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以後，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為創建西北紅軍不屈不撓、艱苦探索。他們先是用暴動的方式，發動渭華起義、清澗起義及西北地區一系列的起義，以此來組建工農紅軍，但這種努力連續遭到挫折。隨後他們又用“兵運”的方式，打入地方軍閥部隊的內部，培養骨幹，擴充隊伍，創造紅軍，但這種行動又歸於失敗。在嚴峻的現實面前，劉志丹等共產黨員決定採用新的方式，即改造農民綠林武裝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逐漸壯大革命力量，直至創造正式的紅軍主力部隊。按照這樣的思路，1931年9月，劉志丹等共產黨人在甘肅合水縣平定川倒水灣對當時活動於合水、南梁一帶，由楊培盛、趙連璧、賈生財率領的三支農民綠林武裝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整編，史稱“倒水灣整編”。這次整編創建了隴東第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武裝——“南梁游擊隊”揭開了陝甘邊乃至西北地區游擊戰爭的序幕。此後南梁游擊隊與晉西游擊隊的會師奠定西北紅軍主力部隊的基礎，開創了紅二十六軍的先河，在西北紅軍史上佔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一、西北地區的三大起義——渭華起義、清澗起義和旬邑起義：用暴動方式創造西北紅軍行動的受挫
（一）清澗起義的發動和西北工農革命軍游擊隊的失敗
1927年“7·15”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面對急轉直下的危急形勢，在“八七”會議上確定了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總方針。 1927年9月25日中共陝西省委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決定根據敵我力量對比情況，首先在國民黨陝北軍閥井岳秀部隊第十一旅中進行起義。
當時，井岳秀部隊第十一旅三個營分別駐宜川、延川、延長、清澗等地。由於共產黨人謝子長在該部中進行了幾年的“兵運”工作，該旅黨的基礎較好，該旅旅長石謙在謝子長的介紹下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支部隊已基本上被共產黨人爭取和控制。 ①為了更有效地組織領導起義，中共陝西省委指派唐澍、白樂亭到清澗成立了起義指揮部陝北軍事委員會，唐澍任書記，進行起義的各項準備工作。
這時陝北軍閥井岳秀偵知十一旅旅長石謙是共產黨員，他大為恐慌，謀劃除掉石謙，消滅被革命官兵掌握的第十一旅。 1927年9月，國民黨反動派在陝北各地大肆清黨，形勢日趨緊張，時值井岳秀壽辰，各旅旅長應邀前往榆林祝壽。石謙警惕性不高，不顧謝子長等人勸阻，也前往榆林。井岳秀派安定縣長張鳳吾“迎接”，策動馬弁殺害了石謙。井岳秀遂任命康子祥為第十一旅旅長，並乘機清洗十一旅中的共產黨員。
面對反革命軍閥的進逼，唐澍在清澗及時傳達了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通報了南昌起義的消息和全國的革命形勢，研究了陝北的形勢和石謙死後十一旅的狀況，確定了在“為石謙旅長報仇”的口號下，發動兵暴，打響陝北工農武裝起義的第一槍的行動方針。
兵暴的準備工作開始了。首先在部隊內部進行政治動員，特別是在黨內進行認真的討論和部署，制定暴動計劃，並利用井岳秀同各旅的矛盾，聯絡並爭取駐三邊的高士秀旅、駐韓城的王保民旅同時起義。起義前還對部隊官兵進行教育，強調不許侵犯人民群眾的利益，不許違法亂紀。當時，共產黨人控制的三連、四連、八連、十二連等四個連駐清澗，十一連駐延川，九連、十連等兩個連駐宜川。康子祥的親信營長齊眉生帶兩個連駐延長。敵我力量對比，我佔明顯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井岳秀企圖以換防的名義，消滅共產黨控制的部隊，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鑑於此，陝北軍事委員會決定利用敵人換防這一有利時機，舉行起義。
10月14日駐清澗的四個連在唐澍、謝子長、李象九領導下率先暴動。部隊沖進公安局，收繳了警察的全部槍支彈藥，搗毀國民黨縣政府，沒收其財產。清澗起義成功後，部隊南下宜川。 15日到達延川，駐延川的共產黨人控制的部隊十一連也參加了起義，繳了國民黨在當地保安隊的武器。起義軍於17日占領延長，擊斃反動營長齊眉生，繳了兩個連的槍。謝子長對被俘的士兵講話，宣布願意革命的跟隊伍走，不願幹的可以回家。由於這兩個連長期受控於康子祥，很少接觸進步思想，大部分士兵回家了。此後，起義部隊繼續南下，經龍巖鎮，繳了民團的槍。 27日起義部隊到達宜川，按商定的計劃，由城外虎頭山上的九連配合城內的十連，消滅旅部之敵，除康子祥帶少數人逃跑外，十一旅其他反動軍官士兵全部被解決。至此，清澗、延川、宜川三路暴動隊伍勝利會師於宜川。由於沿途許多知識青年參加部隊，起義部隊擴大到1700餘人，3000餘支槍，仍沿用第十一旅番號，李象九任旅長，唐澍任參謀長。下轄第一營（營長謝子長）、第二營（營長王有才）、第三營（營長李瑞成）。
清澗起義後，井岳秀派駐延安的第二師師長高雙城率六個營的兵力，由延安進攻宜川。起義部隊在城外的虎頭山、風歧山、七郎山等要害地設防。敵攻半月，破鳳歧山。後來李象九又連續指揮失誤，部隊大部分損失。 12月，剩下的300餘八突圍到韓城西莊。部隊到達西莊不久，旅長李象九乘參謀長兼軍委書記唐澍離隊赴省委匯報工作之機，接受了韓城駐軍王保民旅的改編。唐澍回來後堅決執行省委的指示，在王保民將要改編起義部隊的前夕，帶走了部隊。
12月30日，唐澍、謝子長等根據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組成了新的軍事委員會，同時將200餘人的隊伍組成了西北工農革命軍游擊隊。唐澍任總指揮，謝子長任副總指揮，閻揆要任參謀長，下轄四個隊。原準備到清澗、保安等群眾基礎較好的地區開展游擊戰爭，途中在攻打宜川時，因情況不確，誤將敵人一營兵力作為一連兵力加以攻擊，結果傷亡很大。部隊撤到延長時，又遭敵襲擊，到達安定，遭瓦窯堡敵人堵截，加上沿途逃亡失散，到達甘肅合水縣的豹子川時，只剩下10餘人。這時，唐澍、謝子長、閻揆要等回省委匯報工作，其餘人員分散他去。清澗起義和西北工農革命軍游擊隊終於失敗。
清澗起義雖然失敗，卻在西北大地上首次升起了工農武裝的旗幟，點燃了武裝鬥爭的烈火。清澗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創建工農紅軍的初步嘗試，培養了一批革命骨幹，為後來建立的西北紅軍主力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二）渭華起義的發動和工農革命軍及陝東赤衛隊的失敗
清澗起義失敗後，中共陝西省委於1928年1月28日決定在由共產黨人控制的國民黨西北軍新編第三旅許權中部再次發動起義，並派唐澍、劉志丹等到該旅組織領導起義工作，還在該部成立了旅黨委，劉志丹任書記，許權中、唐澍為委員。旅黨委二方面在部隊中做起義的思想發動和各項準備工作，一方面還幫助地方黨組織在洛南三要司周圍開展農民運動，恢復和發展農民協會，建立農民赤衛隊，開展反霸鬥爭。 3月初，渭華地區發生“宣化事件”，①中共陝西省委認為時機成熟，決定在這一帶發動起義。 4月下旬，劉志丹、唐澍等率領新編第三旅1000餘人，在由潼關開向華縣高塘鎮途中，宣布起義。到達高塘鎮後，起義部隊於5月16日改編為西北工農革命軍，劉志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唐澍任總司令，劉繼曾任黨代表，謝子長為副總司令，王泰吉任參謀長，盧少亭任政治部主任。 ②部隊編為第一大隊（大隊長趙五生）、第二大隊（大隊長謝子長兼）、第三大隊（大隊長武培謨）、第四大隊（大隊長雷天祥）和赤衛隊（隊長張漢泉）及騎兵隊。
在華縣起義的影響下，5月1日渭南縣東原一萬餘農民在中共陝東特委領導人劉繼曾、李大章、肖明等率領下於渭南縣崇凝鎮宣布起義。成立了崇凝區蘇維埃政府和陝東赤衛隊指揮部，馮養浩為書記，李大德任赤衛隊隊長，薛自爽任赤衛隊副隊長。赤衛隊共200餘人，編為4個中隊和一個大刀隊。
渭華起義後，在很短時間內，東起少華山，西至臨潼縣，南靠秦嶺，北至西（安）潼（關）公路，200多平方公里地區的反動政權基本被摧毀，打土豪、分財產，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革命運動如火如荼。但是，渭華地區地處關中平原，是豫陝晉之交通要道，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陝西軍閥更是視起義軍為心腑大患，決不容忍床前臥虎。從6月上旬開始，國民黨軍向劉志丹、唐澍領導的西北工農革命軍和馮養浩、李大德率領的赤衛隊發起進攻。西北工農革命軍和赤衛隊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頑強反擊，沉著應戰，打退了國民黨軍向高塘鎮、崇凝的進攻。 6月19日國民黨軍進攻兵力增至三個師，再次進攻高塘鎮、崇凝，工農革命軍和赤衛隊再次進行了英勇的抗擊後，終因孤立無援，眾寡懸殊，在遭受重大損失之後，被迫向洛南方向轉移。 7月初，工農革命軍在洛南城西北遭到國民黨軍的第三次重兵進攻，唐澍等一批共產黨人壯烈犧牲，劉志丹、謝子長回省委。西北工農革命軍被打散。失敗前夕，劉志丹在軍事委員會最後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沉痛地指出，渭華起義失敗的原因是：光桿鬥爭、軍事冒險、脫離群眾、燒殺政策。
渭華起義，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西北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起義。這次起義雖然被敵人鎮壓了，但它為爾後西北地區開展武裝鬥爭、創建紅軍培養了骨幹。
（三）旬邑起義的發動和紅軍渭北支隊的失敗
1928年5月16日，根據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共產黨員許才升、呂佐乾發動了著名的旬邑起義。這次起義的主要原因是旬邑縣反動政府糧秣處向農民額外徵收糧草，激起了當地農民的義憤。於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農民群眾進行了抗糧、抗款、抗捐、抗稅和抗債的“五抗鬥爭”。並在此基礎上，把農民的鬥爭轉變為武裝起義。 5月16日，在黨組織和許才升、呂佐乾的領導下，清水塬地區15個村莊的農民群眾，手執刀、劍向旬邑城發動進攻。 17日，一舉攻入城內，殺死了反動縣長、糧秣處長、警察局長和兩個劣紳，選舉並成立了旬邑縣蘇維埃政府，許才升任主席。 5月22日，成立了中共旬邑縣中心支部，呂佐乾任書記，並將旬邑起義部隊編為工農紅軍渭北支隊，程永盛任總指揮，下轄三個連。接著，許才升率領隊伍出城，到北後田、職田、太峪等地發動群眾，打擊土豪，分糧食，革命運動迅速擴大到全縣。 6月，正當革命鬥爭蓬勃開展的時候，國民黨當局在震驚之餘，急派田金凱騎兵師前來鎮壓，由於寡不敵眾，惡戰之後，起義軍失敗。許才升、呂佐乾、呂風歧、王清碧等7名共產黨員被活埋，旬邑起義終於失敗。
在渭華、清澗、旬邑等西北地區三大起義的同時，西北地區陝甘等兩省的一些地方也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先後舉行了一連串的起義。 1925年5月，陝西禮泉縣農民三萬人，在共產黨人秋步月領導下包圍了縣城，撤銷了縣長，懲辦了豪紳，影響甚大。同月，陝西澄城縣農民在共產黨員吳卜亭等領導下，也組織了“農民問政團”，並繳了當地軍閥趙桂堂的70多支槍。 6月，陝西綏德農民趕走了劣紳安文領，鬥爭了偽縣長。在這前後，陝西三原縣農民在共產黨員黃子文的率領下舉行起義，包圍縣城四天，後來在國民黨軍閥馬鴻逵的鎮壓下失敗。
清澗起義、渭華起義、旬邑起義以及西北地區的其他一系列起義失敗的形式雖然各不相同，但都出現了一個共同的結果，那就是都未能創造出西北紅軍部隊來。因此，西北地區早期武裝起義及其產生的起義軍與以後的西北主力紅軍部隊之間並不存在沿革淵源關係。而這一點正是西北地區武裝起義與南方各地武裝起義的區別所在。有的黨史書籍中認為西北紅軍主力起源於西北工農革命軍，①有的甚至說：“中國工農紅軍西北紅軍（簡稱西北紅軍）包括紅軍二十六軍、紅軍第二十七軍、紅軍第二十九軍。這三支紅軍全是由清澗起義、渭華起義、旬邑起義的部分武裝及晉西、南梁、陝南等游擊隊，分別改編而逐漸發展起來的，是西北地區主力紅軍”，②這些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渭華起義、清澗起義、旬邑起義等的組織領導者和骨幹分子如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後來都是隻身回到陝北，又在陝甘邊重新發動兵運，逐步再建立革命武裝的。作為渭華起義、清澗起義、旬邑起義中成立的工農革命軍，即使就是殘餘部隊也沒有轉移到陝甘邊區及陝北地區。所以，陝甘邊區紅二十六軍，陝北的紅二十七軍，陝南的紅二十九軍與1927年和1928年的渭華起義、清澗起義、旬邑起義中產生的工農革命軍從組織上來說沒有任何關係。 ①
那麼，為什麼西北地區的三大起義未能創建出正式的紅軍呢？從表面來看，有的是因為敵我力量過於懸殊，還有的是因為指揮員的失誤所致。但所有這些都不能被看成主要原因。因此我們認為，問題的答案只能從西北地區的社會環境中去尋找。眾所周知，西北地區未曾經受過1924—1927年大革命風暴的衝擊，這裡直至紅軍創立以前，一直未曾出現過如同南方的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區那樣廣大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未曾有過空前的規模迅速高漲起來的如疾風暴雨般的工農群眾運動。這樣的農村大革命，不但對當地的大革命產生了直接影響，而且也間接地影響和決定了南方各地工農紅軍的創造方式。毛澤東在分析工農武裝割據的條件時，也曾經十分注意農村大革命和工農運動對紅色政權和紅軍創造的影響作用。他指出：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並未曾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不是那種例如四川、貴州、雲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1926年和1927年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和江西各省。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和政治的鬥爭。所以廣州產生過三天的城市民眾政權，而海陸豐、湘南、湘贛邊界，湖北的黃安等地都有過農民的割據。至於此刻的紅軍，也是由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過工農群眾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分化出來的。那些毫未經過民主政治訓練，毫未接受過工農影響的軍隊，例如閻錫山、張作霖的軍隊，此時便絕對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紅軍的成份來。
①南方各地的起義如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等。都是在起義失敗後，及時將起義軍轉移到農民運動高漲過的地區，掩護革命運動，保存革命實力，擴充紅軍主力，創造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這是在敵強我弱條件下，各起義隊伍的唯一出路和生存途徑。井岡山、贛南、贛東北、海陸豐、鄂豫皖、湘鄂西等蘇區紅軍部隊都是通過這種途徑保存、發展並壯大起來的武裝起義部隊。正是由於這樣的社會條件，南方各地的紅軍部隊一般都與各地的武裝起義之間存在著沿革淵源關係，這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
但是，北方各地尤其是西北地區，明顯缺乏南方地區那種大革命後的社會環境和條件，尤其缺乏農村大革命後的環境條件。因此，當起義軍遭到強敵進攻，起義面臨失敗的時刻，起義部隊一般無退路可尋找，無良好的工農群眾基礎可依據，無受過民主運動影響的地區可迴旋。這樣，面對強敵進攻，起義軍必然失敗，根本來不及創造正式的紅軍主力部隊來。正因為如此，西北紅軍的創造一般未能沿用南方各地紅軍的那種通過暴動創造紅軍的方法，而是採用紅軍的創造與工農運動的開展同時並舉的方式。但這種方式直至1931年9月“倒水灣整編”前後才逐漸被劉志丹、謝子長等共產黨人所認識和掌握。
二“三道川事件”和“早勝事件”：用“兵運”工作方式創造西北紅軍鬥爭的失敗
（一）“三道川事件”，第一次建軍行動的失敗
清澗起義、渭華起義、旬邑起義以及西北地區的其他一系列起義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在西北地區影響、爭取和掌握的武裝力量基本上損失殆盡。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創造紅軍，仍然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個難題。對此，劉志丹、謝子長等也並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他們因而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艱苦探索。
渭華起義失敗後，劉志丹化裝潛入西安，向陝西省委作了匯報。中共陝西省委決定派他回到家鄉陝北，擔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繼續開展“兵運”工作。他先回家鄉保安建立了該縣第一個黨支部，並利用師生、同學等社會關係在該縣教育局當了一段“督學”，把一批起義後失散的共產黨員安排到各學校，保存革命骨幹。安頓就緒後，劉志丹來到中共陝北特委的駐地榆林。與此同時，謝子長也在渭華起義失敗後被陝西省委派到中共陝北特委軍委任委員。
1929年初，在劉志丹的推動下，中共陝北特委召開了第一次擴大會議。劉志丹和謝子長分別向會議傳達了陝西省委關於開展“兵運”鬥爭的指示，提出利用陝甘寧各地軍閥擴充勢力的機會，動員黨團員和革命青年打入軍閥部隊，爭取動員群眾，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做上層工作，爭取掌握兵權，準備再次起義，創建紅軍，當時的陝北特委書記楊國棟懾於白色恐怖的危險，反對開展“兵運”鬥爭，他以保存力量為藉口，要黨員都隱蔽起來停止活動。劉志丹批評和反對了這種右傾思想。會議最後採納了劉志丹和謝子長的主張，決定派一批黨團員和革命同志打入軍閥部隊，從事“兵運”工作，創造紅軍部隊。
用“兵運”工作的方式來創造紅軍，這是劉志丹、謝子長對暴動方式創造紅軍思路的發展和變通。既然現實條件不可能也不允許進行起義，那麼積極創造條件，準備各種條件來進行起義，就成為必然的選擇。因此，這種選擇的基礎和前提仍然是暴動創造紅軍。 “兵運”工作是暴動的準備，而暴動是“兵運”的結果。軍閥部隊由於沒有受過工農運動的影響，因而無法直接用暴動的方式分化出紅軍的成份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採取打入軍閥內部，爭取和發展士兵，使其受到民主的革命影響，才能做到進而舉行起義，達到創造紅軍的目的。因此，用“兵運”工作的方式創造紅軍，這是當時劉志丹、謝子長在暴動失敗後，探索的新的創造紅軍的思想。他們為此而進行了長達三年的不懈努力，歷經險惡，幾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劉志丹、謝子長在1929年陝北特委擴大會議上還不約而同提出了開展“匪運”即通過改造綠林武裝來創造紅軍的構思。此後在開展“兵運”工作過程中，他們始終注意著這個問題。劉志丹認為，在陝甘邊界的子午嶺和陝西黃龍山里，有很多綠林武裝，其中不少人出身貧苦，由於受不了封建剝削壓迫，生活無著落才被迫鋌而走險、上山為匪的。這些綠林武裝與豪強地主階級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改造，他們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這種構思在開始時是作為“兵運”的補充提出來的，但是後來隨著“兵運”工作的屢屢受挫，改造綠林武裝的方式終於成為劉志丹等共產黨人創造西北紅軍的主要方式。
1929年春，劉志丹回到家鄉保安，在當地黨組織配合下，利用關係激化了保安縣民團團總路仰之與政界的矛盾，擠走路仰之，當上了保安縣民團團總，並選派了一批黨團員進入該民團，將保安縣民團；①改造成為實際上由中國共產黨控制和掌握的武裝。 1929年秋，劉志丹、謝子長還在陝甘地區從事了一系列的“兵運”工作。他們先後派人到陝北高志清、楊庚武等部隊以及黃河岸邊商販保運武裝楊琪、楊鼎、師儲傑等部隊開展兵運工作和收編工作。 1930年春，劉志丹、謝子長先後帶領一批黨團員打入寧夏蘇雨生部騎兵第四師開展“兵運”工作。當時，蘇雨生正在擴充實力，立即委派謝子長為第十旅旅長？劉志丹為其第八旅十六團中校副團長。劉志丹、謝子長利用公開身份在蘇雨生部安排了一大批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培養了一大批軍事幹部，為後來的西華池起義打下了基礎。 1930年夏，蘇雨生在軍閥混戰中失敗，劉志丹、謝子長遂脫離蘇雨生部，又來到甘肅慶陽軍閥譚世麟部中開展“兵運”工作。
當時，隴東的軍閥譚世麟與陳珪璋正在展開激烈的爭奪勢力範圍的鬥爭。譚世麟原為慶陽縣城中的一個富商，因在1926年乘隴東鎮守使張兆鉀與北方國民軍在隴東混戰之機，為國民軍部隊提供槍支彈藥，當上了吉鴻昌部六旅三營營長，從此發跡，實力不斷壯大，做起了獨霸隴東的美夢。不料好景不長，1927年，趙文華、陳珪璋在南梁一帶聚眾為匪，橫行隴東，後在寧夏大敗譚世麟軍閥部隊。不久趙文華、陳珪璋將所部組成“甘肅義軍混成團”，由趙文華任團長。譚世麟由於其內部分化，喪失元氣，謹守西峰。 1928年，譚世麟派副官攜帶金銀珠寶赴陝西，賄賂宋哲元。宋哲元委任譚世麟為隴東清鄉剿匪司令、隴東民團軍司令等職。但此時，趙文華、陳珪璋實力進一步增加，對譚世麟的威脅日趨嚴重，1929年2月，趙文華部進攻合水縣城，未克，趙文華被炸死，陳珪璋繼任團長。 1930年，陳珪璋乘蔣、馮、閻大戰之機擴充勢力。 2月，陳珪璋駐兵西峰，譚世麟被迫退守慶陽。 3月蔣介石任命陳珪璋為討逆軍司令。 6月6日，陳珪璋進攻平涼，殺死隴東行政區行政長兼綏靖司令楊承基，自稱隴東綏靖司令、甘肅討逆軍第一路司令。面對陳珪璋軍閥勢力日趨增長的威脅，譚世麟急於招兵買馬，擴建軍隊，他提出的條件是：誰能拉來一個連就給個連長當，誰能拉來一個團就給個團長做，並劃給防地，拔給供養。譚世麟久聞劉志丹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文韜武略，治軍有方，於是想請他來為自己整編民團軍，訓練部隊，增加與陳珪璋抗衡的籌碼。
劉志丹分析了形勢後，認為這是開展“兵運”工作，創造革命武裝，伺機發動起義的有利時機。他到保安後，與黨支部負責人王子宜、曹子如（時任保安縣民團團總）共同研究決定，以隴東民團軍的名義，把隊伍帶到三道川，①進行整編訓練，擴充力量，補充槍支彈藥，創建自己的工農武裝。隨後，劉志丹聚結起一批共產黨員和當地貧困農民，在保安金湯鎮編為一個營，下轄兩個連，由共產黨員盧仲祥、劉約三分別擔任各連連長，馬錫五負責軍需，楊樹榮負責部隊黨支部工作。 6月，劉志丹率領部隊進駐三道川，編為譚世麟的騎兵第六營。
這時，謝子長、閻紅彥等也按計劃將從軍閥楊庚武部中通過“兵運”工作拉出來的周維奇營帶到了三道川。楊庚武在大革命時期曾加入過中共。大革命失敗後，他失掉了組織關係，就拉起隊伍上了後湫天山寨，當上了“山大王”。 1929年秋，根據陝北特委第二次擴大會議的決定，謝子長曾經親往後湫天山寨，爭取楊庚武的部隊起義。此後，謝子長又指派閻紅彥、雷恩鈞等進入楊部繼續開展“兵運”工作。但是，由於楊庚武受陝北軍閥高雙城的引誘和欺騙較深，“兵運”工作未能奏效。正在這時，高雙城對楊庚武部發動突然襲擊，把這支隊伍打垮了，閻紅彥、雷恩鈞乘機說服楊部第三營營長周維奇，將這個營拉到了三道川。此時，陰險狡詐的土匪張廷芝為了抓槍桿子，妄圖獨霸三邊的地盤，也暫時只帶領幾個親信脫離蘇雨生部隊投靠了譚世麟。譚世麟見數百人的隊伍“歸順”了自己，欣喜萬分。為急於把這些部隊整編為自己的一團人馬，他打算叫張廷芝當團長，但又舉棋不定，難以決定，因而與劉志丹商討團長的人選問題。劉志丹感到張廷芝任團長不利於在譚部掛名創造工農武裝的計劃。因而對譚世麟說，張廷芝土匪成性，靠不住，“吃誰的飯，砸誰的鍋”，他提議由謝子長任團長。譚世麟採納了劉志丹的建議，遂委任謝子長為其直轄第三團團長，劉志丹、周維奇的部隊分別縮為該團的第一、二營。張廷芝的部隊因為開往寧夏參加軍閥火併，這時被隔在寧夏下馬關一帶，未被整編。在部隊整編後，劉志丹即應譚世麟的請求，帶著楊樹榮等幾名共產黨員，前往譚世麟設在慶陽城內的隴東民團軍司令部，替譚世麟“主持”民團軍的整訓，“襄贊軍務”，藉機迷感敵人。謝子長則率領駐守三道川的部隊積極進行訓練，準備伺機發起暴動，建立工農紅軍。
正當劉志丹利用隴東民團軍的名義，創造我黨的工農武裝的計劃順利實施的時候，風雲突變，禍起蕭牆。張廷芝在三道川設下圈套，用美女、金錢、快馬收買了周維奇，並狡猾地讓周維奇派兵去寧夏下馬關為他接回部隊，以便乘機吞併這支隊伍。閻紅彥極力主張乘機收繳張廷芝的人馬，他不顧謝子長的勸阻，親率幾十名騎兵隨同張廷芝去接部隊。不料，在返回途中，被張廷芝繳械扣押。隨後張廷芝又用武力吞併了周維奇部的全部人槍。張廷芝羽毛豐滿之後，立即向謝子長的團部和劉志丹組建的部隊發動了突然襲擊。謝子長聞訊，當即組織反擊，但因猝不及防，部隊終被打散，謝子長等脫險回到保安。這時候劉志丹正帶著從慶陽運送給三道川部隊的一批軍裝和其他物資，行進在前往三道川的途中。他聽到張廷芝叛變的消息後，當即安排這批軍需物資轉送別處保存，自己改道保安，在曹力如、王子宜等人的協助下脫險，後與謝子長結伴同往綏德、米脂，尋找陝北特委。
這就是著名的“三道川事件”。這次事件使劉志丹、謝子長通過“兵運”方式苦心集結起來的武裝損失殆盡。 “兵運”工作遭到嚴重的挫折。
（二）太白起義——隴東境內的第一次武裝起義的發動，第二次建軍行動的失敗
1930年8月中旬，劉志丹、謝子長前往綏德，參加了中共陝北特委第三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決定，繼續開展“兵運”工作。條件成熟時實行兵變，建立獨立的革命武裝。會上成立了中共陝北行動委員會軍事指揮部，謝子長、劉志丹分別任正副總指揮。會後不久，劉志丹請求辭去陝北特委軍委書記職務，仍回陝甘邊界開展“兵運”工作。陝北特委軍委書記另由中共北方局派孔祥楨擔任。 9月中旬，劉志丹返回保安，向黨組織轉述了會議精神，同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志一起研究制定開展“兵運”工作計劃。這時，從三道川脫險的盧仲祥、劉約三、馬福吉等同志陸續回到保安，還有賀彥龍、魏佑民等四、五個同志也分別從延安、宜川、瓦窯堡等地來找劉志丹。大家正在開會研究“兵運”工作的具體安排時，恰巧在隴東民團軍司令部中曾和劉志丹一起搞“訓練”工作的楊樹榮也從慶陽回到保安。他向劉志丹匯報說：“譚世麟對三道川事件很惱火，他直罵張廷芝是反复無常的小人，白白使他損失了一團人馬。看來咱們在三道川準備起義的事，譚世麟仍然毫無察覺。他還要我把劉志丹找回來，當他的騎兵第六營營長。為此，他把駐太白鎮的隴東民團軍二十四營副營長王鳳珠叫來，當面交代，叫王風珠協助這件事，王鳳珠滿口答應盡力幫助……”
根據這個情況，劉志丹等同志經過反复研究，決定奇襲太白民團軍，把武器較好且最反動的太白民團軍先搞掉，以剷除禍害，奪取武器，然後創建一支獨立的工農武裝。具體計劃是：一面派楊樹榮先去合水太白通知二十四營營長黃毓麟：騎兵第六營將赴太白鎮，請他們預先籌集糧草，以此穩住敵人；一面分頭調集人馬槍支，趕製民團軍服裝和旗幟。劉志丹等同志從保安民團中抽出部分人員和槍支、馬匹，加上原騎兵第六營從三道川零星回來的人員，調集了29人，長短槍二十多支，戰馬二十多匹，然後將隊伍帶到白沙川密林中，進行了必要的訓練和動員。
在經過充分準備之後，9月18日，劉志丹騎著一匹鐵青色的高頭大馬，穿戴著隴東民團軍軍官制服，率領打著“隴東民團軍騎兵第六營”旗號、身穿民團軍服裝的騎兵部隊，從白沙川出發，沿葫蘆河前進，當天下午順利開進太白鎮。
太白鎮，地處陝甘交界，是葫蘆河與苗村河的交匯處。這座殘破不堪的小鎮，相傳為北宋慶曆年間范仲淹屯軍戍邊時所築。這個小鎮的周圍，子午嶺群山屏障，山中涓涓溪流從城邊流過。明代嘉靖年間陳棐曾題“碧落霞天”四個大字於此處山岩之上，形容太白山水的雄壯和秀麗。
太白鎮東南，有一處燒酒作坊，掌櫃的名字叫李緒增，為人剛直仗義，劉志丹早就和此人相識。因此，劉志丹的部隊當天就住在李緒曾的燒酒作坊裡。當晚，在敵二十四營中當兵的趙連璧以喝酒為名，來燒酒作坊向劉志丹報告敵二十四營內部的情況。趙連璧也是陝北保安縣人，曾當長工十一年，後因逃避地主逼債，到合水太白民團軍當兵，後任班長。他和劉志丹很早就有交往。通過趙連璧的報告，劉志丹大體上掌握了太白民團軍的布防情況：敵二十四營有三個連，第一連駐在鎮內一個騾馬店裡，第二連駐在河東岸的黃家砭，第三連駐在離太白鎮幾十里外的林錦廟，兵力比較分散，便於各個擊破。為了麻痺、迷感敵人，同時也為了進一步了解敵人情況，劉志丹命令部隊在29日、30日連續兩天分頭與民團軍官兵開展官對官、兵對兵的“交朋友”活動。 30日晚，劉志丹與幾個負責同志詳細分析了幾天來掌握的敵情，認為敵眾我寡，宜鬥智不可鬥力，宜速戰不宜持久。決定分頭行動，智取強敵。一面由劉志丹、楊樹榮出面，以商籌糧草為由去找黃毓麟、王風珠，伺機活捉，迫其令部隊繳械，如若不成，就打死這兩個反動軍官；一面由盧仲祥負責帶十餘人與敵第一連官兵在燒酒坊“聯歡”，伺機收槍，消滅敵人。劉約三和魏佑民在河邊監視駐河東岸黃家砭敵第二連的動向。
10月1日早上，劉志丹、楊樹榮按照作戰計劃，來到敵副營長王鳳珠的住處“商借糧草”，王風珠即刻派人請來黃毓麟商議此事。結果，兩名反動軍官當即被劉志丹、楊樹榮雙雙擊斃。這時，在李緒增燒酒作坊裡，盧仲祥等同誌已將敵第一連的官兵用酒“聯歡”的東倒西歪，酩酊大醉。盧仲祥聽到槍聲，把酒壺一丟，大喊一聲：“繳槍不殺！”戰士們把槍口一齊對準了敵人。除敵連長企圖頑抗被擊斃外，其他官兵全部繳槍，當了俘虜。黃家砭的敵第二連，聽到槍聲，都衝出來向山上逃跑，盧仲祥、劉約三、魏佑民立即率領二十餘名騎兵，勇猛追擊，打垮了敵第二連，又俘獲了一些馬匹、槍支。中午時分，太白戰鬥勝利結束。劉志丹召集群眾大會，向群眾宣布了黃毓麟、王風珠及隴東民團軍二十四營的罪惡。廣大群眾聽到平時騎在他們頭上作福作威的匪軍已被消滅，欣喜萬分。當我軍準備撤離太白鎮時，鎮裡的男女老幼喜氣洋洋地齊來送行。劉志丹率部向林錦廟轉移。途中又活捉了太白民團軍二十四營駐林錦廟的第三連連長馬建有。當晚二更時分，部隊包圍了林錦廟之敵，迫令敵第三連交出了全部槍支和馬匹。至此，作惡多端的隴東民團軍第二十四營被全部消滅。
太白起義，打響了共產黨人在隴東地區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擊斃了敵營長黃毓麟以下10餘人，俘敵數卜人，繳獲長短槍50餘支，騾馬10餘匹。這次起義後，劉志丹很快組建起了一支150餘人的革命武裝，在合水、安塞、保安等地開展游擊活動。揭開了陝甘邊革命武裝鬥爭的序幕。
太白起義後，劉志丹利用繳獲武器，擴大隊伍。他見趙連璧作戰勇敢，且有活動和組織能力，便給了他一部分槍支彈藥，委派他到太白一帶組織隊伍，擴大力量。不久，趙連璧便動員了幾十名貧苦農民，並收編了太白民團軍的殘部和當地民團三、四十人，部隊擴大到100多人。趙連璧就帶著這個隊伍在太白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同時，劉志丹又派同守孝帶一部分人在南梁地區開展游擊活動，壯大力量。
為了進一步發動群眾，劉志丹帶領大隊人馬轉戰於陝甘邊界，打土豪除劣紳，擴充實力，操練隊伍，部隊連續在真武洞、鐮刀灣打了幾個勝仗，繳獲了不少槍支。許多青年農民紛紛前往參軍，部隊很快擴充到200多人。 ，由於聲勢浩大，引起了反動軍閥的注意。陝北軍閥高雙城部派高雨亭營分兵二路，直撲劉志丹部隊在保安的駐地，妄圖將起義部隊“圍剿”消滅。
1931年2月15日，劉志丹接到延安地下黨組織派人送來的情報後，決定避實就虛，轉移合水，避開敵人“圍剿”的鋒芒，待機破敵。 2月16日，起義軍在除夕會餐之後，冒著漫天風雪向隴東連夜轉移，經瓦子川、平定川、豹子川，18日到達合水固城川，與趙連璧、同守孝率領的隊伍會合。這時，劉志丹在慶陽“訓練”隴東民團軍時結識的賈生財也聞訊從隴東民團軍中拉出40多人參加起義軍，部隊一時間增加到400餘人。為了鞏固起義部隊，劉志丹將起義部隊帶到合水縣固城川的麻義村進行整編，史稱“固城川整編”。部隊共編為四個連，由劉志丹任總指揮，盧仲祥任第一連連長；魏佑民任第二連連長；趙連壁任第三連連長；賈生財任第四連連長，並在部隊中建立了黨支部，由楊樹榮任黨支部書記。這時，合水縣瓦崗川民團團總唐清山聞訊率領40多人前來接受改編，劉志丹將精干人員插入各連，其餘人員讓唐清山帶回合水縣瓦崗川繼續擴充。
經過兩天休整後，部隊向寧縣轉移。在轉移途中，部隊到達寧縣盤克鎮張皮原時遭到隴東軍閥陳珪璋部隊的突然襲擊。由於部隊剛剛編組，未經訓練，戰鬥力不強。在戰鬥中，部隊損失慘重，一連連長盧仲祥陣亡，三、四連被打散，同守孝、趙連璧等又回到南梁、太白一帶活動。劉志丹率100餘人突出重圍，到達寧縣麻子掌一帶。
此時，大雪封山，彈盡糧絕，起義軍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劉志丹率領餘部轉入中部縣小石崖一帶堅持鬥爭，並與小石崖羅連城民團建立了“統戰關係”，暫渡難關。隨後，根據中共陝西省委的指示，劉志丹又派人與蘇雨生（時任楊虎城部警備騎兵旅旅長，駐陝西彬縣）再次談判聯合，以便休養生息，伺機再把部隊拉出來。談判結果，起義軍被編為蘇雨生部的補充團，由劉志丹任團長，駐防陝西省旬邑縣職田鎮。
在補充團駐防職田鎮期間，劉志丹利用這一相對穩定的時間，一面領導部隊抓緊軍事訓練，加強政治學習，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一面積極開展統戰工作，他派人進山與賈生財、趙連璧聯絡，叫他們在山里召集舊部，積極發展隊伍，還積極做駐地附近的國民黨軍隊的統戰工作。他不僅自己親自去該部趴做工作，還告誡其他的干部多與該部下層青年軍官接觸，搞好關係，爭取該部的同情。
1931年3月，中共陝西省委派高崗來職田鎮，向部隊傳達了省委關於“利用補充團的名義，盡量擴大部隊，積極準備打紅旗”的指示。根據這個指示的精神，劉志丹抓緊籌集糧款、軍械，整訓和擴大部隊，三個月後部隊又擴充到200多人。這時由於當地豪紳的告密，蘇雨生對該團的動向有戒備。在一次打土豪籌糧中，一名土豪抗糧自殺。國民黨陝西省政府指使蘇雨生懲辦劉志丹，蘇雨生也正欲藉機消滅劉志丹的起義部隊，便以開會為名，把劉志丹騙至彬縣，遂即在彬縣將劉志丹扣押，並派騎兵包圍了補充團，補充團除一部分突圍進入東山外，大部分被迫繳械，編為蘇雨生的運輸隊。至此，太白起義前後組建起來的革命武裝再次被敵人打垮，創建紅色武裝的計劃又一次受挫。
劉志丹被扣押後，蘇雨生百般利誘，軟硬兼施，妄圖動搖其革命意志，但劉志丹視死如歸，堅貞不屈，表現出了高尚的革命品質和堅強的黨性。黨組織積極開展營救劉志丹的工作。當時在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任秘書長的地下黨員南漢宸，利用楊虎城的高級參謀杜斌丞先生與劉志丹在榆林中學的師生關係，積極疏通渠道，打通關節，使劉志丹在被扣押了20多天后獲釋。
（三）早勝事件，第三次建軍計劃的受挫
劉志丹出獄後，陝西省委派馬志貞、高崗來到彬縣，指示劉志丹到隴東軍閥陳珪璋部隊繼續從事“兵運”工作。此時，陳珪璋佔據了隴東大部分地盤。 1930年11月8日，陳璉璋率部進攻慶陽縣城，半月後，攻破慶陽，譚世麟棄城而逃，投靠張廷芝部。 1931年7月，國民黨潼關行營改編陳珪璋部為新編第十三師，任命陳珪璋為師長。 8月27日，陳珪璋被任命為甘肅陸軍整編第一師師長。陝西省委認為陳珪璋擴充勢力，正是開展兵運工作的好機會，決定抓住這個好時機，在甘肅搞5個旅的兵變。為達到此目的，要求劉志丹去平涼與陳珪璋談判，將李培霄的饑民武裝收編為一個旅，歸屬陳部。
1931年6月，劉志丹由陝西彬縣來到甘肅平涼陳珪璋部中進行兵運工作。陳珪璋部警衛團長劉保堂，早年在寶安一帶拉隊伍時，就和劉志丹的交往較深，向來佩服劉志丹的才乾和為人，比較同情革命。劉志丹便通過劉保堂引薦，任陳部直轄第十一旅旅長，駐陳東寧縣、正寧一帶。陳珪璋還派劉保堂帶一個步兵營和劉志丹一起前往寧縣、正寧，協助改編李陪霄的饑民武裝。當時，陳珪璋將蔣雲台、謝紹安（謝牛）旅也想收編李培霄的饑民武裝，結果將李部擊散，劉志丹的收編計劃未果。
劉志丹到達隴東，打出十一旅的旗幟後，很快集中起張皮遠、職田鎮失散的同志。我黨派進陳珪璋部搞兵運工作的中共黨員張秀山等亦來到寧縣，任十一旅手槍隊隊長。彬縣黨組織還派來了一批幹部，組成一個學兵對。於是一支200多人的隊伍又很快建立起來，劉志丹自帶100多人駐早胜鎮，其餘人員駐寧縣縣城，積極開展整訓工作。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河套土匪高廣仁率部千餘人投靠陳珪璋，被收編為陳部第十三旅。陳珪璋委任高廣仁為旅長，率部鎮守寧縣早胜鎮。此時，蘇雨生被拍楊虎城後，欲經隴東，北竄寧夏。楊虎城命令陳珪璋部在隴東堵截。陳珪璋及下令劉志丹、劉保堂摔十一旅協助高廣仁共同阻擊蘇雨生部，但高廣仁卻早與蘇雨生和慣匪張廷志暗中勾結，準備聯合進占寧夏。 7月間，高廣仁在寧縣早胜鎮以“商談要事”未名扣押劉志丹和劉保堂，並向劉志丹部發動突然襲擊，將劉志丹部全部繳械，這就是“早勝事件”。這一事件使劉士丹的建軍計劃有一些受挫。
“早勝事件”後，高廣仁裹挾和扣押著劉志丹、劉寶堂等人，一路燒殺搶掠經含水向寧夏北竄。陳珪璋令其駐西峰的第五旅蔣雲台部追擊，在合水城關的葫蘆把將高廣仁部擊敗。劉志丹等人又被蔣雲台部裹挾到合水。蔣雲台藉口寧縣失守，要將劉志丹押送平涼交陳珪璋嚴加“治罪”，劉寶堂聞訊後急派副官送信告訴劉志丹，劉志丹連夜冒大雨脫險，巧妙地擺脫了蔣雲台的騎兵追擊，來到了合水蒿嘴鋪賈生財的駐地，後經賈生財的掩護又來到趙連璧在羅家溝圈的駐地。此時，馬錫五也趕到趙連璧駐地。劉志丹便留下馬錫五在趙連壁的隊伍中幫助整訓部隊，自己又回到保安，與黨組織負責人曹力如、劉兆慶等聯繫，以取得黨的指示，。繼續組織革命武裝。
綜上所述，從“三道川事件”到“早勝事件”，陝甘邊的“兵運”工作連續遭受到重大挫折，創造紅軍的計劃也隨之一再落空。一次又一次的沉痛教訓使劉志丹深刻認識到，在陝甘邊乃至西北地區開展革命鬥爭必須走井岡山的道路，即“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①因此，只有走獨立自主地發展革命武裝道路，陝甘邊武裝鬥爭才會有光明的前途。正如劉志丹在總結“兵運”工作教訓時所指出的那樣，“陝甘邊'兵運'失敗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③在吸取了“兵運”工作的深刻教訓的基礎上，劉志丹決心轉變創軍方式，深入陝甘邊區的深山，改造農民綠林武裝，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使革命武裝的創建工作真正與工農運動的發展相結合。
三、倒水灣整編和南梁游擊隊的創建
“早勝事件”後，劉志丹回到保安。馬錫五在趙連壁隊伍工作了一個月後也來到保安找到劉志丹。兩人一同回到南梁一帶，深入考察南梁地區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及群眾條件。劉志丹和馬錫五一道，鑽梢林，爬高山，飢餐野果，渴飲山泉，踏勘了南梁數百里梢山的地理環境，他們從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溝、麻地台川、井岔溝、荔園堡、南梁堡、東華池……走村串戶，訪貧問苦。當地的貧苦農民就像見了久別重逢親人一樣對待他們。在南梁平定川，有個老楊村，只有幾戶人家，有一戶貧苦的農民老婆婆和兒媳婦為了招待劉志丹，瞞著他們，連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養麥，揉下顆粒，用鍋炒炒乾，用擀麵杖碾爛，再用細籮過了，才為劉志丹做了頓他最喜歡吃的蕎麵餄餎。當劉志丹得知消息後表示歉意時，那位樸實的老媽媽真誠地說：“只要鬧紅成了事，把心摘下來也捨得。”這件小事，曾經傳為佳話，在陝甘寧邊區廣為流傳。
劉志丹在對南梁地理、民情和政治、經濟狀況進行了詳細調查研究之後，認為南梁是開展游擊戰爭、創建工農紅軍的理想地方，這里地處陝甘兩省交界的偏僻山區，是反動統治勢力的薄弱環節，有利於革命力量的聚集和發展；這里地廣人稀，自然資源豐富，經濟上自給自足，有利於屯軍養兵；這裡階級壓迫深重，土地兼併極嚴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貧苦農民有著強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願望，具有建立根據地的群眾基礎；這裡有幾百里的子午嶺林區，森林蔽日，梢林遍地，山大溝深，迴旋餘地很大，極利於游擊活動。我黨在這裡建立紅色武裝和紅色政權，進可直逼關中，退可據守山林，有利於機動作戰。因此，南梁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方面，都具備發展工農武裝割據的條件，是創建根據地的理想場所。當時劉志丹曾高興地說：“南梁是個鬧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川，有梢林，又是兩省邊界，敵人統治困難，我們活動方便。只要在這裡建立起了根據地，再步步向外擴展，就能把紅旗插遍西北。”
在考察了南梁地區的情況後，劉志丹下決心在南梁一帶組建游擊隊，開展土地革命。 1931年9月，他來到合水縣平定川倒水灣楊培盛的農民武裝駐地。此時，楊培盛在南梁平定川一帶拉起了一支百餘人的隊伍，賈生財在合水蒿嘴鋪搞了個近百人的民團，趙連璧、同守孝也在子午嶺林區發展起了二百多人的農民武裝（同守孝被叛徒殺害後，他的隊伍與趙連璧隊伍合併）。這三支農民武裝共約400餘人，他們聚集在子午嶺梢林，殺富濟貧，反抗國民黨反動官吏及豪紳的壓迫，但就其性質來講大體還屬於舊式農民武裝的範疇。劉志丹認為，必須對這三支農民武裝實行逐步改造，才能使他們成為真正的紅色武裝。為此，劉志丹在倒水灣集合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三支農民武裝和失散的我黨兵運工作骨幹，對部隊進行整編。史稱“倒水灣整編”。整編後，部隊共400餘人，下轄三個大隊：第一大隊（大隊長趙連璧，副大隊長劉景範）；第二大隊（大隊長楊培盛，副大隊長白冠五）；第三大隊（大隊長賈生財）。劉志丹任總指揮，馬錫五任軍需。從此，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獨立的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中終於誕生了。由此開始了陝甘邊游擊戰爭的新階段。因此，倒水灣整編是中國共產黨在陝甘邊的革命鬥爭從“兵運”階段過渡到武裝鬥爭階段的一個重要標誌，也是西北黨在地區創建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
倒水灣整編，並不是簡單地把幾支舊式的農民武裝組合到一起的行動，而是認真改造舊式農民隊伍的起點。在當時，如何在從未受到大革命風暴洗禮的陝甘邊界偏僻山區，將舊式的、成份複雜的、作風鬆懈紀律渙散的農民武裝，改造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完全新型的無產階級的人民軍隊，奠定西北紅軍發展的基礎，這是在倒水灣整編前後劉志丹認真考慮並逐漸解決的重大問題。幾年的兵運工作挫折使劉志丹認識到，能否建設一支具有堅定的政治覺悟和嚴格的紀律觀念的人民軍隊，是武裝鬥爭成敗的關鍵。因此，在倒水灣整編期間及其前後，劉志丹著重從四個方面開展建設新型的紅軍部隊的工作。
一是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使南梁游擊隊成為執行革命任務的武裝力量。劉志丹非常重視黨對部隊的領導工作。 1931年7月，“早勝事件”後，劉志丹面對反動軍閥的暗算，不顧個人安危，及時地保護了黨的組織和從事兵運工作的黨員幹部。他在合水脫險前，委託同情革命的陳珪璋部警衛團長劉寶堂對我黨從事兵運工作的同志加以保護，並安排張秀山負責黨的工作，魏佑民負責行政工作。這樣保持了與上級黨委—一中共陝西省委的聯繫。由於劉志丹的精心安排，在三年兵運工作中保存和鍛煉成長起來的一批堅強的黨員軍政幹部在倒水灣整編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經過倒水灣整編，中國共產黨在南梁游擊隊中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保證了黨在組織上對部隊的正確領導；同時還使一批黨員骨幹擔任了各級領導職務。這些同志在後來的陝甘邊革命鬥爭中乃至西北游擊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是加強對農民武裝的教育改造工作，使其在政治素質上得到提高。在倒水灣整編前後，劉志丹奔走於趙連璧、賈生財、楊培盛等三支農民武裝之間，做了大量耐心細緻的思想教育工作，賈生財、趙連璧、楊培盛等人思想認識得到大大的提高，樹立了革命思想。當時軍閥陳珪璋曾以營長的職務來誘騙趙連璧，趙連璧斬釘截鐵地說：“我寧願跟劉志丹當兵，也不跟你陳珪璋當營長。”楊培盛後來在“三嘉塬事件”中曾被錯誤遣散回家，但他繼續堅持革命，後來在合水縣被國民黨逮捕，受盡酷刑，堅貞不屈，紅軍攻占合水後才將其救出：劉志丹對農民武裝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逐漸改造、耐心引導的方針政策為倒水灣整編創造了有利條件，保證了倒水灣改編的順利進行。經過改編之後，這三支農民武裝力量的精神面貌和性質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真正組建成為一支由我黨領導的獨立的人民武裝——南梁游擊隊，為陝甘邊正規紅軍的創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是徹底拋棄軍閥部隊的番號，向公開“打紅旗”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倒水灣整編中建立起來的革命武裝儘管在當時沒有正式命名（游擊隊經常活動於南梁一帶，當地群眾通俗地稱之為“南梁游擊隊”），沒有公開打出旗號，但它畢竟是“黨領導的革命武裝”。 ①至於當時為什麼沒有命名，確切的原因不得而知。不過我們認為這脫離不開當時特殊環境與形勢。我們在前面講過，陝甘邊乃至西北地區的偏僻山區未經過大革命風暴的洗禮，黨的影響甚微，在革命初期，從革命的實際條件出發，出於策略考慮，不命名、不打紅旗可能便於活動，更有利於掩護自己。但沒有命名不等於不存在這支革命隊伍，暫時不打紅旗也不等於沒有開展革命的武裝鬥爭。 ①南梁游擊隊一方面與我黨在寧夏蘇雨生部、隴東譚世麟部、陳珪璋部中從事兵運工作時掌握的武裝力量根本不同，它不是在軍閥部隊的軀殼中發展起來的，而是完全由我黨領導獨立創建起來的新型人民軍隊；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與劉志丹領導的太白起義的部隊存在著區別，因為太白起義的部隊仍然使用了軍閥譚世麟的部隊番號，後來又在部隊遭受挫折後編入蘇雨生部，最後造成了部隊被敵瓦解的後果。而倒水灣整編則是我黨在陝甘邊第一次拋棄了一切反動軍閥番號的建軍行動。它向公開地“打紅旗”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其意義是極為深遠的。
四是緊緊依靠南梁地區人民群眾，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為保衛人民的利益而戰。人民軍隊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因此，它必須和人民群眾相結合，必須擔負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的三位一體的任務。倒水灣整編後，南梁游擊隊依托南梁一帶子午嶺山區，深入農村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並向群眾宣傳革命的道路，開展了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人民群眾用民歌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共產黨和南梁游擊隊的喜愛之情：
半夜裡來叫門，
問你是哪部分？
聽說是咱們的游擊隊，
趕緊迎進門，……
南梁游擊隊的活動，使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迅速在群眾中紮下了根，並在陝甘兩省傳播開來，使反動統治者極為震驚。反動派慌忙調集軍隊向南梁游擊隊發動進攻。 1931年10月，慣匪張廷芝的一個騎兵連由北向南撲向南梁二將川。與此相呼應，隴東軍閥陳珪璋部的一個營及合水地主民團也乘機由南向北進犯南梁大風川。很明顯，敵人企圖用南北夾擊的戰術，陰謀將剛誕生的紅色武裝扼殺在搖籃之中。面對嚴重的敵情，劉志丹決定利用南梁一帶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眾條件，給敵人以狠狠的打擊。他命令第一大隊北上二將川誘殲張廷芝的騎兵連；第二、三大隊迎擊南線進攻之敵陳珪璋部及合水縣地主民團，以便粉碎敵人的罪惡陰謀。
在劉志丹的周密部署下，趙連璧率領第一大隊以出其不意的戰術，首戰二將川。他把部隊帶到張廷芝部騎兵連必經的白溝口的山莊，進入梢林。選擇有利地方隱蔽起來，做好戰鬥準備。果然時隔不久，敵騎兵連在匪營長藺士昌的率領下直撲過來，這時，趙連璧按照劉志丹臨行時囑咐的“誘敵鑽山，奪敵戰馬”的殲敵策略，命令一部分兵力在山上襲擊敵人，誘敵向梢林追擊，大部分隊伍在山下隱蔽，伺機奪馬。
當山上的游擊隊員向敵開槍襲擊時，藺士昌果然中計，他指揮著幾十名騎兵順著土坡，嚎叫著向山上追擊。可是梢林遍地，灌木林阻擋，不便騎兵的行動。藺士昌只好命令敵兵下馬追擊，只留下幾名騎兵看管馬匹。當敵騎兵連的匪徒被山上的游擊隊員誘進了梢林，漸漸遠離戰馬之機，趙連璧便率領山下梢林中埋伏的游擊隊員乘機奪取了敵人40餘匹戰馬，消滅了看守馬匹的幾名敵人。藺士昌聽見山下槍聲，覺得不妙，急忙指揮敵兵向山下返身撲來，當即遭到山下、山上兩路游擊隊的夾擊，被打得屁滾尿流，死傷過半，殘部連夜逃回了張廷芝的老巢靖邊。
不久，奮戰在南線的第二、三大隊協同作戰，徹底打垮了合水地主民團的進攻。陳瑤璋部營長張天祿又率領一個連舉行戰場起義，加入了南梁游擊隊。在出師受挫，損兵折將的情況，陳珪璋匪軍被迫退出南梁地區。至此，反圍攻戰鬥取得了徹底勝利。
經過這次反圍攻戰鬥，南梁游擊隊不僅在軍事上站住了腳跟，打開了游擊戰爭的新局面，使部隊迅速擴大，而且還在政治上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陝甘邊的影響。從此，陝甘邊的武裝鬥爭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時期。
四、陝北游擊支隊開赴隴東和林錦廟會師
1931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派出共產黨員曹鴻弼、拓克芳、黃子文等同志，與中共陝北特委派出的楊仲遠、吳岱峰、閻紅彥、胡廷俊、白錫林等同志，在反動統治薄弱和群眾基礎較好的山西呂梁山區孝義縣宋家莊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裝，約40餘人。隨即在呂梁一帶，宣傳土地革命，進行游擊戰爭。 4月，駐汾陽永安鎮國民黨軍一個排起義，參加游擊隊。部隊由40宇人擴充到100餘人。 4月，根據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隊第一大隊，大隊長拓克芳（後閻紅彥），政治委員黃子文（後楊仲遠），副大隊長先後為楊仲遠、胡廷俊、白錫林；副政治委員吳岱峰。 8月上旬，國民黨軍一個師及一個砲兵團“進剿”晉西游擊隊。晉西游擊隊雖予敵以殺傷，但自身傷亡慘重，於9月4日西渡黃河，到達陝西省清澗縣高傑村。此時，晉西游擊隊尚餘30餘人（全系共產黨員），70餘支槍，這支部隊隨後就在陝北開展游擊活動，並通過中共安定縣委書記馬文瑞，找到了陝北特委。陝北特委十分重視這支革命武裝，派大批黨團員和群眾骨幹參加游擊隊，使隊伍恢復到近百人，活動於安定、靖邊一帶。
在晉西游擊隊西渡黃河，進入陝北之後，曾經進入呂梁山區的師儲傑、肖永勝、楊琪、楊鼎等率領的黃河岸邊的幾支菸商保運武裝，也因為在山西無法立足而返回陝北。這些武裝約1000餘人，他們當中，有些人與陝北籍的共產黨員閻紅彥、楊仲遠、強世卿、馬雲澤等同誌有著親戚或朋友關係，經常受到革命影響。劉志丹、謝子長也曾經派李力果、雷恩鈞、楊竹箴等同志到這些隊伍中進行一系列的爭取改造工作，從而使這些舊式的農民武裝與紅軍游擊隊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為了擴大革命武裝，根據陝北特委的指示，晉西游擊隊在安定縣北的嶮峪岔與肖永勝、師儲傑的保運武裝會合。 10月初，晉西游擊隊和肖永勝、師儲傑的保運武裝合編為陝北游擊支隊，由師儲傑任支隊長，楊仲遠任參謀長，隨後，楊琪、楊鼎的商販保運武裝也加入陝北游擊支隊，使部隊擴大到300餘人。 10月下旬，根據陝北特委的指示，陝北游擊支隊轉戰陝甘邊一帶尋找劉志丹率領的南梁游擊隊。
這時，南梁游擊隊在取得南梁地區保衛戰勝利後正在進行休整。劉志丹得知陝北游擊支隊開赴隴東的消息，非常高興，他立即派第一大隊副大隊長劉景範前往迎接，並派馬錫五動員群眾，籌備糧草，做好迎接陝北游擊支隊的支前工作。然後，劉志丹率領全軍抵達東華池，準備迎接陝北游擊支隊。
1931年10月下旬，南梁林錦廟一帶的子午嶺霜葉紅遍，層林盡染。楊仲遠、閻紅彥率領的陝北游擊支隊與劉志丹率領的南梁游擊隊勝利會師。霎時刻，歡聲雷動，笑聲陣陣，戰馬嘶鳴，刀槍林立，戰士們跳呀、笑呀，歡樂著這一重大的勝利。閻紅彥把他的一支心愛的盒子槍送給了劉志丹，作為見面禮物。劉志丹緊緊地拉著閻紅彥的手，高興地不知說什麼才好。是呀，革命的勝利多麼不易啊！革命的武裝發展又是何等的艱難！多少年的風風雨雨，多少年挫折磨難，今天終於迎來了革命力量的大發展。
林錦廟會師後，革命武裝發展到1000餘人，並迅速佔領了二將川、城壕川、悅樂川等地。同年11月下旬，中共陝西省委派謝子長來到南梁，與劉志丹一起領導這支革命武裝。謝子長在“三道川事件”後回到陝北，不久奉命調赴上海到中共中央特科受訓。 1931年春，結業後，先在陝北從事地下工作。 1931年8月，來到西安向陝西省請示工作，陝西省委派他到甘肅平涼了解黨在陳珪璋部中“兵運”工作的發展情況，然後根據陝西省委的指示，來到南梁。參與領導革命武裝的工作。謝子長來到部隊後，向會師部隊傳達了陝西省委關於整編部隊，高舉紅旗，建立正式紅軍部隊的指示，並召集領導幹部進行了認真討論。討論中，大家提出了兩個關係全局的重要的問題：-是部隊在何處落腳和發展的問題，也就是部隊的行動方針問題。陝西省委的主張是到陝西關中一帶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劉志丹同志根據自己的考察和實踐，認為部隊應堅持在陝甘邊界的子午嶺中段南梁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從以後的實踐來看，劉志丹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由於當時的陝西省委書記杜衡“積極推行王明路線，不讓紅軍游擊隊到山區建立根據地，去了就說你是'右傾機會主義'，'土匪路線'”。 ①因此，這個問題在當時不可能做出正確解決。二是如何進一步整編部隊問題。因為在當時，南梁游擊隊成立不久，內部不純，成分複雜，作風紀律不好等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全解決，陝北游擊支隊中因大部分成員系商販保運武裝改編而來，內部也嚴重地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因此按照黨的建軍原則進行整編是必要的。劉志丹為此主張採用教育改造為主的方針，逐步清洗部隊中的土匪成份，達到純潔隊伍，創造紅軍的目的。但在當時，對此問題在領導幹部中間並未達成一致意見，以至於後來由於種種原因的誘發，而導致了“三嘉塬事件”的發生，使部隊一度受到削弱，教訓是沉痛的。
由於時值隆冬，天寒地凍，1000餘人的會師部隊缺乏棉衣和糧草，而南梁一帶地瘠民貧，人口稀少，就地籌糧和準備過冬衣被都十分困難。恰巧這時隴東軍閥陳珪璋因受到陝西軍閥威脅，而急於為自己拉勢力，派人來商談收編會師部隊。謝子長、劉志丹決定將計就計，通過陳珪璋獲取我軍急需物資裝備，爭取時機，麻痺敵人，休整部隊。於是他們派出馬雲澤、劉約三前往平涼與陳珪璋進行“談判”。通過“談判”，陳珪璋同意會師部隊保持獨立自主，仍用劉志丹在陳王圭璋部“兵運”時採用過的十一旅番號，並撥給會師部隊過冬軍餉衣鞋帽1000餘套，軍餉3000元，修槍造槍工具15馱，修械工人20名，西藥一馱，軍醫護士2名。由於陳珪璋給會師部隊送來了40餘大車軍需物資，部隊的困難得以解決。此後會師部隊移駐慶陽縣新堡一帶休整。在新堡休整期間，陝西省委又派榮子卿於12月下旬，來到會師部隊，傳達了省委關於整頓改編部隊的指示。這時，會師部隊又經過月餘休整，士氣更加旺盛，劉志丹、謝子長帶領部隊深入進行群眾工作，發動群眾抗捐抗稅，打土豪、分浮財，擴大了黨和人民軍隊的影響。陳珪璋見偷雞不成反而蝕把米，惱羞成怒，急調一個旅的兵力向新堡周圍展開，企圖包圍、消滅會師部隊。謝子長、劉志丹對陳珪璋的反革命陰謀時刻保持著警惕。他們當機立斷，先發製人，乘敵尚未完成包圍之機，奇襲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