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案

以趙一凡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擴大，不少文學青年以及關心政治的青年不斷出入趙一凡的沙龍。許多青年經他人介紹與趙一凡相識、交談，並建立通信聯繫。青年們聚在沙龍中不僅談小說、詩歌、談樣板戲，也談“批林批孔”運動。到了1973年底，這個圈子無形中成為與諸多青年圈子溝通的輻射網，由北京輻射到全國各地。 1974年1月28日深夜12點，由當時的公安部長簽署逮捕證，趙一凡被公安局逮捕，與此同時，在同一個時間徐曉也被捕入獄。因為兩人是在一個城市，相距比較近，怕相互串通，所以公安局採取統一行動，同時加以逮捕。 在1月26日，徐曉已聽到風聲。有人向她透露，“你要小心，你已被人注意上了！”當時徐曉20歲，思想比較單純，根本想不到會被抓進去，只想到領導會找她去“談話”，頂多辦她的“學習班”，再也想不到別的了。入獄後，通過幾次審訊，徐曉才了解到“案情複雜”，並且牽連了幾十個人，十分震驚。

案情還需從頭講起：在1973年徐曉認識了一些由外地來京的朋友。當時，如果認識了一個知青並獲得信任，就會通過此人結識一幫朋友。反之，徐曉也將自己的一幫朋友介紹給這個人。這是一種“滾雪球”式的方法。徐曉就這樣結識了一些東海艦隊的部隊朋友。當時，大家年齡都不大，在信中不僅談文學，也涉及小道消息“批林批孔”。這些通信後來受到郵檢。拆開一個人的信，根據其內容再拆另一個人的信，不斷擴大偵察面，最後擴大到全國范圍：北京、山西、陝西、河北等地。最後給這種聯繫定了一個組織名稱“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趙一凡為首犯，徐曉為聯絡員。 因此案坐牢的人很多，不算其他受株連的，與徐曉直接有關係的就有10人左右。山西還因此案查出其他所謂問題，其中二人被判死刑，“四人幫”打倒後兩年，這兩人才放出來。也算命大，因為半年後就要對這兩人執行槍決了。

因“第四國際”案坐牢的還有鄭紅丹。她的姐姐鄭小丹參與遇羅克搞“出身論”，被殺害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載：鄭小丹為地質學院附中學生，曾宣傳《出身論》，還公開向中央文革提出18個問題，向康生、江青及林彪發出挑戰，於1968年6月6日慘死獄中。鄭家是軍隊幹部，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邢台。鄭小丹生前與趙一凡交往很深，鄭小丹死後，其妹鄭紅丹也到趙一凡處去。鄭紅丹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對“文革”中的一切都看透了，恨得要命。她的男朋友王××，也受牽連被捕入獄。所有這些人，大多數都與趙一凡認識，大家全被一鍋燴了。 所謂通信問題，其內容，從現在看已夠謹慎，但從當時羅織罪名來看，就可以講有問題。因為辦案人員心中先有一個結論，去“套”你的情況，怎麼“套”怎麼是問題。就憑著信上這些牢騷話，趙一凡、徐曉等人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徐曉被捕時正在北師大上學，是個工農兵學員，入獄後即被開除學籍。後來，她逐步在獄中適應，變得鎮定如常。入監時，她一天到晚想，會判自己多少年，5年還是10年，怎麼不牽連家庭；然後想，怎麼盡量不向家裡父母要錢，減少家中負擔，如何節省消費：一年用一塊肥皂、兩個月用一卷手紙…… 徐曉回憶獄中生活講：“憑良心，沒什麼特別不好。”在獄中，當時女監的隊長們對政治犯比較客氣，吃食比插隊知青都強。囚糧是“皇糧”，每月13.50元，窩窩頭是正經棒子麵，不摻紅薯面，金黃金黃，早上還有北京辣菜。因為還沒判刑，2-3人住一間牢房。開始老提審，審訊人員來回“套”你的話，讓人心情緊張，煩躁不安。後來就不提審了，整日關在牢裡，這時又總盼著提審，因為“提審”說明“案件”有進展。自己就想著：哪怕判了我，也比這麼長期關著，不死不活的要強，判了也可與家人一個月見一次面。

當時，徐曉關在半步橋監獄的“王八樓”（牢房有一圓心，四面是放射狀，形似王八）。趙一凡關在“K字樓”（K字形樓。K字為國際通用監獄符號，戰爭中飛機不能轟炸監獄），那裡也關了不少政治犯。徐曉知道趙一凡在“K字樓”，但兩人卻無法見面。 對他們所犯下的“罪行”：搞文藝沙龍、創作、收集、流傳反動小說、詩詞；搞反動串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攻擊“批林批孔”；組織“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里通外國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僅僅憑其中一條即可以判他們死罪，或是幾十年刑期。 1974年正是江青集團有組織有預謀地進行文藝圍剿，大規模反“右傾”的一年。他們勢必要拿這一案件作為突破，掃蕩隱伏的敵對勢力。嚴酷的命運要降臨在趙一凡、徐曉和鄭紅丹等人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