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錦廟會師後，南梁游擊隊和由晉西游擊隊、陝北商販保運武裝改編的陝北游擊支隊，經過幾個月的休整和訓練，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公開地打出紅旗，創建工農紅軍的條件日益成熟。 1932年1月，會師部隊在隴東正寧縣柴橋子正式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 2月，西北反帝同盟軍在正寧縣三嘉塬的細嘴子村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從此，鐮刀斧頭的紅旗，在陝甘邊界高高飄揚，西北紅軍正式誕生。西北紅軍部隊的誕生使陝甘邊革命鬥爭進入了土地革命的新階段，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在陝甘邊地區逐漸形成。
一、西北反帝同盟軍的組建
（一）西北反帝同盟軍的成立
早在1931年12月，南梁游擊隊和陝北游擊隊在慶陽新堡休整期間，中共陝西省委派榮子卿來部隊傳達了省委的指示：根據'九·一八'事件後全國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和西北地區革命形勢的變化，會師部隊應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南下陝西關中地區，創建平原根據地。當時的陝西省委受“左”傾思想的束縛，指責南梁林錦廟會師及部隊在隴東的活動是“單純的軍事投機”，①斷言南梁一帶“完全是荒山，幾年為土匪的騷擾，入口密度稀到極點，大革命的影響絲毫沒有，行動上完全沒有辦法。”④因此，他們要求部隊先向陝西三水（即今旬邑）、淳化，甘肅正寧一帶發展，然後，向陝西關中道移動，進軍西安附近的平原地區，建立所謂的城市蘇區。 ④受這種思想的限制，會師部隊不可能就地完成整頓和改編，並投入開創南梁根據地的鬥爭，這樣就使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的開創工作整整向後推遲了兩年時間。
1931年12月底，南梁游擊隊和陝北游擊支隊離開新堡、悅樂，按照陝西省委的指示，沿子午嶺西側南下，擊潰陳珪璋部兩個連的阻擊。 1932年1月初，部隊到達正寧縣東北的柴橋子村駐紮。在這裡，謝子長主持召開了全體軍人大會。會上陝西省委代表榮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軍”正式成立，謝子長任同盟軍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楊仲遠任參謀長，同時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西北反帝同盟軍委員會，謝子長任書記，劉志丹、榮子卿任委員。西北反帝同盟軍下轄兩個支隊：第一支隊由原陝北游擊支隊改編，支隊長師儲傑，編為三個大隊和一個警衛隊：第一大隊（大隊長閻紅彥），第二大隊（大隊長楊鼎，副大隊長吳岱峰），第三大隊（大隊長雷恩鈞，副大隊長陳玉清），警衛隊（隊長白錫林）；第二支隊，由原南粱游擊隊改編，支隊長劉志丹，參謀長朱理凱，軍需馬錫五，亦編為三個大隊和一個警衛隊：第一大隊（大隊長趙連璧，副大隊長劉景範），第二大隊（大隊長楊培盛，副大隊長白冠五），第三大隊（大隊長賈生財，副大隊長谷聚山），警衛隊（隊長劉丕傑）。兩個支隊共約700餘人。在兩個支隊中都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黨支部，以保證黨對部隊的絕對領導。
成立大會上，舉行了授旗儀式，由中共旬邑縣特支書記第五伯昌授軍旗。謝子長、劉志丹、榮子卿都在大會上講了話。會場群情振奮，掌聲雷動。會後，西北反帝同盟軍即向正寧三嘉塬轉移，並在三嘉塬一帶整訓待命。
西北反帝同盟軍在三嘉塬整訓待命期間，以各種形式向貧苦農民宣傳打倒土豪劣紳，實行土地革命，剷除封建剝削，摧毀封建政權，建立蘇維埃政權，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是為窮人辦事的軍隊等革命道理。加之西北反帝同盟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與群眾打成一片，這就使長期遭受兵匪殘害和封建地主豪紳壓迫的隴東人民對西北反帝同盟軍產生了良好的印象。許多青年農民紛紛參加部隊。正寧一帶的農民還用民歌的形式表達了他們對西北反帝同盟軍的熱愛和對紅色政權的嚮往之情：
中華民國二十年，
紅軍起首三嘉塬。
謝浩如，①劉志丹，
打土豪，分田產，
一心給窮人把事辦。
（二）三嘉塬事件的發生
三嘉塬整訓期間，西北反帝同盟軍黨委內部和領導者之間在三個問題上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①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今後部隊的行動方針。劉志丹主張部隊應在橋山中段的保安、慶陽、合水、甘泉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創建革命根據地，這裡敵人統治勢力相對薄弱，活動範圍大，黨在這裡搞了幾年的兵運和武裝鬥爭，有一定影響，群眾很擁護。只要紅軍深入農村，發動群眾，就一定能開創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進而影響西北和全國形勢。謝子長等同志卻主張貫徹陝西省委指示，到關中去建立根據地，那樣黨的影響大，號召力也強。 ②另外，關中一帶我黨曾經開展過渭華起義、旬邑起義，群眾基礎較好，易於我軍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擴大紅色武裝。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整頓部隊的問題。由於西北反帝同盟軍中存在著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的問題，第一支隊中混入了一些地痞流氓，一部分人吸食大煙，第二支隊中也混入了一些吸大煙的地痞流氓，②因此，整頓部隊，按照無產階級的建軍原則進一步改造部隊是完全必要的。在這一點上領導者的認識是一致的，但對如何整頓和進一步改造部隊，卻存在著明顯的分歧。謝子長等同志提出，對那些成分複雜不可靠的部隊，該繳械的繳械，該解散的解散，該槍斃的槍斃。 ③劉志丹不同意這樣做，他主張對部隊的整頓應採取教育、引導和改造為主的方針，逐步克服部隊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逐步提高幹部戰士的階級覺悟，逐步解決組織不純的問題，對個別不堪改造的流氓地痞採取個別清理的方法加以解決。在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後，劉志丹先後召開第二支隊黨支部會議和各大隊幹部會議，專門研究整頓部隊工作，逐步開展了清理工作。第二支隊在整頓中清理了混入部隊的十幾名流氓，每人給一條毛驢讓其回家，①這樣就使部隊的整頓工作得以順利實施。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部隊的津貼供給方式。謝子長提出，為了體現官兵平等，易於擴大部隊，西北反帝同盟軍不論官兵，一律每人每月發二十個銀元的津貼。他在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大會上就當場許過諾。劉志丹卻不同意這樣做，他認為，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之初，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靠打土豪籌款，只能解決吃飯問題，哪有這麼多錢來發餉。 ②此外，紅軍戰士參軍打仗，，也不是靠發餉錢來動員的，而是靠的階級覺悟和民主作風。
這三個問題的爭論，大部分內容在慶陽新堡整訓時就提出過，只不過在三嘉塬整訓時，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爭論得更為激烈。實際上，在紅軍初創時期，對這些問題的爭論幾乎在各革命根據地都有不同程度的發生。比如在井岡山蘇區和中央蘇區，紅四軍領導者之間圍繞黨和紅軍的關係，紅軍的行動方針，如何改造部隊和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思想，純潔隊伍，如何解決紅軍官兵的生活津貼問題發生過爭論，出現過一些不同的看法。這些爭論後來在黨中央“九月來信”的指示下，由毛澤東同志在“古田會議”上系統地加以解決。但在陝甘邊，由於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坐鎮西安，遙控指揮，打擊、壓制正確意見，頑固地堅持和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這樣就使西北反帝同盟軍內部爭論的問題不可能得到及時正確的解決，終於釀成了“三嘉塬事件”這一歷史悲劇的發生。
事件的過程是這樣：西北反帝同盟軍在三嘉塬整訓期間，開展打土豪的鬥爭。第二支隊一大隊大隊長趙連璧為解決二支隊年關供給問題，帶一部分戰士外出打土豪。在打土豪籌款的過程中，發生了打擊對像不準，打擊面過寬的問題，隨後又在1月31日正寧永和鎮的集市上，破壞了群眾紀律，造成了不良影響。謝子長聞訊後十分氣憤，認為趙連璧屢犯紀律，是“土匪行為”，於是在2月3日下午，在他的駐地錦章村召開了第一支隊黨員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榮子卿、楊仲遠、閻紅彥、白錫林、胡廷俊、雷恩鈞等，未通知劉志丹及第二支隊的黨員幹部參加。會議決定處決趙連璧，將第二支隊全部繳械解散。 2月6日（春節）上午，謝子長在第二支隊駐地南莊子召集全軍官兵，當場打死了趙連璧、谷聚山和第一大隊一名中隊長等3人，打傷白冠五等2人，繳了第二支隊的全部槍械，解散了二支隊，遣散了二支隊主要幹部，並下了劉志丹的駁殼槍。這就是陝甘邊歷史上影響很大的。三嘉塬事件”，有的書中稱之為“三嘉塬繳槍”。這一事件後果是極為嚴重的，它瓦解了第二支隊，同時也引起了第一支隊內部非黨幹部和部分戰士的恐慌。在當天晚上，第一支隊隊長師儲傑即帶領100餘人連夜出走，不久投靠了楊虎城，削弱了西北反帝同盟軍的力量，部隊由700餘人銳減為200餘人。由於使用對整個部隊繳械這種錯誤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和部隊的爭論，因而在黨內和部隊內部造成了隔閡，遺留下一些問題。為了解決這些隔閡和遺留下的問題，中共中央在時隔半個世紀後，專門邀請原在陝甘邊和陝北地區工作的部分領導幹部，對若干有爭論的問題及如何處理進行了座談。座談內容由馮文彬、宋時輪同志整理起草了《關於西北紅軍歷史問題座談會的報告》。《報告》對“三嘉塬事件”所作的結論中說：
“隊伍成份不純，作風、紀律不好，按照黨的建軍原則進行整頓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況下，採取一部分人繳另一部分人槍的辦法，特別是在劉（志丹）、謝（子長）兩位主要領導人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的情況下，採取繳槍的辦法，甚至還打死了人，不論是誰的決定，都是不對的，更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的。好在這支隊伍中許多同志以大局為重，始終堅持革命，為西北革命和紅軍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劉志丹同志是其中傑出代表。這件事已經過去半個世紀，當時的重要領導人已經去世，現在主要是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不宜再去追查個人責任。”①
中央辦公廳在印發馮文彬、宋時輪同志起草的《關於西北紅軍歷史問題座談會的報告》的通知中指出：“今後對西北紅軍歷史有關問題的提法，應以這個《報告》為準。”至此，“三嘉塬事件”這一歷史悲劇才得以澄清，是非曲直才有了正確的判斷標準。
二、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的成立
在三嘉塬整訓期間，謝子長曾試圖通過與楊虎城談判接受其改編，他派人通過中共地下黨員、時任楊虎城部警衛團長的張漢民摸楊虎城的態度，結果因楊虎城提出先繳械，後改編的主張，謝子長遂放棄接受其改編的計劃。
此時，陝西省委派軍委書記李傑夫（後叛變）到西北反帝同盟軍，傳達省委的新指示：要求將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並在改編完成後立即南下渭北平原開展游擊戰爭。由於“三嘉塬事件”削弱了部隊的力量，陝西省委又指示三原縣武字區和旬邑地下組織動員了100餘名青年貧苦農民前來參軍，充實部隊。
1932年2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成立大會在正寧縣三嘉塬細嘴子村隆重召開。細嘴子的麥場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懸掛著巨幅橫標，上面寫著“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授旗典禮大會”。台子兩旁鐮刀斧頭的紅旗和各色彩旗交相輝映，隨風飄揚。幾百名戰士都係著紅帶子，手中的槍剌銀光閃閃，赤衛隊的梭標紅纓似火。正寧、旬邑一帶的老百姓抬著豬、羊，吹著嗩吶，前來慶賀，整個會場既顯得威武雄壯，又顯得熱烈歡樂。在這威武而又熱烈的氣氛中，中共陝西省委軍委書記李傑夫代表省委宣布將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並宣布了游擊隊的編制和主要幹部名單。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由謝子長任總指揮，李傑夫任政治委員，楊仲遠任參謀長。此時劉志丹已離開部隊回陝西省委匯報工作，因而未任職。陝甘紅軍游擊隊下轄兩個大隊，一個騎兵隊，一個警衛隊：第一大隊（大隊長閻紅彥，政治委員楊仲遠兼），第二大隊（大隊長吳岱峰，政治委員高崗），警衛隊（隊長白錫林、政治委員胡廷俊），騎兵隊（隊長強龍光），全軍共360餘人。 ①同時，還成立了中共陝甘紅軍游擊隊委員會（簡稱“隊委會”）李傑夫任書記。在各大隊也建立了黨支部。然後舉行了授旗儀式，旬邑縣委書記第五伯昌將一面寫著“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的紅旗授給了游擊隊總指揮謝子長，霎時間會場一片歡騰，數百人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工農紅軍萬歲”、“打倒土豪劣紳、實行土地革命”等口號，口號聲經久不息，震蕩山川。多少年來，許許多多的共產黨人拋頭顱、灑熱血，流血犧牲，都是為了今天這一莊嚴神聖的時刻，人們嚮往已久的正式紅軍終於誕生了，隴東高原上第一次高高升起了工農革命的紅旗，這怎能不叫人激動萬分呢？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的成立，第一次公開打出了中國共產黨的紅旗，向廣大人民群眾公開地展示了這支部隊的性質和麵目，因此，在西北紅軍建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的早期武裝鬥爭
（一）第一次攻打山河城的戰鬥，寺村塬游擊根據地的開創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正式成立的當天晚上，部隊就按照陝西省委的指示，離開了三嘉塬，向渭北平原轉移。 2月13日，紅軍陝甘游擊隊向陝西旬邑縣職田鎮發起進攻，一舉全殲該鎮的反動民團，攻占了職田鎮。 2月15日，國民黨軍一個營在彬縣、旬邑、長武三縣反動民團的配合下，向職田鎮撲來，企圖進剿紅軍。紅軍陝甘游擊隊根據在敵軍中工作的地下黨員李明軒報告的敵人作戰計劃，以伏擊手段在陽坡頭設伏襲擊敵人，斃敵100餘人，俘敵400餘人，繳槍400餘支。再沿馬欄河進入甸邑與淳化交界的七橋原一帶，擊潰陝西耀縣照金民團，進入耀縣香山寺。然後在同官（今銅川市）、宜君、中部（今黃陵）一帶活動。由於四處遭敵人圍攻，敵人越打越多，地盤越打越小，在平原地區站不住腳，3月中旬，紅軍陝甘游擊隊在陝西渭北轉戰月餘後，仍未實現創造蘇區的任務。在這種情況下，部隊回師隴東境內。 3月18日，紅軍陝甘游擊隊回到了正寧縣東北的柴橋子村駐紮。
此時的隴東，國民黨陝甘軍閥為爭奪地盤展開了激烈的混戰。 1931年11月，國民黨潼關行營主任楊虎城派其參謀長兼十七師師長孫蔚如入甘肅。 12月，孫部和駐防平涼的陳珪璋率部同駐蘭州。蔣介石看到楊虎城在甘肅的勢力逐漸強大，便對陳珪璋進行拉攏，以達到化分陝軍力量，控制甘肅的目的。由此，孫蔚如與陳珪璋的矛盾日益加劇。 1932年2月，孫蔚如、楊子恆誘殺陳珪璋於蘭州。駐蘭州的陳珪璋部被繳械，駐守隴東的陳部也被陝軍擊潰，陳部殘餘力量退至鎮原、慶陽一帶。 3月，楊子恆任隴東綏靖司令部司令，收編陳珪璋殘部及海固遊雜部隊。陳部潰敗後，散兵游勇在隴東各地索糧派款、橫徵暴斂。當時，僅正寧一帶駐紮的陳部殘餘百餘人，就向四方攤派糧款達10萬元。正寧四鄉農民為抗糧抗捐紛紛組織民團，武裝自衛。如湫頭塬就有五社、中五社、九八社組成的三個民團。 3月中旬，國民黨正寧縣府催款官員在湫頭一帶催糧催款，欺壓群眾，被忍無可忍的農民趕走，縣政府惱羞成怒，揚言要血洗南塬。就在這危急關頭，紅軍陝甘游擊隊回到正寧的消息象春風，吹散了壓在貧苦農民心頭的烏雲。一個月前，紅軍在正寧一帶整訓和發動群眾的工作及紅軍的嚴明紀律給廣大貧苦農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們知道紅軍是窮人的隊伍，是仁義之師，是幫助窮人反抗官府壓迫的。於是貧苦農民經過商量，即派人去柴橋子村與紅軍陝甘游擊隊取得聯繫。當紅軍陝甘游擊隊總指揮謝子長得知正寧南塬一帶的貧苦農民為抗糧抗捐而開展的自發鬥爭，正面臨反動派血腥鎮壓的危急時，當機立斷，改變原定向陝西三水①一帶出擊的行動計劃，立即作出決定，就地組織農民，把自發建立的農民群眾的民團改編為赤衛隊，配合紅軍攻打山河城，建立紅色政權，開闢革命根據地。為此，紅軍陝甘游擊隊指揮部派出騎兵，與各地的農民武裝聯絡。在3月19日聯合進攻山河城。同時在城內安排了內應，準備紅軍攻城時於城內譁變接應。
山河城是國民黨正寧縣府所在地。駐有陳珪璋的殘部及警察治安部隊百餘人，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此外，距該城10公里的平子鎮還住了國民黨兩個排，隨時可以接應。
3月19日，南塬一帶三嘉塬、寺村塬、湫頭塬的農民自發武裝按預定計劃，浩浩蕩盪衝破沿途豪紳的阻攔，翻山越溝來到山河城西一帶集結待命。同時，紅軍陝甘游擊隊從柴橋子村出發，向山河城東運動，準備與群眾武裝形成東西夾擊山河城的陣勢。不料嚮導迷路，將部隊帶到了九龍畔，繞道返回趕往進攻陣地時，錯過了預定時間，致使事機洩露，內應被殺。集結在城西的農民武裝單獨與偽縣保安大隊打了一陣後，便紛紛自行散退。紅軍陝甘游擊隊到城東後喪失了攻城的有利時機，就在城外隱蔽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撤離了山河城。第一次圍攻山河城的行動遂告失敗。
第一次進攻山河城的戰鬥失敗後，紅軍陝甘游擊隊於20日晚撤至西坡四圪塔，謝子長在這裡召開了隊委會，重新討論了行動計劃。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會議作出如下決定：第一，在正寧南塬（包括三嘉塬、寺村塬、五頃塬、湫頭塬）一帶開展游擊戰爭，打擊土豪劣紳地主階級的反動勢力；第二，組織發動群眾，將群眾自發組建的民團武裝改編為赤衛軍，配合主力紅軍行動；第三，立即實現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的綱領，開展土地革命運動；第四，準備再次攻打山河城；第五，創建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建立革命根據地。
3月21日，紅軍陝甘游擊隊來到了山河城以南的寺村塬一帶，發動群眾，打土豪、分浮財，組織農民協會、赤衛隊及少年先鋒隊、婦女會等群眾組織，開展土地革命鬥爭。紅軍到處張貼革命標語，召開群眾大會，向廣大貧苦農民宣傳革命道理。謝子長等人還親自走村串戶、訪貧問苦，做群眾的工作，寺村塬一帶出現了高漲的革命形勢。經過多方面的發動和準備，1932年3月22日，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陝甘游擊隊總指揮部的領導下，東起五頃塬、西至上南坡頭的幾十個村莊的貧苦農民積極分子五、六百人在新莊子召開了農民代表大會，選舉成立了寺村塬革命委員會，選舉李傑夫任革命委員會主席（兼），張進元、唐桂榮任副主席。據當時擔任寺村塬革命委員會文書工作的李志合回憶：
“三月二十幾的一天，在新莊子山神廟場裡開大會，有五、六百人，都是周圍村上的群眾。會上謝浩如先講話，大概內容都是宣傳革命道理的。講完後接著選主席。群眾沒人說話，後來謝在台上提出叫張進元當主席，唐桂榮當副主席，群眾齊聲同意。選畢，張進元上台講話，他講話很土，聲音很大，說了幾句把人都惹笑了。寺村塬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住西窪張進元家，張和唐也住在這裡，每晚還有五、六個赤衛隊員拿著矛桿子站崗。”①
在此前後，寺村塬赤衛軍總指揮部也宣告成立，杜興邦。任總指揮，鞏世信、張進選任副總指揮。
陝甘游擊隊還在南塬一帶率領群眾摧毀封建勢力，打擊封建地主階級的反革命活動。 3月下旬，紅軍游擊隊在苟仁寺召開了公審豪紳趙元亨和鞏德功的群眾大會，陝甘紅軍游擊隊的全體戰士、赤衛隊和廣大貧苦農民都參加了大會，與會人數達到1000餘人。廟院裡都擠滿了人，會場四周都插上了陝甘游擊隊和赤衛軍的紅旗，會場氣氛嚴肅。會上宣布了趙元亨和鞏德功的罪惡，並立即處決了兩個毒辣陰險的封建豪紳，廣大人民群眾拍手稱快。在打擊封建勢力的基礎上，陝甘游擊隊進一步發動群眾，初步進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運動，先後沒收了西城土豪劉喜坤，於家莊豪紳趙元亨，琴宅豪紳趙秉義的糧食和牛羊、牲畜，分配給了當地的貧苦農民。同時陝甘紅軍游擊隊騎兵隊還到永和、彬縣的永樂、北極和旬邑的底廟等村鎮抓捕土豪劣紳，沒收其財物。游擊隊還在五頃塬一帶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但由於此刻陝甘邊的土地革命尚處起始階段，經驗不足，發動群眾不夠充分，因此，分配土地的工作不太成功。
（二）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的戰鬥
為了使寺村塬游擊根據地進一步擴大，4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在當地赤衛軍及群眾的配合下，發起了攻打山河城的戰鬥。這次攻城行動，聲勢浩大，震撼了敵人。根
當時參加戰鬥的李志合回憶：“這次去的人很多，游擊隊、赤衛軍、還有群眾，大約上千人哩！這條塬（南塬）上至南邑，下至西城周圍，赤衛軍都參加了。所來的赤衛軍及群眾手拿土槍、桿子、農具等。一天晚上出發的，謝浩如帶領部隊從新莊子出發，沿著苜蓿山子下川，經劉家溝、張家坪、劉家店子再上到路家崖窯，赤衛軍在杜興邦帶領下沿解家川、石家灣子上塬到楊、鞏二畔，我當時跟的是鞏世信。我們赤衛軍及群眾就住在這裡，游擊隊繼續前進到縣城附近，隱蔽在城東邊的財神廟周圍。”①
4月13日，紅軍陝甘游擊隊同時從城東、南、東北三面向守敵發起進攻。戰鬥打響後，敵軍鑽入城內，憑藉堅固的城防工事負隅頑抗，雙方對峙了一天。次日，部隊繼續攻城，至午後，敵駐守早勝的騎兵連聞訊前來增援。敵軍狡猾地繞山河城北面向紅軍游擊隊撲來。紅軍迅速撤退至西坡，當敵軍趕到西坡坳裡時，紅軍游擊隊突然殺了一個回馬槍，“敵軍傷亡三、四十人，我軍乘勝追擊，殘敵入山河城。這次攻打山河城我軍犧牲十多人。十六日下午，我軍撤回寺村塬。”②
這次戰鬥，紅軍和赤衛軍由於缺乏攻城的經驗和裝備，加之敵軍城堡堅固、易守難攻，雖然未能攻克山河城，但紅色政權所動員和組織的強大人力和物力，是陝甘邊革命鬥爭中所未曾出現過的新現象，給了國民黨反動派以沉重的打擊，使敵人心驚膽戰，坐臥不寧。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撤回到寺村塬游擊根據地以後，接到旬邑縣地下黨組織派人送來的情報，通報了旬邑縣城國民黨軍守備鬆馳、麻痺大意的消息。謝子長遂決定奇襲旬邑縣，打敵一個措手不及。
4月17日，紅軍游擊隊長途奔襲獲得全勝，攻占了旬邑縣城，殲敵兩個連及反動民團共300餘人。此後，陝甘游擊隊在謝子長率領下在陝甘交界的正寧、旬邑一帶繼續開展游擊戰爭，擴大游擊根據地。這時候，謝子長和陝甘游擊隊的大多數幹部都已逐漸從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對紅軍的行動方針得出了與劉志丹相同的認識：南下關中平原只能斷送紅軍游擊隊，只有堅持在陝甘邊子午嶺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才能鞏固和擴大紅軍，才能取得土地革命的勝利。
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對謝子長和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拒絕執行省委的“左”傾機會主義的指示，不去南下關中平原，而是堅持在陝甘邊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的行動大為惱火。 4月下旬，杜衡親自來到旬邑的陝甘游擊隊駐地，對謝子長和紅軍游擊隊其他領導幹部橫加指責，說他們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梢山主義”、“逃跑路線”的嚴重錯誤，撤銷了謝子長的紅軍游擊隊總指揮的職務，派往甘肅靖遠王子元部搞兵運工作。 5月上旬和下旬，謝子長經過千辛萬苦，在靖遠先後領導了兩次起義，先後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四支隊”和“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八支隊”，但最終都遭到了失敗。 7月，謝子長回到陝西省委匯報工作。
謝子長離開陝甘游擊隊後，杜衡將部隊帶到旬邑縣的馬家堡，在這裡他宣布撤銷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總指揮部，將部隊分別編為第三支隊和第五支隊兩個支隊。由於他既不懂軍隊工作，又無法打仗和指揮部隊，因此，又派劉志丹回到部隊。部隊分編後，第三支隊支隊長由劉志丹擔任，吳岱峰任參謀長；第五支隊支隊長閻紅彥，參謀長楊仲遠。各支隊分別成立黨組織，隊委會也隨之解體。隨後，第三支隊和第五支隊分散行動。第三支隊挺進西府，在永壽、禮泉、乾縣、彬縣一帶打游擊；第五支隊南下關中，在三原武字區一帶活動。 5月初，國民黨軍集中六個團的兵力進剿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三支隊和第五支隊由於分散行動，缺乏統一指揮，無法打破敵軍的進攻。 5月上旬，陝西省委命令第三支隊和第五支隊向陝甘邊區轉移集結。 10日，第三支隊和第五支隊在旬邑清水塬集結。為了解決統一指揮問題，陝西省委又決定恢復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總指揮部。劉志丹為總指揮，李傑夫為政委，統一指揮第三支隊和第五支隊的作戰行動。
此時，敵大軍壓境，情況緊張。為避免與敵死打硬拼，劉志丹用聲東擊西、避實就虛的靈活游擊戰術，指揮陝甘游擊隊轉兵東北方向。 5月15日至17日，陝甘游擊隊奔襲馬欄鎮和鳳凰山，殲敵四個連及兩地民團，繳槍600餘支，打了一個漂亮的殲滅戰，揭開了反進剿的序幕。然後，紅軍游擊隊在敵人力量薄弱的中部（今黃陵）、宜君、洛川、鄜縣（今富縣）一帶活動，經過半個月的作戰，歷經大小戰鬥9次，消滅敵軍1400餘人，繳獲槍械1200餘支。至5月底，便打破了敵軍的進剿，陝甘游擊隊也發展到1500餘人。
四、梁掌堡會議的召開，“南北分家”錯誤的糾正
這時執行“左”傾錯誤路線的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對陝甘游擊隊工作的干擾越來越嚴重。他不顧實際，強令陝甘游擊隊放棄在陝甘邊區農村建立和擴大根據地的有利時機，到陝西韓城建立根據地。 6月，紅軍游擊隊向韓城行動。在甘泉臨真戰鬥中，部隊遭到很大的損失，“接著我軍就進入了白區的平原地區韓城一帶作戰。當地群眾基礎較好，群眾有對敵鬥爭的經驗。有一次敵人派來四十多個便衣探子，都讓赤衛隊給抓住了送給我軍。敵人接著派一個旅的兵力來圍攻。在不便打游擊的平原上，又碰到優勢的敵人，我們終於打了敗仗，傷亡很大。由於韓城雨山戰鬥的失敗；紅軍游擊隊被迫轉回甘肅寧縣麻子掌一帶。此時，部隊只剩下300餘人（三支隊剩下二百多人，五支隊剩下百餘人）。”“許多在一起戰鬥過多年的老戰友，永遠見不到面了！這一仗，引起許多同志對領導的不滿，有些人產生了悲觀失望情緒。”②
在寧縣麻子掌一帶休整期間，關於下一步的部隊行動方針問題又一次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並在紅軍陝甘游擊隊領導人之間再一次引起嚴重分歧。為此紅軍陝甘游擊隊在寧具麻子掌召開了隊委會，討論下一步的行動方針問題。會上，李傑夫（游擊隊政委，後叛變）、黃子文（游擊隊政治部主任）等提出陝甘游擊隊應南下關中，到三原武字區去打游擊，建立根據地，認為那裡群眾條件好，工作易於開展。劉志丹不同意部隊南下，他仍然主張依托陝甘邊子午嶺山區，就地開展游擊戰爭。其理由是“第一，子午嶺橋山山脈地域遼闊，迴旋餘地大；第二，敵人的統治力量薄弱，我軍扼守陝甘邊區可東攻陝北，西進隴東；第三，可以擴大騎兵，利用騎兵配合作戰。”會上雙方爭執不下，李傑夫、黃子文提出：願南下者跟他們走，願北上者跟劉志丹走。 ③最後作出了分開行動的決定。劉志丹對“南北分家”不贊同，他一再表示，我們不要因為打了一兩次敗仗就鬧情緒，部隊還是應一致行動，開到山區去休整，以準備再戰。但劉志丹的意見未被李傑夫和黃子文采納。會後，李傑夫和黃子文就帶領願意南下的部隊另住一村，準備分開行動。 ，
正在這時，閻紅彥率領五支隊的百餘人來到了距麻子掌僅幾公里的梁掌堡一帶休整。在群眾的口中，閻紅彥得知陝甘游擊隊將要分開行動的消息，他認為如果這件事處理不好，可能造成部隊的分裂，後果是嚴重的。於是他分別找到了劉志丹和李傑夫談話，明確表示自己同意劉志丹同志的意見，部隊應留在陝甘邊區開展游擊戰爭，保衛和擴大寺村塬游擊根據地。這時，原來主張分家南下的一部分同志也在劉志丹、閻紅彥等人的耐心說服下逐步改變了態度，認識到“南北分家”不利於黨的利益，對部隊危害很大。於是，陝甘游擊隊又一次召開了隊委會，討論部隊的行動方針問題。會議經過認真的討論，作出了以橋山山脈為儂托，就地開展游擊活動，伺機再向南向北發展的決定。在這次會上還在組織人事上作了變動，推選閻紅彥為紅軍陝甘游擊隊總指揮。將原來的第三支隊和第五支隊改編為兩個步兵大隊和一個騎兵大隊。第一大隊由高山保任大隊長，黃子文任政委；第二大隊由劉志丹任大隊長兼政委，副大隊長吳岱峰；騎兵大隊由強龍光任大隊長，全軍共約300餘人。
梁掌堡會議，糾正和克服了“南北分家”的錯誤傾向，確定了就地在陝甘邊地區開展游擊鬥爭的行動方針。由於這次會議的召開，“後來分家沒有成為事實，沒有造成部隊分裂的嚴重後果。當時，劉志丹、閻紅彥兩同志都反對'分家'，對於糾正這一錯誤，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①
梁掌堡會議後，李傑夫回省委匯報工作，陝甘游擊隊在寧縣盤克塬一帶休整補充，開展游擊活動。
五、西華池起義的爆發，紅軍陝甘游擊隊的擴大
西華池是甘肅合水縣西部的重鎮，位於慶陽和寧縣之間的交通要道上。 1932年春，國民黨軍隊為進攻和防範陝甘游擊隊，將陸軍新編第十一旅石英秀部從寧夏調入隴東，分別駐防在慶陽、合水、華池一帶。但由於我黨早在大革命失敗後就在該部開展兵運工作，劉志丹、謝子長也曾在該部活動過，並派大批黨團員和進步青年進入該部，因此該部中黨的基礎較好，地下黨員已開始控制和掌握了一部分部隊，黨的負責人李樹林任一團一連連長，駐合水；高鵬飛任特務營一連連長，駐西華池，他們隨時準備發動起義，加入紅軍。
6月，謝子長在靖遠起義失敗後，途經寧夏隆德縣城，委託地下黨員楊林、高崑山，郝維新、高照璧前往該部協助地下黨組織發動武裝起義。楊林、高崑山等四人來到國民黨軍十一旅後，了解到高鵬飛所在的特務營舉行武裝起義最為有利，因為該營營長帶一個連駐慶陽，兩個連駐守西華池，其中高鵬飛掌握的一連，人槍齊全，戰鬥力強，全連的班長以上乾部和連部勤雜人員多數為地下黨員，可以控制局勢。西華池又接連寧縣盤克塬，便於紅軍陝甘游擊隊的接應，起義成功的把握性大。於是他們就來到西華池找高鵬飛等人商量起義事宜。高鵬飛也認為起義條件已經具備，遂派地下黨員宋廷璧（時任班長）持信到寧縣盤克塬一帶找紅軍陝甘游擊隊取得聯繫，劉志丹、閻紅彥當即表示贊同該部立即起義，並部署陝甘游擊隊準備接應起義部隊。劉志丹在回信中還囑咐起義一定要慎重行事，如果條件不成熟不可盲目行動。在起義過程中要周密部署，保汪起義行動的萬無一失。
在得到陝甘游擊隊領導人劉志丹、閻紅彥的明確指示後，高鵬飛立即召開地下黨支部會議，具體研究起義計劃，參加會議的有高鵬飛、曹胜勇（二排長）、楊林、蘇杰儒和一位司務長等人。會議決定起義日期就定在7月9日，各支委分頭負責準備起義的部署工作，高鵬飛負責全面的指揮工作，曹胜勇負責準備武器彈藥供應及部隊兵力的調配工作，司務長負責籌集糧款和後勤供應。任務明確以後，各支委分頭行動，在部隊中秘密開始了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
7月9日，高鵬飛為穩住營部，確保起義計劃的順利實施，到營部與敵副營長一起打麻將，麻痺和迷惑敵人。其他同志按支委會的原定計劃積極行動，部署起義工作。下午出操前，曹胜勇和蘇杰儒把一連集合起來，正式向全連作了起義動員，得到了全連官兵的熱烈響應。然後率一連突入操場，出其不意地繳了二連全體官兵的槍，並命令二連全體官兵在操場集合待命。與此同時，楊林、郝維新帶一連連部勤雜人員10餘人，迅速突襲營部，和高鵬飛一起解除了敵副營長及營部人員的武裝，高鵬飛來到操場上，鄭重宣布特務營一、二連170餘名官兵正式起義。在場官兵一致鼓掌，表示熱烈擁護。高鵬飛接著又宣布了幾條軍事紀律，並對起義部隊進行臨時整編。整個起義工作井然有序地進行，起義官兵作好了開赴盤克塬的準備工作。天黑以後，高鵬飛下令部隊出發，起義部隊浩浩蕩盪向盤克塬開去。 10日下午，起義部隊在盤克塬畔與前來接應的紅軍陝甘游擊隊騎兵大隊會合後，繼續前進。夜晚，起義部隊與陝甘游擊隊正式會師，並舉行大會，共同慶祝西華池起義的偉大勝利。
西華池起義是我黨在陝甘地區取得的第一次武裝起義的勝利。這次起義整整瓦解了國民黨軍兩個連的兵力，170餘名起義官兵參加了紅軍陝甘游擊隊，壯大和充實陝甘游擊隊，對西北反動軍閥給予了沉重的打擊，影響甚大。這次起義的成功，一方面是我黨在國民黨軍中長期開展兵運工作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正說明了起義的成功和通過起義創造紅軍的行動離不開工農運動的支持和配合。以往的起義由於缺乏這種配合和支持因而失敗了。西華池起義是在寺村塬游擊根據地已經建立，陝甘紅軍游擊隊已經在寧縣、正寧一帶開展土地革命鬥爭和發動農民運動的情況下發生的，因而這次起義就能同南方的武裝起義一樣創造出正式的紅軍來。事實上後來在照金蘇區建立後，耀縣起義即使在遭到失敗的情況下，起義軍餘部也能避免被敵消滅的危險，進入蘇區，參加紅軍。這一切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只有在工農運動廣泛開展的基礎上，用起義方式創造紅軍的努力才能獲得成功。
六、紅軍陝甘游擊隊保衛寺村塬游擊根據地戰鬥的失利
西華池起義勝利後，陝甘游擊隊和起義部隊一同開赴寺村塬游擊根據地的湫頭、南邑一帶休整，在游擊根據地群眾的掩護和支持下，陝甘游擊隊逐漸恢復了戰鬥力，這時，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隊委會決定將西華池起義部隊增編為第三大隊，高鵬飛任大隊長。此時全軍人數達到500餘人。
7月下旬，李艮受陝西省委之命，來到寺村塬游擊根據地巡視。此時，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對陝甘游擊隊繼續堅持實行在陝甘邊區開展游擊戰爭，鞏固和擴大寺村塬游擊根據地的行動方針非常不滿。他根本不了解實際情況，武斷地認為紅軍陝甘游擊隊內部存在著機會主義領導問題。李艮臨行前，杜衡交給李艮的任務是：“為了實現游擊戰爭，創造北方新蘇區的歷史任務，徹底轉變陝甘新蘇區的機會主義領導，以創造陝甘新蘇區與二十六軍的問題。”①這個任務本身就反映了杜衡對陝甘游擊隊領導人員的極度不信任態度，表現了省委脫離實際的“左”傾冒險主義傾向。受這種思想的影響，李艮來到寺村塬游擊根據地後，加緊全面地貫徹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方針。
首先，李艮不顧將面臨敵軍進攻的威脅，不去進行反“圍剿”的準備和部署，而是在正寧南邑連續六、七天召開幹部會議，批判所謂的“機會主義領導”和“反革命陰謀的問題”，空談創造新蘇區與二十六軍的計劃。這場鬥爭的矛頭主要是針對劉志丹等同志的各項正確主張。對不同意的壓制，造成人心惶惶，使寺村塬游擊根據地內和陝甘游擊隊內的政治空氣變得極不正常。
其次，李艮在土地革命鬥爭中推行“左”的方針，不顧客觀條件，強令在五頃塬一帶打土豪分田地的干部和戰士，必須在二十天內將分配土地的工作完成。由於農民的思想覺悟尚未提商到這種程度，加之當時是在一個地廣人稀的區域進行的，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情緒是不高的，@這樣，就不能組織和發動農民群眾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支援革命鬥爭，以保衛紅色政權和根據地，相反，還引起了農民的恐慌。
再次，李艮為了排除障礙，在組織上採取宗派主義的手段。由於對陝甘游擊隊黨組織的不信任，他又在游擊隊中重新組織了一個“秘密隊委會”，企圖以此採取代陝甘游擊隊黨委的領導，從組織上解決“反革命陰謀分子”的問題。
正當陝甘游擊隊內部因“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而搞得人人自危，空氣緊張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卻開始對寺村塬游擊根據地進行反革命的“圍剿”。國民黨一個團的兵力利用紅軍未作任何反“圍剿”部署之機，進占了從湫頭塬到寺村塬周圍的村莊要道，切斷了兩地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做好了“圍剿”根據地的軍事部署。直到這時李艮才意識到敵情的嚴重程度，才認識到五頃塬、寺村塬一帶的游擊根據地有喪失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李艮才命令紅軍游擊隊迎擊敵軍的進剿。
但是，李艮沒有反“圍剿”鬥爭的指揮能力和實際經驗。在強敵進攻面前，他先是主張強攻敵軍據點。 8月13日，李良強令紅軍陝甘游擊隊攻克王郎坡寨子據點，拔除敵軍插在蘇區內的釘子。由於王郎坡據點三面環溝，易守難攻，據點內又有一個連的敵軍把守，糧彈充沛，外有援軍的支援，紅軍取勝毫無把握。在李艮的強迫命令下，紅軍陝甘游擊隊冒著敵人的密集火力的猛烈狂射，步騎配合，死打硬拼，圍攻兩天未能取勝，部隊傷亡60餘人，只好在16日撤出戰鬥，轉移到三嘉塬一帶待命。
這時，如果紅軍游擊隊打出外線，發揮自己的優勢，避敵鋒芒，擊其虛弱，在活動中調動敵人，殲滅敵軍一部，粉碎敵軍進剿的希望還是存在著的。但是，李艮又把鞏固根據地的方針單純地理解為軍事上的死守。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李艮命令紅軍游擊隊進至五頃塬集結。但沒等完成部署，即遭尾追之敵猛攻，部隊倉促應戰，傷亡30餘人，陣地被突破，只好邊打邊撤，死守五頃塬戰鬥失利，部隊又退至三嘉塬地區。 19日早晨，敵軍分兵三路，合擊三嘉塬地區，企圖徹底消滅紅軍陝甘游擊隊。陝甘游擊隊在敵軍的合圍下，奮力拼殺，後巧借大霧，突出重圍。突圍後，部隊轉移到旬邑縣馬欄鎮，全軍只剩下200餘人。
至此，紅軍陝甘游擊隊在“左”傾冒險主義方針的錯誤指揮下，三戰三敗，部隊損失慘重。由於喪失了在陝甘邊區開闢的第一個游擊根據地——寺村塬游擊根據地，部隊失去了後方依托，得不到充分的休整和補充，處處被動，處境險惡。此後，李艮離開了紅軍陝甘游擊隊，回陝西省委匯報工作。 1933年2月，李艮去陝南奉命組建紅二十九軍，任紅二十九軍政委。 4月遭敵殺害，英勇犧牲。李艮在陝甘游擊隊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這種錯誤不應由李艮一人承擔，而應該看成是陝西省委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必然結果。
1932年8月底，陝西省委仍然強凋改造游擊隊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問題，為此，撤消了閻紅彥的總指揮職務，重派塒子長回陝甘游擊隊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部隊稍事休整後，進入耀縣照金一帶活動。 9月20日，國民黨軍何高侯部及富平、同官、耀縣三縣的民團分三路再次前來“圍剿”陝甘游擊隊，企圖將紅軍消滅於耀縣照金地區，情況十分嚴重。謝子長率領部隊轉戰照金、淳化、正寧、保安等地，由於數月轉戰，連戰失利，部隊疲憊不堪，無法休整補充、傷病員無法安置，困難重重。 10月，陝甘游擊隊退至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帶。當時，由於連續作戰，部隊傷亡嚴重。加之時值深秋，天氣寒冷，傷病員大增，紅軍缺衣少藥，無法醫療。部隊住在爛窯洞裡，衣衫單薄，糧食無著，武器殘缺，彈藥缺乏，士氣低落，陝甘游擊隊面臨嚴重的困難局面。為了克服困難，謝子長在蓮花寺主持召開了中共陝甘游擊隊隊委會，決定分散外出活動，渡過難關，發展革命力量。這次會議後，陝甘游擊隊分兵四路，劉志丹帶領一個大隊70餘人到合水拓兒塬一帶活動；楊森、黃子文帶領60餘人，到陝西三原縣武字區活動；閻紅彥、楊仲遠帶領騎兵大隊到陝西耀縣一帶活動。謝子長、吳岱峰率30餘人，留在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帶的梢山，照料高鵬飛等60餘名傷病員。
這時候，寒冬來臨。謝子長帶領的傷病員在南梁梢林里處境十分困難。 “他們穿的是破棉襖，有的披的是破被子，有的用爛氈片或爛羊皮裹著腿，包著腳。晚上西北風刮來，象冷水澆身，在這時要移動，還得等出太陽的白天才行。鑽在廢窯洞裡還是擋不住寒冷，就打些柴來燒著烤火，等柴火把地皮烤熱的時候，就把柴火挪動一個地方，大家輪流在烤熱的地皮上睡覺。”①
就這樣，英雄的紅軍終於熬過了冬天，克服了困難。經過近兩個月的分兵游擊，發動群眾打土豪，陝甘游擊隊籌集到大量糧款物資，部隊恢復了戰鬥力。 12月上旬，分兵出擊的各路游擊隊在合水縣黑木塬會合，部隊士氣高漲，求戰心切。 12月中旬，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再出橋山，南下渭北，迎接更加艱鉅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