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經濟文化之重心，何以有自北移南之傾向，此事論者不一。
或疑北方氣候，古代較溫暖，以後逐漸寒冷。
或疑北方雨量古代較多，以後逐漸減退。
或疑北方民族血統，後代混雜漸多，故見退步。
以上諸說，均無切證。
或疑黃河為中國水患，長江為中國之利。此層就歷史言，亦似適得其反。
殷代的文化，孕育長成於黃河之下流。
湯居亳，距河尚遠。其後渡河而北，乃暱就黃河，非畏避。故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殷之都城，始終近河。
自盤庚至紂二百餘年的殷墟，建築在黃河下游淇、洹交灌的大三角洲上。
西周的文化，脫離不了河、渭流域的灌溉。
春秋中原一、二百個侯國的田邑城郭，都錯落散佈在大河兩岸。
涇、渭、汾、凁、伊、洛、淇、洹、淄、汶、泗廣大的水利網，纓絡其間，做了他們養長文化的血液。
當時的溝洫制度，必然很可觀。
明嘉靖中，汪鎔奏：“舂秋之世，如山東、陝西、河南等處，皆為列國。其時干戈俶擾，一國之賦，足供一國之用，未嘗取給他邦。良以溝洫之製尚存，故旱澇有備，而國用日充。”
黃河水患，始見於周定王五年。此乃河北岸的衛國，為狄所滅。農田水利失修以後應有的景象。
以後魏文侯居鄴，西門豹、史起大修水利，這一帶依然是樂土。
第二次的河徙在漢武帝元光三年。這一次河患的來歷，蓋因戰國以來長期戰爭，競築堤防。
漢賈讓說：“堤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頻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有所遊蕩。水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堤防以自救。今堤防去水陋者數百步，遠者數里。”
又各以決水浸敵國。
趙世家：“趙肅侯十八年，決河水灌齊、魏之師。”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決河水灌長垣之外。”趙洩家：“趙惠文王十八年，決河水伐魏氏，大潦。”秦始皇本紀：“秦引河灌大粱城，城壞。”孟子云：“以鄰為壑。”
又有壅塞水源以害鄰。
國策：“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故始皇碣石石刻辭雲：“決通川防。”
河道與水利，為兵事所犧牲。遂成西漢間嚴重的水患。直到東漢王景治河功成，此後又九百年未見河患。
這正因北方經濟文物，尚在盛時，溝洫河渠，時有興修，故水不為害而為利。
黃河為中國患，其事始於宋，曆元、明、清三代千年不絕，卻正是北方社會經濟文化已在逐漸落後的時期，可見水患由於人事之不盡。
宋代河患，遠因則在唐中葉以後河溯一帶之藩鎮割據。
宋敏求謂：“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所載，僅滑帥薛平、蕭仿二事。”閻若璩謂：“河災羨溢首尾互千里外，非一方可治。當四分五裂之際，爾詐我虞，惟魏、滑同患，故田弘正從薛平請，協力共治。否則動多掣肘，縱有溢決，亦遷城邑以避之而已，此倆功所以罕紀也。”此皆謂暗中葉以後未必無河患，然亦可謂未必有大患。若遇大潰決，朝廷豈有不知？史書豈有不錄？惟如春秋狄踞衛地，黃河下游兩岸農田水利在藩鎮統治下，失修必多，則可斷言。
近因則在五代時之長期兵爭。
梁、唐夾河相持，決水行軍，事又屢聞。如梁貞明四年、龍德三年、唐同光二年，皆決河。
自此河決時聞。五代時河已屢決，至宋而遽發。而黃河下游一、二千里的河床，遂致屢屢遷移。
河道自春秋以迄近代凡六大變：
一、周定王五年，河決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漯別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
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魏郡，從清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後漢永平十三年，王景修之，遂為大河經流。
三、宋仁宗慶曆八年，商胡決，河分兩派。北派合永濟渠至乾寧軍入海。東流合馬頰河至無棣縣入海。二流迭為開閉。
四、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故堤，一由南清河入淮。
五、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北派漸微。及明弘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
六、清咸豐三年，河決銅瓦廂，再得改道北徙，由大清河入海。
其間巨變劇患，多在宋後。蓋自大伾以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域，皆為其縱橫糜斕之區，而北方元氣為之大耗。
黃河水患的起落，恰與北方社會經濟文化的盛衰，成一平行線，足征互為因果，非自始黃河即為中國之害。
宋後河患不絕，約有幾因：
一、常為他種原因而犧牲了河流的正道。
宋初河道與唐、五代略同。景德、景祐兩決澶州橫隴埽，，遂為大河經流。以今地大略言之，乃自河北濮陽東經山東鄆城縣，北出東平、範縣、東阿、陽谷之間也。
決商胡後河道，以今地理言之，大體自河北濮陽、大名入山東冠縣、館陶、臨清以至河北之清河，又入山東武城、德縣以至河北之吳撟、東光、南皮、滄青、靜海、天津諸地入海，謂之“北流”。
商胡決口後，有主開六塔河，引商胡決河復歸橫隴故道者。嗣六塔河複決，京東故道遂廢。乃有主開二股河，導水東行者。宋人謂之“東流”。北流通快，海口廣深，有合於黃河之古道，而宋人必欲回河使東。六塔、二股相繼失敗。哲宗時，復有主回河者。大意謂：“河尾北向，恐入契丹，則其逾河而南。彼必為橋樑，守以州郡，中國全失險阻。”蘇轍駁之，謂：“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又晦口深浚，勢無移徙。”而紹聖諸臣力主東流，蓋借河事以伸其紹述之說。元符時，河既決而北，而建中靖國初，尚有獻東流之議者。發言盈庭，以河為戲。金明昌五年，河絕陽武灌封邱而東，歷長垣、東明、濮、鄆、範諸縣，至壽張，注梁山濼，分二派，北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金以宋為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自是河道去古益遠。
元明兩代，以黃濟運，更不願河道之北。元末河道北徙，而明人以畏運道涸，力塞之。弘治中兩決金龍口，直衝張秋，議者為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
自此以下，迄於清代，莫不以人力強河流。河水日失其性，遂潰決不已。
咸豐銅瓦廂之決，河道終於北去。
二、政治之腐敗，河工之黑暗，政府常化最多的財力，而收最少的功程。最要者還是北方整個水利網之破壞。
徐貞明潞水客譚：“昔禹播九河入海，而溝洫尤其盡力。周定王后，溝洫漸廢，而河患遂日甚。河自關中入中原，涇、渭、漆、沮、汾、凁、伊、洛、瀍、澗及丹、泌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於是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諸川又會入於倆流，則河流安得不盛？其勢既盛，則性愈悍急而難治。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跡，疏為溝滄，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氾濫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資水成田，而河流亦殺，河患可弭。”
周用亦曰：“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蘭陽以南之渦河，與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惟，其不至於橫流潢決昔，實徼萬一之幸。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其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輿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無少異。然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特以未入於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用以備寧潦者，容水而已。故溝洫與海，其為容水一也。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矣。”
明副書亦云：“河能為災，亦能為利。故不知河之利者，則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東南無不耕之土，分畦列畛，畝自為澮，頃共為渠，疏而成川，窪而成淵。漏者坊，塞者浚。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耕斂，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沿江圩田，重重連堤，即有衝決，詎至為損？故能束橫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
“西北多荒土，種亦黍麥，水不為利，遂反為害。稍暘則傾瀉無所停，淫雨則肆溢無所約。寧夏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又謂：“西北不可以稻，則三代之盛都於雍、冀，曷嘗仰給東南？夫天人互勝，利害旋轉，墾田受一分之利，即治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為虐，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鳩，此執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識其水性，因以順為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嘗試，逆施而倒行者，又相萬也。”今按：明代以來治河理論，皆主潘季馴“河不分流，高築堤岸，束水刷沙”之說。然潘說特主河之下游，為救一時之潰決而言。若就北方全水量而為治本之計，莫逾於上述之三家矣。
即據關中水利言之，唐已不如漢，而唐後又更不如唐。
漢書：“鄭渠成，溉為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始為沃野。”其後又有輔渠、白渠、龍首渠之役。後漢都洛，諸渠漸廢。杜佑雲：“秦漢時鄭渠溉田四萬餘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唐永徽中，所溉惟萬許頃。洎大歷初又減至六千頃。”蓋因“沃衍之地，佔為權豪觀遊林苑，水利分於池榭碾磑。”宋人以鄭渠久廢，惟修白渠，溉涇陽、富平等六縣田三千六百頃。熙寧中，更穿豐利渠，溉田二萬五千餘頃。元至正初，以新渠堰壞，復治舊渠口，溉田四萬五千頃。其數乃不減於漢，然未幾即廢。
其它各地，大率皆然。
日知錄謂：“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可謂詳而有體。然誌之所書，大抵在天寶前者居什之七，至河朔用兵之後，則催科為急，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
觀明人所說河南、山東困於水旱的情形，可見一斑。
周用理河事宜疏：“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歷年親被沖決之患，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隴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泰山、徂徠諸山水發之時，漫為巨浸，漂沒廬舍，耕種失業，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值旱暵，又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至濟、魯之間，一望赤地。於時蝗蝻四起，草谷俱盡。東西南北，橫亙千里。天災流行，往往有之。”今按：河南、山東在漢、唐時，正猶如江浙之在元、明。所謂“歲漕關東粟數百萬石”者，大部即在此兩省。將明人記載一對比，可見中國南北社會經濟文化轉移之劇烈，而其原因則多半在人事，不必遠推至氣候雨量或人种血統等種種渺茫之臆測也。
而運河的開浚，其目的既專在通漕，對於北方原來水利，亦有損無益。
隋煬汴渠，溝通河、淮，說者已謂利害不相掩。
宋丁謂談錄謂：“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利。然跡其事實，抑有深害。凡梁、宋之地，畎澮之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帝將幸江都，遂析黃河之流，築左右堤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為橫截，散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乃湍悍。昔之漕運，冬、夏無阻，今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矧（shen）每歲霖澍（shu），決溢為患。自斯觀之，其利安在？”按：東漢王景治河，正使河、汴分流。河東流入海，汴東南入泗。煬帝溝通江、淮、河、汴，雖有南北水運聯貫之利，然如丁說，亦復不掩其害矣。
至元、明會通河，直貫南北，更逆自然之地形。
邱浚大學衍義補雲：“運河由江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閘者，即元史所謂會源閘也。泗、沂、洸、汶諸水畢會於此，而分流於南北。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於漳、禦。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迤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泌，有自瑯琊來之沂。迤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閘，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高臨下，水勢洩易而涸速。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
築壩堰，建堤閘，歲糜巨帑，而鑿者不勝淤，築者不勝潰。堤密於田畔，地破於壞瓜。人力已盡，水患方烈。因運河而牽連損害及於旁近之水系。大其甚者，為顧全運河水量，而強抑黃水南行，與淮合流。不惟河患頻仍，即淮水亦成大害。
大河自北宋時合泗入灘，淮下游為河所奪者七百七十餘年。淮本無病，此七百七十年中河病而淮亦病。又按：日知錄雲，“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 ”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自此以後，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 ”按：北方諸湖澤，因黃水倒灌，淤填平滿者甚多。河經河南中部，土益松，泥益多，氾濫橫決，而數百里間水利盡為破壞，又不獨一淮受其害也。
豫、魯、蘇、皖四省，天產民力，消耗犧牲於黃、灘、運三水之氾濫防禦方面者，不知凡幾。
若當時一面能改行海運，
一面縱河北去，則河、淮皆可安瀾。而豫、魯、蘇、皖四省，凡河、淮潰瀾之區，皆複變為膏腴沃土。一面廣興京東、河北之水利，一面再能移民遼、沈，墾闢漸遠，北京正在陸海之中心，何至必仰哺於江南，為此嗷嗷之態？
北方水利之逐步變壞，既如上述，而北方社會之疊受摧殘，猶不止此。始見於唐中葉以後藩鎮之長期割據，再見於五代之兵爭。
此兩期間的政治黑暗，蓋達極點。
三、見於遼、宋之對峙，邊界受蹂躪，不得生聚種養。
遼史兵衛制，“遼每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泊。皇帝親征，至幽州，分兵三路，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帝不親征，則以重臣統率。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則不命都統，只遣騎兵六萬，於界外三百里，耗盪生聚，不令種養而已。”
四、見於宋、夏之對峙，東北與西北，受同樣命運。關中、河北社會元氣，在外寇壓迫下，不斷降低。
五、見於金人之統治，一般的政浪情況之退步。在兵爭中籤兵制度之騷擾。
而尤甚者，為金之屯田兵所加於北方農村之損害。一因種姓之別，二因耕稼游牧生活習慣之異。由屯兵之雜處，北方村落受害極大。
屯田兵始金熙宗時。
熙宗天眷三年十二月，慮中原士民懷貳，始置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內徙，與百姓雜處。
計口授田，自燕南至睢、隴之北，皆有之，皆築壘村落間。其千夫長曰“猛安”，百夫長曰“謀克”。朝廷則不斷括民戶良田與之。
大定十七年，世宗謂省臣曰：“女真人戸自郷土三、四千里移來，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章宗承安五年，命樞密使宗浩等於山東等路括地給軍，凡得地三十餘萬。按：章宗明昌元年，亦有括地給軍之敕令。
農民失去田產，另受薄惡之田。
大定二十一年三月詔曰：“山東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真屯田人戶。愎有籍官閒地，依元數邀民。”七月又詔宰臣曰：“山東刷民田，已分給女真屯田戶。復有餘地，當以還民。”
泰和四年，上聞六路括地時，屯田軍戶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輸稅賦、虛抱物力者。貞祐三年，參政高汝礪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
而屯田兵得良田美產，卻不肯自己好好耕種。
世宗大定五年，以京畿兩猛安民戶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為薪鬻之，命大興少尹完顏讓巡察。大定二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之戶，往往驕縱，不視稼穡。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六月，又曰：“間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或種而不芸，聽其荒蕪。”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戶不自種，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壟無一苗者，治勸農官罪。明昌元年三月，勅：“當軍人授田，只令自種。”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撥地十里內自種，餘者許便宜租賃。
他們還只是喜歡出外畋獵。
明昌三年，敕：“猛安、謀克，許於冬月率所屬戶畋獵二次，每出不得過十日。”
漸漸亦有習染中國文學風氣的。
劉祁歸潛志：“南渡後，諸女真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與士大夫遊。”
要之不習農事，乃至於鬻田畝、伐桑棗。
奉和元年，用尚書省言，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土地者有刑。其田多汙萊，人戶闕乏，並坐所臨長吏。
中國的良好農民，則失其祖產，或淪為佃農，因此與猛安、謀克間感情日壞。
李石傳謂：“山東、河南軍民交惡，爭田不絕。”明昌二年，尚書省奏：“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
迨蒙古兵南來，漢人乘機報復，在河北之猛安、謀克戶，多見誅夷。
元遺山完顏懷德碑：“民問仇撥地之怨，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尋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淨盡。”又張萬公碑：“宣宗貞佑間南渡，盜賊群起，向之乘勢奪田者，人視之為血讎骨怨，一顧盼之頃，皆死鋒鏑之下，雖赤子亦不免。”
其避而南遷者，不下百餘萬口。一時又議括地分授，事雖未成，然河南民皆倍徵以給。
高汝礪言：“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半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萬有奇，更乞於經費外倍徵以給。”
民不勝苦，逃亡破殘，遂至兵多於民，其狀更不堪言。
侯摯疏：“東平以後，累經殘毀，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
約計金代猛安、謀克戶數，比澳人約佔十之一。口數約佔七之一。
據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七月統計，猛安二百零二，謀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而大定二十七年統計天下戶，凡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凡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零八十六。是猛安、謀克戶數約佔全數十之一、口數約佔七之一也。
長期間散佈在中國北方，據甚大之田，納極輕之租。
猛安、謀克納稅與平民不同，特稱“牛頭稅”，或“牛具稅”。其製，每耒牛一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佔田無過四十具。是最低限度五口之家略可得百畝，而納稅則四百餘畝僅納一石。世宗問魏子平：“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此蓋指猛安、謀克戶言之，實尚不到百一之稅。
國家負擔盡壓在漢族農民身上。
漢戶號為什一而稅，然裒（pou）斂刻急，民不堪其苦。以畝取五升、三合計，亦一倍唐租有奇。至官田租大概畝徵五斗。則百畝須五十石，與西晉五胡相仿矣。
實對中國北方農事，有甚大之損害無疑。
金之王室貴族，亦常因牧事禁民耕種。
世宗大定十年四月，禁侵耕圍場地。十一月，謂侍臣曰：“往歲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無牧地。嘗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墾。今聞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
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見民桑多為牧畜囓毀，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懲斷。二十年五月，諭有司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濼多為民耕植者，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
第六、則見之於軍隊之殘殺。
宋寧宗嘉定六年，金貞祐元年，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郡，凡破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堅守未能破。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蒙古兵入燕，吏民死者甚眾，室屋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
河北既殘，金宣宗遂遷汴。關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二縣，戶不滿萬。其後蒙古兵攻汴，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又遇大疫，五十日內，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蒙古兵入汴城，欲屠之，耶律楚材諫而止，時避兵居汴者尚百四十萬戶。蒙古之之破廈，其民至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
據當時戶口數字計之，殆於十不存一。
金泰和七年極盛時，戶七百六十八萬有奇，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有奇。而元之得金，戶八十七萬有奇，口四百七十五萬有奇，是十不存一也。金章宗明昌元年，金、宋口數約五與三之比。而蒙古得宋，較之得於金者，戶數超過十倍，口數超過四倍。其後乃有南十北一之差。蓋由北人多避逃來南，而蒙古亦稍染漢化，其對宋之殘殺，不如對金之甚也。大抵北方狀態，先壞於安史之以後，大毀於宋之南渡，及蒙古之滅金而摧殘益甚也。
第七、見之於元代政制之黑暗。
元代亦有軍屯、民屯之製。屯田遍及全國，以今河北、河商兩省為多。於屯田外又有寺田，地多上善，猶過屯田。而僧徒又往往侵奪民田，包庇逃稅。又多官田，至元七年，立司農司，頒農桑之製十四條。官田之製，亦祇以擾民而已。
英宗至治三年，張珪上疏曰：“天下官田歲入，所以贍衛士、給戌卒。自至元三十一年後，累朝以是田分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者、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為莊官，催甲鬥級，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徵求餼廩，折辱州縣，閉償逋負。官司交忿，農民窘竄。”則擾害之情，不下於金之猛安、謀克也。
第八、見之於阮末北方之殘破。
元末群雄起義，大率多在南方，而殘破則以北方為甚。其時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直至明初，尚謂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靖難兵起，淮以北又鞠為茂草。
中國北方社會，自安史亂後，直至明興，五、六百年內，大體上在水深火熱下過日子。
明代三百年統一，北方稍得回蘇。然亦承襲元製，盛行賜田，皇室乃至勳戚之莊園，為害於北方農業進展者猶甚大。
明“皇莊”始憲宗時，及孝宗弘治二年，謂：“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狳頃。勳戚、中官莊田三百二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其後又遞有增置。
世宗時，勘各項莊田，共計二十萬九百十九頃二十八畝。而尤甚者，神淙詔賜福王莊田多至四萬頃。其時諫者謂：“河南已有周、趙、伊、徽、鄭、崇、潞八王莊田，若再增四萬頃，則莊田將佔河南耕地之半數。”
此項莊田，租額既重。
騷擾尤滋。其對農業進展之妨礙，不言可知。
臨亡，流寇肆虐，以及滿清屢次入關鈔掠，又如入關以後之“圈地”，其為害皆甚矩。
清順治元年入北京，即髮圈地令。凡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前明皇親、駙馬、公、侯、伯、內監歿於寇亂者，其田盡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是年即立莊百三十有二。以後逐年圈地，失產者雖有視產美惡補給之論，亦僅為具文。而旗人懶於耕種，仍將圈得地絡續典賣與漢人，清廷再為減價收購，其為害於河北一帶之農戶，亦可想像得之。
大體上可以說，北方是中國史上前方一個衝激之區，而南方則是中國史上的後方，為退遁之所。因此北方受禍常烈於南方。安史亂後，中國國力日見南移，則北方受外禍亦益烈。而且自唐以下，社會日趨平等，貴族門第以次消滅，其聰明優秀及在社會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斷因避難南遷，留者平鋪散漫，無組織，無領導，對於惡政治兵禍天災種種，無力抵抗，於是情況日壞。事久之後，亦淡焉忘之，若謂此等情形，自古已然。嘆唐的黃金時代，因此不復在他們的心神中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