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卻漢高祖，中國史上由平民直起為天子的，只有明太祖。
這是說明蒙古人的政權之下，絕沒有漢人的地位。因此在蒙古政權被推翻的過程中，沒有讓政權之自身醞釀出權臣或軍閥來操縱這個變局。
明代共十六主，二百七十七年。
明代是中國傳統政治之再建，然而惡化了。惡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廢相。
太祖是一個雄猜之主。
天下大定，年已六十餘，太子死，孫孱弱，故為身後之慮。一面封建諸子，各設衛兵三千，乃至一萬九千，一面盡誅功臣宿將。
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誅，遂廢宰相。
太祖昭：“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
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至是廢去，遂成絕對君主獨裁的局面。
第二個惡化的原因，在於明代不惜嚴刑酷罰來對待士大夫。此亦起於太祖。
史稱：“太祖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胡惟庸之獄，株連被誅者三萬餘人。又藍玉之獄，株連一萬五千人。草木子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故其時文人多不仕。靖難之變，方孝孺夷十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
鞭笞捶楚，成為朝廷士大夫尋常之辱。
洪武九年，葉伯巨上書：“今之為仕者，以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
終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絕書。
廷杖亦始太祖時，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工部尚書夏祥斃杖下，其後流而愈甚。武宗正德三年，劉瑾矯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下朝官三百餘人獄。及（十四年）諫南巡，命朝臣一百零七人罰跪午門五日，晚並繫獄，晨出暮入，又各杖三十。餘繼疏爭者，杖四十、五十，有死者。世宗時（嘉靖三年）大禮議，逮下詔獄廷杖者一百三十四人，編修王恩等病創卒者十八人。莊烈帝時，用刑頗急，大臣多下獄。明廷之濫刑、濫殺，終使其自陷於不救之地。
其慘酷無理，殆為有史以來所未見。
魏叔子集載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眾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bi）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東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鬥許，醫治數月乃愈。”
而監杖用內官，行杖用衛卒，遂使士大夫懸命其手。
而尤甚者在使內監審獄。
史稱：“成化以後，凡大審錄，太監齋敕，張黃蓋，於大理寺為三尺壇，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中郎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視成案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稍忤。”
宋太祖懲於唐中葉以後武人之跋扈，因此極意扶植文儒。明太祖則覺胡元出塞以後，中國社會上比較可怕的只有讀書人。但是所謂傳統政治，便是一種士人的政治。明太祖無法將這一種傳統政治改變，於是一面廣事封建，希望將王室的勢力擴大。
一面廢去宰相，正式將政府直轄於王室。既不能不用士人，遂不惜時時用一種嚴刑酷罰，期使士人震懾於王室積威之下，使其只能為吾用而不足為吾患。
這是明太祖一人的私意。一人的私意，不足以統治一個天下，只有使明代的政治，走上歧途。
張居正屢言祖宗法度，謂：“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幹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為者。”又曰：“迂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撟扦文綱。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蓋中國自宋以下，貴族門第之勢力全消，宋儒於科舉制度下發揮以學術領導政治之新精神。尊師相，抑君權，雖亦有流弊，要不失為歷史之正趨。明太祖、張居正則皆此潮流下之反動也。
明代廢相以後，析中書政歸六部。
去中書省，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已。去門下省，特存給事中，雖七品官，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升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二品。
以尚書任天下事，侍郎副之。六部之上，更無領袖，而天子總其成。
其外有都察院司糾劾，通政司達章奏，大理寺主平反，為九卿。然惟都察院權較重，並六部尚書為七卿。明官蓋有卿而無公。
另設內閣大學士，為天子襄理文墨。
授餐大內，常侍天子殿閣下，故名“內閣”。時設大學士者共四殿：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兩閣：文淵閣、東閣。
並正五品，朝位班次在尚書、侍郎下。
洪武時，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奏章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載洪武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箚凡一千一百六十件，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故君主獨裁，非精力過絕人，其勢必不可久。
成祖以後，始有“內閣”之稱。
由翰林院侍講、侍讀、編修、檢討等官簡用，無定員。使參預機務。
永樂、洪熙兩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然批答亦出自御筆，不委他人。
成祖時，解縉、胡廣等既直文淵閣，猶相繼署院事。
仁宗後，閣權漸重。
楊溥、楊士奇、楊榮稱“三楊”，以東宮師傅舊臣，領部事，兼學士職，地位漸隆，禮絕百僚，始不復屬院事。
至宣德時，始令內閣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
詔誥起草，唐時屬中書舍人，後翰林學士越職代之。內閣擬旨，正似翰林之知制誥，並非宰相職也。至明代中書舍人乃七品官，專職書寫而已。
中易紅書批出。
太祖定制，內侍毋許識字。至宣宗時，始立內書堂，內官始通文墨，掌章奏，照閣票批朱，與外廷交結往來。
然遇大事，尚猶命大臣面議。
其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皇帝深居內殿，不復常與大學士相見。
甚至憲宗成化以後，迄與熹宗天啟，前後一百六十三年，其間延訪大臣者，僅孝宗弘治之末數年，而世宗、神宗則並二十餘年不見朝。群臣從不見皇帝之顏色。
大學士王鏊（ao）論視朝，曰：“上下不交，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不遇視朝數刻。君或不識其臣，臣或不交一言於君。上下不過章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非獨沿襲故常，亦其地使然。何也？本朝視朝於奉天門，未嚐一日廢。然堂陛懸絕，威嚴赫奕，將軍持鈲（孤），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正司奏上，特是之，命所司知之而已。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聞一事？下何嘗進一言？
“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週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視朝而見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蓋外朝為尊，中朝為親。唐皇城之南一門曰承天，正旦、冬至取萬國之朝貢則禦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視朝在焉，蓋古之治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
“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辰）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蓋亦三朝之遺意。太祖、太宗時，華蓋、謹身、武英殿筵宴奏事，則內朝也。
“今久不禦，上下之交絕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外朝或可間歇，內朝必以時舉。六部諸司以次奏事，大臣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五日一員上殿輪對，或不時召見。咫尺相對，略去威嚴。上不難於問，下不難於對。人才賢否、政事得失、風俗善惡、閭閻疾苦、古今治亂，皆得畢陳於前，則上下之情可通，內外之壅蔽可決，天下之事有何不可為者？”王鏊之言，特欲復明初之規模，而明室帝王之昏惰，則並有不止如鏊之言者，明政烏得不亂？
獨裁的皇帝不問政事，最著者自推神宗。
萬曆二十九年，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朝臣請簡補，不聽。三十四年，王元翰疏：“朱賡（geng）輔政三載，猶未一覯天顏。九卿強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兩都台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天子高拱深居，章疏一切高閣。”四十一年葉向高疏：“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為天下常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國政事歸皇帝獨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負責，朝政懶廢墮弛至此，亦歷史中奇聞也。
自然有權臣應運而生。
世宗時，夏言、嚴嵩遂弄大權。
自此以後，內閣學士朝位班次升六部上。
然皇帝於內閣不相親接，其間尚隔著一層太監的傳遞。閣權最高僅止於票擬。
朝廷命令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傳之內閣。內閣陳說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之太監，太監乃述之御前。
於是實際相權一歸寺人。
皇帝不赴內閣親視政務，故令閣臣票擬。皇帝在內寢仍不親政務，則批紅亦由太監代之。
因此明代司禮監，權出宰輔上。
英宗時王振，武宗時劉瑾，皆是。以後司禮監遂擅權。瑾每奏事，必偵帝為戲弄時。帝壓之，及麾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遂專決，不復白。每於私第批答章奏，辭率鄙冗，焦芳為之潤色，李東陽俯首而已。
因此宦官逐漸驕橫跋扈。
張東白雲：“自余登朝，而內閣待中官之禮幾變。天順間，李文達為首相，司禮監以議事至者，便服接見之。事畢，揖之而退。彭文憲繼之，門者來報，必衣冠見之。與之分列而坐，閣老面西，中官面東。中官第一人，對閣老第三人，虛其上二位。後陳閣老則送之出閣。後商文毅又送之下階。後萬閣老又送至內閣門矣。今凡調旨議事，掌司禮者間出，使少監並用事者傳命而已。”又嘉靖中，有內官語朝臣雲：“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凡幾變。昔日張先生進朝，我們要打恭。後來夏先生我們只平眼看看。今嚴先生與我們恭恭手才進。”
而閣臣中想實際把握政權者，最先便不得不交結內監。
其次又須傾軋同列。
閣臣不止一人，職任上並無嚴格分別之規定。嚴嵩傾去夏言，與許瓚、張璧同為大學士，而瓚、璧不得預票擬，大權遂一歸嵩。自是以後，票擬專首揆，餘旁睨而已。萬曆之季，疏多留中，首揆亦閒坐終日。
國家並未正式與閣臣以大權，閣臣之弄權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此乃“權臣”，非“大臣”。權臣不足服眾。故雖如張居正之循名責實，起衰振敝，為明代有數能臣，而不能逃眾議論。
張居正為相，治河委潘季訓，安邊委李成梁、戚繼光、俞大猷。太倉栗支十年，太僕積貯至四百萬。及其籍沒，家資不及嚴嵩二十之一。然能治國，不能服人。法度雖嚴，非議四起。繼之為政者，懲其敗，多謙退緘默以苟免。因循積弊，遂至於亡。
黃梨洲謂：“有明一代政治之壞，自高皇帝廢宰相始。”真可謂一針見血之論。
明代一面廢去宰相，一面又用嚴刑繩下。錦衣衛、東廠、西廠，成為皇帝的私法庭，可以不經政府司法機關而擅自逮捕拘訊朝臣，乃至於非刑虐殺，其權全操於內寺。
初領五都督府者，皆元勳宿將。永樂間，始設內監監其事。沿習數代，勳戚紈絝司軍紀，而內監添置益多。邊塞皆有巡視，四方大征伐皆有監軍，而內監之權又侵入於軍事。其他明代如皇莊、礦稅、上供、採造重重擾民事，亦皆奄寺主之，則奄權又侵及於財政。
內寺之權，極盛於熹宗時之魏忠賢。
天啟六年，浙撫潘汝楨始為忠賢立生祠，天下爭廢書院應之。監生陸萬齡請祀忠賢於國子監，又請以忠賢配孔子。崇禎時定逆案，首逆凌遲者二人，為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結交近侍次等充軍者十一人，又次等論徒三年贖為民者一百二十九人，減等革職閒住者四十四人，共二百零九人。
在一種黑暗的權勢下面，鼓盪出舉世諂媚之風，而同時激起名節之士之反抗，而黨禍於此興。
明朝一種諂媚結附之風，蓋由中葉以後，政治渾濁而引起。嚴嵩當國，朝士為乾兒義子者至三十餘輩。張居正臥病，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為設醮。翰林、科、道繼之，部屬、中、行繼之，諸雜職又繼之，外官南京、楚、閩、淮、漕又競起應之。黠（xia）者以獻媚，次亦避禍不敢立崖岸。時獨一顧憲成，削名不屈。無論為張居正，為魏忠賢，自趨權附勢者視之，則同樣為權勢之代表。而自守正不阿者論，則此等權勢亦同樣應該反對。反對此等權勢者，醞釀於講學，結集於書院。而張居正亦盡力摧毀天下書院，魏忠賢則前後兩次殺六君子十二人，黨禍至於不可收拾矣。
又按：黑暗政權之普通象徵，厥為賄賂。王振時，每朝覲官來見，以金為率，千金者始得醉飽而出。振籍沒時，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六、七尺者二十餘株。李廣歿後，孝宗得其賂籍，文武大臣饋黃、白米各千百石，蓋隱語，黃者金，白者銀也。劉謹時，天下三司官入覲，例索千金，甚有至四、五千金者。科、道出使歸，亦例有重賄。謹敗後，籍沒之數，大玉帶八十東，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萬餘兩，他珍寶無算。瑾竊柄不過六、七年耳。其後錢寧籍沒時，亦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東。魏忠賢史不載其籍沒之數，其富當更勝於瑾也。顧不必宦官為然。嚴嵩為相二十年，籍沒時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餘萬兩，他珍寶不可數計。當時文武遷擢，但問賄之多寡。
吏、兵二部持本就嵩填注。邊臣失事納賕，無功可賞，有罪不誅。文武大臣贈諡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雖州縣小吏，亦以貨取。戶部發邊餉，朝出度支門，暮入嵩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邊鎮使人伺嵩門下，未饋其父子，先饋其家人。家人嚴年已逾數十萬。
政府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積可支數年。水陸舟車載還其鄉，月無虛日。嵩本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其後陳演罷相，以資多不能行，遂為闖賊所得。賄隨權集，貪黷黑暗，諂媚趨附，胥可於此見之。然則又何怪於黨禍之興與流寇之起也！
直待全國正人都捲入黨禍，而國脈亦遂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