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三章從郭路生、依群到童話詩的泡滅

1970年冬在全國掀起了以劉少奇為靶子的批判“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的高潮。正是在這樣嚴酷的冬天，北京知青精神上的早春開始了。 兩本最時髦的書和《帶星星的火車票》向北京青年吹來一股新風。隨即，一批黃皮書傳遍北京：《娘子谷》（蘇俄）、貝克特的《椅子》、薩特的《厭惡及其他》等。同時，在青年中開始流傳手抄本的小說：畢汝協的《九級浪》、甘恢裡的《當芙蓉花重新開放的時候》以及郭路生的詩《相信未來》。 在北京秘密活動著的文藝沙龍中，有一個十分活躍的大沙龍、大圈子。許多後來知名的青年詩人、新詩歌開拓者以及許多愛好文學的青年都曾出入其中，不少文藝圈子與此大圈子發生過交叉關係。這就是，趙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藝沙龍。

要了解這個沙龍的活動，必須要先了解趙一凡這個人。 趙一凡（1935-1988）原籍浙江義烏，生於上海，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他自幼因病致殘，兩度臥床15年。他只上過三個月小學，卻自修完大學文科。主要從事兒童文學編輯工作，並做過古典文學書籍和辭書的校對工作。他一生中還有一個重要貢獻，就是進行私人性質的文化資料的收存、整理。在“文革”中，他保存了地下文壇大量珍貴的資料。 1975年初，因“交換、收集、擴散反動文章”，被冠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第四國際”罪名，逮捕入獄。 1976年“四人幫”粉碎後出獄，所抄沒的一部分資料也幸得發還。由於趙一凡多年的細心收藏、編輯，保存下來大量文學資料。其中相當部分已被原作者遺失、忘卻的詩稿，藉此得以重見天日，得到發表，使不少詩歌最終由“地下詩歌”，變為“地上詩歌”。趙一凡是現代詩壇默默的奉獻者，為“地下詩壇”作出了突出貢獻。

徐曉回憶趙一凡時說，“他是個沒有年齡的人，你說他二十歲也可以，說他四十歲也可以。人們對他越接近，越會產生一種神秘感。按照'文化大革命'當時的階級鬥爭眼光來看趙一凡，無疑屬於一個'精神'教唆犯，一個隱蔽很深的'現行反革命'”。 趙一凡的一生從別人眼中看，也許是十分不幸的。他自幼脊髓有毛病，造成全身癱瘓。四歲即睡石膏床，整整睡了六年。這期間還不斷做過大手術，經過連續開刀，他逐漸可以起身，恢復到能夠拄著雙拐行走。也許從記事時候起，他就生活在與痛苦搏鬥中，這也形成了他不同常人的頑強。 他的父親趙平生，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解放前即在黨內被打成托派，他一方面不斷在國民黨監獄中坐牢，同時又在共產黨內挨整。他本人是一個學者、哲學家，受過高等教育，曾在革命戰爭時期擔任根據地一份著名的報紙《鹽阜日報》的主編，解放後任全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秘書長。趙一凡的母親出身於上海大資本家，也是個知識分子，寫一筆極漂亮的楷書。因為趙一凡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員，要從事革命工作，趙一凡隨父顛沛流離，一生中沒有進過幾天學校。他的文化是看、來的。趙一凡自幼受其父影響，讀了很多馬列的書，非常正統，信仰共產主義。在三四十年代，他十幾歲時就寫了一本兒童讀物《列寧的故事》，並在上海設法出版。

徐曉回憶趙一凡時說：“這個人非常聰明，記憶力驚人，治學和辦事特嚴謹，品質高尚。這個人很矛盾，也很正統，非常革命但又很'右'。趙一凡在1973年給一位老幹部寫了一封信講：'你的女兒與我交談，我發現她是個很好的青年，但階級覺悟不高，對老幹部看不起，比較擔心她的發展。'他就是這麼正統的一個人，但又作了許多與當時政府相違背的事情。” 20世紀50年代趙一凡曾在街道上做過青年工作，後來，他在文字改革委員會參與編書。當時編的書有兒童的、語言的、語音的。後來，趙一凡實際上已經是一名語言文字專家。商務印書館的《辭源》一書的最後一校，都是歸他校對的。他的父親是“文改會”秘書長，讓趙一凡為“文改會”長年工作，卻從來沒想到為他兒子弄一個編制，一直是編外。有時到班上去，有時拿活回來幹，還要加班加點，從未拿過國家一分錢工資。

在“文革”初，趙一凡的身體已恢復到脫離開輪椅能拄拐行走。當時，他的活動範圍幾乎遍及整個北京，到北大、清華等校去抄大字報，留下了很多資料。從運動一開始，他就致力於收集民間流傳的東西，各種各樣的小報、傳單。到了“文革”後期，通過各種渠道在他手中匯集了很多手抄本的詩歌和小說。他手中掌握著大量“文革”中青年思想活動的材料。 趙一凡作的另一項工作，就是致力於對“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啟蒙。 當時各圖書館都已封閉，一切文學作品（除幫派文藝）都成為毒草，圖書奇缺。趙一凡留心蒐集各種文學作品，然後把這些書傳播出去。他安排得特別巧妙，一本書讓這個人看完了，然後直接傳給另一個人。徐曉回憶趙一凡時講：“趙一凡希望大家能夠成長、成熟，對大家作了很多啟蒙。他的大量書信（特別是1972年、1973年）內容常是評介某幾部書；經常是某人××時來我處取××書，××時間了、××書該還了；信件經常是這些內容（他所有的書信都留底稿，寫在使用過的紙張的背面，字極小而又整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