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紅衛兵文藝浪潮的興起

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1965年，《人民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人民日報》、《文藝報》點名批判了陳翔鶴的歷史小說、《輓歌》，孟超新編《李慧娘》，電影等作品。在“左”的思潮下，文學藝術界仍然創作出了一批作品。 當年攝製成的故事片24部，主要有《烈火中永生》、《年青的一代》、《苦菜花》、《舞台姐妹》等。還有舞台藝術片《東方紅》、《椰林怒火》、《上海之春》等，以及京劇《節振國》、歌劇《紅梅嶺》、錫劇《農家寶、兩壟地》、楚劇《雙教子》等。 《戲劇報》資料室統計了1965年各大區戲劇觀摩演出或調演節目。這些劇目以及其他創作劇目總共計327個。其中話劇112個，歌劇33個，京劇76個，地方戲96個，其他10個。 327個劇目中，大戲137個，中小型戲190個。

在這些劇目中包括京劇現代戲：《蘆蕩火種》、《紅燈記》、《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杜鵑山》以及芭蕾舞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 在小說界，梁斌在抓緊修改《紅旗譜》的第三卷——《戰寇圖》。李英儒已完成第三部長篇小說《還我河山》徵求意見稿。整個出版界屆於《紅旗譜》、《野火春風斗古城》兩部小說的暢銷和電影改編的成功，對這兩部長篇的成功寄以很大期望。 魏巍從1954年以來就埋頭創作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長篇小說《東方》，已寫出1-4部初稿。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捲成功後，趕寫第二卷。 在上海，作家峻青在趕寫他的第一部長篇《決戰》。此時《決戰》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在創作歇息的片斷時間，又匆忙草擬醞釀多年的山東抗戰題材長篇，制訂寫作提綱。

幾乎是所有的人，不僅是藝術家，包括中央領導層的政治家，都沒有意識到1965年11月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已經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2月，《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提出“文藝黑線專政論”，全盤否定了新中國成立17年黨領導文藝所取得一切成果。 同年6月20日，《文化部為徹底乾淨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報告》以中央（66號）文件批轉全國。提出文藝界有一條“又長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要對文藝隊伍實行“犁庭掃院”，“徹底清洗”。 報紙點名批判“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話》，批電影《兵臨城下》、《舞台姐妹》、《紅日》、《抓壯丁》，批田漢的《謝瑤環》、《賽金花》，批“清官戲”，批“形象思維”，批“中間人物論”……

全國上下各式各樣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人人口誅筆伐。六億中國人民還有誰在“文革”中沒寫過大字報、貼過大字報、看過大字報呢？正話反說，反話正說，嬉笑怒罵，旁敲側擊；或斬釘截鐵，或云山霧罩，令人嘆為觀止，望而生畏。 隨著中央“5·16通知”的下發和8月5日毛澤東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以及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一場“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烈火迅速燃向全國。 狂熱的紅衛兵砸爛了教室、學校，放火焚燒了教科書和一切中外文學書籍，毆打、監禁教師和出身“黑五類”的學生。在首都鬧市區王府井，8月開始“玻璃之夜”，霓虹燈化為濃煙、火光爆裂開來，玻璃片像雨一樣噴射到電車、馬路上。紅衛兵衝入東安市場搗毀商店（罪名：出售資產階級服飾用品），用氣槍對化妝品肆意射擊。街頭穿瘦腿褲、尖皮鞋的人，這些穿著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長發也被強行剪短。成群的紅衛兵衝入“黑五類”的民宅，進行抄家、刑訊。一本書、一張唱片都會惹來殺身之禍。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舊”開始的第五天），人大“三紅”的紅衛兵氣勢洶洶衝進北京西四頭條五號茅盾的家中，為首一人手執一把從張治中家中抄來的日本指揮刀，紅衛兵們在茅盾家折騰了一個多小時。就在同一天，周恩來總理寫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其中包括茅盾在內。 茅盾女兒小曼回憶說：“有件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我們家有一隻銅質的檯燈，燈架是一個裸體女神的塑像，她雙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著一個小燈。這本是一件既有實用性又帶工藝性的檯燈，但抄家時被視為四舊。有一次，我回到家裡，發現這只檯燈上的裸體女神，忽然穿上了一件連衣裙，感到很好笑。我問了媽媽，她說：'這是四舊，不讓用，丟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這件衣服給穿著，免得麻煩。'”

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寶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終日。清潔工經常會從垃圾箱中撿到偷偷丟棄的金銀首飾和珠寶。紅衛兵們雖然一般並不竊取財物，但是他們卻手戴幾塊進口手錶，跨著抄來的摩托車在北京城裡兜風。在1966年十一遊行的天安門上，有兩個紅衛兵代表拾到了被別的紅衛兵遺落在城樓上的金條。這件事傳遍了北京。 “紅色恐怖”瀰漫首都，跟著擴散開來。在上海，人們推倒了普希金的銅像，毀滅文化的風暴席捲全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掃蕩了一切“封、資、修”的污泥濁水後，便僅剩下一個旗手和八個樣板戲。這就是初瀾說的：“工農兵英雄人物揚眉吐氣地登上了文藝舞台。” 在1966-1967年，“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確鬧騰得很紅火，令人們眼花繚亂，目瞪口呆。

殷承宗將鋼琴搬到了天安門廣場，彈奏《東方紅》，還在鬧市區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鋼琴伴唱《紅燈記》。 《人民日報》報導：一個老工人說“我現在能夠聽懂鋼琴了”。這一舉動，被稱為文藝與工農兵相結合，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榜樣。 阿爾巴尼亞“一手拿鎬、一手拿槍”業餘藝術團在1966年春來華演出芭蕾舞《紅色娘子軍》，吳清華由佐·哈卓飾演。當中國觀眾看到了舞台上金發碧眼的吳清華，熱烈鼓掌，嘆未曾有。佐·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區見紅旗時，兩眼噙淚，非常逼真感人。演出後江青加以接見。 《人民日報》載，佐·哈卓說：“我現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中國雜技團一掃雜技舞台上封、資、修的“耍、變、練”的純技術表演，於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現實戰鬥生活的節目：《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勝利萬歲！ 》。用雜技形式搬演了京劇《紅燈記》、芭蕾舞《紅色娘子軍》等樣板戲。其中節目《紅畫筆》表現大批判，運用“砌磚”及“晃梯踢碗”技術，描繪了七億人民都作批判家，積極參加大批判的情景。

劫夫譜曲的毛主席語錄歌，唱遍全中國。連林彪題寫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句子長短不一，也被譜上了曲，在廣播電視台播放。劫夫譜曲的這些“語錄歌”，運用獨唱、合唱、男女聲重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得人熱血沸騰。 紅衛兵們排成長龍，參觀在故宮展出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階級鬥爭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縣馬甸橋郭村的公社宣傳隊，為參加夏收的72中學生演出根據泥塑《收租院》改編的評劇。將“造型”展現為故事情節，還加旁白解說，演到戲劇高潮，便集體“定格”，重現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業餘體校在什剎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女》。喜兒幾次“大跳”失敗，人跌在冰上，引起笑聲；而穆仁智的瀟灑動作卻獲得觀眾掌聲。

人們試圖用毛澤東思想佔領一切文藝陣地。 1967年全國流行“語錄操”。其動作彷彿啞語。毛主席語錄“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貪污——雙手向胸前收攏，浪費——雙手從胸前向外翻掌推出，犯罪——雙手向後撅起，呈“噴氣式”。 “語錄操”還有轉體動作，跳躍動作，共18節，由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向全國播出，學者數以百千萬計。 1967年5月23日，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北京、上海舉行了盛大集會。陳伯達發表講話吹捧江青：“在戲劇、音樂、舞蹈各個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樣板，把牛鬼蛇神趕下了文藝的舞台，樹立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成為文藝革命披荊斬棘的人。” 紀念活動期間，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等八個“樣板戲”同時在首都舞台上演，盛況空前歷時37天，演出218場。

《紅旗》雜誌1967年第6期發表社論《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說：“京劇革命的勝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破產，給無產階級文藝的發展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紀元。” 《人民日報》在6月16日報導會演盛況時，號召：“把革命樣板戲推向全國去。” 一個長期缺乏文學、藝術，甚至沒有正常娛樂生活的漫長時代開始了。這是一個歷史上極其罕見的文化專制時代。 “文化大革命”既然掃蕩了一切“舊文化”，開創了“無產階級新文化”的新紀元，那麼就必須貢獻出它的新文學。當這種新文學、新語言、新文藝出現時，也有片刻新鮮感，但最終掩蓋不了其自身的貧乏和蒼白。 當時最新鮮的語言，很快就令人們感到乏味，久而久之，會感到壓抑、窒息。

“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造反歌》） “反帝必反修，砸爛蘇修狗頭”，“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砸爛×××”，“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槍，對付侵略者，人民要武裝！”（《謝飯歌》） 還有一些豪言壯語，它們曾使廣大人民為之震顫、落淚。 “小車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車永不鬆套，一直拉到共產主義！”（楊水才） “一天不學問題多，兩天不學走下坡，三天不學沒法活！”（門合） “北風當電扇，大雪當炒麵，天南地北來會戰，誓奪頭號大油田”（王進喜） 這些英雄的豪言壯語，集中了那個時代的文化特色，為整個“文革”時代塗上了狂熱的色彩。 對傳統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極左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語言，以及八股文的大字報和兩報一刊社論，在人民的生活中開始失去了地位，逐步失去生命力。在民間人民群眾開始獨立自主地創造自己的新語言、新文學、新文化。走在最前面的就是“紅衛兵文藝”和“紅衛兵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