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村塬游擊根據地遭國民黨反動派摧殘後，劉志丹、謝子長等共產黨人毫不氣餒，他們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進行了悲壯的鬥爭。終於渡過難關，促進了革命事業的發展。 1932年12月，在他們的領導下，陝甘邊紅軍第二十六軍正式成立，從而使西北地區出現了主力紅軍部隊。紅二十六軍的誕生，標誌著陝甘邊地區的工農武裝割據又向前大大進了一步。此後，劉志丹又率領陝甘邊的黨組織和紅軍投入了創造照金蘇區的偉大斗爭。
一、陝甘邊紅二十六軍的組建
（一）中共中央關於創造紅二十六軍和陝甘邊區的任務和方針的提出
早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明確提出了“在積極地開展當地的游擊運動中創立新的紅軍的隊伍及陝甘邊蘇維埃的任務”。 ①並指出，“為了實現上面的任務，首先應該從現在的游擊隊中選拔中堅隊伍編成：勾經常的正式紅軍，這是絲毫不能延緩的最迫切的任務。②
在決議中，中共中央還提出了創造陝甘邊正式紅軍的一系列路線、方針和政策，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創造和擴大紅軍主力，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
《決議》指出，在紅軍的建設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建軍原則，創造黨領導下的主力紅軍部隊。為此，必須做到，一是在主力紅軍的兵源上，要以武裝農民為新的紅軍的主要成份，最大限度地吸收貧農和雇農參加。 “陝西省委必須從西安動員大批的工人群眾去參加紅軍，建立在這部隊中的工人的骨幹。”①二是在主力紅軍的干部上，要從游擊隊中選拔最可靠的黨員與工農分子來擔任紅軍的指揮員。三是在主力紅軍的政治工作上，要立即開始建立紅軍中的政治工作，指令可靠黨員為政治委員與政治指導員，“中央責成陝西省委從自己的常委中派遣一人去擔任二十六軍的政委。”③四是在紅軍的編制上，在最初應該編成紅軍一師（按照紅軍編制法），即該師應有三團，每團三連，每連三排，每排三班，並努力求得在最短時間達到紅軍一師。 “該部隊番號暫用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一師”。 ③五是在紅軍的武器裝備供給和補充上，應該以軍閥軍隊為目標，奪取敵人的武器裝備。
第二，創造鞏固的蘇區，深入開展土地革命，為主力紅軍創造鞏固的後方基地。
《決議》措出，在目前游擊隊活動的區域中，必須立即徹底地實行以下的任務，以便將這個區域造成紅軍與游擊隊的鞏固的根據地。這些任務主要包括：一是組織和領導農民群眾起來沒收一切地主紳士、祠堂廟宇及幫助反革命的富農的土地。將它平均分配苦力、雇農、貧農和中農，地主絕對不能在任何名義的掩蓋之下分得土地，富農只有在他自己耕種的條件之下，分得一份勞動的土地。 “土地應該按照人口與勞動力的標準來平均分配。在分配土地時，不僅要顧念雇農和貧農的利益，而且要顧念中農的利益。只有在基本農民群眾願意和擁護之下，才能實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農民過去欠債及租稅應立即廢除。”①二是徹底摧毀當地的反革命政權機關，組織蘇維埃的政權機關。 “應當從當地的群眾組織及游擊隊中選擇可靠的黨員和非黨員來組織陝甘邊蘇區革命委員會，來領導農民的鬥爭，撲滅反革命的勢力。”②三是解除邊區內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裝，廣泛地進行武裝工人、雇農、貧農和中農的工作。只有加強了這些方面的工作，才能促進加強主力紅軍的建設工作，並為主力紅軍的建設創造良好的群眾基礎和社會條件。
第三，進一步地開展游擊戰爭，廣泛地組建游擊隊，以廣泛的游擊活動配合和支援主力紅軍的行動。
中共中央的《決議》指出，在主力紅軍的創造和陝甘新蘇區的開闢過程中，絕不能削弱和放棄游擊戰爭的開展，相反應該用更大的努力去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 “如果在國民黨統治區域，沒有廣大的農民游擊戰爭，紅軍是很難得到決定的勝利的。環繞在蘇區周圍的農民游擊戰爭是蘇維埃行動的開展與蘇區的鞏固的保障。”①關於游擊隊的任務，《決議》指出，“游擊隊的主要任務，要在敵人的後方動作，消滅敵人的小部隊，奪取槍械，發動當地的農民鬥爭，摧毀反動的鄉村或縣城的政權，進行土地革命等等，游擊隊應該是土地革命的宣傳者與組織者，游擊隊應該吸收當地的農民群眾參加自己的隊伍，並努力從游擊隊生長成為正式的紅軍，紅軍的指揮員應該努力指導游擊隊的動作，並將他與紅軍的作戰任務聯繫起來。”②關於紅軍的行動方針，《決議》明確指出，“在今天爭取大城市或截斷渭河交通（如省委的提議）還不是目前陝西紅軍與游擊隊能勝任的，這種情況，在將來軍事的進展，紅軍的堅強與根據地的鞏固之後，必定能夠改變的，改變到有利於紅軍的這種動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適合的，紅軍目前發展的方向應該是在涇渭三水之間，消滅敵人在這裡的力量創造較大的根據地。”③
第四，進一步開展瓦解敵軍的工作，配合主力紅軍的武裝鬥爭的開展。
《決議》指出，“除了以武裝對付國民黨的軍隊外，還要用紅軍的全部人員與政治機關做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用傳單、標語、聯歡會等，去奪取白色的士兵群眾，並應該派遣我們的工作人員到敵人軍隊中去組織兵變與煽動他們投入紅軍。這種工作要與紅軍的武裝戰鬥同時並進。同時中央責成陝西省委，去加強在楊虎城及其他軍隊中的中心部隊的我們的工作。”①只有認真開展瓦解敵軍的工作，紅軍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動分子，才能取得更大的勝利。
第五，加強黨的建設，建立健全黨的各級組織，壯大黨的隊伍。同時建立和健全各種群眾組織，充分保障主力紅軍和游擊隊建設的順利開展。
《決議》指出，為了加強黨對主力紅軍和游擊隊的領導工作，一是要加強陝甘特委領導；二是壯大黨的組織隊伍。 “在紅軍根據地與游擊隊的區域中應該最大限度地發展黨的組織，吸收雇農、貧民及優秀的中農分子入黨，嚴格防止富農及階級異己分子混入政權機關及黨內來，”②三是提高黨員的素質，最大限度地提高黨員群眾的政治覺悟，加強其軍事訓練，使黨的隊伍能夠適合於向前發展的革命的國內戰爭的環境。四是立即在蘇區建立青年團、貧農團、工會等群眾組織；五是黨組織應該吸收其他蘇區的經驗，開展擁軍運動和擴紅運動，以促進紅軍隊伍的鞏固和擴大。
從內容上分析，《中央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與毛澤東同志在中央蘇區創造的一整套路線、方針和政策，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如在紅軍建設上，規定紅軍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和人民群眾相結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這三位一體的任務。主力紅軍的擴建必須以地方游擊隊為基礎等，這些思想與“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是一致的。再如在土地革命中，確定了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的路線，確定了按人口和勞力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及其土地革命運動的開展必須建立在基本農民群眾自願和擁護的基礎上的原則。這些路線、方針和原則與中央蘇區的《興國土地法》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中央《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與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的內容基本上堅持了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在這個決議中對陝西省委關於紅軍行動方針問題上的“左”傾錯誤指導方針持反對態度，明確指出紅軍目前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在涇渭、三水之間，消滅敵人在這裡的力量創造較大的根據地，”①不同意陝西省委提出的以城市為中心，“爭取大城市或截斷涇渭河交通的”軍事冒險方針。 ②考慮到這一決議制定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全國各個蘇區的發展處於頂峰時期，在這種背景下，這一決議能夠擺脫“左”的錯誤的束縛，提出許多實事求是的主張，因而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中共中央《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是黨為陝甘邊以至西北地區紅軍建設和蘇區政權建設製定的一個綱領性文獻，它分析了西北地區革命形勢的特點，規定了黨在今後一段時期內進行紅軍建設和根據地建設的根本任務。它對於創造和鞏固主力紅軍和游擊隊，對於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產生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在這個《決議》精神的指導下，陝甘邊黨和紅軍及蘇區群眾投入了熱火朝天的創建紅二十六軍和照金蘇區的英勇鬥爭。
（二）陝甘邊紅軍第二十六軍的成立
1932年12月中旬，劉志丹、謝子長率領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南下陝西耀縣照金地區，開闢新的根據地。當部隊到達陝西淳化縣境內時，陝西省委指示陝甘游擊隊開赴宜君轉角鎮休整待命，準備改編為紅二十六軍。
1932年12月下旬，紅軍陝甘游擊隊來到宜君縣的轉角鎮。這時，陝西省委書記杜衡也以北方局特派員的身份來到部隊。他一到部隊，就極力貫徹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關於“改造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反右傾”的綱領，對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楊仲遠等橫加指責，誣篾他們的正確主張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土匪路線”、“梢山主義”等等。蠻橫地撤銷了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楊仲遠等同志的職務，開除了謝子長、閻紅彥的黨籍（後經省委查明情況，撤消了這個錯誤決定），強令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楊仲遠到上海“受訓”。由於廣大干部戰士的強烈要求，最後才勉強把劉志丹、楊仲遠留下來，但不給任何職務。由於杜衡大搞宗派主義，根本不相信陝甘游擊隊的各級幹部，於是把楊仲遠、吳岱峰、楊琪以及排以上乾部的槍全部沒收，還剝奪了他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規定排以上乾部必須從班長和戰士中選舉，並由政委（杜衡自己）任命產生。 ①
由於“左”傾冒險主義的嚴重危害，陝甘游擊隊在韓城失利後由1500人減為200人，兵力大減，無法實現中央決定的首先組成一個師的要求，杜衡只好決定將陝甘游擊隊改編為一個團作為紅二十六軍的骨幹。 1932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轉角鎮主持召開軍人大會，宣布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並舉行了授旗儀式。杜衡自任紅二十六軍政委兼紅二團政委，選舉王世泰為紅二團團長，鄭毅任參謀長，汪鋒任團黨委書記，下轄騎兵連、步兵連、少年先鋒隊、政治保衛隊，全軍共200人。由於杜衡推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劉志丹被剝奪了紅軍領導權，不給職務，謝子長、閻紅彥被送往上海的白區中央局“受訓”。紅二十六軍成立後，劉志丹以革命利益為重，不計較個人恩怨和職位高低，積極幫助王世泰開展工作。他為紅二十六軍的正規化建設嘔心瀝血、忘我工作，先後製定了《政治工作制度》、《參謀工作制度》、《紅軍紀律》、《訓練方案》、《戰略戰術教材》等，這樣就把毛澤東同志關於紅軍建設的思想運用到紅二十六軍的實踐當中去，保證了紅二十六軍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同時他也顧全大局，胸懷坦蕩，主動協助王世泰指揮作戰，因此，紅二十六軍幹部戰士親切地稱劉志丹為“我們的好參謀長。”①
二、紅二十六軍開闢照金蘇區的鬥爭
紅二十六軍誕生後，根據中央作出的在涇渭三水之間的旬邑、正寧、三原一帶建立根據地的指示，確定在陝甘邊山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以照金為中心的陝以邊新蘇區。為此，部隊在完成改編後，立即南下開赴照金地區。
照金位於陝西耀縣、旬邑、淳化三縣的交界，屬耀縣管轄。這裡是子午嶺的南端，山岳連綿縱橫，地形崎嶇不平，便於紅軍開展游擊戰爭。
照金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這裡的群眾大多是外來農民，生活十分貧苦，他們不斷進行抗糧、抗捐、抗租和抗債鬥爭，有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有發自內心的革命願望。
照金又是紅軍的老游擊區。 1932年春，黨組織派習仲勳同志到金照開展工作。同年9月，照金戰鬥勝利後，劉志丹在率上岸紅軍游擊隊撤離時，曾將特務隊留下來交給習仲勳領導，就地堅持游擊活動，傳播革命火種。
由於照金具有上述良好的條件，紅二十六軍第二團成立後就立即投入了創建以金照為中心的根據地的革命鬥爭。
12月27日，紅二十六軍第二團首戰焦家坪。紅二團以聲東擊西的戰術，攻占了焦家坪，全殲敵軍團六十餘人，而後進軍香山一帶。此時正值年荒，農民流離失所，紅二團及在香山寺一帶打土豪，組織農民分糧，幫助群眾渡過年荒。在此基礎上，紅二團廣泛發動群眾，組織貧農會和赤衛隊，開闢了香山寺和九保兩個游擊區。接著，紅二團又消滅了照金、旬邑民團一部，使紅色區域擴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區。這時，紅二團擴大到三百多人，並成立了隨營學校。
為了鞏固革命成果，1932年1月，紅二團由著急那拿下，協助地方黨組織先後建立了旬邑。照金、香山、宜君、芋園等五支游擊隊。同年3月，為了統一各游擊隊的領導，根據陝西省委的指示，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成立，李妙齋任總指揮，張秀山任政委。 3月下旬，紅二團進入三原武字區，成了紅二十六軍直轄渭北游擊隊中指揮部，轄渭北、涇陽、富平三支游擊隊，共二百餘人。隨後又在渭北組建了十多支游擊隊。通過這些活動，初步形成了以紅二團為主力、以地方游擊隊和赤衛隊相配合的多層次的革命武裝體系，使根據地的開闢有了堅強的支柱。
隨著創立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的深入，黨的建設也得道進一步地加強。 1933年3月8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在照金正式成立，金理科人特委書記，習仲勳人特委軍委書記。中共陝甘邊特委成立後，領導趙進人民深入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鬥爭，進一步發動群眾支援紅軍的游擊戰爭。隨著軍事鬥爭的勝利河群眾工作的開展，到6月底，以薛家寨為中心，東至香山以西，西抵淳化塬畔，背到馬蘭，南至高山槐，東西相距五十餘里，南北相距八十餘里的照金根據地已初步形成。從此，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又有一個可靠的後方，使紅軍在游擊戰爭中有了一個依托點和落腳點。
隨著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的深入進行，照金根據地的紅色政權建設就成為擺在陝甘邊特委和紅二十六軍面前一項迫切而又緊要的任務。陝甘邊革命鬥爭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如果沒有紅色政權建立做保障，革命武裝就不能在群眾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土地革命就會受到很大的妨礙，根據地就又被敵人破壞的危險。為此，陝甘邊特委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了創立紅色政權的工作。
1933年4月初，在山半邊特委的的領導下，陝甘邊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戶在照金召開。經過民主選舉，成立了陝甘邊革命委員會雇農周冬至當選為主席，習仲勳當選為副主席。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下設貧民團、雇農公會、土地委員會、肅反委員會、赤衛軍總指揮部等機構。它的中心任務是：開展游擊戰爭，打土豪，分田地、糧食、牛羊等，組織雇農公會、貧農團、青年團等群眾團體，發動群眾清除敵探奸細，頒佈各種法令，實行戒菸、禁賭、宣傳婦女放足等。革命委員會成立不久，又在姚渠、照金、老爺嶺、馬欄、七階石一帶相繼建立了公開或秘密的基層紅色政權——農民聯合會二十四個。至此，根據地的紅色政權建設已初具規模。
陝甘邊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在根據地徹底摧毀了地主豪紳的統治勢力，地主豪紳在政治上被打倒，苛捐雜稅被取消，貧苦農民翻身做了主人，昔日的泥腿子今天掌握著紅色政權的印把子。根據地的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土豪劣紳威風掃地，貧苦農民揚眉吐氣。
革命委員會在從政治上摧毀封建統治勢力的同時，還從經濟上剷除封建的剝削制度。革命委員會下設的土地委員會的職責就是領導群眾打土豪、分財產，並逐步開始把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以解決農民的土地要求。隨著土地革命鬥爭的開展，根據地人民的革命熱情日益提高，鬥爭蓬勃興起。
三、紅二十六軍南下失敗
正當紅二十六軍和陝甘邊革命委員會領導照金根據地人民深入開展土地革命鬥爭之際，杜衡卻繼續頑固地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方針，給根據地的建設又帶來了嚴重的危機。
當時紅軍力量比較薄弱。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敵人，爭取中間力量，壯大自己的隊伍，紅軍與某些民團建立了暫時的統戰關係。由於建立了這種統戰關係，中部縣建莊何世興民團，小石崖羅連城民團等，都和紅軍關係友好，他們為紅軍掩護傷員，代購彈藥物資等，對紅軍幫助很大，但居於紅軍領導地位的杜衡，卻不要統一戰線，主張打倒一切，對白軍、民團、土匪不加區別，一律反對。 1933年1月，他命令紅軍攻打與紅軍友好的廟灣夏玉山民團，結果戰鬥失利，部隊遭到一些傷亡，鄭毅被撤銷了參謀長職務，由劉志丹繼任參謀長。此後，夏玉山遂糾集附近民團，聯合起來進攻照金蘇區。在這個時候，杜衡又藉口說，敵軍可能佔領香山寺於紅軍不利，命令火燒香山寺，結果引起數百名和尚和廣大群眾的不滿。因樹敵多過，蘇區的地盤越來越小，最後只剩下一個孤立的薛家寨，還處於敵人的四麵包圍之中，傷員無法安排，糧食無法補給，紅軍主力在照金一帶的活動越來越困難。
5月中旬，敵人調集4個團和6個縣民團，分四路進攻照金根據地。杜衡不顧敵我力量懸殊的現實，提出“死守照金”的口號，結果連打了兩個敗仗。這時，中共陝甘邊特委決定，以游擊隊在內線堅持鬥爭，以紅二團轉到外線作戰。隨後，紅二團收編了國民黨軍兩個連的兵變部隊，並相繼消滅了一些民團，部隊擴大到近500人。 5月20日，紅二團回到照金蘇區。這時，杜衡被敵人的“圍剿”所嚇倒，開始動搖起來，他悲觀地認為：“敵人力量大了，後方失了，群眾跑光了，沒有糧食了，創造不了根據地，擴大不了紅軍。”主張放棄照金根據地。他先提出：“北上打通國際路線”，但遭到紅軍戰士反對和陝西省委的製止。接著他又主張南下渭華，說“渭華黨基礎強……，群眾條件好，人口稠密，物資豐富，地形險要，轉移既可與紅四方面軍和陝南紅二十九軍配合，又可切斷敵人交通，威逼西安。”並宣稱，南下渭華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方針”。實際上，陝南的紅二十九軍在1933年4月已經失敗，紅二十六軍南下只會陷於孤軍深入的險地。杜衡的南下方針遭到了劉志丹等同志的反對。劉志丹等認為，渭華暴動失敗後，黨組織受到破壞，群眾遭到殘酷鎮壓，情緒低落，紅軍到那裡不易立足；照金蘇區建立不易，不能輕易放棄。紅軍若脫離根據地困難很多，危險很大。但杜衡對劉志丹等同志的意見橫加指責，給他們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帽子。
6月初，在杜衡的專斷指揮下，紅二十六軍第二團被迫從北梁出發，離開照金南下。經過涇陽的嵯峨山到寇家莊時，杜衡被敵人的強大所嚇倒，對革命完全喪失了信心。他藉口有事要向陝西省委匯報，便私自離開部隊跑到西安，溜之大吉。 7月，陝西省委遭到破壞，杜衡被捕後叛變投敵。杜衡逃跑後，汪鋒代理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與劉志丹…道率領部隊渡過渭河，越過隴海鐵路，進至灞橋五里店，殲滅敵一個地方民團武裝，擊毀楊虎城軍運汽車10輛，繳獲許多物資。這時，楊虎城知道了紅二十六軍主力二團南下的消息，立即在西安宣布戒嚴，並調駐在渭華的警備旅，在高塘各坳口布防阻截，調商洛一個團在南山口市鎮把守，又從西安派兩個特務團向紅二十六軍第二團追擊。敵人總共調動了5000餘人的兵力，比紅軍力量大十餘倍。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為了擺脫敵人的追擊部隊，即離開灞橋進入驪山。當天，紅軍與前來進攻的敵人一個團經過激烈戰鬥後，向東轉移，行軍150裡，第三天抵達藍田許家廟，遇當地地主民團阻截，又返回口子頭時，被敵包圍。當時，紅軍處在右有石山，左有懸崖，前後都有敵人夾攻的十分危險處境中，但紅軍在劉志丹等的指揮下與敵人進行了英勇了戰鬥，奪取丁制高點，擊潰了敵人的多次強攻，勝利突圍，到達厚子鎮，殲滅了進攻紅軍的一個民團，繳獲槍械50餘支，遂乘勝進入了秦嶺箭峪口。
紅二十六軍進入箭峪口後，還未來得及休息，敵人的兩個團即緊跟著圍攻上來。紅軍為了保存力量，轉移到張家坪。因地理生疏，第二天拂曉又被敵人包圍。經過激戰後，紅軍分三路衝出包圍，劉志丹帶180餘人，在焦家坪一帶游擊，汪鋒帶80餘人到藍田活動，王世泰、吳岱峰帶100餘人向北轉移，突圍兩天后，在敵人優勢兵力的圍攻下，劉志丹和汪鋒帶領的部隊大部英勇犧牲或散失，王世泰帶領的一部分隊伍，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中，堅持戰鬥兩月餘。後在敵人加強圍攻、紅軍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分散和化裝突圍。至此，黨在陝甘邊地區千辛萬苦創建起來的紅二十六軍第二團這支久經鍛煉、英勇善戰的部隊，被杜衡的“左”傾錯誤路線斷送了。
就在紅二十六軍南下失敗這段最艱難的時期，劉志丹同志始終是部隊的主心骨，是全體幹部戰士的希望所在。當杜衡逃跑後，部隊渡過渭河，進入臨潼一帶，遭到了敵約兩個旅的圍追堵截，情況異常險峻。部隊中出現了悲觀失望情緒，有的同志主張前進，有的同志主張後撤。這時部隊黨委召開會議研究行動方針。在會上，劉志丹以一個傑出軍事家所獨有的遠見和卓識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他指出，進亦險惡，退亦險惡，退只有與敵決一死戰，進尚可與敵周旋。再以黨內的是非而論，中途返回，無論勝敗都難以分清曲宣，無法向黨作交待。會議最後採納了劉志丹的意見，決定寧敗於進，而不能敗予退。會後，大家統一了認識。部隊繼續前進，進至張家坪一帶，部隊遭重兵包圍，傷亡慘重。為了突出敵軍的重圍，由王世泰率100多人掩護，劉志丹、汪鋒分別帶部分人員分散突圍。劉志丹率領的一部分人員由蘭橋進入終南山，輾轉於深山密林。劉志丹牽掛失散的同志，每天都派人外出聯絡，但因地理生疏，聯絡人員有去無回。經過20多天，劉志丹決定讓大家分散出山，返回蘇區。他自己留下來繼續尋找失散的部隊。他對同志們說：“看來，一時也找不上其他同志，現在我們吃沒吃的，喝沒喝的，再繼續下去恐怕都得困死在這裡。'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每個戰士都是一顆革命的種子，我們要想法分散出去，回照金重整旗鼓，再搞革命。”同志們都不願意離開他，表示死也要死在一起，活也要活在一起。經他反复說服，大家才埋了長槍，帶短槍分散下山。
此後，劉志丹只帶著剩下的七、八名同志在終南山中尋找失散的同志。幾天后，他們又突遭地主民團的襲擊，有的同志失散，有的犧牲，劉志丹孤身一人躲進深山。後來與少年先鋒隊副隊長蒲永勝相遇，兩人結伴在山中繼續尋找失散的部隊。
這時，王世泰帶隊伍從張家坪突圍後，也一直在尋找劉志丹和汪鋒。那時，王世泰等同志抱定一個信念，無論如何也要找到劉志丹，寧可自己犧牲也要保護劉志丹返回照金。因為黨需要劉志丹！陝甘邊區人民需要劉志丹！最後王世泰等在石頭峪的後山找到了劉志丹和蒲永勝。大家見到劉志丹經終南山一月的輾轉，患病在身，體質虛弱，都十分難過。他卻鼓勵大家：“革命者早就將生死置之度外，失敗了再來！”還用他常說的一句口頭禪安慰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劉志丹的百折不撓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鼓勵下，同志們都打起了精神，挺起了胸膛，下定決心：返回照金，恢復二十六軍，擴大根據地。正是在這種信念的支持下，劉志丹等人化裝成貨郎，在地下黨組織的掩護下，歷盡艱險於1933年10月4日回到照金地區。
四、紅軍保衛照金蘇區的鬥爭
紅二十六軍南下後，陝甘邊特委和陝甘邊革命委員會領導邊區游擊隊和渭北游擊隊在照金根據地繼續堅持鬥爭，先後在三原、富平、耀縣、宜君、正寧等地建立了二十多支游擊隊。 1933年6月13日，當得到紅二團失敗的消息後，陝甘邊特委在三原武字區焦村將渭北游擊隊擴大後編為紅四團，團長黃子祥、政委楊森。轄第一連、第二連、先鋒連，共120餘人，80餘支槍。 8月，紅四團轉入照金蘇區。
7月21日。遵照黨的指示，駐耀縣的陝軍騎兵團王泰吉部舉行起義，成立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王泰吉任司令，楊聲任黨代表，談國帆任參謀長，趙寶山（後龔逢春）任政治部主任，下轄六個大隊，共1200餘人，追擊砲四門。起義後，敵兩個團向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進攻。由於連戰失利，加之不斷發生叛逃，7月下旬，耀縣起義失敗。餘部百餘人在王泰吉率領下進入照金根據地，改編為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
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南下失敗和渭北蘇區的喪失，使照金蘇區也處於危險之際。這時，陝西省委派高崗來照金開展恢復紅二十六軍的工作。但此刻在陝甘邊黨內對於革命形勢的認識出現了分歧。一種是失敗主義的悲觀情緒。一部分乾部由於看到紅二十六軍主力二團南下失敗，陝西省委被破壞，耀縣起義被敵鎮壓，紅四團也退到了照金蘇區，因而感到革命沒有出路了，主張“埋槍”搞秘密工作，把紅四團帶到渭北，分散游擊，反對集中領導。另一種意見是我們還有紅軍，根據地和紅軍也能夠鞏固和發展，因此，紅軍和游擊隊應集中領導，成立總指揮部統一指揮，擴大和創造陝甘邊根據地。為了統一思想，8月14日，陝甘邊特委在耀縣陳家坡召開了黨政軍聯席會議，經過認真討論和正確分析形勢，擺事實，講道理，會議糾正了部分乾部中產生的右傾悲觀情緒和分散紅軍的錯誤主張。接著討論了當前的形勢和紅軍的任務等問題，決定成立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統一指揮紅四團、耀縣三支隊、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陝北一支隊及各路游擊隊等革命武裝力量，任命王泰吉為總指揮，高崗為政委。陳家坡會議的及時召開和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的成立，對於堅持和發展陝甘邊的游擊戰爭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9月下旬，紅軍攻占旬邑縣的張洪鎮，繳槍200餘支和大批物資。 10月4日，劉志丹、王世泰在地下黨組織的掩護下，從終南山脫險後輾轉歸來，劉志丹被任命為臨時總指揮部參謀長，部隊甚為振奮。劉志丹總結了紅二十六軍南下失敗的教訓，對習仲勳等同志說：“這次我們又上了機會主義的大當，又吃了一次大虧！”習仲勳匯報了陳家坡會議的情況，劉志丹興奮地說：“這就好了！陳家坡會議總算糾正了錯誤路線，回到正確路線上來了。現在需要把部隊集中起來，統一領導，統一指揮。我們重新幹起來，前途就是光明的。”①
由於紅軍集中指揮，運用靈活的鬥爭策略，很快就取得了…系列勝利。 10月中旬，敵急調四個正規團和三原、耀縣、淳化等六縣民團共6000餘人，發起了對照金根據地的進攻。劉志丹和陝甘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分析敵情，認為敵人“進剿”兵力較大，不宜在狹小根據地內與敵人周旋，要粉碎敵軍的進攻，必須到外線作戰，深入敵後打擊敵人。於是，決定留游擊隊堅持內線鬥爭，主力紅軍北上隴東。 10月中下旬，劉志丹和王泰吉率主力紅軍北上，一舉攻克守備薄弱的甘肅合水縣城，接著又在隴東連續打了幾個大勝仗，連戰獲捷，重挫了敵人的銳氣，大振了紅軍的聲威。
1933年10月15日，正當陝甘紅軍主力跳出外線，北上隴東，在合水、慶陽一帶游擊，接連獲得勝利和發展之際，國民黨反動派和陝西地方軍閥楊虎城乘紅軍後方兵力空虛之機，調集重兵攻擊照金蘇區薛家寨。陝甘邊革命委員會的軍事委員會當即命令留守薛家寨的紅軍部隊同敵軍展開了浴血奮戰，但終因寡不敵眾，無法挽救危局，薛家寨失陷敵手。敵軍攻克薛家寨後，大肆搶劫破壞，對蘇區人民燒殺掠奪，進行殘酷的鎮壓和野蠻洗劫。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員會委員王滿堂、肅反委員會委員王萬亮和許多群眾被敵人殺害。照金根據地和陝甘邊紅包政權受到一次極大的摧殘。
照金根據地失敗的主要原因：第一，沒有充分利用有利地理環境，廣泛地開展游擊戰爭，擴大蘇區和根據地，而把自己株守在一個很小的蘇區內；第二，距離國民黨統治中心——西安很近，受敵威脅影響，這裡的群眾力量不大，群眾基礎不夠堅強；第三，紅二十六軍南下的全部失敗，在軍事上暴露了自己的弱點，助長了敵人進攻蘇區的氣焰。 ①
照金根據地喪失後，久經鍛煉的照金黨組織和人民並沒有被嚴重的白色恐怖所嚇倒，他們掩埋好同伴的屍體，揩乾淨身上的血跡，繼續同敵人展開了艱苦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