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關，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帶。
他們反抗異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們反抗異族的意識，則極普遍而深刻。
中國人的民族觀念，其內裡常包有極深厚的文化意義。
能接受中國文化的，中國人常願一視同仁，胞與為懷。
兩漢的對待匈奴、西羌諸族，招撫懷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時北方士族與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種思想。
遼、金的割據，雖則他們亦都慕向漢化，然而那時中國北方社會的文化基礎，本已削弱，所以同化異族的能力，不夠深強。
元人以武力自傲而鄙視漢化。清人則並無可恃的武力，一進中國，即開科取士，公開政權，依照著中國傳統政體的慣例作實際的讓步。
北方一部分士大夫，便開始與清政權妥協。
但清室煞有手段，一面公開政權作實際的讓步，一面厲行剃髮令，要中國士大夫內心承認一個文化的屈服。因此激起了南方的反抗。當時南方士民擁護明政權之熱心，遠不如其擁護衣冠制度之甚。
惟南方士民臨時義憤的結合，抵不住漢奸手下三十年有訓練、有經驗的正規軍隊。結果中國士民在自身組織不健全的痛苦下屈服了。然而大部分南方士民反抗清廷的心理，卻依然存在。
中國社會機構，自漢武以下，不斷以理想控制事實，而走上了一條路向，即以士人為中心，以農民為底層，而商人只成旁支。因此社會理想除卻讀書做官，便是沒世為老農，市井貨殖，不是一條正道。
民族文化正統的承續者，操在讀書人的手裡。而讀書人所以能盡此職責，則因其有政治上的出路，使他們的經濟生活，足以維持在某種水平線之上。
若使讀書人反對科舉，拒絕仕宦，與上層政權公開不合作，則失卻其經濟憑藉，非躬耕為農，即入市經商，而從此他們亦再不能盡其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
所以一個士人，要想負荷民族傳統文化之職責，只有出身仕宦。明末遺民，雖則抱有極強烈的民族觀念，到底除卻他們自身以外，他們的親戚朋友以至他們的子孫，依然只能應舉做官，這樣便走上與異族政權的妥協。亦惟有如此，他們還可負荷他們最重視的民族文化。
顧炎武本崑山世家，然鼎革以後，家奴叛變，使其不獲安居。這可見後代的所謂“故家”，與中唐以前的門第大族，勢已大異。顧氏浪跡北方，對耕殖經商，均甚留意。以故其私人經濟，可無問題。然欲從此中打出一個基礎，長與政治絕緣，而來擔任文化事業的營養，則其事非易。
明末遺民的生活狀況，大體如下列：
一、出家。如是則中國士階層傳統之文化理想及文化事業，即及身而絕。
二、行醫。醫業好則妨其志業與學術，醫業壞則不足維持其生業。
三、務農。此項生活，極刻苦，仍不能發皇完成其學業傳統。
四、處館。來學者多要學八股應舉，則是間接的妥協。惟晚村則藉八股制案來發揮民族思想，身後竟獲奇禍。
五、苦隱。此等生活以及身而止。
六、遊幕。此等雖志節皎然，然踪跡近人，過一關即入仕宦之途。
七、經商。此方面最少。純粹規商，便與學術文化事業脫離。
社會機構不能激勵變動，則“遺民不世襲”的話，很容易在當時人口中吐出。若埋頭從事反抗工作，則遺老們多半是從反抗工作中退身下來，才致身於學術文化事業的。
中國以廣土眾民之故，政治一穩定下來，便不易激動。故明末遺老，多主張恢復封建，甚有主張恢復氏族大門第者。因封建則國體分割，易於搖動。社會有大氏族、大門第，則易於揭竿而起。他們以力量單薄的書生，而要來發動廣大民眾從事於大一統的政權爭奪，其勢實不易，故輾轉而思及於此。
中國社會，實已走上了一條比較和平而穩定的路，而適為狹義的部族政權所宰制。
然明末遺民，他們雖含荼茹蘗，齎恨沒世，而他們堅貞之志節，篤實之學風，已足以深入於有清一代數百年來士大夫之內心，而隱然支配其風氣。直到清末，還賴藉他們人格之潛力，來做提唱革命最有效之工具。而清廷雖因勢乘便，以一時的兵力，攫奪到中國全國的疆土，亦終不能不顧忌到社會上文化的和平勢力，而公開解放其政權。
清初諸帝努力漢化的程度，亦相當可讚美。
尤其如康熙之好學。年十七、八時、以讀書過勤咯血，猶不肯廢。初，講官隔日進講，帝令改按日進講。三藩變起，帝猶不肯廢進講之製。修葺宮殿，則移居瀛台，仍令講官進講。二十三年南巡，泊燕子磯，夜至三鼓，猶不輟誦。於天文曆算，皆所通曉，為清代帝王中第一人。
而屈膝清廷的中國士人，因遺民榜樣擺在一旁，亦足使他們良心時時發露，吏治漸上軌道。清初的政治情況，所以比較明中葉以下猶算差勝者在此。然言世運物力，則實在清不如明。康熙五十年所謂盛世人丁者，尚不及明萬曆時之半數。
康熙五十年各直省丁口數：
在長期喪亂凋殘之餘，社會秩序，以比較容易維持。
循而久之，社會元氣漸復，清室的帝王便不免漸漸驕縱起來。
而一輩士人則事過境遷，亦漸漸的腐化。
那時的學術文化，卻漸漸與政治事業宣告脫節。
江、浙一帶，本為南宋以下全國經濟文化最高的結集點，亦即是清初以來對滿清政權反抗思想最流行的所在。
他們以鄙視滿清政權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科舉。又因鄙視科舉之故，而無形中影響到鄙視朝廷科舉所指定的古經籍之訓釋與義訓。
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襲下來對於古經籍的義訓，一致為江、浙新學風所排斥。因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之目。
當時江、浙學者間，有不應科舉以家傳經訓為名高者。亦有一次科第，稍經仕宦，即脫身而去，不再留戀者。要之，在清代這一輩學者間，實遠有其極濃厚的反朝廷、反功令的傳統風氣，導源於明遺民，而彼輩或不自知。
所以他們反朝廷、反功令的思想不至露痕蹟者，一因順、康、雍、乾歷朝文字獄之慘酷，使學者間絕口不談朝政時事。
清臣不敢自刻奏議，恐以得罪。又不敢記載當代名臣言行。乾隆八年，杭大宗以進士應御史試，偶及朝廷用人不宜分滿、漢畛域，即遭嚴譴，幾至不測。放還終身，更不錄用。全祖望與杭略同時，著書刻意收羅鄉邦宋、明遺民，此其意態之有所鬱結，極可想像得之。
二因清代書院全成官辦性質，以廩餼收買士氣。
袁枚《書院議》謂：“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則又挾區區之廩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過矣。”按：書院厚其廩餼，臥碑嚴其禁令，開其為此，抑其為彼，士非愚癡，豈有不知？
一時名儒碩望，主書院掌教務者，既不願以八股訓後進，惟有趨於篤古博雅之一途。
如盧文弨、全祖望、錢大昕、李兆洛等一時通儒，無志仕宦者，惟有居一書院，尚可苟全生業。其所教督，既不肯為科舉俗學，又不敢涉於人生實事。明人如良知家社會講學風氣，亦不為清儒所喜。不媚古研經以自藏，復何以自全乎？
三則江、浙一帶經濟狀況，繼續發榮滋長，社會上足可培植一輩超脫實務的純粹學術風氣。
明萬曆六年全國戶口六千零八十九萬餘，而江、浙已佔一千零五十萬。乾隆時，直隸一省，不敵揚州一府。山西、陝西、甘肅、河南各省，均不敵松江一府。明季以來，江、浙兩省藏書家之多，尤勝前代遠甚。而揚州為鹽商所萃，其經濟力量，足以沾潤江、浙學士者更大。乾隆朝《四庫全書》凡七本，內廷佔其四，而江、浙亦佔其三。此亦可見當時學術偏聚江、浙之一斑。
四則自印刷術發明，書籍流通方便之後，博雅之風，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
唐人博學，以當代典章制度為主，如杜佑《通典》之類是也。宋學之博，遠超唐學，只觀《通志堂經解》所收，可見宋代經學之一斑。至史學如司馬光、鄭樵《通志》、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其博大精深，尤非唐人所及。而南宋尤盛於北宋。即易代之際人物，如王應麟、胡身之、馬端臨等，其博洽淹雅，皆冠絕一代。世疑宋學為疏陋，非也。即如朱子，其學浩博，豈易窺其涯涘？明代雖承元人絕學之後，又深中科舉八股之害，然博雅之夙，亦且掩且揚。清代考證學，，頗亦承襲明人。社會書本流傳既易，博雅考證之學，自必應運而興。惟宋、明更有氣魄大、關係大者鎮壓其上，故南宋必先數朱、陸，明代必先數陽明，而博古之家，只得在第二、第三流地位。不得謂宋、明學者皆疏陋，至清始務篤實也。惟清儒承宋、明之後，更易為力，又無別路可走，只得專走此一路，遂若清代於此特盛耳。嘗渭：“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而潘次耕序，則謂：“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興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是書（）惟宋、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顧氏為後來博雅一派所推，然其師弟子自相稱許，亦不過在宋、元之間。然清儒即如吳學惠家，以漢學治經負盛名，其為學亦兼及文史。同時如全祖望、錢大昕等，其文史之學亦皆足繼踵宋賢。專以經學誇清儒，亦復失之。
故江、浙考據漢學，其先雖源於愛好民族文化，厭惡異族統治，帶有反抗現實之活氣。其後則變為純學術之探襯，鑽入故紙堆中，與現實艷不相干。
江、浙學風這一種的轉變，雖於古經典之訓釋考訂上，不無多少發明，但自宋以來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教”精神，卻漸漸消沉了。至少他們只能消極的不昧良心，不能積極的出頭擔當，自任以天下之重。
清代雖外面推尊朱子，但對程朱學中主要的“秀才教”精神，則極端排斥。
乾隆有《御製程頤論經筵劄子後》雲：“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使為人君者，以天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所用若韓、範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為己任，此乃宋、明學者惟一精神所寄，而為清廷所最極端反對。
又如雍正時，謝濟世注《大學》，不從《四書集注》本，順承郡王錫保參其謗毀程朱，雍正批諭渭：“朕觀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謗毀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藉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註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九卿議榭罪斬立決，後得旨免死，發往新疆充軍。
又乾隆時尹嘉銓案，羅尹罪狀，有尹著名臣言行錄序列本朝大臣，諭謂：“朱子當宋式微，今尹嘉銓欲於國家全盛之時，妄生議論，真為莠言亂政。”又尹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作“相國”，諭謂：“明洪武時已廢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臨禦，自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復何事藉大學士之襄贊？昔程子云'天下治亂系宰相'，止可就彼時闒冗而言”云云。大學士等擬尹凌遲處死，家屬緣坐，特旨改絞立決，免其凌遲、緣坐。則清廷之所謂尊程朱者，其情居可見。
他們只利用了元明以來做八股應舉得程朱招牌，他們決不願學者認真效法程朱，來與聞他們的政權。
四庫館臣作四庫全書提要，對程朱宋學，均濫肆慢罵。此非敢顯背朝廷功令，實是逆探朝廷意志，而為奉迎。東吳惠氏有楹帖雲：“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清廷科舉功令，只是六經尊程朱而已。另一面則推波助瀾，假意提倡江、浙考據之學，務期學者只埋頭不張眼，則是百行法服鄭也。清廷能自以私意操縱學風，正為其對中國學術文化有相當了解之故。
此等風氣，恰恰上下相浹洽，而學者精神，遂完全與現實脫離。應科舉覓仕宦的，全只為的是做官，更沒有絲毫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存在胸中。清代中葉以後學術雖日盛，而吏治卻日衰，正為此故。
清代統治中國的傳統政策，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則討好民眾。
清代討好下層平民最有名之著例，莫如丁賦攤入地糧，自康熙五十年以後，永不加賦一事。王慶雲《石渠餘紀》謂：“清初丁徭之法，悉依明舊。順治十八年編審，直省人丁二千一百六萬有奇，至康熙五十年編審，二千四百六十二萬有奇。五十年間，滋生不過十分之二。蓋各省未以加增之丁盡數造報也。先是巡行所至，詢民疾苦，或言戶有五、六丁，只納一丁，或言有九丁、十丁，止納二、三丁。於是康熙五十年定丁額，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畝未廣，應將現今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惟五年一編審如故。'雍正初，定丁隨地起之法，直省丁賦以次攤入地糧，於是丁徭口賦，取之田畝，而編審之法愈寬。”
今按：以丁歸田，其實唐楊炎兩稅已如此。然自楊炎以後，仍自有差役。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以後，戶長、保正催錢復不免。李心傳謂：“合丁錢論之，力役之徵蓋取其四，而一有徵事，征夫之事又仍不免，是取其五矣。”及明代一條鞭法，實亦地丁合一也。清之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惟除崇禎、天啟諸加派，則丁糧固已在租中，而復有丁徭，是正如唐行兩稅而五代、宋室復有差役也。及將丁糧攤入田賦後，其後仍不斷有差役，則亦仍是一種朝三暮四為狙公之賦芧而已。
清代賦役，較之晚明固見輕減，若以與唐代租庸調製之確立一代規模者相比，則未可同日語。且清代此項政制，其先亦起於不得已。其時各直省對丁糧各有積虧，江蘇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積虧地丁錢糧至一千十一萬。甘肅自康熙末至雍正初，亦虧帑金一百六十餘萬。清賦本重，民力已竭，故康熙五十年詔，有“戶口漸繁，地不加增，民生有不給之虞”之說。此後丁糧既不加徵，則惟有攤丁於地之一法。且清初徵納錢糧，照例有“火耗”。官吏舞弊濫收。
田文鏡最為雍正依信，亦謂：“山東錢糧積虧二百餘萬，雍正六年應屆完限，完不及五成，實由火耗太重，私派太多。”清廷雖時頒禁令，而民間未見實惠。其後乃明定其額而歸之公。火耗之外又繼之以“平餘”。又復有“重戥”。錢糧又有所謂“浮收”。未幾而又有“折扣”。此皆在雍、乾盛時，更不論中、晚以後也。
則清之討好民眾，固僅勝口惠，與確立一代規模之善政有辨。又清代有捐納之製，官吏可以貲進。其始蓋以初入關，中國士大夫意存觀望，清廷藉以網羅社會雄於資財之一部分人，亦可減削一時反對之氣勢，而補開科取士之所不足。然其後寖失本意，乃專為彌縫一時經費之急需。捐例大率不出三途：曰拯荒、河工、軍需。名器不尊，登進日濫，仕途郩雜。清廷徒守“永不加賦”之美名，而捐例迭開，不啻縱數十、百餓虎豺狼於民間，其害較之加賦為更烈。
但到士大夫腐化了，吏治振作不起來，則民眾只有受苦，絕對沾不到惠澤。因此待到士大夫階層反抗清代的意志漸漸消滅，即下層社會反抗清廷的氣焰漸漸熾盛。這是狹義的部族政權不可避免的一種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