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一個十分黑暗的時期。 “文革”中公開的文學在總體上是一種“遵命文學”。在政治上“突出階級鬥爭，突出路線鬥爭，突出同走資派鬥爭”；藝術上依據“三突出”的創作公式塑造“反潮流”的英雄，或人為製造偶像，或圖解政治，或歪曲歷史真實。如《朝霞》（叢刊）上刊登的《序曲》等中短篇小說，以及戲劇《戰船台》、《風華正茂》，電影《決裂》、《歡騰的小涼河》；長詩《西沙之戰》等。即使是較好一些的作品，也難免進行赤裸裸的說教，被政治風向左右，帶有極左色彩，如《牛田洋》、《金光大道》等。 吉林省五院校1983年編寫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稱為“一個沒有詩歌、沒有小說、沒有散文、沒有文學批評”的黑暗蕭條時期。河南12所院校1988年合編的《1949-1988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評》序中說：“'文革'十年，文藝領域變成了一片白地，當然沒有什麼可選”。 《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朱寨主編1987年出版）引言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可以說沒有文學思潮，只有打著文學旗號的反動的政治喧囂。”

它們共同否定了十年“遵命文學”，卻又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革”十年中在封建法西斯文化專制下一直湧動著的人民大眾的文學潛流。這就是與“遵命文學”對峙的“地下文學”。 地下文學特指發生在“文革”期間，由民眾在民間創作的，反映“文革”社會生活本質真實的作品。無論作者站在何種立場，屬於哪個集團、派別，其作品能真實反映出“文革”生活的某一側面，創作於民間，流行於民間，這種創作活動，都可歸於地下文學的範疇。 地下文學運動的發展大致可分四個階段： 1966年5月-1969年4月。這是“文革”全面動亂、內戰時期。 1969年4月黨的九大召開，形成了新的黨和國家領導層後，紅衛兵組織被解散，並強制分配下鄉。幹部下放“五七幹校”。中央領導層的所謂“右派集團”被驅趕離京，下放三線。社會秩序逐步轉入了穩定有秩序時期。在此之前的兩年運動時期，主要以極左的紅衛兵文藝活動為地下文學的主導。

1969年4月-1971年“九一三事件”。全國進入鬥、批、改時期。誕生了最初的地下沙龍，與極左路線、文化專治對峙。這一時期的最大收穫是產生了一批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 1972年-1974年。 “文化大革命”波谷時期。在周恩來領導的“批林整風”運動中，極左路線受到抑制，全民開始了一場潛在的思想解放運動。在這一特定環境下，“地下文學沙龍”開始活躍起來，並在1973年進入鼎盛時期。最後導致了一批現代主義的詩作誕生。 1974年-1976年10月，與“四人幫”針鋒相對的鬥爭時期。江青集團對地下文學進行全面圍剿與反圍剿。圍繞陳毅逝世，在全民中傳抄《陳毅詩詞》和一批悼詩、挽詞；以及一些“地下沙龍”主持人和地下文學作者被捕入獄；鬥爭在丙辰清明天安門廣場詩歌運動中達到高潮。

在“文革”中，面對林彪、江青集團的法西斯文化專製造成的文化沙漠，人民群眾對文學藝術表現出空前的熱情。一方面是公開的文學專制，另一方面是“地下文壇”空前的“自由”。在地下文學運動中，產生出大量的手抄本詩歌、小說、戲劇。從現存的一批小說詩歌看，它們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文革”時代的社會生活，在藝術風格、流派和題材領域上對前十七年都有所反撥和開拓。儘管林彪、江青集團對“地下文學”殘酷圍剿，大興文學獄，摧殘作者，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廣泛的群眾自發創作的基礎上，誕生出一批優秀的文學作品。在黑暗的年代，它們“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生的萌芽”，啟迪人心，愉悅寂寞，鼓舞鬥志。特別是“四五”詩歌，把地下文學推向歷史的高潮，促進了社會的歷史變革。這樣一些地下文學作品，已成為我國文學史上寶貴的遺產之一。特別是其運動本身，為我們留下了文化、思想、政治和藝術的豐富歷史經驗。

地下文學的時代特色，是廣泛的群眾性參與、思想上的獨立精神和藝術的創造性。 地下文學產生於豐厚的民眾土壤之中。 “文革”的文化禁錮和缺乏文化娛樂是史無前例的，人民群眾廣泛的自發創作也是史無前例的。人民大眾對文學藝術表現出的空前熱情，是產生出眾多文學作品的根本源泉。人民群眾不顧壓迫、收繳、查禁，甚至批鬥、坐牢，仍然隱蔽地進行創作，並通過不公開渠道傳播手抄文學作品，使林彪、江青集團屢禁不絕，屢剿不止。這是當代中國文學歷史上最廣泛的民間創作活動時期。 一些優秀地下文學作品凝鑄了作者的深沉思索、真性情、真歌哭，與“文革”虛假的文風形成鮮明對比。甚至有些作品還灌注了作者的鮮血和生命。 地下文學產生於特殊的歷史社會環境。它是在一片文化廢墟上建立起來的。 “文革”運動對整個人類文化的摧毀掃蕩，對作家的殘酷迫害，以及大規模的焚書、禁書活動，造成了傳統繼承的中斷。這使得地下文學先天營養不良。 “文革”政治環境的急劇變化，使十年地下文學運動的歷史充滿了矛盾衝突，迂迴曲折。幾乎每隔一二年社會就會產生一次政治震盪，使得地下文學總是站在歧途上，被迫進行不斷抉擇。但也正是這種文化和政治的雙重困境，又給地下文學提供了徹底的“解放”，對以往的文化和政治傳統進行嚴格的批判和選擇。 “三紅一創”（《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手法，被一些作者擺脫。通過對前十七年某些“左”傾文學傳統的反撥，從古典主義、現代主義和民間文化汲取營養，創造性地表現自己所處的現實生活，這一轉折是極其可貴的，它開闢了當代文學的新方向。

早在“文革”前的八九年，某些“左”的宣傳、教育造成了整個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左”的情緒。這種“左”的路線在“文革”更是登峰造極。 “文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通過高度控制的文化藝術，從新聞媒介到樣板戲，從報刊社論到毛澤東語錄等社會話語，時時刻刻將中國人民團團包圍，使之失去獨立思維能力，乃至喪失自身個性，甚至失去理性，最終成為“文革”政治運動的犧牲品。 和共和國一同降生的一代青年，從小被灌輸了滿腦子似懂非懂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觀念、理論。 “文革”中，他們中很多人變得語言粗暴，行為乖張，喪失了正常思考能力。他們普遍缺乏個性，完全被極左話語所包圍和左右，成為被政治野心家們操縱的傀儡。 對“文革”運動本身的獨立思考與獨立意識的萌生，必然是以掙脫“文革”話語的羈絆為先導。地下文學運動通過對“文革”話語的反叛，建立自己的話語系統，運用自己的語言進行人民群眾、知青內部的思想交流，從而形成獨立的思想意識，這是地下文學的巨大貢獻。

“文革”初，當“紅衛兵文藝”浪潮興起時，在極左的“紅衛兵語言”中已經潛伏了一種獨立意識和新話語。 “紅衛兵話語”的形成，也導致、促進了1969年黨的九大之後，“知青話語”的發育、成熟。對“文革”話語的突破，拋棄極左語彙，創造新話語，這促使一個有內在凝聚力的獨立的知青群體形成。通過地下文學，青年與廣大人民群眾更快地覺醒，最終與江青集團形成對峙。地下文學與遵命文學的對峙，本質上是兩種話語的對峙。 這種文化對峙，在知青詩歌中表現為對紅衛兵時期“政治抒情詩”（奠基於前十七年）的揚棄，通過郭路生、依群的形式革命，向現代主義詩歌傾斜。在上山下鄉的知青群體中，則從民間土壤中尋求養料，摸索途徑，更新語彙。在廣大知識分子、幹部中，則主要通過舊體詩詞傳統，努力替換“文革”話語等。

地下詩歌對形式的試驗，本身就是對“文革”現行文化專制的挑戰姿態。在地下文學沙龍中，特定的語言方式，契合了這一群體的內在感覺。這種對當時沙龍中人並不難索解的詩歌，卻在“文革”後的詩界引起軒然大波，其後朦朧詩又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一種風潮。 由於目前對“文革”地下文學十年中產生出的地下文學作品蒐集尚不夠全面、充分，所以不便對其成就作總體估價。但就目前已蒐集和公開出版的文學作品看，在“文革”十年確實誕生了一批優秀的文學作品： 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九級浪》、詩小說《波動》；現代主義詩歌傾向的童話詩、先鋒派詩；舊體詩《龍膽紫集》、《扎洛集》；散文《阿巴嘎的春天》、《雅幹錫力日記》等。這些作品同“文革”後十幾年的優秀作品相比，藝術水平和思想認識深度並不遜色。前者曾對後者產生過深遠影響。

當然，對地下文學我們也要有清醒的認識，它自身有許多明顯缺陷。它長期缺乏理論上的指導，顯得相當盲目。作品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缺乏組織，陣營散亂，沒有較為統一的宗旨，加上先天營養不良，創作隨意性大，不免流於粗疏。 本書目的在於提供一個“文革”十年地下文學發展的基本面貌。因為地下文學的研究工作尚在初步，本書以蒐集、彙編、歸納有關地下文學十年的資料為主要任務。 本書盡量形像地介紹環繞地下文學運動的社會、政治背景，追溯、探尋這一運動的起源和背後的動因。盡量歷史地體現不同時期運動的特點和多側面，揭示這一運動發展過程中深層的規律。 為了使讀者全面了解這一運動，本書用一定篇幅介紹環繞地下文學的邊緣活動。

對於“文革”中的手抄作品，因為有些是原始第一手材料，考慮到不加稱引，勢必從此湮滅，所以盡量加以引用。有些已公開發表的材料，為了讀者查閱方便和考慮本書的全面性，也適當佔有一定篇幅。考慮到有些材料價值較高，包含有歷史、政治、文化史、思想史多方面的內涵，還是加以盡量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