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凡十主，二百六十八年。
清室對待漢人，無論其為懷柔或高壓，要之十分防猜。
努爾哈赤極端排漢。
得漢人，分賜滿人為奴隸，壯丁十三名為一莊，按滿官階級分與。得儒生，則殺。是其時尚無野心。
太宗則改用懷柔政策。
滿、漢分居，設官治理。天聰三年，許儒生經考試免徭役。
對漢奸尤刻意利用。
孔有德、耿仲明降，太宗以抱見禮待之。洪承疇尤所崇重，嘗譬其下，謂：“君等皆瞽（gu,3）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樂？”時有永平巡撫張春，被執不屈，太宗自往拜之；春罵，不之罪。祭妻用崇禎年號，太宗命以少牢往，春不受。凡留九年，欲移遼陽，不許；不食而死，乃葬之遼陽。
世祖入關，初則重用降臣，開科取士。繼則一轉而用高壓。
蓋因江南已定，顧忌漸少也。清人以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得北京，初四即下令剃髮，二十四日又聽民自由。及下江南，又下剃髮令，限十日開剃，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之命。江陰、嘉定皆招屠城之慘。十七年，張晉彥序劉正宗詩，有“將明之材”語，世祖以其言詭譎不可解，絞正宗而斬晉彥。此為以後文字獄開先例。始立“二臣”之目，謂明臣而不思明，必非忠臣。大興科場案，又有江南奏銷案，被累者一萬三千餘人，縉紳之家無免者。此等事對晚明積弊，固多所矯正，惟清廷則藉以痛壓士大夫而取悅民眾，實自有其統治上之一番用意也。
直至康熙初年，其勢有增無已。
二年，有湖州莊氏史案，潘力田、吳赤溟等七十人遇難。三年，孫夏峰被告對簿。七年，顧亭林濟南下獄。黃梨洲則四被懸名購捕。
及吳三桂起事，清廷乃又一轉其面目。
十二年，吳三桂反，是年即有詔薦舉山林隱逸。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各地所舉一百四十三人，取一等二十，二等三十，俱授翰林。明年，開明史館，命彼等篡修明史。以國史大業牢籠遺民志士，可謂苦心。然此等應徵而來者，均屬二、三流以下人物耳。如顧亭林、黃梨洲，李二曲諸人士，皆不能招致。
逮雍正嗣位，固由其天性刻薄猜忌，亦因中國已俯首帖耳不復反側，遂又重施高壓。
其時文字獄迭起。二年，有浙人汪景祺、查嗣庭之獄。四年，有浙人呂留良之獄。七年，有廣西陸生枬（nan,2）之獄。蓋自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興獄以來，清廷以文字誅戮士人之風又大熾。此乃清廷一貫政策，非雍正一人事。
至乾隆朝，清室已臻全盛，漢人反動心理，殆亦消失淨盡，清廷乃益肆高壓，達於極點。
乾隆六十年中，大學士、尚侍、供奉諸大員，無一人不遭黜辱。滿人對王室自稱“奴才”，本欲以教漢人之順。及漢人愈不反抗，則滿人愈無顧忌。其時尚有文字獄，如胡中藻堅磨生詩，有“一把心腸論濁清”；徐述夔一柱樓詩詠正德杯，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及“明朝期振翮（he,2）一舉去清都”語；均得罪，較之雍正朝獄益瑣細。又創編四庫全書，自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藉徵書之名，燒毀犯禁書籍共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至五十三年，尚有嚴諭禁書，謂：“東南諸省，尚未禁絕。”無論明清之際事，即上至關涉遼金事，亦多所更易。即一字一語，亦不放鬆。用意深刻，前無倫比。
清代政制，沿明代不設宰相，以大學士理國政，以便君主獨裁。
命官則沿元代，滿、漢分別，而實權多在滿臣。
且滿洲、蒙古無微員，宗室無外任。
君尊臣卑，一切較明代尤遠甚。
明朝儀，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製。明大臣得侍坐，清則奏對無不跪。明六曹答詔皆稱“卿”，清則率斥為“爾”。而滿、蒙大吏折奏，咸自稱“奴才”。
雍正時別設軍機處，自是內閣權漸輕，軍機處權漸重。然軍機處依然非相職。
軍機處並無特出之首長，亦無權向各部及各督、撫直接發布命令。蓋軍機處仍不過為清王室一御用機關，不得目之為政府中之最高樞機。
並有所謂“廷寄諭旨”，最高命令以軍機性質行之，更無外廷參預意見之餘地。
清製，凡巡幸上陵、經筵、蠲（juan,1）賑、內臣外臣黜陟，及曉諭中外事，用明發上諭，交內閣，以次交部、科。凡誥誡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責問刑罪之不當者等事，用寄信上諭，由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出發即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qian,2）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
六部僅為中央行政長官，其權任亦大削。
清六部長官均無權對各省督、撫直接發布命令，則不得謂是總轄全國之行政長官。又各部尚書、侍郎均有單獨上奏之權，則各部尚書亦江不得謂是統率各該部之惟一長官。清製六部尚書、左右侍郎俱滿、漢各一人，則一部而長官六人。此等各無專事，甚或朝握銓衡，夕兼支計，甫主戎政，复領容台；一職數官，一官數職，曲存禀仰，遑論建樹。
明廢宰相而提高六部實權，吏、兵諸部尚書，在明代多卓著聲績。清則無宰相，而六部亦幾下儕（chai,2）於具員。光緒三十一年，王大臣奏言政治積弊，謂：“名為吏部，但司掣（che,4）簽之事，並無銓衡之權。名為戶部，但司出納之事，並無統計之權。名為禮部，但司典禮之事，並無禮教之權，名為兵部，但司綠營兵籍、武職升轉之事，並無統御之權。”此種情形，蓋自清初即爾。
雖仍設給事中，然其性質，轉為御史官之一部，對朝廷詔旨，無權封駁。
清代重要折奏皆歸軍機處，外廷無可預聞。設六科給事中，並隸（li,4）於都察院。台、諫合一，給事中以稽查六部百司為主，與御史職務相同，完全失卻諫官本意。
用人大權，則全出帝王意旨。既不屬之宰執，亦無所謂“廷推”。
南朝宋營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異同。”廓曰：“我不能為徐乾木署紙尾。”遂不拜。
唐制有“敕授”，有“旨授”。敕授者，五品以上，宰臣奏可除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從之，而不可否。是自古用人，皆歸相職與吏部也。
明廢宰相而吏部權重，銓政主於文選司，自部、院屬官，府、縣正佐，皆聽吏部擇人注授，而大僚則由廷議會推。明製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由廷推，或奉特旨。侍郎以下及祭酒，吏部會同三品以上廷推。太常卿以下部推。通參以下，吏部於弘政部會選。在外官，惟督、撫廷推，九卿共之，吏部主之。布、按員缺，三品以上官會舉。惟廷推大權，實在吏部。可參看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明吏部權重條。
朝臣用舍，權仍在外。清代首罷廷推之製，內外大員皆由特簡。即一命以上，由部案例注闕者，亦必經引見，然後給憑赴職。用人行政，事事悉仰君主一人之獨斷，務求柄不下稱，實中國有史以來之創局也。
政權既集中於中央，而各省又總督、巡撫常川監臨，殆於常以兵政凌駕於民政之上。
明代地方長官，以布政使為主，巡撫、總督皆係朝官臨時出使。事畢復命，職亦消滅。清製，督、撫常駐各省會，總督皆稱“總督某某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餉”，或“兼巡撫事”云云。巡撫則云“巡撫某某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糧餉”云云。是明為軍職矣。
而總督又兼“右都御史”銜，巡撫兼“左副都御史”銜，均得單獨上奏參劾。而布政使則掌宣化承流，帥府、州縣官廉其錄職能否，上下其考，報督、撫上達吏部。大計之權，又全在督、撫，地方官吏黜陟，憑其意見。督、撫權乃日重，布政使僅如其屬吏。
而國家有大兵役，又必特簡經略大臣、參贊大臣，親寄軍要，督、撫仍不過承號令，備策應。
經略大臣、大將軍、將軍皆簡王、貝勒、貝子、公或都統親信大臣為之。遇大征伐，則置。
及其承平無事，各省皆用滿人為駐防將軍。
八旗駐防，簡將軍、都統領之，將軍乃專為滿闕。
甚至綠營亦多用滿員。
雍正六年，副都統宗室滿珠錫禮言：“京營參將以下，千總以上，不宜專用漢人。”得旨。滿洲人數本少，補用中外要缺已足。若京營參將以下，悉用滿洲，則人數不敷，勢必有員缺而無補授之人。乾隆間，揀發各省武職，率以滿人應選。帝曰：“綠營將領，滿、漢參用。若概將滿員揀發，行之日久，將綠營盡成滿缺，非所以廣掄選而勵人才。”飭所司議滿、漢間用之法。然至三十八年，兵部复疏言：“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四川五省，自副將至守備，滿缺六百四十七。各省自副將至守備，千一百七十九缺，向以綠營選補，現滿、蒙在綠營者逾原額兩倍”云云，則滿員仍充塞於綠營也。
國家收入，盡以養兵。
梁詩正疏：“各省錢糧，大半留充兵餉。不敷，鄰省協撥。解部之項日少。”又云：“每歲天下租賦，以供官兵俸餉。各項經費，惟餘二百餘萬，不足備水旱兵戈之用。”
而各省督、撫，亦以用滿員為主，參用漢人特其不得已。
順治入關，初議各省督、撫盡用滿人，魏裔介為給事中，抗疏力爭而止。康熙時，三藩平，僅議山、陝兩撫不用漢人。時漢人為督、撫者尚多，故議用滿人巡方以監察之。雍正朝，督、撫十七八皆漢軍旗，硃批諭旨，常斥漢軍卑鄙下賤。乾隆朝，直省督、撫，滿人為多，漢人仕外官能薦至兩司，已為極品。及季年，各督、撫無敢抗。咸豐以後，始汰滿用漢。同治初，官文總督湖廣官罷，滿人絕蹟者三年。僅英翰擢（zhuo,2）至安徽巡撫。當同治己巳（si,4）、庚午間，各省督、撫、提、鎮，湘、淮軍功臣佔其大半，然不久滿人勢力復盛。甲午後，滿督、撫又遍各省，以迄於亡。
其援用漢人，則先旁省而抑江、浙。
乾隆八年，杭世駿奏：“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又果於用邊省之人，而十年不調者，皆江、浙之人。”
內外官制分別又嚴，地方親民官甚少升遷之望。
明有行取之製，在外推官、知縣等可以入任科道。清乾隆中停止之。
亦無展佈餘地。
清製於縣、府上加道，省、道、府、縣，已成四級。上有督、撫為五等。長上加長，臨制益密。地方親民官，仰承奉迎之不暇，何論實濟政事？
“三藩”亂後，各省錢糧，掃數解京，地方絕無存留，更不必言建設。
康熙以前，各項錢糧，除地丁正項外，雜項錢糧不解京者尚多。自“三藩”之變以來，軍需浩繁，遂將一切存留款項盡數解部。其留地方者，惟俸、工等項。此外則一絲一粒，無不陸續解京。雖有尾欠，部中亦必令起解。
雍正以後，並以“火耗”歸入正項，地方更無餘款，更說不到實濟。
乾隆十年柴潮生上疏，謂：“康熙間法制寬略，州、縣於地丁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釐（li,2）剔。自耗羨歸公，一世弊竇，悉滌而清。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端介有司不敢苟取，賢能者則以地方之財治地方之事，故康熙間循吏多實績。自耗羨歸公，輸納比於正供，出入操於內部。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興之役，一絲一忽，悉取公帑（tang,3）。有司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為勤，遂成天下之大弊。”
雖內如翰林編、檢，外如道、府長官，亦不得專折言事。
清製，京官除各部、院堂官及道科外，外官除督、撫、藩、臬外，均不准專折言事。翰林院編修、檢討，皆由庶吉士授職，士林欣羨，以為榮遇，然謀議不參，諫諍（zhen,1）不納。寮友過從，但以詩、賦、楷法相砥（di,3）礪（li,4），最高討論經籍訓詁（gu,3）止矣。較之明代以翰林儲才之初意，差失甚遠。道領數郡，府領數縣，職位於外官不為不崇，然清代既上臨以督、撫、藩、臬，又禁不許專折言事，以視漢之太守得直達天子者，相去已遠；就明代百官布衣皆得上書言之，更難相擬。
又嚴禁士人建白軍民利病。
順治九年，立臥碑於各直省儒學之明倫堂。凡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又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監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按：明史選舉志：“洪武十五年，頒禁例十二條，鐫（juan,1）立臥碑。”有云：“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惟並不禁立監結社與刊刻文字。即不許建白之禁，在明代實係具文。故生員把持地方，至顧亭林擬之為“魏博牙軍、成都突將”。至清代始對士人言論、結社、出版三大自由，皆切實嚴禁。清初如金聖嘆諸人，即因此橫罹（li,2）非辜。自後士人遂無敢犯者。
清廷又劃山海關以外稱東三省，其政制不與內地同。
按：遼河東、西岸，其地久為中國之一部分。如燕太子丹之逃秦，衛滿之獨立，以至三國時公孫度之稱帝，其合則為中國之郡縣，其分亦中國人之事業。滿洲起於吉林長白山外，遼河兩岸皆逐步取之於明。及入關以後，惟恐中國不能久踞，故特以關外為其禁地，備作退步。稱奉、吉、黑為東三省，悉以將軍、都統治之，不許漢人出關。往來過山海關，必憑文票。
不惟吉、黑兩省不能開發，而遼寧一省因與中國隔絕，其地文化亦有退無進。直至光緒末年，始仿內地行省例設立道、府、州、縣，並開放直、魯各省人得出關開墾。中國近代東北文化之落後，實由清人以私意閉塞之也。又山西歸化城、大青山種地民戶，亦禁令不許私添。直隸平泉、建昌、朝陽、赤峰四州縣，今熱河境。亦不准多墾一畝，增居一戶。台灣亦禁止內地人民偷渡。此等禁令，皆至光緒時始廢。
其對蒙古、西藏、青海，則一以舊俗羈縻（mi,2）。
扶植喇嘛勢力，禁止漢、蒙通商，皆以政令特意造成閉塞之情勢。新疆一省，亦劃為滿員衣食之禁地。直至左宗棠率兵平回以後，其禁遂弛，漢人接踵移殖，故其地開發情況較佳。
理藩院無漢人，使漢、蒙不相接，以便其箝制統治之私。
理藩院管理院務大臣滿洲一人，尚書、左右侍郎俱各滿洲一人，額外侍郎一人。
其用刑殘虐，則亦沿襲元明之製。
光緒三十一年，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請刪除重法三事：一曰凌遲、梟首，戮屍。凌遲，唐以前無此名目。遼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宋熙寧以後，漸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梟首在秦漢時惟用之夷族之誅。六朝梁、陳、齊、週諸律，始於斬外別立梟名。自隋迄元，复棄不用。今之斬梟，仍明製。戮屍惟秦時成蟜（jiao,3）軍反，其軍吏皆斬戮屍，見於始皇本紀。此外歷代刑制，俱無此法。
“明自萬曆十六年定有戮屍條例，專指謀殺祖父母、父母而言。國朝因之，更推及於強盜。一曰緣坐。緣坐之製，起於秦之參夷，及收司連坐法。漢高後除三族令，文帝除收孥（nu,2）相坐律。惟夷族之誅，猶間用之。晉以下仍有家屬從坐之法。唐律惟反叛、惡逆、不道，律有緣坐。
“今律則奸黨、交結近侍、反獄、邪教諸項俱緣坐。一案株連，動輒數十人。一曰刺字。刺字乃古墨刑，漢文帝廢肉刑而黥（qing,2）亦廢。魏晉六朝雖有逃奴劫盜之刺，旋行旋廢。隋唐皆無此法，石晉天福間，始創刺配之製，相沿至今。”
據此知清代用刑，實襲用歷代之重法。雖無明代廠衛廷杖之慘，而文字獄之深刻，則過於明尤遠。
大臣稍失意旨，輒下外廷判罪，陽示至公極仁，而外廷仰承鼻息，加苛倍刻，遂開有史未有之先例。
最著者，如年羹堯逮至京師，下議政大臣、三法司、九卿會鞫（ju,2）。具獄辭：“年羹堯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貪黷（du,2）之罪十八，侵蝕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當大辟。”然後由雍正下諭貸其死。凡清廷殺大臣例如此。
其尤可笑者，清製，國卹，諸臣當於百日後剃髮。乾隆孝賢皇后崩，有錦州知府金文醇被劾違制，逮下刑部擬斬。乾隆以為不當，責尚書盛安沽譽，予重譴。而江蘇巡撫安寧又舉江南河道總督週學健剃髮如文醇，因並命逮治。且詔諸直省察屬吏有違制剃髮者，不必治罪，但以名聞。時塞楞額為湖廣總督，亦剃髮，具疏自陳。乾隆諭文醇已擬斬決，豈知督、撫中有周學健，豈知滿洲大臣中有塞楞額，因釋文醇、學健，賜塞楞額自盡。然學健終因此以他罪誅。蓋積威之下，廷臣惟務刻深免禍，乃至以剃髮一小節誅兩大臣。而清廷滿、漢歧視之心，更昭然若揭矣。
以清代與元代相比，清代漢化之程度特高，而其為狹義的部族政權則一。
至言清代武力，其得久踞遼河兩岸並以入關，胥由明政黑暗，又獲漢奸之助。
及平“三藩”，亦全用漢將。綠營正式代旗兵而起。
時勒爾錦駐防荊州，埋南懷仁製造之大砲而先自退卻。有欲舉襄陽以北降者，賴蔡毓榮持之以免。可見其時滿洲士氣已不堪用。其前與明交鋒，亦未佔絕對勝利也。其時所用綠旗兵。多至四十萬。雲、貴多山地，皆以綠營步兵繼之。其後準部、回疆、金川，亦皆綠旗勳績。
及至中國內部統一，則對外例可有一段武功。
其時有名大將，實以漢人為多。
如康熙時勘定台灣之姚啟聖、施琅（lang,2）。雍正時徵厄魯特之年羹堯、岳鍾琪，苗疆改流之張廣泗。乾隆時金川之役之岳鍾琪。嘉慶時湖、貴徵苗之傅鼐，東南靖海之李長庚，征剿川、楚教匪之楊遇春、楊芳、劉清。道光之時定回疆之楊芳等。大抵為大帥、事定得封爵極賞者多滿人，而乾濟成功者多漢將。如平三藩多陝、甘將，平三省教匪多蜀將，平東南海盜多閩將。
魏源聖武紀謂：“近人紀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勝不言敗，書功不書罪。如三藩之役，順承郡王、簡親王逼迫於楚，貝勒洞鄂失機於陝，將軍舒恕觀望於粵；準噶爾之役，蒙古王丹津縱寇於鄂爾昆河；一概不書。即如傅爾丹和通泊之敗，額楞特喀喇烏甦之敗，亦略及之而不詳。參贊額勒登額逗援於緬甸，溫福僨（fen,4）事於金川，巴忠、成德、鄂輝賄和於西藏，恆瑞老師於台灣，亦一概不書。”
至於乾隆十全武功，已成強弩（nu,3）之末，徒為粉飾，自耗國本。
乾隆初次金川之役，兵費二千餘萬兩。準、回之役，三千三百餘萬兩。緬甸之役，九百餘萬兩。二次金川之役，兵費七千餘萬兩。廓爾喀之役，一千有五十二萬兩。台灣之役，八百餘萬兩。總計在一萬五千萬兩以上。
緬甸事發難於乾隆三十一年，終了於乾隆五十四年，閱二十餘載。帥臣屢易，費帑九百餘萬，而功終未竟。魏源聖武記謂：“亦小夷氣數未熸（jian,1），天姑少延之。”又謂：“刺虎持鷸（yu,4）功在乘時，固不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
金川始事，溫福、阿桂皆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三人。不如止滿兵，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徵黑龍江一人，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募近。”是十全武功亦多漢人力。
此種不健全的統制，到底要維持不下去，而清代自乾隆以後，遂走入不可挽的頹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