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懸崖邊的樹：“胡風集團”分子曾卓、牛漢的命運及詩作

1958年全國有550000多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其中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去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少數人幸運地被原單位留用，但大多用非所長。 1962年中央也下過文件，提出給“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予以寬大處理。可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右派”們又沉入更底層。還要過16年歲月，才能得以平反。 “文革”十年對於“右派”分子是血淚的十年。 “文革”中一些“右派”分子（他們大多是知識分子）用詩歌記錄了他們的親身體驗。 大“右派”胡風，在“文革”前的1965年已經出獄，“文革”開始後，又被監禁。 1970年又因寫“反動詩詞”和“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其實是獄中無紙，胡風將詩寫在報紙空白處），被加判無期徒刑。既不准胡風上訴，也不讓他看判決書。所謂“寫反動詩詞”，指的是胡風的《懷春室述懷》。這些詩創作於1957年前後，“文革”中胡風被關押成都看守所，曾多次默誦，寫錄於報紙白邊上，又被多次抄沒。 1957年胡風為了解決獄中無紙筆，詩作遺忘的問題，曾藉用魯迅《慣於長夜過春時》一詩，用其原韻——絲、旗、詩、衣，步其四韻做詩，以便背誦。以旗韻為例，胡風曾寫有：“眼裡朦朧望聖旗”，“學分敵我畫紅旗”，“喜見晴空一色旗”，“牆頭重掛萬年旗”等，記述了渴望恩赦、思念幼子、出獄喜悅和重新生活的情感經歷。

“胡風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曾被逮捕入獄的“七月派”詩人牛漢、曾卓，也是“奇冤如蘿命如絲”。 “文革”中，兩人遭到審查、關押、流放、勞改的命運。 曾卓，生於1922年，湖北武漢人。 1939年開始在重慶、桂林發表作品，有小說、電影劇本、評論等，1941年在重慶參與《詩墾地》的編輯工作，作為“七月派”主要詩人，有詩集出版。在1970年曾卓寫下了《懸崖邊的樹》：“不知道是什麼奇異的風，將一棵樹吹到了那邊——平原的盡頭，臨近深谷的懸岩上。”這股奇異的風，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風，運動的狂風把作者吹到了臨近深谷的懸岩之上。萬般危難之中“樹”傾聽到了：“遠處森林的喧嘩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樹”雖然是孤獨的，卻“顯得寂寞而又倔強”。

它的彎曲的身體 留下了風的形狀 它似乎即將傾跌進深谷裡 卻又像是要展翅飛翔…… 是靠了倔強而又堅毅的意志，沒有栽入深淵之中。但是，它的形貌，是被時代的狂風“扭曲”了。這是一幅奇特的畫面：在風暴、厄運降臨之時，頑強抗爭頂住狂風，同時展開著向光明未來飛翔的翅膀。這裡概括了“文革”時代知識分子的典型姿勢和共同體驗。短短的小詩濃縮了整個“文革”時代知識分子曾進入的精神境界。 牛漢，原名史成漢，1923年生於山西省定襄縣。 1941年開始發表詩歌，是“七月派”重要成員。 1942年發表的長詩《鄂爾多斯草原》是他的代表作。解放後，牛漢1954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詩歌、散文組組長。 1955年被劃為胡風分子，受過監禁之苦。在“文革”年代，牛漢身歷、目睹了許多有價值的生命被毀滅，感觸良深，在1973年秋寫下了《悼念一棵楓樹》。

那是一棵最高大的楓樹，在秋天的一個早晨被伐倒了，附近的村莊、田野都感到、聽到了楓樹倒下的聲響；每一家的窗、瓦，每一棵樹、花草、小鳥、蜂和湖邊小舟都顫抖了……詩人嗅到楓樹的清香，這“芬芳，使人悲傷”，倒下的楓樹，“看上去比它站立時候還要雄偉和美麗。”詩人看到了，楓樹被鋸解後的一圈圈年輪，湧出一圈圈淚珠，樹邊的山丘彷彿也縮小了許多，低下頭顱。 這是一首歌頌“生命”的歌，這棵楓樹是如此美，美麗生命的毀滅，令人為之心碎。 伐倒了 一棵楓樹 伐倒了 一個與大地相連的生命 這是一個與大地相連的美麗生命，一個無限依戀大自然的生命。 “文革”時代，是一個無視個人價值草菅人命的時代。這首有深廣歷史內涵的詩作，對“文革”中人的悲劇作了深刻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