召開前夕，西北地區的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陝甘邊紅軍已經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當時，儘管陝甘邊紅軍在外線作戰中，因劉志丹的果斷正確的指揮，連連獲勝，但就整個西北地區和陝甘邊革命的全局而言，卻因杜衡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惡性膨脹，連遭挫折，形勢惡化，轉入了最艱難的階段。當時黨在西北地區遭受的重大挫折有：
一是陝南紅二十九軍的失敗，使西北紅軍喪失一臂，也使陝甘邊紅軍失去了呼應和配合，處於孤軍奮戰的境地。陝南紅二十九軍是1933年2月24日，由紅軍川陝邊區游擊隊改編而成的，軍長陳淺倫，政委李艮，下轄兩個團，全軍共2000餘人。這支紅軍是當時僅有的兩支西北主力紅軍之一（另一支就是陝甘邊的紅二十六軍），也是唯一能與陝甘邊紅軍作戰略配合行動的紅軍主力部隊。 1933年4月1日，暗藏在紅二十九軍的反革命分子張正萬、張登祥等人，乘紅二十九軍主要幹部在馬兒岩召開會議之機，襲擊會場，軍長陳淺倫，政委李艮，政治部主任陳子文等51名幹部被害。不久，紅二十九軍在國民黨的合圍下，遭到嚴重損失。餘部被改編為紅二十九軍獨立第三團，共300餘人，楊維三任團長，張明遠任政委。 9月，國民黨軍5個團共12000餘人的兵力“圍剿”紅二十九軍餘部。獨立三團傷亡嚴重。至此，陝南紅二十九軍徹底失敗。紅二十九軍的失敗，使西北紅軍的一支主力部隊喪失殆盡，也使陝甘邊紅軍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二是陝甘邊紅二十六軍南下終南山，因孤軍作戰，在敵軍重兵的“圍剿”下彈盡糧絕，幾乎全軍覆沒。我黨在陝甘邊經過千辛萬苦創造起來的第一支西北紅軍主力部隊，被“左”傾冒險主義的忠實執行者所斷送，給陝甘邊武裝鬥爭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三是1933年7月下旬，共產黨人王泰吉領導的耀縣起義遭到了強敵鎮壓而失敗，王泰吉起義軍餘部百餘人退入照金蘇區。
四是渭北游擊根據地的喪失，使陝甘邊紅軍失掉了南下作戰的基地依托。渭北三原武字區是陝甘邊紅軍的老游擊區，陝甘邊紅二十六軍和紅軍陝甘游擊隊在多次南下作戰，開展游擊活動時，都是以這里為依托地區。 1933年6月，紅二十六軍南下終南山失敗後，陝甘邊特委在三原武字區的焦村，以渭北游擊隊為基礎組建了紅四團。紅四團成立後，轉戰三原、富平等地，開展游擊活動。國民黨反動派極為恐慌，於是向渭北游擊根據地發動了進攻。在敵軍重兵圍攻下，紅四團撤離了渭北游擊根據地，於8月初轉至照金蘇區。渭北游擊根據地遂告陷落。
五是照金蘇區陷落使陝甘邊子午嶺南麓的革命鬥爭轉入了低潮。 1933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陰謀剿殺紅軍，調集了四個團的兵力，以楊子恆為總指揮，由旬邑、淳化、耀縣的民團配合，共達6000餘人，向照金蘇區發動了大規模的“圍剿”。 16日，陝甘邊特委和陝甘邊革命委員會被迫退出根據地中心薛家寨，照金蘇區暫時失陷。此後，陝甘邊子午嶺南麓一帶的革命形勢急轉直下，旬邑、淳化、正寧、耀縣、宜君一帶的革命活動處於困難之中。
六是陝西省委遭敵破壞，杜衡被捕叛變，結果陝甘一帶的地下黨組織也先後被打散，許多黨員和革命群眾英勇犧牲。
上述史實充分說明，從1933年夏，西北紅軍兩支主力部隊——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九軍的先後失敗到照金蘇區、渭北游擊區、陝南游擊區的喪失，西北地區的革命形勢陡然逆轉，一度生氣蓬勃的西北地區陷入了一片腥風血雨之中。
在這種險惡的形勢下，如何保存西北地區僅存的一支紅軍部隊，並擺脫面臨的危險境地？如何重建革命根據地，從而使紅軍在長期作戰之後，有一個休整和補充之地，並使紅軍獲得後方的支援和依托？如何重建紅二十六軍？如何正確地決定陝甘邊紅軍行動的戰略方針和發展方向？如何開展陝甘邊的游擊戰爭，並不斷取得勝利？這些關乎全局而又急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一直縈繞於劉志丹同志的腦際之中，始終為劉志丹同誌所沉思。 10月29日，當陝甘邊紅軍取得毛溝門戰斗大捷的輝煌戰績，打垮敵軍一個團的追剿之後，在軍情緩解，部隊獲得休整機會的情況下，劉志丹及時地向陝甘邊黨政軍領導機關提出研究解決今後的戰略方針和方向，重建紅二十六軍，確定陝甘邊革命鬥爭的格局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建議。陝甘邊特委、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立即採納了劉志丹的建議，並決定由劉志丹主持在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來系統研究解決這些事關陝甘邊黨和紅軍命運的重大問題。因此，包家寨會議是陝甘邊革命鬥爭處於生死攸關的時刻，及時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的結果如何，對陝甘邊紅軍的存在和發展，對武裝鬥爭和“工農武裝割據”局面的形成都產生直接的影響。
其次，包家寨會議確定了陝甘邊革命的重點為南梁地區，正確解決了長期以來一直未解決好的有關紅軍行動的戰略方針和方向問題，從而為陝甘邊“工農武裝割據”鬥爭的基本格局構畫了藍圖。
從1931年10月南梁游擊隊與陝北游擊支隊在南梁地區林錦廟的會師，直到照金蘇區的失陷，在開展“工農武裝割據”鬥爭的實踐中，陝甘邊黨和紅軍雖屢受挫折，也積累了許多經驗教訓。但是，在杜衡推行的“左”傾錯誤路線的干擾下，究竟到哪裡去開展游擊戰爭，建設革命根據地？這樣一個關係到陝甘邊紅軍的命運的根本方針性問題一直沒有得解決。從南梁游擊隊和陝北游擊支隊在新堡整休期間將這個問題的提出，到三嘉塬整編後西北反帝同盟軍對此的爭論，再到韓城失利後，圍繞“南北分家”問題引起的爭論，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相反，在當時，由於杜衡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一再命令紅軍南下關中平原，佔領敵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誰要是提出到陝甘邊子午嶺橋山山脈中段的南梁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建立根據地，馬上就會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對抗省委”、“逃跑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等大帽子，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三嘉塬事件的發生，“南北分家”錯誤主張的提出，紅二團南下失敗，無不與“左”傾險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指導方針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係。當時，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同志在實踐中已經先後逐漸認識到解決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關係陝甘邊乃至西北地區革命的成敗，於是他們都先後在實踐中自覺抵制杜衡的“左”傾錯誤的干擾，並在陝甘邊地區開展了游擊戰爭，創建了寺村塬游擊根據地和照金蘇區。但是，在杜衡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干擾下，這些努力都沒有能夠堅持下去。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及大批的忠誠的黨和紅軍幹部被杜衡撤職查辦。杜衡甚至認為在紅二十六軍中存在著“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問題”和“反革命的陰謀問題”，從組織上剝奪了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紅二十六軍的正確領導權，最終導致紅二十六軍南下的失敗。這樣就使這個問題上的是非曲直有了明確的答案。
紅軍二十六軍南下的失敗和寺村塬游擊根據地、渭北游擊根據地、照金革命根據地的連續喪失，把紅軍的行動方針這個最關鍵、最緊迫的問題又一次提到了陝甘邊黨和紅軍的面前。前車之覆，後車之鑑。要堅持陝甘邊游擊戰爭，就必須在創建根據地時，充分考慮到地理和社會經濟、政治條件及群眾基礎，注意地理環境的重要作用，就必須選擇一個更好的地區作為根據地的中心區域，並以此為中心，廣泛建設縣、區、鄉各級蘇維埃政權，建立“地方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①這樣一套武裝力量體系，使革命根據地波浪式向四周發展。對此，包家寨會議作出了完滿的解決。這次會議以毛澤東同志關於“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為指導，在認真總結以往革命鬥爭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作出了三項重大的決策：
1、撤消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復紅二十六軍，將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和耀縣三支隊合編為紅三團，將紅四團逐步改編為騎兵團，以適應長途奔襲、快速出擊和步騎協同作戰的需要。
2、向隴東南梁進軍，堅持在陝甘邊界橋山山脈中段的南梁地區建立中心根據地，發展和壯大主力紅軍，建立紅色政權，開創“工農武裝割據”的新格局。
3、劃分三個游擊戰略區，組建三路游擊總指揮部。陝北為第一路游擊區，以安定為中心；隴東為第二路游擊區，以南梁為中心；關中為第三路游擊區，以照金為中心。三路游擊區又共同以南梁為中心，紅二十六軍居中策應，並沿子午嶺橋山山脈向南北發展。
包家寨會議作出的三項重大決策是相輔相成的，其核心就是開闢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把陝甘邊紅軍的武裝鬥爭重點轉移到南梁地區，這樣就解決了紅軍行動方針這個長期沒有解決好的問題。
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黨和紅軍認識到在西北地區，由於敵強我弱，紅軍孤軍奮戰，因此，要想保存和壯大紅軍部隊，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就必須選擇一個合適的地區作為紅軍活動的中心區域。包家寨會議根據劉志丹等人的建議，決定把根據地的中心區域放在南梁地區，這的確是一個合乎實際的決定。
南梁位於橋山山脈中段的隴東境內，包括玉皇廟川、腳扎川、荔園堡川、二將川、鳳川等與陝北交界的廣大地區，方圓幾百里。這里溝壑縱橫，森森茂密，迴旋餘地大，便於紅軍的游擊活動，進可直逼關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難攻，對開展陝甘邊游擊戰爭十分有利。
南梁是陝甘邊紅軍的搖籃和發源地，陝甘邊紅軍部隊就誕生和發源於這裡。 1931年南梁游擊隊和陝北游擊支隊都曾在這里活動過。 1932年寺村塬游擊根據地喪失後，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又曾到這裡休整補充，劉志丹、謝子長等共產黨人都曾在這裡開展過革命活動，進行過打土豪、分浮財的土地革命鬥爭。因此，南梁一帶的貧苦農民受黨和紅軍的影響較深，便於紅軍在這裡立足和發展。
南梁地區的群眾深受封建地主的剝削和壓迫，有著強烈的革命願望。在紅色政權創立之前，林鎮、南梁一帶的295戶農民中，無地戶多達198戶，他們大多為慶陽大地主韓少義、李弟的佃戶。這一帶20000餘畝土地中，僅韓少義、李弟及當地幾戶中小地主就霸占了18000多畝，每年收地租4000-- 5000多石。地主豪紳用各種剝削方式榨取農民的血汗，同時，南梁一帶兵匪橫行，給農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因此，廣大農民有著強烈的土地要求的和革命願望，這是建立革命根據地和發展紅軍主力的良好群眾基礎。
南梁地區地處陝甘交界，是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間隙和薄弱地區。當時，張廷芝土匪部隊駐靖邊一帶，軍閥井岳秀所屬的高雙城部駐守陝北延安，隴東民團軍譚世麟部駐守慶陽，陝軍楊子恆部駐守平涼，這些大大小小的軍閥之間矛盾重重，勾心鬥角。 “因為有了白色政權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①因此，包家寨會議作出在南梁建立根據地的行動方針，無疑是符合陝甘邊地區實際的，切實可行的戰略決策，從而保證了陝甘邊紅軍在黨的領導下的鞏固和發展。
幾年來的實踐使劉志丹等共產黨人認識到，相當力量的正規紅軍的創建和發展，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前提，因此，要創造以南梁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就必須建設一支正規紅軍部隊。為此，包家寨會議決定，撤消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成立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主力紅軍的恢復和發展，使革命根據地的開闢有了堅強的支柱，從而有力地保證了南梁中心區域的開闢。
劉志丹等共產黨人深深地懂得，南梁中心區域的開闢，必須在廣大的游擊區域的游擊戰爭的配合下才能得以進行。為此，包家寨會議作出了建立三路游擊隊的決定。認為要擴大和鞏固中心區域的根據地，保證紅軍行動方針的貫徹，必須大力發展游擊區。只有各路游擊隊相繼建立，並在陝北、隴東、關中等地開展廣泛的游擊活動，四面騷擾和出擊敵人，才能與主力紅軍配合作戰，互為依托，相互支援，才能促使南梁地區的根據地得以開闢和鞏固，也使陝北、關中、隴東的游擊區的鬥爭得以開展，從而達到擴大根據地，壯大主力紅軍的目的。包家寨會議的這個英明決策，為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的發展構畫了新的藍圖。後來的實踐證明，包家寨會議作出的這個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後來的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的發展的基本格局正是如此。
再次，包家寨會議標誌著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黨和紅軍在政治上進一步成熟，從而擺脫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對黨和紅軍及根據地工作的影響，保證了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陝甘邊地區的認真執行。
包家寨會議在提高思想認識的基礎上，對杜衡等人“左”傾錯誤進行了認真剖析，指出杜衡的“左”傾錯誤對陝甘邊黨和紅軍的危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在有利的形勢下，放棄在陝甘邊山區開展游擊戰爭和擴大根據地、壯大紅軍的機會；
二是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盲目地命令紅軍進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三是在強敵的進攻面前搞軍事冒險或退卻逃跑，使紅軍主力被斷送；四是對堅持真理的同志進行宗派主義的打擊，強迫在陝甘邊紅軍內部推行其“左”傾冒險主義路線。
這一切都給陝甘邊革命鬥爭造成了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因此，包家寨會議的歷史功績，不僅在於在危險的形勢下確立了一系列有關紅軍和根據地發展的行動方針和戰略決策，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使陝甘邊黨和紅軍擺脫了“左”傾錯誤的嚴重干擾，保證了以後長時期內陝甘邊黨和紅軍的工作能夠沿著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前進，因而順利地使紅軍和根據地的建設進入了全盛時期。
（三）蓮花寺整編和紅二十六軍的恢復成立
包家寨會議之後，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率紅四團、西北民眾義勇軍大隊、耀縣三支隊、陝北一支隊等部隊進軍合水葫蘆河北岸的平定川地區。這裡川道比較寬闊，兩面山上灌木成林，環境十分幽靜宜人。一個多月的外線作戰，連獲全勝，使部隊情緒高漲，但是幾百里的無後方的艱苦轉戰，也使部隊常常飢一頓、飽一餐，使戰士們體力疲憊。因此，總指揮部決定就在平定川口的蓮花寺休整，貫徹包家寨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
蓮花寺，位於葫蘆河北岸的平定川口。這裡的紅砂岩壁上，佈滿了唐初到宋朝中期的石刻造像，龕室相連。群像栩栩如生，各具情態的“五百羅漢”和“八億八千眾生”雕刻工藝高超，令人驚嘆不已。
1933年11月8日，在劉志丹、王泰吉的主持下，陝甘邊紅軍全體軍人大會在蓮花寺隆重召開。會上正式宣布恢復紅二十六軍，成立四十二師。紅二十六軍不設軍部和軍級負責幹部，師部設司令部、政治部、供給處和直屬警衛連。紅四十二師師長王泰吉，政委高崗，參謀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黃子文，供給處主任劉約三。下轄兩個團，5個連，共500餘人，戰馬200餘匹。紅三團由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和耀縣三支隊合編，約280餘人，王泰吉任團長，李映南政委，一連連長趙國卿，二連連長陳學鼎，指導員張邦英，少年先鋒連長王有福。騎兵團，約180餘人，黃子祥任團長，楊森任政委，一連連長楊志柏，二連連長高佔勝。
同時，部隊還建立了黨組織，保證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師、團成立了黨委，師黨委書記楊森。連隊成立了黨支部，以加強黨對基層組織工作的領導。劉志丹同志對建黨工作非常重視，他經常以過去多次起義和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為藉鑑，要求認識建黨工作的重要性，提醒廣大紅軍幹部戰士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和黨的戰鬥保壘作用，做好思想工作。
蓮花寺整編時，對陝北一支隊的部隊未作改編，原因在於，根據包家寨會議的決定，陝北一支隊要作為第一路游擊區的基本部隊，由強世卿（陝北一支隊隊長）、魏武（陝北一支隊政委）率領，返回陝北安定一帶開展游擊戰爭，建立第一路游擊區，並決定由強世卿任第一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魏武任政委。 ①活動地區以安定為中心，逐步向四周發展，以期達到與南梁根據地打成一片的目的。陝北一支隊原是1932年3月中共延川縣委以高郎亭、劉善忠等人從民團中繳來的6支步槍，動員武裝農民組成的延川游擊隊。 4月，延川游擊隊襲擊永坪鎮民團，繳獲槍支17支，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先鋒隊，劉善忠任司令員，高郎亭任政委，下轄三個分隊，50多人。不久，劉善忠被叛徒殺害。同年11月7日，西北先鋒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九支隊，高郎亭任支隊長。 1933年1月17日，中共陝北特委任命強世卿為陝甘游擊隊第九支隊副支隊長，賀晉年任政委，1933年4月，九支隊改編為陝北一支隊。強世卿任支隊長，楊仲遠任政委。 5月29日，陝北一支隊在安定譚家峪遭敵兩個連襲擊，支隊政委楊仲遠犧牲。部隊編為5個分隊，約60餘人，活動於安定、橫山、靖邊地區。 6月，陝北一支隊南下陝甘邊地區，參加了照金地區的反“圍剿”鬥爭。 10月，陝北一支隊在臨時總指揮部統一指揮下，參加了外線的反“圍剿”戰鬥。經過月餘戰鬥，由60餘人發展到100餘人，戰鬥力有了明顯的提高，武器裝備也得到了更新和補充，紅軍臨時總指揮部還從主力部隊中抽調魏武、惠澤仁、康健民等乾部充實和加強了陝北一支隊的領導力量，並任命魏武擔任陝北一支隊的政委。由於陝北一支隊在陝北安定一帶打過游擊，因此，包家寨會議決定派這支部隊到陝北安定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游擊區。包家寨會議後，陝北一支隊群情高昂，幹部戰士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返回陝北，打擊敵人，建立游擊區。蓮花寺整編後，紅。四十二師在東華池鎮舉行了歡送大會。會上，楊森代表紅四十二師講了話，他勉勵陝北一支隊回到陝北後，根據包家寨會議精神，積極開展第一路游擊區的活動，擴大根據地。陝北一支隊政委魏武在會上表示，堅決執行包家寨會議決議，發揚陝甘邊紅軍的好傳統，搞好游擊戰爭，以實際行動配合主力在南梁地區的活動。
蓮花寺整編是陝甘邊紅軍史上的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它恢復了紅二十六軍，整編了部隊，對陝甘邊革命武裝鬥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從此，陝甘邊紅軍主力部隊就進入了開創以南梁為中心的根據地的新階段。
二、紅二十六軍開創南梁根據地的鬥爭
（一）紅二十六軍向南樑的進軍
為了實現建立南梁根據地的戰略任務，紅四十二師在蓮花寺整編後，立即兵分兩路，掃蕩陝甘邊界的反動地主武裝。
東路由師部率紅三團向東北出擊，進擊咸榆公路，橫掃沿線敵人的地主武裝。在甘泉縣道佐舖一帶消滅敵地主豪紳民團武裝40餘人，隨後奔襲甘泉縣城未克。部隊轉入洛河川行至葡萄溝赤溝門時，遭到敵二五六旅一個營和地主民團武裝200餘人的聯合進攻。
這股敵軍是奉命從延安方向前來追擊紅軍的。劉志丹命令紅三團先把部隊埋伏在葡萄溝門莊子兩側的有利地形，派一小部分部隊偽裝成游擊隊，將敵軍引誘進埋伏圈。但敵軍幾次遭紅軍打擊，進軍慎重，行動緩慢。到了離村莊二、三里的地方時，便停止了前進，使紅軍的伏擊計劃未能實現。在這種情況下，劉志丹下令撤出戰鬥，返回南梁。
西路由騎兵團向西北出擊，經柔遠川、二將川直搗南梁境內的敵軍據點，沿途橫掃南梁地區的反動武裝。當時，張廷芝匪部營長梁邦棟率陝西警備騎兵旅第二團新兵營在荔園堡、閻窪子一帶為非作歹，隨意派糧派款，敲詐勒索，強姦婦女。南梁人民深受其害，無不切齒痛恨。
為此，騎兵團決定拔掉這個楔在南梁中心的反動據點。騎兵團先派出偵察員，深入荔園堡摸清敵情，隨後，騎兵團秘密運動到荔園堡的東、西兩山，包圍了梁邦棟營的匪軍。接著，紅軍派出一支小股部隊化裝成老百姓，肩扛镢頭、怀揣短槍，大模大樣地進入了荔園堡內，突然向梁邦棟營發動了襲擊，敵猝不及防，倉促迎戰，這時，紅軍騎兵團疾馳而來，喊殺聲震天動地，梁邦棟被打得落花流水，帶領殘部拼命向山上逃竄。這時山上的紅軍猛撲下來，迎頭痛擊逃敵，山下的紅軍也勇猛攻擊。在騎兵團的兩面夾擊下，敵軍被圍困在老鴉溝的半山腰中，突圍無望，只好乖乖地繳槍投降，全部當了俘虜。
荔園堡戰鬥後，南梁境內的反動民團嚇得聞風而逃。騎兵團乘勝追擊，在閻家窪、趙家溝一帶肅清了反動地主豪紳的民團，後又全殲新堡民團。紅四十二師的這次行動，為建立南梁根據地掃清了道路上的障礙。
11月中旬，紅三團，騎兵團兩路部隊於南梁會合，駐紮在荔園堡至林錦廟一帶。這時，陝甘邊特委和紅四十二師黨委決定，趁戰鬥間隙，配合地方乾部，開展工作。部隊以連、排為單位協同地方乾部分別在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馬廟川、玉皇廟川、二將川、東華池、葫蘆河川一帶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激發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幫助建立二路游擊隊。同時決定在南梁一帶建立地方機關和師後方留守分隊，把傷病員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帶治療、休養。根據陝甘邊特委和紅四十二師黨委的決定，紅軍部隊遂分兵發動群眾，到平定川、太白川、二將川、白馬廟川一帶，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糧食、分牛羊、分土地，組織農民協會，充分發揮了紅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工作隊的作用。
為了進一步鞏固戰鬥成果，進一步發動群眾，擴大游擊戰爭的區域範圍，紅四十二師還抽出劉約三，吳岱峰等軍事幹部和部分工作人員，帶領傷病員及後勤機關，來到了平定川一帶。一方面照顧傷病員，一方面著手組建游擊隊。在劉約三、吳岱峰等同志的領導下，慶陽游擊隊、合水游擊隊、保安游擊隊、安塞游擊隊先後成立。
慶陽游擊隊：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小河溝成立，活動於華池縣二將川、柔遠川一帶。隊長楊培盛，政委習仲勳。初建時隊伍僅有8人，3支槍，楊培盛奔走串聯，在十余天時間內動員了30多名陝北來南梁謀生的貧苦農民參加游擊隊。為了搞到武器，楊培盛率領慶陽游擊隊員闖入二將川劉坪堡敵據點，收繳民團槍支30多支，手榴彈70餘枚，接著又將作惡多端的二將川民團團長趙富奎的眷屬十餘人抓獲，迫使趙交出65支槍。部隊很快發展到100多人槍。到1934年夏，慶陽游擊隊發展到200多人，擴大編為兩個支隊和一個騎兵隊。一支隊長張志孝，二支隊長邵懷德，騎兵隊長馬福吉。
合水游擊隊：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豹子川王街成立。活動於東華池、太白一帶，隊長張振東，政委孫銘章。初建時隊伍僅有6人，張振東利用他曾與東華池民團團總張懷治“換帖”的關係，將游擊隊埋伏在堡子外，自己進入敵巢，與張懷治敘“兄弟情誼”，乘張懷治不備，下了他的槍，並迫使他下令全團繳槍，共繳獲步槍25支，摧毀了這個反動據點。接著，游擊隊吸收了20多名貧苦農民參加，然後向合水方向開展游擊活動。幾個月內，部隊擴大到100餘人，到1934年夏，合水游擊隊發展到180餘人，下轄三個中隊，一中隊（隊長朱庭虎）、二中隊（隊長趙生）、三中隊（隊長夏松柏）。
保安游擊隊：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成立。初建時只有10餘人，劉約三任隊長，王英任政委。不久，在豹子川吸收了10餘名新戰士，隊伍擴大到30人。他們抓緊修理主力紅軍部隊留下來的殘破槍支，很快武裝起來。這時，保安一帶的貧苦青年農民30餘名前來參加游擊隊，使保安游擊隊擴大到60餘人，隨後，部隊向洛河川一帶出擊，在金鼎山殲滅張廷芝部一個排，繳槍30餘支。在游擊活動中，保安游擊隊很快發展成有100餘人的地方紅軍武裝。
安塞游擊隊：1933年12月在南梁成立。剛組建時僅有七、八個人，曹滿棟任隊長，王士貴任政委。為繳獲敵人武器，安塞游擊隊化裝成農民，進入義正川民團盤據的高台堡據點，突然襲擊敵人，繳獲民團步槍15支。然後，安塞游擊隊進入安塞境內開展游擊活動，不久就發展到50多人。
在地方游擊隊組建並開展游擊活動的同時，南梁地區的根據地建設初具規模。 11月下旬，南梁根據地第一個鄉級地方蘇維埃政府成立。 12月初，紅軍和地方黨組織先後在二將川、東華池、葫蘆河川等地組建了農民聯合會，並組建起南梁、小河溝村、荔園堡、豹子川、東華池等5個赤衛大隊，約達1000餘人，用梭標、大刀、獵槍和少量步槍武裝自己，承擔派員站崗、放哨、送信、監視土豪惡霸、轉移傷病員、保護群眾等任務，積極配合紅軍和地方游擊隊作戰，鞏固和保衛南梁根據地。
（二）第二路和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的相繼成立
主力紅軍，地方紅軍游擊隊和赤衛軍創建南梁根據地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恐慌。 1934年1月初，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慌忙調集駐保安、合水、慶陽等地的正規軍4個營和地方民團武裝5000餘人，分九股向南梁地區進攻。因此，紅四十二師黨委在林錦廟的梁溝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軍事鬥爭的方針和南梁根據地的建設等問題。這次會議決定成立第二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由楊琪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統一領導慶陽游擊隊、合水游擊隊、保安游擊隊、安塞游擊隊的軍事行動，發展並壯大革命武裝力量。同時決定成立南梁後方工作委員會，由吳岱峰任主任，並任命張策為紅四十二師後方特派員，領導和開展南梁根據地的群眾工作。為了粉碎敵人的進剿，紅四十二師主力轉移到外線作戰，南下支援關中第三路游擊區的鬥爭，幫助建立第三路游擊區的各游擊隊，成立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以此領導正寧、寧縣、淳化、耀縣、旬邑等地的游擊隊堅持游擊活動，打擊進犯之敵。
這期間，進剿陝甘邊南梁根據地的敵軍開始行動。敵甘肅警備第二旅駐合水一帶的仇良民部一個營，孤軍進至南梁二將川，當即遭到第二路游擊隊總指揮部所屬慶陽、保安、安塞、合水游擊隊的襲擊、騷擾，飢恐交加，不得不退出南梁地區。各游擊部隊還對反動地主民團的進攻給以有力痛擊，在第二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的統一指揮下，慶陽、安塞、合水、保安游擊隊四面出擊，連續作戰，同反動民團軍展開了英勇機智的鬥爭，使各游擊部隊在斗爭中迅速得到了發展壯大。
隨著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繼慶陽、合水、保安、安塞游擊隊之後，南梁地區又相繼成立了慶北游擊隊、定邊游擊隊、華池游擊隊、環縣游擊隊、慶華游擊隊、柔遠游擊隊等。這些游擊隊同主力紅軍互相呼應，互相支援，同時，又為主力紅軍輸送了幾百名戰士，在創建南梁革命根據地的戰鬥中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
1934年1月上旬，劉志丹、王泰吉率領紅四十二師揮師南下，沿途取得了殲敵合水固城民團、正寧王郎坡民團和南邑堡民團等戰鬥的勝利。這時，王泰吉請求去豫陝邊開展兵運工作，師黨委經過慎重研究，考慮到他的安全問題，勸阻他不要去。但王泰吉認為他有許多老同事、老部下，搞兵運工作比較有把握，堅持要去，最後，師黨委同意了他的要求，並決定劉志丹接任紅四十二師師長職務。王泰吉離開部隊後，前往淳化縣通潤鎮的一個舊相識、時任民團團總的馬從雲家中，不料被馬從雲出賣，押往西安，慘遭殺害。王泰吉的英勇就義，使陝甘邊黨和紅軍失去了一位優秀的紅軍幹部，給陝甘邊的武裝鬥爭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這期間紅四十二師南下第三路游擊區，利用初戰勝利的有利時機，在正寧、旬邑、淳化一帶活動了一個時期，發動群眾，擴大游擊區，幫助地方黨組織建立和整編游擊隊，擴大地方紅軍武裝，使第三路游擊區的革命形勢又高漲起來。
1934年2月，在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的幫助下，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正式成立，第一任總指揮張以吾，上任不久，被叛徒殺害，由王安民擔任第二任總指揮，後在老爺嶺戰鬥中，王安民英勇犧牲，總指揮由陳國棟擔任，政委張仲良。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下轄的游擊隊主要包括：
平子游擊隊（又稱正寧四支隊）：平子游擊隊始建於1933年9月下旬。當時由於國民黨正寧縣政府的5名催款人員在榆林子一帶勒索錢財，侮辱婦女，為非作歹，激起了群眾的強烈反抗。貧苦青年農民何秉正帶領十幾名貧苦農民殺了這些國民黨貪官污吏，奪取了5支槍，在榆林子與平子交界處組成了一支武裝隊伍。隨後，這支隊伍進入合水一帶活動，與在那裡的紅二十六軍取得聯繫。 1933年11月，經紅二十六軍命名，正式成立了平子游擊隊，並派殷雲山任指導員，何秉正任隊長。從此，這支游擊隊便由農民武裝成為一支黨領導下的革命武裝。當時，部隊已發展50餘人，分為兩個分隊。 1934年2月，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成立後，隊伍已經發展到100餘人，被正式改編為三路游擊區第四支隊，通常稱為正寧四支隊。這支部隊是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的基本支隊之一。不久，何秉正、殷雲山調離，劉玉才繼任隊長，郭秉坤任指導員。紅二十六軍組建紅一團時，這支游擊隊被編為一團一連。
回民游擊隊（又稱回民支隊）：在正寧縣的龍嘴子、西渠兩個地方聚居著300多戶，2000餘名回族群眾，他們多是不堪剝削壓迫，從陝西商洛和甘肅平涼一帶逃荒來到這裡的。在紅軍的革命影響下，1933年秋，由王世平、馬彥林等19名回族青年組成了一支武裝隊伍，取名為“回民支隊”。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成立後，被編為三路游擊區第十六支隊，故又稱“正寧十六支隊”，隊長王世平（回族），指導員王世英（回族），游擊隊共有20餘支槍，經常與其他游擊隊協調作戰，是一支英勇善戰的隊伍。這支隊伍後來雖幾經改編，群眾卻一直親切地稱呼為“回民支隊”。回民支隊以後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為保衛陝甘寧邊區屢建戰功。
寧縣三支隊：由於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寧縣平子半坡村民劉永培、楊興才、王占義等人，聯合正寧縣永正鄉西堡柱村農民王清殿，仿效平子游擊隊的方法，組織了40餘人的農民武裝，於1934年10月，舉行“半坡暴動”，殺死豪紳地主趙新玉、趙老五等人，在平子游擊隊的幫助下，把隊伍帶到正寧湫頭塬一帶尋找第三游擊隊總指揮，受到政委張仲良的讚揚和歡迎。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遂將這支暴動隊伍編為第三路游擊區第三支隊，王德寬任隊長，李士新任指導員。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還給他們補充了一些槍支彈藥，指示他們回平子一帶開展游擊活動。隨後，寧縣三支隊在北擠橋的南溝，黃陵縣的上畛子、鴨子樑等地多次消滅土匪民團，大鬧過寧縣平子鎮，處決劣紳魏奎元，兩次攻克梁掌堡、麻子掌的反動據點，處決民團頭子龐老五、梁廷珍、汪兆明等人。後來，王德寬叛變被鎮壓，卜富民、楊興才先後任隊長，劉永培、劉玉才先後任指導員。
寧縣一支隊：寧縣一支隊是一支戰鬥力強、影響較大的地方武裝，初建於1934年冬。當時，廟灣民團夏玉山部楊德民率七、八人起義後在長武一帶活動。黨組織派羅金財等人去該部進行爭取工作。楊德民接受教育，表示願意加入游擊隊。此後，又收編了潘老么的農民武裝。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即以此為基礎組建了第三路游擊區第一支隊，通稱寧縣一支隊，由楊德民任隊長。不久寧縣一支隊與寧縣三支隊合編，仍稱寧縣一支隊，楊德民後患病離隊，隊長先後由張占榮（一說樊登奎）、樊登平、王得勝、崔瑞山擔任，喬佔才任指導員。這四任隊長都在戰鬥中先後英勇犧牲。在寧縣一支隊處境十分困難之時，黨組織派王秉祥到寧縣一支隊任隊長，他與喬佔才一起，打開了局面，領導寧縣一支隊由失敗轉向勝利，發展壯大到200餘人，曾在盤克塬的南倉、金村的木瓜塬、九峴的柴橋子，合水的呂家堡等地多次打擊消滅敵人，聲威大振。一支隊後來擴編為關中獨立一營，即新寧獨立營。
另外，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還幫助組建了正寧八支隊（隊長劉富奎，指導員趙德榮（趙鐵娃））、正寧五支隊（隊長張占英）、正寧二支隊、正寧三支隊、正寧十七支隊、特務隊、底廟游擊隊、耀縣游擊隊、赤水游擊隊、鄜甘游擊隊、中宜游擊隊等地方武裝，共計500餘人。這些游擊隊在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的領導下，時而集中時而分散活動。由於“這些地區敵人反動勢力強，他們經歷了多次艱苦的戰鬥，鍛煉了部隊，打擊了敵人，鞏固和發展了根據地，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①
在第二路游擊隊總指揮部和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相繼成立並領導各自的游擊隊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的時候，第一路游擊隊卻遭受了挫折。 1933年11月中旬，包家寨會議和蓮花寺整編後，強世卿、魏武率陝北一支隊百餘人離開了紅四十二師主力向北進軍，11月15日，陝北一支隊到達安定縣境內。由於陝北一支隊指揮員求戰心切，對敵情估計不足，於11月20日，倉促向駐守棗樹坪的井岳秀部一個正規連發動攻擊，經過激烈的戰鬥，未能攻克敵據點，部隊傷亡很大。惠澤仁等同志犧牲，總指揮強世卿身負重傷，離隊養傷，後被叛徒出賣，慘遭敵人殺害、陝北一支隊由政委魏武率領向北轉移，途中在文家鋪遭敵襲擊。魏武不幸犧牲。為了擺脫困境，陝北一支隊分兩路繼續北上至安定北部地區開展游擊活動，但因損失過大，得不到補充，活動受阻，最後被迫分散活動。陝北一支隊雖然未能實現預定的任務，但在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其中不少同志堅持戰鬥，為恢復陝北一支隊，擴大陝北紅軍部隊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的形成
在廣泛開展游擊戰爭的同時，紅四十二師派張策於11月中旬，以師黨委特派員的身份來到南梁開展工作。 1934年春節前，習仲勳也來到南梁。他們深入到白馬廟川、玉皇廟川、荔園堡川、小河溝等地的貧苦農民中，訪貧問苦，熱情向農民宣傳革命道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建立各種群眾團體。
經過艱苦細緻的群眾工作，南梁地區的廣大貧苦農民認清了封建地主剝削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本質；認清了只有拿起槍桿子才有出路，紛紛表示要為改變受壓迫受剝削的命運而鬥爭。在這個基礎上，習仲勳、張策等領導廣大貧苦農民組織了農民聯合會。第一個農民聯合會首先在金岔溝成立，接著白馬廟、玉皇廟一帶也相繼成立了農民聯合會。以後又在農民聯合會的基礎上成立了赤衛隊，組織了貧農團、雇農工會。這樣，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工作，在南樑的荔園堡和周圍的幾道溝川，廣大貧苦農民都組織起來了。農民聯合會是貧苦農民自己的革命組織，在當時，實際上起了一個臨時政權的作用。
1934年2月，紅軍四十二師主力在劉志丹率領下，由第三路游擊區返回南梁地區。這時陝甘邊地區的群眾武裝廣泛建立起來，地方游擊隊得到了迅速發展，從而形成了主力紅軍、地方游擊隊、群眾武裝三位一體的游擊戰爭的軍事系統。到了1934年2月間，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紅色區域在短短四個月中，擴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鄜縣、慶陽、合水、寧縣、正寧、旬邑、淳化、耀縣、宜君和黃陵等十四個縣的部分地區。為了統一領導南梁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鞏固後方，支援游擊戰爭，1934年2月15日，陝甘邊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小河溝四合台村召開，再次成立了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作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臨時政權機關。會上選舉習仲勳為革命委員會主席，白天章為副主席。革命委員會下設土地、勞動、財政、食糧、肅反、軍事、文化等委員會。張步清任土地委員長，張欽賢任勞動委員長，楊玉亭任財政委員長，呼志錄任食糧委員長，賈生秀任肅反委員長，邊金山任軍事委員長。同時還成立了保衛隊，郭錫山任隊長，直屬革命委員會領導，負責革命委員會的安全保衛工作。在此期間，由於中共陝甘邊特委書記秦午三赴西安尋找陝西省委恢復關係未果，①其他委員分散活動，紅四十二師黨委代行陝甘邊特委職權，統一領導陝甘邊紅軍和地方黨的工作。隨著蘇區日益發展和壯大，為了加強和改善黨對蘇區工作的領導，同時，確保四十二師黨委集中精力加強軍隊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5月28日，紅四十二師黨委在南梁寨子灣召開會議，決定恢復中共陝甘邊特委，張秀山任書記，同時成立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陝甘邊蘇區的革命武裝力量，劉志丹任主席。紅四十二師師長由楊森擔任，高崗任政委，劉志丹兼任參謀長。
南梁根據地的各級紅色政權成立後，立即在吳堡川、腳扎川、白豹川、柔遠川開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牛羊、分糧食，成立農民聯合會、赤衛軍大隊，使南梁革命根據地不斷得到鞏固，成為陝甘邊革命鬥爭的堅固堡壘。
隨著陝甘邊南梁中心蘇區的開闢和陝甘邊革命委員會的再次成立，陝甘邊南區的革命根據地也先後重新得到恢復和發展。第三路游擊隊指揮部在紅軍四十二師主力的配合下，首先恢復了正寧縣寺村塬游擊根據地，接著照金蘇區也得到了恢復。為了加強陝甘邊南區的政權建設，陝甘邊特委恢復不久，即派黃子文為陝甘邊革命委員會駐第三路游擊隊指揮部辦事處主任。在發展武裝鬥爭的同時，著手進行政權建設。 11月，陝甘邊南區黨委和陝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在陝西黃陵縣的小石崖同時成立，張邦英任南區黨委書記，黃子文任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陝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率領各地的游擊隊不斷襲擊敵軍，整頓被敵人破壞的革命組織，清除奸細，打擊反動分子，救濟貧民，為恢復照金蘇區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至此，經過紅二十六軍主力和地方紅軍的艱苦作戰，在陝甘交界，一塊以南梁為中心，東西約400華里，南北約300華里的區域的根據地已經形成，建立正式蘇維埃政府的時機已經成熟。
1934年11月1日，陝甘邊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樑的荔園堡隆重召開，會議經過充分醞釀討論，選舉產生了陝甘邊根據地蘇維埃政府，習仲勳當選為主席，賈生秀、牛永清當選為副主席，下設土地、勞動、財政、食糧、肅反、工農監察、文化、婦女等委員會。會上還成立了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赤衛軍總指揮部，劉志丹任軍委主席，朱志清任赤衛軍總指揮。
11月7日，即十月革命紀念日，在南梁荔園堡召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南梁地區的紅軍、游擊隊、赤衛軍及大會代表3000餘人參加大會。劉志丹向習仲勳授印，並舉行了隆重的閱兵儀式。陝甘邊根據地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揭開了陝甘邊工農武裝割據的新篇章。從此，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黨、紅軍、政權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四、陝甘邊紅二十六軍的發展壯大
（一）閻窪子會議的召開和陝甘邊紅二十六軍支援陝北的作戰行動
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和第二路、第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部及各游擊部隊的組建，為陝甘邊的革命鬥爭和根據地建設創造了堅實的基礎，使陝甘邊革命事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此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在1934年2——5月期間對陝甘邊南梁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反革命“圍剿”，妄圖消滅陝甘邊紅軍和根據地。紅四十二師和第二、第三路游擊隊武裝，在陝甘邊特委、革命軍事委員會及紅四十二師黨委的領導下，艱苦戰鬥4個月，轉戰東西南北，經歷了大小戰斗數十次，殲敵3000餘人，勝利地粉碎了敵人對陝甘邊根據地的“圍剿”，鞏固和擴大了南梁根據地和陝甘邊南區的根據地。
在陝甘邊紅軍游擊戰爭的影響和支援下，陝北紅軍的游擊戰爭也逐步開展起來。 1933年7月，以馬明方為首的陝北特委在佳縣齊家坬召開了第四次擴大會議，決定開闢安定、清綏、神府三個游擊區，並陸續創建了陝北第二、第三支隊。
1934年1月，中央駐北方代表派謝子長回到陝北，任駐西北軍事特派員，協助陝北特委對陝北游擊隊加強領導，恢復並加強了陝北一支隊，擴大了二、三支隊。 3月3日，郭洪濤、李鐵輪、高長久等領導吳堡縣抗日義勇軍舉行暴動，成立了陝北紅軍游擊隊第四支隊，活動於綏米佳吳邊的廣大地區。 3月18日，陝北紅軍游擊隊第五支隊在綏德蘇家圪撈成立，活動於綏德東南和吳堡南區。當時，陝北游擊戰爭遍布十一個縣，逐漸形成了安清、綏米佳吳和神府三個小塊游擊根據地。 1934年5月，敵八十六師向陝北各游擊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圍剿”。敵人以連、排為單位分進合擊各游擊根據地，進行燒殺、搶劫和破壞村莊活動。為粉碎敵軍的“圍剿”，7月8日，陝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在安定縣楊道峁正式成立，謝子長任總指揮，郭洪濤任政委，賀晉年任參謀長。下轄第一支隊（支隊長謝紹安，政委賀晉年兼）、第二支隊（支隊長白雪山，政委馬萬里）、第三支隊（支隊長高郎亭，後楊文模、王達成）、第四支隊（支隊長薛五鎖，政委馬佩勳）、第五支隊（支隊長崔鎮冉，政委王子文）共300餘人。 7月17日，陝北紅軍游擊隊一、二、五支隊在謝子長指揮下第一次攻克安定縣城，打開監獄，救出了被捕的黨員和群眾。這次戰鬥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陝北人民的革命鬥志，擴大了紅軍的影響，進一步推動了陝北游擊戰爭的開展。此時，陝北國民黨軍八十六師井岳秀部配合地方民團向安定、綏德、清澗中心的陝北游擊根據地的“圍剿”更加猛烈。在當時情況下，由於敵我力量眾寡懸殊，單憑陝北紅軍游擊隊的力量無法粉碎敵軍的進攻。於是，在7月23日，謝子長率領陝北紅軍游擊隊第一、二、五支隊100餘人來到南梁，同紅四十二師黨委、陝甘邊特委共商破敵大計。
7月28日，陝甘邊特委、紅四十二師黨委與陝北特委、陝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在南梁閻窪子村召開了聯席會議，史稱“閻窪子會議”。陝甘邊特委書記張秀山、特委組織部長張邦英、軍委書記劉志丹、革命委員會主席習仲勳、第二路游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楊琪、政委惠子俊，紅四十二師師長楊森、政委高崗及連以上乾部與謝子長、郭洪濤、賀晉年及陝北游擊隊一、二、五支隊各支隊幹部共30餘人，參加了會議。
謝子長主持這次會議。會上，謝子長以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的身份，傳達了上海臨時中央局和中央駐北方代表給紅二十六軍的指示信。這兩封指示信對紅二十六軍進行了莫須有的批評，並給紅二十六軍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領導”、“逃跑主義”、“梢山主義”、“槍桿子萬能”、“濃厚的土匪色彩”等五頂大帽子。對這兩封信的不切實際的批評，郭洪濤表示“堅決擁護”，還說，紅二十六軍是一貫的“竄森林主義”，把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在杜衡“左”傾冒險主義的強迫命令下被迫南下的失敗，說成是劉志丹“右傾機會主義領導的結果”。會上，在“左”傾錯誤傾向的無端指責面前，劉志丹、習仲勳、張秀山、楊森等陝甘邊黨和紅軍的領導幹部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既嚴肅認真地總結了陝甘邊的工作，又堅持丁以南梁為中心逐步擴大蘇區的正確主張。楊森還向會議匯報了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擴大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情況。謝子長對楊森代表陝甘邊黨和紅軍所作的關於黨政軍建設的匯報以及今後發展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建議，表示贊同。
這次會議決定：1、撤消高崗的紅四十二師政委職務，由謝子長兼任紅四十二師政委；2、派紅二十六軍主力第三團由謝子長率領去陝北，與陝北游擊隊配合作戰，共同粉碎敵人對陝北第一次“圍剿”。並調撥100支步槍和數百塊銀元支援陝北游擊戰爭。
閻窪子會議通過深入討論分析陝甘邊和陝北的革命鬥爭形勢，第一次使陝甘邊根據地與陝北游擊區採取了互相配合和協調作戰的正確方針。但是，閻窪子會議對紅二十六軍的無端指責是非常錯誤的，其實質就是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路線在陝甘邊蘇區的反映。由於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頂著巨大的壓力，堅持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排除了“左”傾錯誤的干擾，從而保證了陝甘邊黨和紅軍及根據地建設的順利開展。
閻窪子會議結束後，陝甘邊特委進行了組織上的調整，決定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擔任特委書記，張秀山調慶陽游擊隊任政委。
此時，在陝北，敵八十六師井岳秀部配合民團，深入安定、綏清、神府、佳吳四塊游擊根據地。在謝子長率一、二、五支隊去南樑的情況下，中共陝北特委以第三支隊、第四支隊和7月間成立的第七支隊襲擾敵人，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 8月15日，謝子長率紅二十六軍主力紅三團和陝北一、二、五支隊從南梁來到安定，參加反“圍剿”鬥爭。 8月17日，襲入安定縣金武塌一帶“清剿”的敵軍一個連，被紅三團和陝北一、二、五支隊包圍。擔任主攻的紅三團奮勇衝殺，一舉將該敵全殲，繳槍近百支，首戰告捷。此後，紅三團揮戈東進，於8月25日在清澗張家圪台，又殲敵兩個排40多人，並擊潰增援之敵一個連；26日在清澗河口鎮戰鬥中，擊潰敵軍一個連，拔除了這個對根據地威脅很大的據點。不幸的是，在這次戰鬥中，謝子長身負重傷。紅三團到陝北戰場後，三戰三捷，勝利地粉碎了敵人對陝北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推動了陝北根據地革命鬥爭的蓬勃發展。反“圍剿”勝利後，紅三團遂掩護謝子長到安定、延川根據地養傷。 9月中旬，紅三團凱旋而歸，回到南梁。
陝北蘇區的第一次反“圍剿”戰斗在紅二十六軍的支援下取得勝利之後，陝北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各地的游擊隊發展到20餘支，共1000餘人，赤衛軍達2000餘人。 1934年9月2日，中共陝北特委在清澗寺塢裡召開會議，決定建立中國工農紅軍陝北獨立師。 9月18日，第一支隊和第八支隊在安塞會合，編為陝北紅軍獨立師第一團，團長賀晉年，政委劉光先（後由馬佩勳繼任），全團共200餘人。由此，陝北的第一支正規紅軍誕生了。
為了配合和支援陝北紅軍游擊隊的鬥爭，10月初，楊森、王世泰、黃羅斌再次率領紅四十二師第三團轉戰陝北。 10月5日，紅三團與陝北九支隊一道，在清澗縣折家坪全殲敵軍一個連。 10月10日，紅三團與陝北紅軍獨立一團並肩作戰，擊潰敵軍駐安定縣長蛇灣的一個連，殲其大半。接著，紅三團與獨立一團挺進安定縣王家灣，敵高雙城部一個砲兵營聞風而逃。三團遂返回南梁根據地。
在紅二十六軍的有力支援下，陝北紅軍隊伍不斷壯大，陝北三支隊在神木改編為陝北獨立師第三團，團長王兆相，政委楊文模，全團共200餘人。接著，陝北二支隊在太馬山改編為陝北獨立師第二團，張仁三為團長，政委馬萬里，全團共300餘人。 1934年兒月中旬，陝甘邊特委和軍委，派出楊琪以中國工農紅軍陝北游擊隊總指揮部巡視員身份；來到陝北蘇區，協助開展陝北地區的革命武裝鬥爭。經過陝北軍民的英勇奮戰，、逐漸使被敵分割的蘇區連成一片。 1935年1月25日，在安定縣白廟岔召開了陝北蘇區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成立了蘇維埃政府。馬明方為主席，霍維德、崔田民為副主席。為了適應鬥爭形勢的需要，1935年1月30日，紅軍陝北獨立師在安塞的廟岔，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第八十四師，楊琪任師長，張達誌任政委，朱子修任參謀長，下轄第一、二、三團。
陝甘邊紅二十六軍北上陝北，和陝甘邊、陝北兩塊蘇區密切配合，協調作戰，使國民黨反動派極為震驚，敵軍極度恐慌，一時處於固守據點的境地。西北人民革命鬥爭的烈火則在更大的、更廣泛的區域內猛烈地燃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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