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九級浪》、《逃亡》

畢汝協，老紅衛兵，其父是中宣部的一名司局級幹部。 《九級浪》的篇幅雖然不很長，有十萬字上下，但是其內容分量和歷史跨度已基本構成長篇。畢汝協是“文革”中運用批判現實主義手法的第一人，也是在“文革”運動中直接反映社會生活現實的第一人。他的小說所描寫的人物，像司馬麗，就生活在人們中間，具有典型的真實性，小說所描述的人物生活場景也是人們熟悉的，正是當時高知、高乾子弟經常出入的地方——像“老莫”（莫斯科餐廳），像“沙灘”（其中一段描寫沙灘夜景光怪陸離的燈光，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頗有安德烈夫的筆法）。雖然是反映人們生活中正在發生著的事情，可是讓人讀後仍感驚心動魄。小說中自然流露出對外國藝術家和其作品的熟悉，毫無生拉硬扯的矯飾造作之感，小說涉及音樂、繪畫、美學都很輕鬆、得體，表現出作者在西方文學浸淫下的修養。

小說以第一人稱來敘述。主人公是個中學生，每天坐在家中二層樓上看書繪畫，每日百無聊賴，像19世紀的作家俯視下面的平房四合院，那裡生息著芸芸眾生。一天，男主角忽然注意到一個美麗少女從窗下走過，引起了“我”的注意。後來，“我”發現女孩經常從窗下走過，氣質不俗。漸漸，男主角開始期待她每日的出現。此時的“我”，還是一個純潔的少年。後來，“我”與“她”——司馬麗一同結伴和一位繪畫老師學習畫畫，但“我”的心愛的女朋友被繪畫老師騙奸了（這一解釋過於簡單，還另有說法）。司馬麗從此走向墮落，“我”也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幻滅了。最後這個“我”，也跟著其他的男性後面，玩弄了自己從前心靈上的聖潔“女神”——司馬麗。 司馬麗是在人民解放軍圍城的砲聲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講是與新中國同時誕生。她的父親是一個舊知識分子，家庭具有舊官僚的背景。司馬麗是父親小老婆生的，這使她在重視抓階級鬥爭的社會環境中，和“文革”開始後“血統論”橫行的時代備受歧視和屈辱。可是司馬麗卻表現出了驚人的高貴、獨立和聖潔。到“文革”運動的後期，司馬麗的家庭受到重大打擊，本人又孤立無援，前景渺茫，看不見任何個人出路。在一個夜晚，“我”偕司馬麗學畫歸來，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攔劫，“我”被用刀子逼向牆角，倉皇逃避，司馬麗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裡強行施暴，幸虧有下夜班的人路過，將司馬麗解救。司馬麗衣衫撕破，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隨在後。後來，“我”發現司馬麗跑到了繪畫老師家裡，教師屋裡的燈熄滅了，“我”受到毀滅性的打擊，捂著臉跑開了。

小說的名稱，緣於俄國畫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畫《九級浪》。畫面是：茫茫大海，烏云密布，驚濤駭浪之中，一隻帆船即將傾覆。小說中教師家中即掛此畫。司馬麗墮落後，生活放縱，與以前判若兩人，毫無廉恥可言。男青年們中間流傳她的髒話，說此女浪得厲害，“浪”得夠九級了。 在小說結尾，男主角也與司馬麗發生了性關係，胡鬧一通。寫胡鬧的過程，司馬麗脫下衣服，胸部露出煙頭燙的疤痕，以及金絲鑲邊的乳罩（腐朽的象徵），場景觸目驚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馬麗之後，小說迅即跳到“老莫”。展開“我”與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對話，用調侃的語氣說：老師是第一個（指玩弄司馬麗），“我”跟在後邊，踏著老師足跡，其他人一個一個跟著上。至此，小說就結束了。 （另有一版本，小說結尾交代，男主角同司馬麗一同前往山西農村插隊）。

小說表現出作者對高幹、高知子女和他們圈子的熟悉。他對“脫衣服”之類的描寫，使大多數當時知青感到驚駭，包括圈子裡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接觸到這麼多社會“陰暗”，但是，沒有人對小說的真實表示異議。 《九級浪》用直面人生的冷峻，撕開了生活的種種假象，用一種犀利和簡潔道破許多真實。小說中穿插司馬麗父輩在巴黎花天酒地的生活，又反回來寫“文化大革命”，形成了歷史縱深感。作者對一代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迷惘、幻滅、扭曲和墮落，寫得準確透徹。小說再現了一代青年人在運動衝擊、精神壓迫下所共同經歷的分裂、瓦解、蛻變的“心路歷程”。司馬麗是當代文學人物畫廊中頗具光彩的“悲劇人物”之一。作品把我們領入她的內心世界，在茫茫大海的狂浪滔天中，她絕望掙扎，渴望拯救，她憑著弱女子的勇氣與命運搏鬥，最後甘於自我毀滅、沉淪、腐爛。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個心靈深處不曾掀起“九級浪”呢？司馬麗是恩格斯所講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化專制的歷史條件下，作者能遵循和堅持藝術自身的規律，關注“人”，關注人的心靈，這一切實在難能可貴。 《九級浪》於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間傳抄，並逐漸擴散開去。小說在當時得到普遍欣賞、認同。但在當時，還談不上讚譽，“物以稀為貴”。在“文革”期間很少有小說達到《九級浪》的藝術水平。畢汝協運用文字比較簡潔，從容不迫。在涉及性事上語言馴雅，適可而止。觀察趨於深邃，描述懂得簡約。顯示出作者是個說故事的行家。但是作者在對“苦難”進行一番調侃、玩味之後，似乎有一種墮落的輕鬆。這是一種心碎後無情感的冷靜？司馬麗的“自毀”是一種抗議？還是一種“生活無意義”的證明？ （作者在小說中曾片斷提到“存在主義”。）讀者在讀完了這部辛辣、酸楚、慘烈的手抄本小說之後，只好自己去掩卷沉思了。

當時，有小道消息說，週總理看過《九級浪》後講，作者還是有才能的，是不是能寫寫社會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的作品？這一傳說，需要考證。 與《九級浪》同時流傳的還有一部《逃亡》。 《逃亡》記述，在東北插隊的幾名知青扒火車返城的經歷。小說中幾個知青，爬入一拉煤炭的空鐵皮車廂，幾個人在寒風中蜷縮成團，各自進入回憶，每人有一段往事加以倒敘。小說結尾：在東北某一小站，這幾名知青凍僵的屍體被人發現，幾個知青抱在一起，在睡眠中一去不返。 當年扒車應是許多知青共同的經歷。有扒悶罐車凍死在裡面的，有在車皮里生火取暖燒死在裡頭的，還有扒客車被關押的。小說中的知青在臨終前夢想到了他們的童年、少年、夢見了自己的父母親人。這不禁令人想起安徒生《賣火柴的小女孩》。

小說運用不同人物的回憶，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層面，有人性的醜惡、污穢，也有一閃即逝的美妙片斷，不同的回憶片斷，剪輯在一起構成了“文革”的歷史場景。這是一部敢於直面人生，大膽暴露黑暗面的作品。還沒有一部小說，能夠把知青悲慘命運揭示得這麼尖銳、深刻。 小說《九級浪》、《逃亡》在文學史上的意義正在於，它對文學“虛假現實主義”傳統的反撥。它重拾批判現實主義、人道主義的五四文學傳統。這在當時是一種大膽、無畏的創作和開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