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中國歷史 1966-1976的地下文學

第3章 紅衛兵文藝的高潮:1967年夏-1968年秋

1966-1976的地下文學 杨健 2505 2018-03-16
在1967年隨著“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迅猛發展,全國各地紅衛兵形成了獨立的組織系統,他們佔領校園,並掌握了部分資金和物資設備——汽車、廣播器材、油印機等,開始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從1967年初的“二月逆流”到這年夏秋的天下大亂。中央“文革”小組已不能完全控制紅衛兵這股力量。在這一歷史條件下,產生了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規定的文藝——紅衛兵文藝。大批紅衛兵文藝作品在短期內湧現出來。 政治運動中紅衛兵派系間的鬥爭和集團間利益衝突,使這些文藝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糾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產生的動因。這樣的作品不能不帶有較濃厚的“派性”色彩。由於1967-1968年“文革”運動的急劇變化發展,不同派別、集團命運的沉浮、變遷,也造成這些作品本身的曇花一現。

在1967年夏天,紅衛兵文藝進入了一個高潮階段。在北京,中央戲劇學院“長征”和“紅旗”兩派分別排出三台話劇:《敢把皇帝拉下馬》、《海港風暴》、《五洲風雷》。清華大學井岡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岡山之路》。中學海淀區“四三派”聯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詩《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老紅衛兵派”排出了大聯唱《紅衛兵組歌》,多幕劇《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1968年,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紅衛兵文藝》編輯部編輯出版了《寫在火紅的戰旗上——紅衛兵詩選》。老紅衛兵則在“老紅衛兵詩歌”基礎上,出現了政治幻想詩《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 首先,介紹一下1967-1968年間首都紅衛兵派系之間的情況。在全面內戰爆發和局勢動蕩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專院校紅衛兵勢力開始重新組合,形成跨校際體系——天派與地派。天派——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地派——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清華大學“井岡山公社”。天地兩派矛盾尖銳。

在中學,各紅衛兵組織已分裂、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紅衛兵派”。 “老紅衛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組建紅衛兵的一批紅衛兵組織構成,成員家庭出身多為乾部和紅五類,以高乾子弟為核心。 “文革”運動迅速波及老幹部,在1966年11月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家庭已成為運動的直接對象,其中部分人便組織成立跨校際的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喊出“踢開中央文革鬧革命”的口號!到處貼出標語“揪出三司後台,槍斃三司後台!”——矛頭直指江青、陳伯達等人,打響公開抵抗“文革”運動的第一槍。江青等人下令搗毀聯動據點,逮捕其領導人員,關押在國家公安部。由於老紅衛兵派在“文革”初宣揚“血統論”,執行極左路線,打、砸、搶和迫害大量平民,已喪失人心,所以“鎮壓”一至,立即受到整個社會的孤立、反對。

“聯動”進行了頑強的抗爭。聯動成員當時辦有刊物《準備! 》。紅色封皮,上書“準備”兩個大字,下方空白無字。準備什麼?只有一個大大的驚嘆號!彷彿有一隻無形的炸彈懸在空中,隨時會落下。 被關在公安部的“聯動”在關押中堅持“獄中地下活動”,設立秘密通道進行相互聯繫。有人還編了歌謠:“想起當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愛我。可憐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銬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紅衛兵代表。會上,周恩來召見了關押在公安部的“聯動”頭頭,向他們宣布毛澤東指示。週總理語重心長地批評了他們,同時指示“聯動”可以在民族文化宮掛牌子公開活動。 “聯動”頭頭們當場失聲痛哭,會後,即將他們釋放。至此,“聯動”便告瓦解,老紅衛兵作為一種政治力量退出歷史舞台。

此後,在中學佔統治地位的紅衛兵組織主要就是“四三派”、“四四派”。 “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講話命名,江青在這次講話中,批評1966年最早的中學紅衛兵組織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江青的講話受到“文革”初被運動排斥、受到衝擊的一些中學生的歡迎。 “四三派”的組織成員不少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屬於“文革”中的激進派。 4月4日,北京軍區政委李鍾琪在工人體育場的大會上(江青在場),又肯定絕大多數紅衛兵組織是好的。以此觀點,組織集合了一批中學生,名曰“四四派”。 “四三派”與“四四派”在中學內形成尖銳對立。 兩派在校園內展開激烈論戰,大字報戰,廣播戰。相互攻擊,運用魯迅雜文筆法,嬉笑怒罵。在有些學校演變為相互謾罵。如北京二中“四四派”大字報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隊”,諧音——“吾是三司爸爸”。 “三司”,即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以清華大學井岡山為主體,是中學“四三派”的支持者、後台。

老紅衛兵在道義上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員大多已飽經政治滄桑,對“文革”若有所悟又無可奈何。許多人成為“逍遙派”,置身於“文革”運動之外。有少數人開始抽煙、喝酒、“拍婆子”(交女朋友)、倒賣綠軍裝……唱“黃歌”(《外國民歌200首》)。在此情況下,一些老紅衛兵試圖有所振作,有所作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對脫離運動的文藝運動。 紅衛兵文藝運動的興起是伴隨著大大小小的小報活躍起來的。 1967年春夏之間,在全國范圍內各大專學院、中學的紅衛兵組織紛紛出版報紙。當時,中學生只要幾個人湊在一起,把手錶賣了湊幾百元,就能出一張報紙。如:刊載《出身論》的北京《中學“文革”報》(“四三派”報紙)一次印刷30000份,一搶而光。 《出身論》(作者遇羅克)又引來“四四派”小報載文與之辯論,也銷路不錯。老紅衛兵派則辦有《萊茵報》、《新湘江評論》。

在大學則有《井岡山》(清華井岡山)、《東方紅》(礦院東方紅)、《長征》(石油學院5.25紅衛兵總部、北京公社)、《指點江山》(鋼院革命造反公社)、《革命串聯》(建工學院毛澤東思想兵團)、《上天》(北京航空學院)、《人大三紅》(首都紅代會、人大三紅)等,加起來這些小報不下上百種。一時大街小巷小報滿天飛。 這些小報上登有政論、評論、雜文、詩歌、散文。寫大字報的能手,紛紛為小報撰稿。 1967-1968年北京小報滿街,加上外地小報入京,一時龍蛇混雜,泥沙俱下。這些小報為紅衛兵詩歌、散文開闢了大量的版面。當時小報的銷售不成問題,一般人為了解瞬息萬變的運動情況,搜尋小道消息,都樂意購買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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