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明初政治，亦有幾點特長處。
明主一面廢宰相，用重刑，一面卻極看重學校。明主蓋知政治不得不用讀書人，故一面加意培植養成，一面卻設法削其權任，殺其氣焰。
洪武八年，頒行學校貢舉事宜。
生員分二等。
一、府州縣學舍之生員。
二、鄉里學舍之生員。
府、州、縣學舍生員之資格，以官員子弟，及民俊秀、年十五以上、讀過四書者充之。
其學科有經、史、禮、律、樂、射、算等項。
其考試分按月考驗，及三年大比。
貢至行省，拔尤送京師，並妻、子資送。
貢士天子臨軒召見，分科擢用。
其任用有為御史、知州、知縣、教官、經歷、縣丞、部院書吏奏差、五府掾（yuan）史不等。
其鄉里學舍之師資，由守令擇有學行者教之。
考試亦三年一大比，師生皆有升進。
學校之盛，為唐宋以來所不及。
明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教官四千一百餘員，弟子無算。又凡生員入學始得應舉，則學校與考試兩制度已融合為一，此實唐宋諸儒所有志而未逮者。至其末流，漸廢漸壞，有名無實，則又當別論。
至國子監有“歷事監生”之製。
國子學改稱“國子監”，監生分赴諸司先習吏事，謂之“歷事監生”。亦有譴外任整理田賦、清查黃冊、興修水利等事，學十餘年，始撥歷出身。
出身優異。
洪武二十六年，盡擢國子生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兩使，及參議、副使、僉事等官，為四方大吏者尤多。臺諫之選，亦出於是。常調亦得為府、州、縣六品以上官。
布列中外，一時以大學生為盛。
明代國學，即至後來，亦比唐宋較見精神。
學生既得歷事，又有優養，而尤重司成之選，特簡大學士、尚書、侍郎為之。及至中葉，名儒輩出。如李時勉、陳敬業、章懋、羅欽順、蔡清、崔銑、呂枬（zhan）分教南北。畫則會饌同堂，夜則燈火徹旦，如家塾之教其子弟。故成材之士，多出其門。
明製中尤堪稱述者，在其翰林院。
翰林院之設始於唐，其先本內廷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
此猶秦漢初年之博士及郎官。舊唐書職官志言：“翰林院有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亦有名儒學士，時時任以草製。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中外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此則猶漢武帝侍中內朝多任文學之士也。嗣乃選文學士號“翰林供奉”，分掌制誥、書勅。此則以內廷漸分外朝之權，正與漢武以侍中諸文士參預國政奪宰相權相似。
玄宗時，別置學士院，自此學士與待詔有別。
趙璘因話錄：“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又文紀寶歷二年，省“教坊樂官、翰林待詔、技術官”云云，此種分別，猶如漢博士專尊五經儒士，而百家盡黜也。
專掌內命。
其後選用益重，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
此則相權內移，正如漢代尚書代三公之實權矣。
宋代則翰林學士，亦掌制誥、侍從備顧問，並有侍讀、侍講、說書等經筵官，亦與翰苑同為政府中清美的缺分。
而館閣之選，更為士人榮任。
凡直昭文館、直史館、直集賢院、直秘閣，與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皆為館閣高等。其次曰集賢校理，曰秘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曰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註官缺，必於館職取之。非經修注，不除知制誥。元豐以前，館職非名流不可得。凡狀元製科一任還，及大臣論薦，乃得召試，入格乃授，謂之“入館”。時人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qian），不為監。”其貴如此。
實為當時政府一種儲才養望之清職。
劉安世謂：“祖宗之待館職，儲之英傑之地，以飭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稍優其廩，不責以吏事。所以滋長德器，養成名卿賢相也。”
至於明代，翰林院規模，益臻崇宏，經筵宮、史官均歸入翰苑，翰林院更明顯的變成一個中央政府裡面惟一最高貴的學術集團。這一個集團，與王室在在保有很緊密的關係。內閣學士，即從翰林院分出。
英宗正統七年，翰林院落成，學士錢習禮不設楊士奇、楊榮座，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聞，乃命工部具椅案，禮部定位次，以內閣固翰林職也。嘉、隆以前，文移關白，猶稱“翰林院”，以後始徑稱“內閣”。
至詹事府官職，亦為翰院旁支，與侍講、侍讀等同為王室導師。
而明代翰林院一個更有意義的創制，則為庶吉士之增設。
翰林院有庶吉士，正如國子監有歷事生，以諸進士未更事，俾先觀政，候熟練然後任用。
大率進士第一甲得入翰林，而二甲、三甲則得選為庶吉士。
進士徑入翰林，始洪武十八年。永樂以後，惟第一甲例得入翰林，二甲、三甲必改庶吉士，乃得銓注。
自有庶吉士而翰林院遂兼帶有教育後進之性質。
其先庶吉士命進學於內閣。
永樂三年，命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新進士中選材質敏美者，俾就文淵閣進學。其先洪武六年，已有鄉貢舉人免會試，擇年少俊異者肄業文華堂之製。後景帝時，又有東閣進學之事。
並時經帝王禦試。
永樂中，召試庶吉士多在文華殿。宣宗時，又有齋宮考藝。正德後，庶吉士止隸翰林，遂罕禦試。
其間有經長時期之教習。
遠則八、九年，近則四、五年，而後除授。有不堪者，乃改授他職。永樂四年，庶吉士陳孟潔、曾春齡輩卒於京師，或以教習已近十年為言，上怒，於是張叔穎等皆除通判。
學成每得美擢。
大抵以授翰林院編修、檢討諸職為常。宣德以前兼授部屬、中書等官，正統間始有授科、道者。
翰林院本為儲才養望之地，明初尤能不斷注意到社會上的名儒耆俊，網羅擢用。
皇帝以及儲君，時時與翰林學士接近，既可受到一種學術上之熏陶，又可從他們方面得到很多政治上有價直的獻議或忠告。
翰林學士除為講官、史官、修書、視草等規定的職務外，如議禮、審樂，定制度、律令，備顧問，諍得失，論薦人才，指斥奸佞，以常獲從幸，尤見親密，實多有匡救將順之益也。
而一輩翰林學士，又因並不負有行政上實際的責任，而望榮地密，從容中秘，得對古今典章沿革，制度得失，恣意探討，以備一旦之大用。而庶吉士以英俊後起，亦得侍從臺閣，受一種最名貴而親切的教育。實在是國家培植候補領袖人才之一種好辦法。
在貴族門第的教育消失以後，在國家學校教育未能切實有效以前，此種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的製度，實在對於政治人才之培養，極為重要。
元代許衡罷中書，為國子師，所教習蒙古族人侍御貴近子弟，其後皆為重臣。明製實模仿於此。
洪武六年開文華堂肄業，太祖謂宋濂等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相，卿其勉之。”可證。翰林院制度後為清代所沿襲。清代政治上人物以及學術上之貢獻，由此制度助成者，尚不少也。
明初又厲行察舉之製，
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下至倉、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乾之士。其被薦而至者，又令轉薦，以故山林巖穴、草茅窮居，無不獲自達於上。
拔用人才，不拘資格。
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有徑拜為大學士者，有起家為尚書、侍郎者。永樂間，薦舉起家，猶有內授翰林、外授藩司者。
又俾富戶、耆民皆得進見，奏對稱旨，輒（zhe）予美官。
又獎勵人民上書言事。
凡百官、布衣、百工、技藝之人，皆得上書。並許直至御前奏聞。
有六科給事中掌封駁，謂之“科參”。
給事中原屬門下省，明代罷去門下省長官，而獨存六科給事中。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得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又廷議大事、廷推大臣、廷鞠大獄，給事中皆預。
位雖低而權重。
如此，只要上面有精明強幹的皇帝，下面學校貢舉制度能繼續不懈，社會優秀分子逐漸教養成才，逐漸加入政府。又有翰苑制度，為政府特建一個極富學術意宋的衙門，做政府的領袖人才的迴翔地。既以通上下之志，又以究古今之變，使常為全部政治的一個指導機關。又使下級官僚乃至地方民眾，常得風厲奮發，在政府中有不時參加及相當發言的地位。此種政治，宜可維持一個相當時期，不致遽（ju）壞。
故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
其時地方官每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有加擢者。守牧稱職，增秩或至二品，監司入為卿貳者比比。又常特簡廷臣出守，有尚書出為布政使，而侍郎為參政者。又常由大臣薦舉，又時遣大臣考察黜陟（chu zhi）。又重懲貪吏。故明之吏治，且駕唐、宋而上之，幾有兩漢之風。英、武之際，雖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之虞，由吏鮮貪殘故也。
其他又如明初衛所製度，頗得唐府兵遣意。
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於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每軍給田五十畝為一分。最盛時，中外衛所軍百餘萬。歲得糧五百餘萬石，官俸兵糧皆於是出。太祖曰：“吾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稅額：官給牛者十稅五，自備者稅四或三。亦較魏、晉為優。
黃冊、魚鱗冊整頓賦役，清代因之不能革。
魚鱗冊始行於洪武二十年。時兩浙富民畏避徭役，以田產寄他戶，謂之“貼腳詭寄”。是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濕、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
明初武功亦足方駕漢、唐。
安南自唐後淪於蠻服者四百餘年，永樂時復隸版圖，設布政司。朝鮮在明，雖稱屬國，而無異域內。朝貢絡繹，錫賚便蕃。迄於明亡，猶私心向明不已。成祖親征漠北，遠使南洋，季年朝貢者，殆三十國。
故明代的政治設施，雖論其用心，未得為當，而亦與兩漢、唐、宋諸朝並為中國史上之一段光昌時期。
惟承平日久，科舉進士日益重，而學校貢舉日益輕。
顧亭林謂：“明科舉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為進士缺，中下為舉人缺，最下乃為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為詮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為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於是不由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至於翰林之官，又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黨之形立。”
英宗天順以後，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翰林人才亦為科目所限。
時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已群目為儲相。明一代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者十九。科舉已視前代為盛，而翰林之盛，則又前代所絕無。
而教習庶吉士漸漸變成有名無實。
庶吉士在外公署教習，始自正統初年，浸與文華堂、文淵閣時舊規不同。內閣仍有按月考試，僅詩文各一篇，第高下，揭帖開列名氏，發院立案。有志者甚或謝病去。天順八年庶吉士，於次年相率入內閣求解館。大學士李賢謂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ju）欲入仕?”計禮應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教養何等？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大怒，請旨，各授職，罰禮觀政刑部。弘治六年，學土李東陽、程敏政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其流弊至此。
庶吉士散館，則資格已成，便可坐望要職。
明代甚拘資格，一與詞林之選，便可坐躋華膴（wu），往往優游養望。進士散館後，率請假回籍。吏部輒案原資起用。有家居敷十年，遷至尚書、侍郎，始入朝供職者。偶有一、二調外及改部郎，輿論喧嘩，互相袒徇。謝肇淛謂：“唐宋之代，出為郡守，入為兩制，未嘗有此格。”
翰林為貯才之地，吏部為掄才之所，此兩官特為明世所重。
明製，六部吏、兵為貴，以主文、武之銓選也。而吏部執掌尤重。吏部凡四司，文選掌銓選，考功掌考察，其職尤要。明史選舉志言：“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盡於是矣。”可見明吏部之權重。霍韜疏：“邇年流弊，官翰林院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別曹，升京官者必由吏部。人輒以二官為清要，中外臣工不畏陛下而畏吏部，百官以吏部以內閣為腹心。”
及翰林院既不能培養人才，而吏部選舉，又漸漸有拈鬮（nian jiu）、掣（che）簽之法，而選舉遂不可問。
明史選舉志：“在外府、州、縣正佐，在內大、小九卿之屬員，皆常選官，選授遷除，一切由吏部。其初用'拈鬮法'，萬曆間文選員外郎倪斯蕙條上銓政十八事，其一曰'議掣籤'。尚書李戴擬行，報可。孫丕揚踵而行之。”陳鼎東林列傳孫丕揚傳：“先是大選外官，競為請託，丕揚創為'掣籤法'。分簽為四隅：曰東北，東南，西北，西南。”於慎行筆塵謂：“一時宮中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閭巷，翕然稱頌。”
至於科舉方面，經義漸漸變成為八股。
元皇慶二年考試程式，始以四書義取士。明製考三場。初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二場論一道，判五道，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經、史、時務策五道。惟主司閱卷多就初場所中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因此學者精力全集中於四書義、經義。八股文者，乃一種有格律的經義，有一定之體裁與格式，猶之唐之有律詩、律賦。其體蓋起於成化以後。
昔人謂：“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坑。”
科舉推行既久，學者只就四書一經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文記之，入場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本經全文有不讀者。
丘濬謂：“士子登名朝列，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體偏旁者。”王鏊謂：“人才不如古，原於科舉。”楊慎謂：“士子專讀時義，一題之文必有坊刻。稍換首尾，強半雷同。使天下盡出於空疏不學，不知經史為何物，是科舉為敗破人才之具也。”
顧炎武謂：“舉天下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bian mao）。故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又曰：“時文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患得而勝之。”
學問空疏，遂為明代士人與官僚之通病。
掌握獨裁權的皇帝，往往深居淵默，對朝廷事不聞不問，舉朝形成群龍無首之象，而明代風習又獎勵廷臣風發言事。於是以空疏之人，長叫囂之氣，而致於以議論誤國。
明自正德、嘉靖以後，群臣言事漸尚意氣。至萬曆末，怠於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務為危言激論自標異。
明末以廷議誤國，事不勝舉。要之不度時勢，徒逞臆見，是非紛呶，貽誤事機。舉其要者，流寇既起，內外相乘，若暫和關外，猶可一意治內；而思宗迫於言路，不敢言和，廷臣亦無敢主和事者。陳新甲主兵部，力持議款，帝亦向之，事泄於外，群臣大嘩，為殺新甲。孫傳庭守關中，議者責其逗撓，朝廷屢旨促戰；傳庭曰：“往不返矣，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遂敗死。賊既渡河，有請撤吳三桂兵迎擊者，議者責其自蹙地，遂不果。及賊勢燎原，或請南幸，或請以皇儲監國南京，議者又斥其邪妄。明事終至於一無可為而止。
諂媚與趨附，奮發與矯激，互為摩盪，黨禍日烈。
至於地方生員，則有養無教，日益滋增，徒蠹公帑。
宣德中，生員定增廣之額，初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謂之“增廣生員”。嗣後又於額外增取，附於諸生之末，謂之“附學生”。人愈多，習愈惡。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俊士之效賒，遊手之患切。
又在地方仗勢為惡，把持吞噬，實做土豪劣紳。
崇禎之末，開門迎賊，縛官投偽，皆出生員。
當時比之“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
士習官方，至於萬曆之末而極壞。
顧亭林日知錄痛論之，謂：“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為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又曰：“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之不祥。自餘所逮見五、六十年國俗民情舉如此。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
又曰：“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盪覆，宗社丘墟。”
又曰：“舉業至於鈔佛書，講學至於會男女，考試至於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又曰：“萬曆間人看書不看首尾，只看中間兩三行。”又曰：“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雋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所著書、無非盜竊。”又曰：“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一舉於鄉，即以營求關說為治生之計。在州里則無人非勢豪，適四方則無地非遊客。欲求天下安寧，斯民淳厚，如卻行而求及前人。”
又曰：“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天下水利碾磑，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又曰：“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
又曰：“世尚通方，人安媟（瀉）慢。搖頭而舞八風，連臂而歌萬歲。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之。”又曰：“今世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為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又曰：“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詩字頒於輿皂。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沉，中原塗炭矣。”又曰：“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遊守禮，號曰楚賓。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異日媚閹建祠，此為之嚆矢（hao shi）。”
而承平既久，武備亦弛。 “本兵”高踞在上，武臣氣折。
明自英、憲以還，軍伍廢弛，而兵政盡歸於兵部，疆場有警，調兵撥餉及戰守事宜皆主之。武臣自專閫（zhuan kun）以下皆受節制，黜陟進退胥由之。總兵官領勅，至長跪部堂，而弁帥奔走盡如鈴卒。兵部權重，時號“本兵”。其後衛所漸空，至於無軍可交，而有募兵。
明室政治之支撐點，上面靠有英明能獨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較清廉肯負責的官僚。逮至君主不能獨裁，則變成宦官擅權。官僚不能負責，則變成官僚膨脹。於是政治教育破產之後，兵制、田賦等相繼崩潰，而緊接著的便是—個經濟破產。
明室財政，自英宗後即告絀。其弊端之大者，一曰內府。
明自孝宗以後，內府供奉漸廣。
王室之驕奢，與內官之跋扈相為因果，牽引至於無極。乃至如傳奉冗官之薪俸，
內府工匠之餼廩，
皆歲增月積，有加無減。
二曰宗藩。
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明則分封列爵，不農不仕。
正德間，已有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將軍、中尉二千七百。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各藩祿米歲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全輸不足供諸府祿米之半。”
隆、萬之際，郡王二百五十一，將軍七千一百，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七千七十三。此林潤所謂“年復一年，愈加繁衍，勢窮弊極，將何以支”也。
三曰冗官，而尤冗者則在武職。
景泰中張寧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至二千餘人，通計三萬餘員。歲需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嘉靖中劉體乾疏：“歷代官數，漢七千八百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踰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至正德世，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
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此後文、武官益冗，兵益竄名投佔，募召名數日增，實用日減。積此數蠹，民窮財盡。於是明代便非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