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葉以前，中團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偏倚在北方。唐中葉以後，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偏倚在南方。這樣一個大轉變，以安史之亂為關捩。
以漕運一事而言，漢初只言漕山東粟給中都官。三國鼎立，乃至南北朝對峙，各自立國，不聞北方仰給南方。隋煬帝大開運河。
他把北齊、北周與南朝三分鼎足的形勢打通一氣。東南、東北，均興水運，並不是北方要仰賴南方粟。
唐代江南戶口日多，租、調日增，漕運遂幾成問題。
開元十八年裴耀卿言：'江南戶口多，而無徵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使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僱河師水手，重圍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滯，物不耗失。 '開元二十二年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石。
開元二十五年，始用“和糴法”，令江南諸州租並回納造布。可見當時中央賴北方粟已夠。
天寶八年諸道倉粟表：
據上表，知天寶八年前，諸道米粟最盛者首推河南、河北，此則關內與河東，更次乃及江南、淮南。就此以推南北經濟情況，明明北勝於南尚遠。
安史亂起，唐室遂專賴長江一帶財賦立國。直至以後河北、山東藩鎮割據，租稅不入中央，唐室的財政命脈，遂永遠偏倚南方。
其時則自江入河之漕運，尤為軍國重事。
劉晏為肅、代時理財名臣，主要的便在能整理漕運。
晏之辦法，大體仍是裴耀卿遺規，使江船不入汴，江南之運積揚州。使汴船不入河，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不入渭，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又史稱：'晏為河南、江淮以來轉運使，每歲運米數十萬石給關中，或至百萬餘斛。 '
然此乃一時政治形勢所致，北方經濟依然可以自立，其仰賴於南方者尚不甚大。
貞元八年陸贄奏：“輕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文宗太和以後，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宣宗大中時，裴休為轉運使，乃增至百二十萬斛。
宋都汴京，主要原因，即為遷都就漕運。據當時定制，漕運凡有四線。
一、汴河——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來自江南、浙東西、淮南、荊湖南北，自江入淮，自淮入汴。
二、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來自陝西，自三門、白坡轉黃河入汴。
三、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來自陳、蔡，自閔河、蔡河入汴。
四、廣濟河——粟十二萬石。來自京東，自五丈河歷陳、濟、及鄆。
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里河。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穎、壽等州所運，渭之南河，亦謂外河。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
宋代在全國統一的局面下，國家財賦，始正式大部偏倚在南方。南宋歲收，轉更超出於北宋之上。
宋初歲入千六百餘萬緡，已兩倍唐代。熙寧時至五千餘萬緡。南渡後，更增至六千餘萬。地狹而賦轉多。
元代建都燕京，米粟依然全賴江南，當時遂創始有海運。
元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三十隻為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為三十。每綱設押官二人。行船又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有加秩，無易人。創議者朱清、張瑄，本海盜，自用事，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園宅館遍天下，庫藏倉庫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成宗大德七年，封籍其家資，拘收其軍器、船舶等，並命其海外未還商船，至亦依例籍沒。蓋二人仍皆營盛大之海外貿易也。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海運二百五十餘萬石。其後累增至三百五十餘萬石。
元代歲入糧數總計：
據上表，除江西外，其他自遼陽以下七地糧數總計，尚不及江浙一處，而江浙、江西、湖廣三處合計，又恰當其他六地之一倍。亦又超出於腹裡及其他六地，即全國總數之上。
就西晉時言，下游糧食多仰給於荊襄。至此則江浙遠超湖廣之上矣。又若以整個南方與北方比，則南北相差更遠。
明漕運凡五變：一、河運。二、海陸兼運。三、支運。四、兌運。五、改兌。
支運規定蘇、松、常、鎮、杭、嘉、湖諸地糧，撥運淮安倉。揚州、鳳陽、淮安撥運濟寧倉。以三千艘支淮安糧運到濟寧，以二千艘支濟寧糧運赴通州。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四次，可運三百餘萬石，謂之支運。自後又浸增五百萬石。終明世，其定制為四百餘萬石。
兌運者，民間但運至淮安、瓜州，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京，給與運費及耗米。初皆支運，後漸為兌運。
改兌者，令里河官軍運赴江南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為永制。
運船在天順以後，定數万一千七百七十隻，官軍十二萬人。以糧數比：
北糧755,600石。
南糧3,244,400石。
北糧隻及南糧五之一。地荒、人荒，遂為北方二患。卷十七整個的中央，幾乎全仰給於南方。而自南赴北之糧食運輸，亦成國家每年一次大耗費。
清代漕運額，亦定四百萬石。據清初《漕運例纂》規定，各省漕運原額，約為南四北一之比。惟據《清會典》乾隆十八年奏銷冊計之，則為南八北一。又據《戶部則例》，乾隆四十四年漕運額則為南十北一之比也。
耕、織為農事兩大宗，粟米與布帛亦為國家租、調雨大類。蠶桑事業，中國發明甚早，其先皆在北方。漢代絲織物，在黃河流域，已有幾個著名的中心地點。
北魏均田制，特有“桑田”，可證當時種桑養蠶、調絲織帛，為北方農民一極普遍之生業。隋代以清河絹為天下第一。唐代桑土調絹絁，麻土調布。開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諸州納布折米，可見其時江南諸州尚不為桑土。越人的機織，由北方傳授。
李肇《國史補》：'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為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女以歸。由是越俗大化，更添風樣，綾紗妙城江左。 '
唐代全國各州郡貢絲織物數量，以定州為第一。
《太平廣記》引《朝野僉載》：'定州何明遠資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 '
如亳、如滑，皆為當時絲織要地。
景龍三年，宋務光疏：“自頃命侯，莫後墝塉，專擇雄奧。滑州地出縑紈，人多趨射。列縣為七，分封有五。”《唐六典》：開元時，絹分八等，宋、亳第一。二、三、四、五、等皆在黃河南北，不及淮水流域。六、七、八等皆在四川境內外。大江以南僅泉、建、閩三州，位居最末。由大中六年中書、門下奏：“州府絹價，出果、閬州外，無貴於宋、亳州。”
唐十道貢賦絲布織物表
大體論之，重要的蠶桑之作，在北不在南。
五代河南北皆表散蠶鹽斂民錢。石晉尚能歲輸契丹絹三十萬匹。
史稱：“五代時，湖南民不事桑蠶，楚王殷用高鬱策，命民輸稅以帛代錢，民間機杼大盛。吳徐知誥令稅悉輸谷、帛、紬、絹，匹直千錢，當稅三千。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知其時南方蠶事漸盛。
汴宋錦織，尤為有名。
《博物要覽》載宋錦名目多至四十二種。陸游《老學庵筆記》載：“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衣服花紋，皆四時景物，謂之'一年景'”。又載：“定州有刻絲煙霧紗。”靖康元年，金兵入汴，索絹一千萬疋，河北積歲貢賦為之掃地。浙絹悉以輕疏退回。
宋、金分峙以後，宋歲幣以銀、絹分項。是絲織品又漸漸地要北仰於南之證。
金泰和六年，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所用不下百萬。”又泰和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是其時中原絲織物尚有輸於江南者。唯恐多系民間麤品，不敵南宋政府歲幣所輸於金政府者遠甚矣。
元代北方尚見有大規模之種桑區域。
至順二年，冠州有蟲食桑四十餘萬株。元冠州於漢為館陶縣地，明屬山東東昌府。
元初並有按戶稅絲之製。
太宗八年，耶律楚材為元定制，每戶出絲一斤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給受賜貴戚、功臣之家。
然而蠶桑絲織事業之自北南遷，在大勢上終於不可挽。明初南北捐稅數，恰成三與一之比。
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並直隸府州夏稅絹數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此後更是照著南進北退的趨勢進行。
萬曆六年各布政司並直隸州府夏稅絲絹數表：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此表北方各省折絹數乃過於南方，然折絹未必實納。正統八年，令各處不出蠶絲處所，每絹一疋，折銀五錢，解京支用。蓋唐以前北方輸絹，至是相承，僅為一種名色而已。如單論絲兩，則南北幾至八一之比。
又明代之染局有浙江、江西、福建、、四川、河南、山東、南直各處。
至嘉靖七年，以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等省不善織造，令各折價，為浙江於南至每年徵本色至二萬八千餘疋。至清代，惟有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而兩稅盡納銀糧，亦無折絹名色。於是令人漸忘河域自古為絲織先進之區矣。
又如陶磁，亦是北方農民很早就發明的一種副業。唐代河南府有貢瓷，至宋，精美著名的陶業，尚多在北方。
定窯在河北定州，以宋政和、宣和間為最良。南渡後稱南定，北貴於南。汝窯在河南，柴窯亦在河南。惟昌窯在江西，龍泉窯、哥窯在浙江處州。
至元明則最精美的瓷業，全轉移到江南來。
元有浮梁磁局，見《元史·職官志》，專掌景德鎮磁器，世稱'樞府窯'。民間有宣州、臨川、南豐諸窯。明景德窯最盛。宜興陶業始萬曆間。
木棉亦為宋後大利所在，而其種植，亦南盛於北。
這是北方經濟情緒漸漸不如南方的顯徵。換辭言之，亦可說北方農人的聰明精力，及其品性習慣，似乎在各方面都漸漸地轉變到不如南方。
再以商業情況而論，亦是南方日漸繁榮，北方日漸萎縮。
此有關於天然界之出產者：如鹽、茶為唐以後國利兩大項，鹽以兩淮為主，茶則均產於南方。銅鐵礦冶，亦南盛於北。漁業尤為南方所獨擅。
亦有關於交通者：南方水利日興，舟揖之便遠超北地。亦有關於人工製造者：如前舉絲織、陶磁之類。 《文獻通考》載宋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商稅歲額，四十萬貫以上者有三處，北佔其二，南佔其一。二十萬貫以上者五處，皆在南方。十萬貫以上者十九處，北得其一，南得十八。五萬貫以上三十處，北十二，南十八。五萬貫以下者五十一處，北得二十五，南得二十六。三萬貫以下者九十五處，北得四十五，南得五十。一萬貫以下者三十五處，北得二十，南得十五。五千貫以下者七十三處，北得十九，南得五十四。南北相較，已見北絀南贏。及明代有'市肆門攤稅'，共設三十三處，南得二十四，北得其九。
又明代商稅開始有“船鈔”，設關處所凡七：曰河西務，曰臨清，曰九江，曰滸墅，曰淮安，曰揚州，曰杭州。
全國商業，漸漸集中至長江下游與運河兩條線上。萬曆六年，各地商稅課鈔數，南直各府、州全數達一千三四百萬貫，殆佔全國四分之一。而淮安一府獨有二百餘萬貫，浙江省有三百萬貫。可證當時全國經濟集中在長江下游太湖流域，而由運河貫輸到北方的大概。此種演進，直到清代，大體仍舊。據《清會典》，光緒十三年全國各省釐金冊報，南方各省幾佔北方之八倍。
這一種趨勢，反映在社會文化上，亦可見北方人物在逐漸減少，而南方則在逐漸增多。
如以應科舉人數論。
唐武宗會昌五年限定各地應送明經進士額數表：
這已在唐代晚年，南方地位已高，但並不能跨駕中原之上。
北宋則南人考進士，人數又多，北人考明經，人數又少，顯分優劣。不得不限定南北名額以求平衡。
元代一樣逃不出南盛北衰之象。
明代亦定南北取士額。
明列朝鄉試額數表：
按：此表北直額數，其中實多南人。又兩廣、雲、貴西南人文之激進，亦可注意。
明會試額數表：
洪熙元年，定南捲取十之六，北捲取十之四。後復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然中卷其實即南卷也。又北卷中順天額亦多南人，則北卷之見絀多矣。
景泰初，禮部請“取士不分南北”，給事中李侃等奏，謂：“江北之人文辭質直，江南之人文辭豐贍，故試官取南人恆多，北人恆少。向制不可改。”後竟複分南、北、中卷，則分卷正為北人。由李侃等所言，以“江南”、“江北”為北，南北界線，較之宋歐陽、司馬爭論時，又見南移矣。
洪武二十年，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特遷南方學官教士於北，復其家。
又洪武四年至萬曆四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五年間，每科狀元、榜眼、探花及會元，共計二百四十四人，其籍貫如次表。
清乾隆丙辰詔舉博學鴻詞，先後舉者二百六十七人。滿洲五、漢軍二、直隸三、奉天一、江蘇七十三、安徽十九、浙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十二、河南五、山東四、山西三、廣東六、陝西四、四川一、雲南一。可見此種演進，至清無變。
再就宰相籍貫言之，唐宰相世系多在北方。
宋中葉以後，南方便多，北人便少。
明宰輔189人，南方佔了三分之二強。
社會南北文化經濟之升降，還可以政治劃分區域的大小繁簡來看。茲將唐、宋分道列一簡表如下：
觀上表，即知自唐至宋的政治區分，大體上是南方愈見衝繁，故分割愈細。北方無分而有並。
與政治區域相隨而可知者，最要為戶口之盈縮。
開元州郡等級，所謂“六雄”、“十望”皆在北方。時望縣八十五，而南方只有二十縣。
宋代北方戶口，即遠遜南方。
宋元豐三年四京十八路戶口主客數目表：
按：有隋盛時，總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戶。自唐以來，浸以孳息，更五代至宋，增至五百餘萬戶。而中原戶口之數，因五代亂亡相繼，周顯德六年，總簡戶僅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宋熙、豐盛時，分天下為二十三路，淮、漢以北居其八，淮、漢以南居其十有五。總天下戶千有六百五十萬，而淮、漢以北才當五百餘萬戶，淮、漢以南，乃當千有百餘萬戶。大率當天下三之二。不出東晉、南朝之地，而增十五倍之人。
范仲淹《十事疏》謂：“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十九縣。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並省諸邑為十縣。所廢之邑，並改為鎮。候西京並省，則行於大名府。”據是言之，北方政治區域，若以實際戶口衡之，在北宋盛時，其可省並者已多矣。又按：以主、客戶比數而言，諸路情形大率略似。客戶俱當主戶三之一乃至半數以上。獨兩浙、江南東及成都三路不然，客戶比數，只當主戶之四之一乃至五之一。又可見其經濟狀況之獨優矣。
再就元明兩代之行中書省及布政司之區分，列表如下：
元十一中書省：
嶺北、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江浙、江西、湖廣、征東。
明兩京十三布政司：
京師、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川、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
唐初十道，南北各半。明十三布政司，南得其九，北僅得四。南佔一倍以上。即此已見南北經濟文化輕重之不平衡。元代南北戶口，成十與一之比。
明代北方情形較佳，但依然趕不上南方。
明萬曆六年天下戶口南北計數：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上表戶口比數，特見增進者，莫如東南，而西南次之。戶口比數特見凋落者，西北為甚，而東北次之。
又按：南直蘇州府戶600,755，口2,011,985。松江府戶218,359，口484,414。常州府戶254,460，口1,002,779，蘇、松、常三府合計，戶數超過於湖廣、福建、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山西、河南、陝西、北直諸省，口數超過於福建、四川、廣西、雲南、貴州諸省，其繁榮可見。
萬曆六年十三布政司並南北直隸府州實徵夏稅秋糧約數：
以上南方。
以上北方。
按：蘇州一府秋糧2,038,894石，超過湖廣以下任何諸省，而與浙江、江西二省相彷彿。松江、常州秋糧合1,546,180石，亦超過陝西、廣東、福建、四川、北直、廣西、雲南、貴州諸省，而與山西、河南兩省相彷彿。若蘇、松、常三府秋糧合計，則超過江西、浙江以下任何諸省矣。
自漢迄明南北戶數增減簡表：
按：諸表中數字難盡精確，然取明大體之升降。
而明代西南諸省之開發，以及南海殖民之激進，尤為中國國力南移之顯徵，而為近世中國開新基運。
斯二者，皆為明代南方繁榮之要徵。西南開發之尤顯要者，則為湖廣、四川、貴州、廣西諸行省土司之設置。西南諸疆，雖早隸國土，然川、滇、湘、嶺嶠土之間，盤踞數千里，苗、蠻、僰、爨之屬，種類殊別，自相君長。秦漢以來，雖設郡縣，仍令自保。歷代相沿，至於明世，踵元故事，為設土官土吏，而視元益恢廓。分別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漸次規置，為宣慰司者十，為招討司者一，為宣撫司者十，為安撫司者十九，為長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此為明代開發西南一大事。
蓋亦隨褚地經濟民戶之自然展擴而俱起。下及清代，漸次“改土歸流”，而近世中國開發西南之大業，遂告完成。
至論海外殖民，其起當亦甚早。南海、象郡，已列於秦郡，而漢因之。東漢末季，中國士大夫浮海往交趾者，夥頤至多。東晉、南朝，交、廣海舶，目為利藪。
唐代始有市舶之稅，然領以宦寺，尚不以為國家之正收。而宋市舶特設官司，乃為國家度支一要項。
明代海上交通日盛，而我民之貨殖海外，立家室、長子孫者乃日眾。成祖時，命太監鄭和大舶六十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通使海外。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暹羅、滿剌加、蘇門答河、錫蘭等三十餘國。
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明之聲威既遠屆南海鍺國，亦會閩、廣商民，能自殖其勢力於海外，如南海人梁道明王據三佛齊，陳祖義亦為舊港頭目。風生勢長，不徒朝廷一使之力也。直至近世，南海殖民，仍為中國民族進展一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