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張揚與《第二次握手》

當時的文字冤案，是湖南傳出的手抄本長篇小說《歸來》（《第二次握手》），該書是當時北京普遍收繳的六部手抄本之一。 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下令圍剿《第二次握手》，搜捕作者。因為此書廣泛流傳，被姚文元認為“流毒”全國，造成“嚴重後果”，應予嚴懲。小說作者張揚入監，審訊人員宣布其罪名是“利用小說反黨”。 《第二次握手》一書，之所以成為“反黨小說”，其根本原因是對周恩來的歌頌。在此之前，歌頌賀龍的《洪湖赤衛隊》（歌劇）、歌頌彭德懷的（長篇小說）、電影《怒潮》都受到了徹底批判。但這些作品倘沒有像《第二次握手》那樣，即具體而微，又崇仰備至地對周恩來加以頌揚，樹碑立傳。周恩來是江青集團篡黨奪權、推行極左路線難以逾越的障礙。 《第二次握手》將周恩來這一偉人形象，生動地嵌入了歷史畫幅，反映出廣大國人對他的愛戴，並掀起擁戴周恩來的情感潛流。這一切一定都刺痛了江青集團，使其產生了難以言說的惱恨。所以，他們是絕不肯放過此書作者的。

張揚（1944.5.19-）原籍河南長葛，在湖南長大。 1963年初春寫下《第二次握手》，以後十幾年中多次重寫。 1970年書稿在全國廣泛傳抄，受到“四人幫”的圍剿，是“文革”期間手抄文學的代表作。 1975年1月張揚被捕入獄，1979年1月在黨中央和胡耀邦直接干預下平反出獄。 《第二次握手》故事講述：青年男女蘇冠蘭與丁洁瓊在海灣的一次風暴救助中相識、相愛。由於家庭反對、社會戰亂和小人挑撥其間，兩個人被迫離散。二十多年後，丁洁瓊作為著名核物理學家不顧帝國主義阻撓，返回祖國效力。她卻發現化學家蘇冠蘭已經與其乾姐葉玉菡結婚，當丁洁瓊悲傷地要離開北京時，週總理趕到機場做說服工作，丁洁瓊決定留下來同大家一起工作。五年後，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第二次握手》以蘇冠蘭和丁洁瓊的戀愛故事為主線。僅僅以兩次握手，作為這一對男女的身體接觸，書名已點出了這種愛情的時代特色和全部道德內涵。這也許正是當年令眾多讀者為之洒淚、神往之處。 環繞著兩次握手，作者還構置了葉玉菡——一個典型的賢惠、執著的中國婦女，以及黨的代表魯寧，帝國主義特務查爾斯，以及丁洁瓊的外國追求者：奧姆霍斯博士，蘇冠蘭頑固的父親：蘇鳳鱗，等等。他們是這場轟轟烈烈愛情的配角。 作者試圖把蘇、丁刻骨銘心的愛情與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操融合起來。小說的結尾，對祖國的熱愛彌合了丁洁瓊和蘇冠蘭的內心創傷，一種更博大的精神，使蘇、丁、葉三個人共同開始一種崇高、美妙的新生活。小說終結時，讀者也經過艱難的情感跋涉，最終攀登上了這一凡人不易攀上的崇高精神峰頂，進入愛國主義精神境界。

整部小說充滿了一種苦難意識。書中蘇冠蘭抄錄陸游關於沈園的詩詞：“東風惡，歡情薄，一杯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蘇冠蘭與丁洁瓊這種《釵頭鳳》式的舊式悲劇，包含了現實的政治因素。男女主人公承受著個人情感的痛苦，默默燃燒自己，默默承受苦難，將諸多磨難、苦衷消融於心中，將民族、祖國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這種內心體驗，集中表現了當時中國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情感歷程和當時愛國主義精神的實際內容。蘇、丁的愛情悲劇成為一代知識分子悲劇體驗的象徵。 在具體情節、場景的選擇、構置上，作者採用了類似當今暢銷書所常用的手法。這是一種強調可視效果的手法。 場景之一：電閃雷鳴，巨浪翻騰的黃浦江上，蘇冠蘭躍入江中救出一名少女。

之二：美國新墨西哥州半沙漠地帶，第一顆原子彈試驗場。在水泥地下建築內，丁洁瓊坐在中心控制室的指揮儀前的安樂椅上，在原子彈起爆前的11分鐘，奧姆霍斯在傳真機、熒光屏前向丁洁瓊求婚，受窘的丁洁瓊急忙喊：“綠線完成！準備試爆！” 之三：PG-501研究室，黑面人用袖珍手槍對準蘇冠蘭，並用一小堆紅藍寶石試圖收買蘇冠蘭。蘇冠蘭高呼：“抓特務啊——同志們！”葉玉菡將盛有“王水”的瓶子擲向黑面人，特務向蘇冠蘭開槍，葉玉菡立即擋在蘇冠蘭身前，中彈後倒在他的懷中…… 以上場景頗像今天歐美電視連續劇，把虛構的人物放置在宏大的歷史舞台中央。這是運用現代史詩手法，寫成的典型通俗小說。 在語言上，《第二次握手》注重詞藻的豐富性，追求色彩斑斕的效果：

“丁洁瓊那大理石般潔白的面龐則添上了一抹風塵，這可能是從那金黃色的大戈壁灘上帶來的痕跡吧！” 如果從暢銷書的角度來看待《第二次握手》，那麼它獲得的極大成功，已不容置疑。在1979年7月出版時，在三個月內就印刷了三次，僅第三次印刷數即為50萬冊。 對知識分子的全盤肯定，謳歌週總理，以纏綿的愛情為主旨。這三點的突破在當時，實屬難能可貴。作者在表述這一切時，顯示出了他充分的明確性和自信力。 《第二次握手》不愧是“文革”中的一部奇書。它像是幾滴甘露灑在文化沙漠上。只有曾身處“文革”歷史環境中的人們，才能體驗到這幾滴甘露的寶貴。 在張揚所寫的回憶錄中，他詳細記述了《第二次握手》寫作經過，以及在這一“文字獄”中遭受迫害的經歷。

1975年1月7日上午，陰冷潮濕的南方農村的早晨，男女老少社員們都忙著出工。工間休息，生產隊長來叫我，說是公社主任讓我去談口糧問題。 我上山下鄉落戶在湖南省瀏陽縣大圍山區中岳人民公社南嶽大隊書塘生產隊。公社機關就坐落在我們隊，近在咫尺，幾十秒鐘後，我跨進了公社主任的辦公室。 那時，“文革”高潮已經過去，我們知青戶裡，女知青各尋門路，有的走了，有的嫁了人；男知青也八仙過海不知去向，只剩下我一條光棍。 走進辦公室，我一屁股坐下，就談開了。公社主任神情古怪。他頻頻點頭，似乎在傾聽，卻又心不在焉。 這時，門外又走進四個身穿藏青色警服的男子，呈半環形在我前面和側面坐下。我瞥了一眼，並不在意，繼續懇切陳詞。

那位主任更加心不在焉了。他一面繼續頻頻點頭，一面抬頭衝對面的一個中年警官道：“怎麼樣？你們說說罷。” 什麼？他們說說？我愣了一下。 “你叫什麼名字？”那中年警官盯著我問。我回答了，但有點茫然。 “哪里人？” “多大年齡？” “現在住址？” 我都回答了，同時感到莫名其妙。 “你被拘留了。”他平穩地說出最後一句話，同時亮出一張紙頭。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拘留證。 我接過紙頭看看，是省革委會公安局發出的。執行人姓李，身材高大，表情冷峻。 “咔嚓”一聲，我被戴上手銬。 公社主任避開我的視線，像是做了什麼虧心事。我們走出他的房間，接著是搜查我那間破舊、低矮、陰暗的土磚屋。

我冷冷地看著他們在屋里屋外“深挖細找”，忽然憶起1964年的9月，我上山下鄉那天。身上總共揣著親友們送的14元錢。那幾乎是我21年生命史上私人擁有錢幣的最高額！在“革命化道路”上艱苦跋涉了八九年之後的今天，我身上竟連14元錢也沒有了，而且一身襤褸，骨瘦如柴。 從我的住處只搜出了一部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說稿《含丹的歌》。 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它記載了我個人的一段發生的“文革”初期的愛情悲劇。這幾乎便是我唯一的財產了！ 從長沙迢迢三百里趕來的是兩輛北京吉普。公社里里外外已經圍了許多人，大家都用難以言喻的神情目送我。我戴著手銬，沖他們微笑頷首，環顧四周，然後鑽入一輛小吉普。 在瀏陽縣公安局停車加油和交接檔案後，車子又繼續前進。黃昏時到達位於長沙市東北角的省公安局看守所。舊時這兒有一個頗具神仙味道的地名——鹿洞裡。反動軍閥何鍵在這裡修築了一座國民黨的“模範監獄”，專門用以殘害人民群眾，屠殺共產黨人。鹿洞裡成了這座監獄的代名詞，聲聞遐邇。新中國接管了這一片建築物，仍作看守所用。 “文革”以來關押過不少省委書記等高級幹部。

我被解除手銬，關進監房。 在第一次審訊中，曾問及我“有無前科？” 我回答：“有！” 那是1970年年初，轟轟烈烈的“一打三反”中，我成了“追捕”對象，而且終於被捕了。原因是：瀏陽有位中學生、紅衛兵頭頭，一個既敏感又偏激的“小將”，他在1968年給我的書信中猛烈抨擊了“非神學的聖經”、“林立的偶像”和“蒙泰尼里式的紅衣大主教”。我給他回過幾封信，表示同意他的觀點。 這些“黑信”中的話，不需要解釋，人們也清楚，“林立的偶像”指“文革”中的個人崇拜狂潮，所謂“林立的”，也可以視作“林彪搞起來的”；“非神學的聖經”則顯然指“三忠於”、“四無限”、“早請示”、“晚匯報”、背誦“老三篇”等惡性膨脹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而那個“蒙泰尼里紅衣大主教”則指的是林彪。

我就是這麼理解的。 我比那位“小將”大幾歲，老謀深算一些，在通信中提醒他不得保存信件。但他不聽，竟保存了一千多封信。他早就是縣里密切注視的人物，“一打三反”中抄了他的家，搜出了成捆的“黑信”，其中有我的那幾封。 他和他那些紅衛兵同夥成了“反革命集團”，統統被抓了起來。我自然在劫難逃。 但我曾經竭力逃跑。長沙一些哥們儿掩護我，在工廠、旅店、鄉村……我東躲西藏，這兒兩天，那兒三天，疲憊不堪。 逃亡生活枯燥無聊，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於是，我又重新寫起了《歸來》。這部作品成了我最鍾情的愛侶。 那時我一貧如洗。我弟弟的一個同學送了一個黑塑料皮筆記本給我。他知道我愛寫。我便用那個本本寫第四稿《歸來》。在路燈下寫，在農村小鎮旅店的昏黃油燈下寫，在車站候車室中寫，在工廠宿舍裡寫……每次多則一兩千字，少則一二十字。 1969年12月和1970年1月初，我是在汨羅縣鄉下朋友家度過的。該縣智峰公社位於大圍山區，積雪盈尺。我那朋友家窮得連一張板凳也沒有，屋子也又黑又小，甚至沒有窗戶，又點不起油。於是，白天我打開房門，借屋外映進的雪光寫作，雙腳都凍得麻木了，手也嗦嗦發抖，不聽使喚，但我依然寫著，寫著…… 從汨羅回到長沙，躲在一位朋友的單位裡，我寫完了第四稿《歸來》，恰好寫到那個黑塑料皮筆記本的最後一頁。這一稿約六七萬字。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要去某處看一位朋友，預感到會出事，便將隨身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陳的知青夥伴家，隻身前往。 果然，瀏陽來的警察在那位朋友處蹲堵，我被捕了。 “你的生活用品呢？” “我沒有什么生活用品。” “牙刷、牙膏、肥皂、毛巾、換洗衣褲……” “我都沒有。”其實這些東西都和《歸來》一起，塞在那隻挎包裡。 “那麼，你在哪裡過夜？” “火車站的候車室。” “我們會去作調查！” 他們要押解我回瀏陽，但我沒有生活用品，只得先押我回家，取些東西。 父母都在各自單位接受“群眾專政”，家裡還有一位80多歲的祖母、未成年的妹妹和也已下鄉當了知青而又“倒流”城市的弟弟。 家中一片愁慘蕭索，因為早已抄過多次了。 我趁兩名警察不注意做了點手腳。 我對仍縮在被窩中的弟弟輕聲說：“快去陳××家，將裡面的東西——”我打個手勢：“嚓！嚓！” 然後，我走了，回瀏陽蹲大獄去了。 蹲了近三年，而且是貨真價實的“國營監獄”——縣公安局看守所，卻沒填過拘留證或逮捕證。 當然，罪名是“反革命”、“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林副統帥”……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後，我的事仍拖了一年多。直到1972年12月29日，我才獲釋，回到大圍山區。 知青夥伴們見我形銷骨立，便偷了雞，割了肉，打了酒，用同樣是偷來的坑木劈成柴，在土磚屋中架起火，支起大鍋，款待和慰問我，幫我恢復元氣。其場景、氣氛，有些像傳說中的綠林好漢。夥伴們給我講述了好些故事，有的故事無聊粗俗，有的卻還文雅、頗具吸引力。這些故事，都是我身陷囹圄的三年中發生在社會中的實事，或來自“手抄本”，大家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與世隔絕已三年的我，不論聽什麼都感到新鮮有趣。 “1959年深秋，在北京前門外大街旁的一條小巷深處……一輛小轎車戛然停下，一位教授走下來。他叫蘇冠蘭……”一個五大三粗、以打架鬥毆聞名的知青，居然輕聲細語、娓娓動聽地說起一個發生在高級知識分子階層中的故事。 “你說什麼？”我吃了一驚，這不正是我寫的《歸來》的開頭嗎？ “什麼'什麼'？”他瞥瞥我，不高興我打斷他的話頭。 “你剛才說的那個教授，叫什麼來著？” “蘇冠蘭。” “好吧，你往下說，我聽著。”吃驚之餘，我又沉住了氣。 他往下說，往下說，說到深夜，直到完。有些人沒有聽過這個故事，都入了迷。也有些知青聽過這個故事，或看過這個手抄本，便嘰嘰喳喳： “哦，這書叫《歸來》！” “不，我看的那本叫《歸國》！” “我是在江西看到的，可以叫作《氫彈之母》！” “我看的叫《一代天驕》……” “聽說，寫的是真事……” “是一個美國人寫的……” “不，是一個高乾子弟寫的，他了解情況……” 七嘴八舌，五花八門。 我緘口不語，卻扯長耳朵傾聽，唯恐遺漏了一星半點。因為，我明白這關係到我的命運。 又過了幾天，我得知家裡的人都還活著，於是回到長沙。 我悄悄問弟弟：“三年前我被捕時，要你去陳××家……那本《歸來》手稿，怎麼樣了？” “啊，當時我沒有毀掉……” “果然！”我想。 “我一看，沒什麼嘛！我借給了×××，他又藉給了別人。後來收不回來了，聽說到了沅江，在那裡的知青中流傳……怎麼啦？”我瞥瞥弟弟，“哼，恐怕已經從沅江傳到更遠的地方！走著瞧吧。” 對《歸來》一書中的傳抄、圍剿的過程，都被記錄在北京公安局的檔案中，張揚事後為寫回憶文章曾被允許查閱這些文件。 前面提到，我於1970年2月被捕前將《歸來》手稿存放友人陳××家，並囑我弟弟去取回銷毀。但是，“其弟借給馬衍湘，馬又轉借給鄭文元和李山，李山又藉給長沙市14中學生周利亞，週在傳閱時，被紅衛兵搜出交給老師賀志強。1976年3月，黃××與吳××（按：均係預審員）到北京鋼院（賀志強從14中調北京鋼院任教）找到賀老師，取到這本書。據黃××介紹，賀老師調北京後，聽說《歸來》是部反動小說，正在收繳，他立即從其弟處索回，藏於衣箱底下，追繳時，原物交出。但並未主動上交。”（詳見預審主卷16） 可以想見，《歸來》就是在上述傳遞過程中擴散成手抄本的。 “北京市公安局1975年5月26日對湖南省公安局說：張揚所寫壞書《歸來》，於1972年春由湖南衡陽化工廠工人徐阮（源？）帶來北京，經北京標準件機修廠工人劉展新傳抄改名為《第二次握手》，在北京流傳。”（詳見預審主卷1，P50） 上述材料說明《歸來》在流傳時有了另一個書名《歸國》；之所以被北京那位工人改名為《第二次握手》，是因為他所見到的抄本書名缺失，在北京和華北、東北、西北地區，後來都是以《第二次握手》書名傳抄的。 1974年10月，首都一家報紙在第960期《內部參考》上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廣泛流傳的情況。姚文元看到這份“內參”後於10月12日打電話給報社說：“請找一本給我，並查清作者在哪裡。”10月14日下午4時他又打電話給報社，“你們的《內參》反映一本壞書《第二次握手》，今天把書送來了。我翻了一下，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它寫了一個科學家集團……如果不熟悉情況，不可能寫出來，還寫了與外國的關係……不是一般的壞書，也絕不是工人能搞出來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誰？怎麼搞出來的？必要時可請公安部門幫助查。” 報社將上述“指示”向北京公安局14處作了口頭傳達。該處成立了《第二次握手》專案組。 （以上均據《審查進程》） 接著，新華社《內參》以《北京市發現許多單位秘密流傳手抄本反動小說〈第二次握手〉》為題詳細登載了流傳情況，說明“北京市公安局根據姚文元同志的指示對壞書《第二次握手》的作者進行了清查。經過一個多月的調查，現在已初步查明，作者是湖南瀏陽縣大圍山區中岳公社插隊知青張揚。”該《內參》認定小說“內容極其反動……” 於是，北京市公安局通知湖南省公安局：“……遵照姚文元同志批示，我們對反動小說《第二次握手》的作者進行了查找。現已查清，這本反動小說是你省瀏陽縣插隊知識青年張揚所寫，現將情況函告你局，請考慮處理。” 這以後，便是我在湖南被拘留。 1969年底至1970年初，我在逃亡中寫下了第四稿（實際上可能是第八、九稿），這一稿在結構、情節上沒有變動，唯一變動的是書名改作了《歸來》。用《歸來》比喻書中女主人公之一丁洁瓊教授不僅人回到祖國，最終連心也真正“歸來”了。 從1972年12月29日獲釋至1975年1月7日再度被捕，我自由了兩年零九天。所謂“自由”，也就是在鄉下勞動。儘管貧苦不堪，我卻仍然發自內心地喜愛《歸來》，決心重寫《歸來》。 仍然沒有錢，仍然是我弟弟那個同學買了兩個黑塑料皮筆記本送給我。 照我歷來的說法，這算是第五稿。 與以前諸稿不同的是，這次我寫得特別嚴謹、認真，一絲不苟。我學過畫，會寫美術字，此稿從頭至尾全部是用整整齊齊的方塊美術字寫出來的。此外，脫稿後共二十萬零五千字，是幾稿中最長的。後來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既以這一稿為藍本。 這一稿《歸來》中大大加強了對周總理親切感人形象的刻畫，增加了對美國進步科學家奧姆霍斯的描繪。丁洁瓊在美國幾十年的生活、事業歷程，歷稿中只是用短短幾段文字，以追述的形式帶過，而在第五稿中使用很多篇幅作了正面描繪。這些變化，無疑使作品總的水平有所提高。 但“四人幫”的爪牙在審訊室中呵斥我說，這一稿表明我“越寫越離奇，越寫越反動”！ 不管怎樣，《歸來》畢竟是一部文藝作品，而不是一條反動標語。當然，照“四人幫”及其爪牙的觀點，這兩者是一碼事，沒有本質區別。或者照他們更徹底的主張，前者比後者更“陰險”，更富於“欺騙性”和“毒害性”。 但現在面臨的不是純意識形態，而是法律問題，要解決的是構成犯罪，要處理的是“刑事犯”或“反革命犯”。 他們給我羅織了一大堆刑事罪，但終究經不起推敲，連辦案人自己也不相信。前幾年那個'前科'，現在雖還能擠出些油水，但總嫌底氣不足。所以繞來繞去，最後仍是在《歸來》本身上找“犯罪”，以便“依法”懲辦。 當時有好些手抄本在流傳，其中有一本黃書《少女的心》。 他們向我宣布：“《少女的心》是砒霜，《歸來》是鴉片！” 這個“鴉片”有四大毒素。 第一是“反黨”；第二是吹捧“臭老九”；第三是鼓吹“科學救國”；第四是“你明明知道不准寫愛情了，為什麼還硬要寫？” 對第四個罪名，我反問：“什麼時候？有哪一項法律、政策、條例，包括'文革'期間頒發的全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文件中，規定了不准寫愛情？哪一條款中的哪一句作了此項規定？” 他們不回答。因為無法回答。 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照樣把這一條列為我的定罪依據。 其他幾條“罪狀”，我也都一一痛加反駁。 為了在“法律”上站住腳，他們先給書中人物分別定性定案。請看： 女主人公丁洁瓊教授是叛徒； 男主人公蘇冠蘭教授是特務； 書中的老地下黨員、衛生科學院黨委書記魯寧是走資派（後來在《起訴書》中升格為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此外還兼有一項“媒婆”的惡諡，因為他促成了蘇冠蘭和葉玉菡的婚姻； 書中老天文學家蘇鳳麒是反動學術權威、洋奴買辦； 書中美國神甫查爾斯是帝國主義分子； 書中另一位女主人公葉玉菡是地主階級的少爺小姐…… 不僅如此，他們又給我加了“反對文化大革命”、“妄圖搞反革命復辟”的罪名。後來在《起訴書》中也確實是這麼寫的。 對張揚的“起訴書”，是以長沙市公安局的名義提出的。下面摘抄這份“起訴書”的有關內容—— “……特別是1973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已被徹底摧垮，他們的'叛徒哲學'、'天才論'等反動謬論都已被批倒批臭了，張揚出於其反動階級本能，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又寫出反動小說《歸來》第六稿，變本加厲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學'和'天才論'。文字越寫越冗長，內容越寫越反動。這本反動小說的要害是要資產主義'歸來'，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這本黑書從頭到尾貫串著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反對黨的基本路線；極力鼓吹'叛徒哲學'、'天才論'，為劉少奇、林彪翻案，反對文化大革命；捧出地主、資產階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靈，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搞和平演變，為劉少奇、周揚文藝黑線招魂；美化資本主義制度；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宣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毒害青少年，同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這樣毒汁四濺的黑書，被告張揚卻得意忘形地說：'我把書名改為《歸來》，既切題，又含蓄，不僅人歸來了，而且心也歸來了。'從這本黑書描寫的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歸來'的都是叛徒、特務、反動學閥、洋奴買辦、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地主資產階級的少爺小姐。張揚書寫反動小說《歸來》的反革命動機、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起訴書還倒打一耙，誣衊《歸來》突出歌頌週總理的光輝形像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起訴書還指摘張揚“攻擊中央首長張春橋同志”，“矛頭直指無產階級司令部”…… 除上述“主罪”外，還有許多“罪惡”，堪稱“不可救藥的反革命死硬派。”所以，起訴書要求“嚴懲”。 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張揚的命運才可能得以根本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