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葉以後，中國一個絕大的變遷，便是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另一個變遷，則是社會上貴族門第之逐漸衰落。依照先秦以來傳統的政治理論，社會上本不該有貴族門第之存在。而自東漢下的讀書人，卻因種種因緣造成了他們的門閥。大盛於東晉南北朝，至隋唐統一，科舉制興，始漸衰。
門第衰落後，社會上的新形象，舉其要者約有如下幾點：
一、是學術文化傳播更廣泛。以前大體上保持於幾個大門第大家庭的，現在漸漸為社會所公有。
二、是政治權解放更普遍。以前參預政治活動的，大體上為幾個門第氏族所傳襲，現在漸漸轉換得更快，超遷得更速。真真的白衣公卿，成為常事。
三、是社會階級更消融。以前士庶之分，由於家世，現在漸成為個人的事情。農家子弟，可以一躍而為士大夫。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業而降為庶民。這一個變動，漸漸地更活潑、更自然。
就第一點而論，唐以後社會，有幾個極顯著又極重要的與前不同處。
第一、是雕版印書術發明，書籍之傳播愈易愈廣。
雕版術最初應始唐代。
印章摹刻，遠始秦世。石經移寫，則起東漢。此後釋、道兩教之刻印符咒圖畫，蓋為印章摹刻與雕版印刷之過渡。最初雕版印書，應始唐代。格致鏡原引陸深河汾燕間錄謂：“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葉德輝書林清話雲：“陸氏此語，本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其文本曰：'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意謂廢像則重雕，遺經則重撰耳。後世或據陸語謂雕版印書起於隋，非也。”今存最初雕版書籍，為敦煌石窟發現之金剛經，卷末云咸通九年造。
其事正於世族門第之衰落，交代迭起。
柳玭（pin）家訓序：“中和三年在蜀，閱書肆所鬻（yu）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曉。”是當時刻書，多為通俗利貧，略同佛、道兩教之傳播佛像符咒。故家世族，經典大書，尚無刻本。至五代毋昭裔先為布衣時，常從人借文選、初學記，多為難色。昭裔歎曰：“恨餘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學者。”後為蜀相，乃命工雕版此二書，复雕九經、諸史。西蜀文字由此大興。
大興則在五代。
舊五代史：“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五代會要：“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
至宋又有活字板之發明。
活字板為慶曆中布衣畢昇所發明，亦非士大夫之貴顯者。西洋活板印書始於明代，較此後四百餘年。
書籍刻板既多，流傳日廣，於是民間藏書家蜂起。
讀書者亦自方便。
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餘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
此等機會，已不為少數人所獨享。
就著作量而論，亦較唐代遠勝。
舊唐書經籍志，連前代總計，集部凡八百九十二部，一萬二千二十八卷。
宋史藝文志，有宋一代，集部凡二千三百六十九部，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五卷，較之自戰國迄唐之集部，增二倍有餘。補遼金元藝文志，集部六百六家，七千二百三十一卷。遼、金集部不多，大都皆元代作。舊唐書載唐僅一百一十二家，元人較之，尚多五倍。
第二、是讀書人既多，學校書院隨之而起。學術空氣，始不為家庭所囿。
學校本是傳播學術的公器，但只有在貴族門第失其存在時始抬頭。所以西漢學校尚有成績，一逮東漢晚季，學校即不為人重視。
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中葉，大體上說，除卻幾個大門第故家士族保持其綿延不斷的家庭教育之外，平民庶人要想走入學術的圈子裡去，非常不方便。宗教勢力即由此擴展。一般享受不到教育讀書利益的聰明分子，只有走到寺廟裡去，滿足他們的精神要求或智識欲。但多數則為讀文選、習詩賦，謀應舉。
即雕版印書亦由寺廟開始。
宋初的學者，還都往寺廟中藉讀。
而有名的四大書院，即在其時萌芽。
廬山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岳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多即山林創建，亦模仿寺廟規制也。
從私人的聚徒講學，漸漸變成書院。
五代戚同文通五經業，以晉末衰亂，絕意祿仕，將軍趙直為築室聚徒數百餘人。後祥符時，有曹誠者，即其舊居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五千百餘卷，願以學舍入官，其後遂為應天府書院。晏殊為應天府，以書院為府學，延范仲淹掌教。
從書院的規模漸漸變成國家正式的學校。
范仲淹主蘇州，招胡瑗主蘇學。胡在蘇湖講學二十餘年；皇祐末，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宋太學章程，即依胡氏蘇湖講學成規。慶曆以後，州郡相繼興學。書院亦由朝廷賜額、賜書、撥田、派山長主教，其性質與稍後學校相同。要之宋代學校教育，乃由書院之私家講學開其端。
私家講學及學校書院漸漸興起，同時即寺廟的吸引力漸漸降低。雖到元代，世亂和北朝相差不遠，但民間並不爭趨宗教，亦因各地有書院學校傳播學術之故。
可見宗教之盛，亦與貴族門第相引並長，不盡關於世之盛衰。故唐初雖盛世，佛教尚大行；元代雖衰亂，佛教不復振。此因社會聰明穎秀之子弟別有去處，安托身心，不必走向寺廟中也。
元代書院較宋為盛。
續文獻通考：“自太宗八年，行中書省楊維中從皇子庫春伐宋，收伊洛諸書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為元建書院之始。其後昌平有諫議書院，河間有毛公書院，景州有董子書院，京兆有魯齋書院，開州有崇義書院，宣府有景賢書院，蘇州有甫里書院、文正書院、文學書院，松江有石洞書院，常州有龜山書院，池州有齊山書院，婺源有明經書院，太原有冠山書院，濟南有閔子書院，曲阜有洙泗書院、尼山書院，東阿有野齋書院，鳳翔有岐陽書院，郿（mei）縣有橫渠書院，湖州有安定書院、東湖書院，慈谿（xi）有慈湖書院，寧波有貿山書院，處州有美化書院，台州有上蔡書院，南昌有宗濂書院，豐城有貞文書院，餘幹有南溪書院，安仁有錦江書院，永豐有陽豐書院，武昌有南湖書院、龍川書院，長沙有東岡書院、喬岡書院，益陽有慶州書院，常德有沅陽書院，福州有勉齋書院，同安有大同書院，瓊州有東坡書院。凡此蓋約略舉之，不能盡載也。”
直至明代，學術在社會上自由傳播的方便，永不能再產生獨擅學術上私秘的貴族門第。
第三、是社會上學術空氣漸濃厚，政治上家世傳襲的權益漸減縮，足以刺激讀書人的觀念，漸漸從做子孫家長的興味，轉移到做社會師長的心理上來。因此私人講學寖後寖盛。
第四、是書本流傳既多，學術興味擴大，講學者漸漸從家庭禮教及國家典制中解放到對於宇宙人生整個的問題上來，而於是和宗教發生接觸與衝突。
所以自宋以下的學術，一變南北朝、隋、唐以來之態度，都帶有一種嚴正的淑世主義。
大體上看來，與先秦諸子較相近，因同為平民學者之自由講學也。
再就上舉第二點而論，唐以後社會，又另有幾個與前不同的要點：
第一、是政治上沒有了貴族門第，單有一個王室，綿延一、二百年不斷，而政府中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庶僚，大都由平地特起，孤立無援；相形之下，益顯君尊臣卑之象。
第二、因同樣關係，各州郡、各地方因無故家大族之存在，亦益顯官尊民卑之象。
於此另有一事應附論者，則為鄉官之存廢。秦漢有鄉官，三老掌教化，嗇夫主收賦稅、聽訟，遊徼掌禁盜賊。鄉三老以上有縣三老，並由民選，其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即縣令、丞、尉關於地方行政須詢三老意見，而三老亦得代表民意向地方長官建白。對天子、王、侯，亦得直接言事。其後此等鄉官漸廢。但郡縣之佐吏，皆由其長官闢用本地士人為之。兩晉以下，承襲漢制，除軍府佐官由中央派人外，其他亦由地方官自闢其本地之士人。至隋開皇十五年，始盡罷州郡鄉官，自是地方遂無代表民意之參政人員。唐有里正、鄉長，不過供官吏之役使，與秦、漢之鄉官佐治者懸殊。守令多避本貫，則自漢武以下即然。此雖有利於中央政府之一統，然不免造成各地官高在上，民卑在下，不相通洽之形勢。
因此宋以後的社會，特別需要另一種新的力量，能上面來監督政府，下面來援助民眾。
宋、明學術，即從上述種種社會變動而起。
南北朝、隋、唐的學者，大體分成兩路。
一是入世講究家庭、社會種種禮法，以及國家政府典章制度。建功業與保門第，一而二，二而一，異流同匯。
一是信從佛教講出世，或從道家講長生。
這兩條路的後面，均帶有一種狹義性的貴族氣味。
所謂“狹義性的貴族氣味”，即謂其與一般社會可以分離，超然獨立。
宋後的學者絕不是那樣。他們早非門第貴族。他們既不講出世，亦不在狹義的門第觀念上面來講功業、禮教。他們要找出一個比較更接近平民性的原則，來應用於宇宙、人生、國家、社會、入世、出世等各方面。
這一個原則，他們稱之曰“道”，或稱“理”。理亦稱“天理”，“天理”的對面是“人欲”。天理、人欲的分辨，則在公、私之間。
“公、私”的另一名稱，則為“義、利”。
這一個公私、義利之辨，從外面客觀來講，即是“道理”。從各個人的內省審察，則為“心術”。
他們用此來批駁宗教，說佛老所講出世長生無非從自私起見。
他們又用此來批駁政治，說自漢、唐以來所謂君相事業，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謂霸道與王道之別，還只在心術的公私上分。
所以做君、相、官吏，應該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責任。
如是則“師道”還應在“君道”之上。
他們實在想要拿他們的一套理論與態度，來改革當時的現實。
當時一切沿隋唐而來，還是以世族門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實際上已變，世族門第已消滅，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論與設施。
在范仲淹、王安石繼續失敗之後，他們覺悟到要改革現實，更重要的工夫應先從教育上下手。所以關洛學者便一意走上講學的路。
范仲淹、王安石諸人，政治意宋重於教育，尚沿南北朝、隋、唐風氣，重文學，而較少嚴肅性。二程、橫渠以來，教育意宋重過政治，始不重視文學，而學術上之嚴肅性亦遞後遞增。
直到南宋，此意始終為講學者所保持。
呂東萊與朱子書謂：“向見治道書，其間如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可次第舉也。儻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眾口嘩然，終見沮格。”又東萊遺集謂：“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熏蒸上騰，亦自有轉移之理。”又朱子紹熙三年與趙尚書書謂：“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眾。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又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之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心，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並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
他們惟恐“已試不信”，失卻社會後世的信仰，所以他們對政治的態度，寧可犧牲機緣，決不降低理論。所以他們對於在野的傳播學術，較之在朝的革新政治，興宋還要濃厚，並不是他們無心於政治之革新。
他們在野事業，最重要的，便是所謂私家講學。
范仲淹、王安石諸人，本想徹底廢止科舉，重興學校。他們理想上的三代，在以學校作育人才而致郅（zhi）治。惟興學非一時可企，一因限於經費，二因限於師資，三則地方長官不得其人，則學校亦難收效。因此北宋中葉以後，雖各地相務興學，然或則時興時輟，或則徒有其名，學術風氣依然在私家。
私家講學，與學校性質不同。
一因學校有經費，建齋舍，置書籍，來學者同時數十、百人，又有一相當之時間；私人講學則不然。無地無書，來者亦不同時群集，只是聞風慕向，倏去倏來，有一面數日即去者，有暫留數月者，更互相迭，此去彼來。
所以胡瑗蘇湖講學規模，並不能為伊洛所襲用。
蘇湖教法，分“經義”、“治事”二齋。 “經義”則選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 “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講武、堰水、曆算等，使以類群居講習。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或即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惟胡氏在蘇湖，因有范仲淹、滕宗諒地方賢長官為之主，故得安居教授二十餘年，使來學者各成其材而去。
私人講學，則其勢不可能。黃百家謂：“就安定教法，窮經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為的當。自後濂洛之學興，立宗旨以為學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閃，語錄之學行而經術荒矣。”
伊洛師弟子往返，別具一種風格。
程明道知扶溝事，謝上蔡往從之。明道肅以客禮，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館之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明道弗問，謝處安焉。踰月，豁然有省，然後明道與之語。按：其時上蔡習舉業已知名，程、謝初見，非此不足已驗其誠，亦非此不足以發其趣。此等關係，自與學校師生有別。明道在扶溝亦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而召上蔡職學事。此乃學校之教，與程、謝私人講學不同。
他們似乎頗有些處近於禪家之參謁。
佛家禪宗之盛，亦在寺院經典研究相當發達之後，有志者不以此為足，流動各著名高僧處發疑問難。他們所要求者，只在幾點最關緊要處，不重在按部就班，引堂入室，循規矩次第漸磨歲月之功。惟循而久之，則來者與應者，並非先有基礎上之共同立足點，則徒逞機鋒，轉成相欺之局。
漸漸的所討論講究，盡在高明處。
謝上蔡監京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往謁。坐定，子發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上蔡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nen）地看。”
在這種流動的短時間的謁請，逐漸盛行，學風上自然趨於掃盡枝葉，獨尋根本。而師道之尊嚴，也轉從此種風氣中特別提高。雖有人格之活潑熏陶，而學術途徑，終不免要流於空虛放蕩。所以程門弟子，多陷於禪學。
張繹家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頗羨之。問人何以得此，或曰：“讀書所致耳。”乃始發憤從人受學。後頗能文，入縣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發從之之意。時周行己官洛中，張亦從之。周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發也。”伊川歸自涪（fu）陵，張始往從學。按：唐人亦多先慕顯達而務讀書。讀書有悟，覺科舉顯貴有所不足，則入佛老矣。宋學精神，正在使人知讀書為學不在顯貴，自不走入佛老之途。而所以宋學猶多近禪者，不在其講學之旨趣與內容，乃在其講學之風格與方法。從此種風格與方法上，有影響及其日常私人生活之意境，則頗有近於禪學處也。關學所以較少此弊者，因橫渠兄弟以及呂大臨兄弟等，皆僻處關中，又兄弟宗族自為研習，異乎洛中為四方人物往來走動之所湊集也。
南渡以還，學校之教日衰，講學之風日盛。此種往來走動的參究請謁，愈來愈多，於是又從此中醞釀出新的講堂制度來。
象山年譜謂：“先生為國子正刪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房無虛宇，並假於館。先生既歸，學者輻輳。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每詣城邑，環座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觀。縣官為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門人彭世昌，於貴溪應天山結廬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以居。又得勝處為方丈，學徒各來結廬。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轎至，會揖，升講座。學者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逾數千人。”
既有講堂，則有講義。而此種講學之最大困難，則為來學者之程度不齊與來去無定。
既不能一例施教，又不能規定時日，分深淺高下之步驟，使學者必經相當期間畢其所業而去。
在此情形下，產生講學家的朱陸兩大派。
象山教法，在於因人設教，直指本心。
此源於二程。象山始至行都，從遊者甚眾，象山能一一知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為人者。陸學教人精神在此。
而朱子則想選定幾部最重要的書本。
此亦源於二程。如尹和靖見伊川半年後始得大學、西銘看。
先為此數書下明白確切的訓注。
宋人皆有志為六經作新註疏。王安石詩、書、周禮三經新義頒於天下，一面為學校誦讀之教本，一面為科舉取士之標準。此下如程伊川易傳等，皆從此風氣來，直至朱子而集其大成。
好讓學者各自研讀，補講堂教育之缺陷。
象山年譜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庵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使晦翁之疑。”
此兩派流傳各有所適，朱子的四書集注遂為元代取士準則。
元明考試程式，大抵第一場經義，四書用朱氏章句集注，詩朱氏（集傳），尚書蔡氏（沈集傳），周易程（伊川易傳）、朱（本義），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三傳胡氏（安國傳），禮記古注疏。永樂以後，有四書五經大全，古注疏遂廢。
元人又有學官講書之製。
元製，凡學官朔、望講說，所屬上司官或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然此等乃官場例行公事。偶有儒生借題發揮，有所諷諭頌揚，失上司意者。要之與講學精神全不似。
而私家講學，則往往容易接近象山的路子。
吳康齋為明儒開先，其居鄉躬耕食力，從遊者甚眾。嘗雨中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說學，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為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一日刈（yi）禾，鐮傷指，負痛曰：“何可為物所勝！”竟刈如初。嘗嘆箋注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按：在如此生活環境中，講學者無有不討厭箋注支離而走上實際經驗之一途，即所謂“篤實易簡”者是。陳白沙、王陽明皆此一脈。
至王陽明提倡良知之學，然後講學家可以不必顧到學校教育之種種方便，如書本、期限、學生資格等。只在幾次談話中收作興人才之效。
此種講學，傳播極快。學校教育，漸漸轉移變成社會教育。泰州學案中有樵夫朱恕、陶匠韓樂吾、田夫夏叟等。於是乃有所謂“講會”之興起。
講會與以前講堂精神又不同。講會其先原於陽明之“惜陰會”，陽明弟子如王龍谿（xi）、錢緒山諸人，推行尤力。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qiao）精舍，新安有程氏廟會等。講會有一定之會場、會期、會籍、會約、會主，所講論之記錄為“會語”等。以前講堂是學者相集從師，講會則由會中延請講者。所請不止一人。會每年可舉，每舉旬日或半月。會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廟，會畢則主講者又轉至他所。如是輪番赴會，其事較前之講堂，又為活潑展擴。如泰州心齋講堂，則實近於講會。蓋漸次脫離書院性質，而近於社會演講矣。
茲將宋、明學者講學變遷，列一簡表如次：
一、私人寺廟讀書。
二、書院。
三、州學。
四、太學。
以上自私人書院至太學為一線，屬學校之進展。惟政治不上軌道，此線之進展即告終止。
五、私人講學之第一期：私人講學為學校之變相，與前一系統不同。
六、私人講學之第二期：兩期之不同處，主要在同時所集門徒之多少，而影響及於其他。
七、私人講學之第三期：此期講學與前期不同處，在完全脫離學校氣味，變成純粹之社會公開講演與集會研究性質。
以上私人講學之三期為另一線，屬學會之進展。因社會學風，逐步擴大，逐步普遍，而此線之進展，亦逐步膨脹。
要之宋、明兩朝六百年的政府，並不能主持教育，領導學術；而社會上則學術空氣繼長增高，教育之要求亦與日俱進。
宋、明儒講學，實從此環境中產生。
與宋、明儒較近者，惟先秦諸子。惟先秦諸子，大率先受政府或貴族之豢養，而附隨沾潤及其門人子弟。宋、明講學，則純係社會平民學者間之自由結合。縱系身居官位，或大或小，如二程、朱、陸、陽明，皆以在職之身連帶講學。然其講學則純係私人交際，與政府或政治全不相干也。
他們熱心講學的目的，固在開發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終目的，則仍在改進政治，創造理想的世界。
宋、明儒理論上的世界，是“萬物與我一體”。
所由認取此萬物一體者，在我謂之“性”，在外謂之“理”。
程明道之識仁篇，程伊川、朱晦庵之“致知格物”、“居敬窮理”之口號，即由此生。
認識此理後應有之活動或工作，則為大學一書所包括。
其理想境界，則如朱子所云：“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他們可說是一種“秀才教”。可說是范仲淹諸人以來流行於一輩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中間的宗教。
凡內在有一種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種綿歷不斷的教育，而又有一種極誠摯、極懇切之精神，自發自動以從事於此者，自廣義言之，皆可目之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體以大群全體為歸宿，可謂一種“新儒教”。即先秦儒家思想之復活與翻新。彼輩與先秦儒不同者，以“理”字代替了先秦儒的所謂“天”。又為先秦儒所言心性補充了許多存養的工夫。
在畸輕畸重之間，遂有程朱“性即理”與陸王“心即理”之分別。亦即在畸輕畸重之間，而有晚明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諸人之糾駁。若以和尚、道士方外之學目宋、明儒，則猶未能通觀宋、明儒之大體也。
他們對自身同有一種嚴肅的態度，來遵行他們一種純潔高尚而肫摯的信仰。對他人則同時有一種開明的理性來傳播他們的信仰，而形成一種合理的教育。
不幸當時社會智識界之擴大，比他們那一種宗教之進展還要快得多。因此他們對於時代徒抱理想，而無法實現。他們對政治常是悲觀，或持反對的態度。結果政府亦常敵視他們，屢興黨獄。
程伊川、朱晦庵皆列黨禁，王陽明亦幾不免。明代書院屢遭焚毀。
而讓有名的東林黨來結東這一個最後的衝突。
顧憲成嘗言：“官輦轂（gu），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請求性命，切磨道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可見東林精神極端注重政治與世道。稍後復社諸子，雖以時文相號召，與東林講性理不同，然其為一種社會結黨，足以上撼政治則一。
此種社會講學、結黨干政之風，自宋迄明，彌後彌盛，潮流所趨，至清人入主而中絕。
宋、明學者徹底改革政治的抱負，始終未有達到；但他們對社會事業，卻有相當成績。舉其要者：
此事起於范仲淹。在一個宗族的單位下，來主持救貧、恤孤、公積及義務教育等事業。
此事起於朱子。 “常平倉”始於西漢天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di），谷貴減價而糶（tiao），故曰“常平”。
至隋文立“社倉”。常平純為政府事業，社倉則由民間自辦。唐代並置常平及義倉。天寶中，天下諸色米積九千六百餘萬石，而義倉得六千三百餘萬石，此皆民間積貯以備荒歉也。
宋神宗行新法，以常平錢為青苗錢，司馬光非之，謂：“盡壞常平，專行青苗，豐年無錢平糴，荒歉何以賙（zhou）贍？”至朱子推行社倉，謂：“常平、義倉皆藏州縣，所恩不過市井遊惰之輩。深山長谷之力農事，至遠離州縣之民，雖飢餓瀕死不能及。又其法太密，吏避事畏法者，雖視民莩（piao）亦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jue），遞相付授，至累數十年無一訾（zi）省。”社倉則設置於鄉村，且不僅於飢餓之賑恤。每年夏，貧民得貸粟，秋熟償，加息十之二。其法有似青苗，惟青苗貸金不貸谷，主以官府，不主以鄉里，社倉較可舞弊。
此制王安石力主之。以後遞有興廢，要為中國社會組織中一要項。而明人戚繼光倡團練，破倭寇。及清代，曾國藩、左宗棠等亦以湘軍平洪楊。皆保甲之變相而擴大者。蓋古者兵民合一之製既壞，以此補地方之武裝而自衛也。朱子社倉，亦以保甲法推行。以十家為甲，甲置甲首一人，五十家則置社首一人，社首、甲首負管理社倉之責，縣官則檢點帳簿，於每歲貸付及回收之際，列席監督。
書院多由民間私辦。如祥符二年，曹誠即戚同文講學舊居，建學舍百五十間，聚書千五百餘卷，願以學舍入官，遂以曹誠為書院助教。孫復起學舍為泰山書院，周行己築浮沚書院講學，皆是。書院有學田，亦由民間捐納。
此始於關中呂氏大鈞兄弟。有約正及同約之人，以德業相勵、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為約。朱子又為增定條例，如前舉社倉、保甲、書院諸制度，皆可以鄉約精神推行之。
宋、明以下之社會，與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門第消滅，社會間日趨於平等，而散漫無組織。社會一切公共事業，均須有主持領導之人。
若讀書人不管社會事，專務應科舉、做官、謀身家富貴，則政治社會事業，勢必日趨腐敗。其所以猶能支撐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賴此輩講學之人來做一個中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