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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第三十五章暴風雨之來臨 蒙古入主

國史大綱 钱穆 9790 2018-03-16
南宋代表的是中國的傳統政權,他漸漸地從北方遷到南方,而終於覆滅。 蒙古民族入主中國,中國史開始第一次整個落於非傳統的異族政權的統治。中國的政治社會,隨著有一個激劇的大變動。蒙古入主,對中國正如暴風雨之來臨。 蒙古未入中國以前之世次:
蒙古的兵力,震鑠歐、亞兩洲。在蒙古騎兵所向無敵的展擴中,只有中國是他們所遇到的中間惟一最強韌的大敵。他們分著好幾個步驟,才把整個中國完全吞併。 自成吉思汗即位,至忽必烈滅宋,凡歷五世,七十四年。 那時中國本分三部:一宋、一金、一夏。而元人用兵,亦分三大步驟。先取黃河以北地,滅夏。再取金黃河南岸。再得長江流域及南方,滅宋。而每一階段,皆費了不少的力量。

金人既失河北、山東、關陝,並力守河南,成吉思汗齎恨而卒。 其後自紹定元年至六年,蒙古人費了六年的力量,才算把汴京打下。 金哀宗走蔡州,宋兵與蒙古合圍,逾年始陷。 至蒙古與宋啟釁,亦用大迂迴的戰略,先從西康繞攻大理,再回攻荊襄。但只攻陷後至宋滅,又六年。 如無劉整、呂文煥之降,宋尚不致速滅。又元世祖多用漢人,如王文用、劉秉忠、許謙、姚樞、史天澤、張文謙、宋子貞、董文炳、楊東、賈居貞、董文忠、趙良弼、劉肅、李昶(chang)、徐世隆、竇默、王鄂、董文用、商挺、郝經之流,故元在北方,政治已略有規模,得以繼續南侵。及既滅宋,漢臣漸疏,元政亦衰。 中國疆境遼闊,到處崇山大水。天然的形勢,既極壯偉,又富變化。而且列城相望,百里之間,必有一城。以此蒙古兵雖橫行全世界,宋、金雖均已積弱,而就蒙古全優隊征服的各地而言,只有中國是最強韌、最費力的一處。

蒙古人既得中國,遂把他主腦部分遷來,造成中國史上一種新的統治階層,綿歷一百餘年之久。
元代入主中國,凡十一主,一百零九年。 在此百又九年中,世祖的三十餘年,幾於無歲不用兵。甫定南宋,又規海外。內用聚斂之臣,外興無名之師,嗜利黷武,並不能在文治上樹立基礎。 此下因蒙古未有早定儲之製度,帝位相續,均由諸王擁戴,故屢起紛爭。 且蒙古恃其武力之優越,其未入主中國以前,已有本部及四大汗國,疆土跨亞、歐兩洲。故其來中國,特驚羨其民物財富之殷阜,而並不重視其文治。故元之諸帝,多不習漢文,甚至所用官吏,有一行省之大而無人通文墨者。 因此其政治情態,乃與中國歷來傳統政治,判然絕異。 第一最著者,為其政治上之顯分階級,一切地位不平等。

元代依種類分為四種。 一、蒙古。 二、色目。 三、漢人。 四、南人。 此四階級在政治上之待遇,顯分優劣。 漢人、南人不為正官。 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諸職,漢人不得居。參知政事,中葉後,漢人為者亦少。 終元世非蒙古而為丞相者止三人。 世祖時,南人間有台省者。成宗以後,台省有漢人,無南人。 至元以下,執政大臣多由吏進。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書,得入臺閣共筆札,積日累月,可致通顯。南人地遠,不能自至於京師,其士人又往不屑為吏,故見用者尤寡。 餘闕謂:“因此南北之士,亦自町畦相訾,甚若秦、晉不可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可見當時中國士人在政治上地位特微,而南方士人的地位更微。又按:金世亦有漢人、南人之分。先取遼地人為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為南人。金世宗謂賀揚庭曰:“南人獷直敢為,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詩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謂:“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者,以其人久陷異族,受迫茹荼之久,而德性漸墮也。謂“河南、山東人不習詩賦”者,其士人高門多隨宋南遷,留者或者遭屠割之慘,或抱種姓之痛,不願應試,故若習詩賦者轉不如在遼漢人之多。及金人統治漸久,漢化漸深,而河南、山東人亦漸起而與之合作耳。

順帝時,始詔:“南人有才學者得依世祖舊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皆用之。”地方行政長官,其先均由世襲。 世祖時,廉希賢疏:“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士及始命之臣,皆定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其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壯僕。此前古所無。” 直至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世襲。四年,又罷世侯,置牧守。 因世襲為封君,故元初百官皆無俸。至元十九年,集賢直學士程文海陳五事,一曰“給江南官吏俸”,則至是江南官吏仍未有俸也。後魏百官初亦無祿,至孝文太和八年始分祿。 創為行中書省,以便其分區宰割之私意。 唐中樞三省,元廢尚書、門下,獨留中書。又置行中書省,掌國庶務,統郡縣,鎮邊鄙,與都省為表裡。其初有征伐之役,分任軍民之事,皆稱行省,未有定制。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其丞相皆以宰執行處省事系銜。其後嫌於外重,改為某處行中書省。軍國重事,無不領之。此由中央政府常派重臣鎮壓地方之上,實為一種變相之封建。而漢、唐州郡地方政府之地位,渺不再得。此制大體上為明、清所承襲,於地方政事之推進,有莫大損害。自此遂只有中央臨制地方,而中央、地方共同推行國政之意義遂失。

行省長官,貴倨如君長,同列跪起禀白,同於小吏。各道廉訪使,必擇蒙古人。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始參以色目人及漢人。 州縣官或擢自將校,或起自民全,率昧於從政。縣尉多系色目,並年小不諳事,以承蔭得之,不識漢文,盜賊滋溢。 漢人、南人既不得為台省要官,亦惟有謀為州縣卑秩。 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以此求進。 及後求者眾,亦絕不與。有功而無錢,事多中輟。又按輟耕錄卷七:“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曲承使命,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填空名告身授之,竟無一人應募者。”然則以納粟求進,亦只限於張裡無賴,自好者未必爾也。

蒙古的“怯薛”,略當於古代之侍衛,本以貴族子弟的資格,選當內衛近侍之任,為封建政治裡面一種正途的出身。然而在承平積久之後,腐敗習氣,到處瀰漫,怯薛亦可以贖買得之。 鄭介夫成宗時奏雲:“'怯薛',古稱待衛。周禮膳夫,庖人、內饗、外饔、漿人、烹人、籩人,今之'博兒赤'也。幕人、司服、司襲、內宰,今之'速佔兒赤'也。宮人,今之'燭剌赤'也。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資,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獲賞賜,皆名曰'怯薛'。屠沽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賣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宮胥吏,經斷不敘,無所容身,則夤緣投入以圖升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戢,何有窮已。”

鄭氏以怯薛擬之周官,甚是。蒙古制度本多帶有古代封建社會之意宋。漢初郎官入仕,亦與怯薛差似。惟漢代經董仲舒、公孫弘諸人提倡以孝廉及博士弟子補郎,遂將封建意宋改革。蒙古則只是封建政治自己之腐爛。 蒙古人既看不起漢人、南人,因此也不能好好的任用漢人、南人,而只用了他們中間的壞劣分子。 要之。他們欠缺了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他們並不如所謂政治的責任,因此亦無所謂政治的事業。他們的政治,舉要言之,只有兩項:一是防制反動,二是徵斂賦稅。 因此元代稅收有“撲買”之製。 蒙古太宗十一年,富人劉廷玉等請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以耶律楚材諫而止。後回回人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楚材雖力爭,竟不得。

雖以世祖為開國賢主,亦專用財計之臣,務於聚斂。 各種商稅課額,日增月漲,靡有所已。 至元七年,諸路課程定額四萬五千錠。十作年,京兆等路歲辦課額自一萬九千錠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尚欲求增,世祖止之。二十六年,以丞相桑哥請,大增天下商稅,腹里二十萬錠,江南二十五萬錠。已視七年定額增十倍以上。又世祖十三年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三分取一,徵一千二百餘錠。至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至仁宗皇慶時,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仁宗延佑七年,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視原額幾及三百倍。延佑元年,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言:“課額比國初已倍五十。”食貨志謂:“天歷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不啻百倍。” 常賦外,復有“科差”,其額又極重。

元於常賦外加取於民者,太宗時尚只有絲料、丁稅兩種。至寧宗時又增包銀,世祖時又增俸鈔。 全科戶當出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俸鈔一兩,丁稅粟三石。此等皆兩額外之科差也。 惟元世祖初有中原,方經兵燹(xian)之後,又多用中國士人,故以注意稅收之故,而尚能留心及於民間之農事。 至元七年立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仍分佈動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 虞集雲:“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總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厚重之士,親歷原野,安輯而教訓之。功成,省歸憲司,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系銜,郡縣大門兩壁皆書耕織圖。” 又於農村設“社長”。 時定制,縣邑所屬村疃(tuan),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以教農桑,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此在世祖初年雖有此制,惟自平南宋後,對漢人任用即稍衰,一時方務於財利之朘(juan)括,地方政事不得人。趙天麟上策雲:“至元六年,每社立義倉,自是以來,二十餘年,社倉有空乏,伏望普頒明詔,凡一社立社長社司”云云,可見其製在世祖時即廢。又世祖紀至元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諸年,大司農司所上諸路學校數,至二萬有餘,明太祖謂其“名存實亡”,良信。蓋元自吞併宋以後,即無意於漢人這所教導矣。

而開浚水利之功,頗可稱道。 其時能興水利者,以郭守敬為最著。其他如董文用之於西夏、鄭鼎之於平陽、廉希寧之於江陵、趙誌之於長葛、耶律伯堅之於清苑、張立道之於昆明、王昌齡之於衛輝,成宗時皮元之於溫州、烏古孫澤之於雷州,皆因地制宜,民獲其利。 喪亂漸臻後之民主,賴以稍蘇。 惟自滅宋以後,他們意態即不同。設官分職,財務重於民事。 世祖初即位,尚多用漢人。當時如王文統、許衡、劉秉忠之徒,為之討論古今,參酌時變,定內外官秩,稍具規模。惟自滅宋以後,即一意於財利,漢人漸失職。歷成、武二宗,定制陰補官自六品以降,由省銓,先掌金谷,第其上中下,以歲月為差,至滿,始受朝命許典民政。尚書省竟為鉤考財賦之地,銓調不關白中書,以官為市,法紀蕩然。甚至一玉石之微,一弓劍之細,無不有數官以董之,名位冗雜,前所未有。 而貪污乃為元代政治上一尋常之事件。 成宗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贓污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順宗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九百四十九人,竟以忤時相坐不稱職罷歸。 又元代專行鈔法。 楮鈔始行在北宋時,蜀人先有“交子”,至南宋又有“會子”,始紹興時。金人至禁用見錢以推行鈔法。然宋、金末運,鈔法皆甚弊。元承金制,亦專行鈔幣而錢幾廢。 其先民間尚稱便。 先造“中統鈔”,後造“至元鈔”,以一當五。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凡歲賜、週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為準。 至其末,則鈔料十錠易鬥粟不得。 武宗時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大抵至元鈔五倍於中統,至大鈔又五倍於至元。不五十年鈔法三變,而其價亦二十五倍。及順帝至正中,又改造至正印造中統交鈔,名曰“新鈔”,二貫準舊鈔十貫。遂至鈔料十錠易鬥粟不得,而元亦亡矣。 明起,鈔法竟不能複行,而銀幣代起,亦為中國史上一重要變更。 秦漢以來,民間交易,惟谷帛與錢,無用銀之例。銀為器飾寶藏。唐代租出谷,庸出絹,調出繒布。而兩稅法行,令出錢。宋代諸州歲輸緡錢,故後世相沿謂之“錢糧”。金因錢鈔法弊,乃權以銀貨。繼复罷錢而專用銀鈔。哀宗時,鈔竟不行,民間一以銀交易,是為後世社會用銀之始。明初田賦亦未用銀。民間交易以銀,有歷禁。然鈔法既不行,銀終起而代之。 他們的軍隊,亦分為各等級。 蒙古軍。 探馬赤軍。 漢軍。 新附軍。 正相當於蒙古、色目、漢人、南人之四級。 兵籍秘密,漢人莫之知。 立里甲之製,二十家為一甲,以蒙古人為甲主。 又多立防禁。禁漢人田獵,禁漢人習武藝,禁漢人持兵器,禁集眾祠禱、集眾買賣,禁夜行。 又屢次收括民間馬匹。 而文武分途之弊制,遂為明清兩代所沿襲。 漢世良家子得以材力入官,或隸期門、羽林,或為三署郎,而軍功大者為卿大夫,小亦為郎。後漢將帥罷兵,大抵內為列卿,外為郡守。魏晉將軍之官,多選清望之士居之。如裴危、王恬等例是也。以至州鎮方伯,無不兼將軍、都督之稱。 當時文武選授,尚不拘資格,迄南北朝皆然。至唐吏部、兵部分為二選,文武始各有定闕。然諸州兵政掌之河史,悉帶使持節,並無專閫(kun)武員。吏職、兵官,未嘗判然區別。 宋太祖患五季藩鎮跋扈,命文臣出守列郡,而別置鈐(qian)轄都監以司軍旅屯戍政令,遂分職而治。然當時內外官仍文武參用,願換授者亦許改職。 自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定軍民異屬之製,以萬戶府、鎮撫司領戍兵,以知府、縣尹領民事。明因其製,於是州縣、營衛,建置攸殊;出身既截然不同,銓注亦有一定之格;自督撫大吏外,武官除授,乃無一不歸兵部。 今按:元之軍民異屬,本自有其用意。吳萊淵穎集書急就章後謂:“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保胡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諸侯。大開幕府,闢置官屬,錢穀獄訟,一皆專制,而不復關乎上。已而山東猘子,地富兵強,跳踉負固,卒貽誅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吏部。兵則自近戍遠,尺籍伍符各有統帥。但知坐食郡縣租稅,不復系守令事矣。”此蓋元人私武力以便宰制之用心。 明襲元弊,不能大事蕩滌者多矣。至清則同為盜憎主人。自樂於循用矣。 蒙古長於戰陣,而不善於理財,故賦斂之事則多委之色目、回人。其先軍隊所至,多掠人為私戶。 張雄飛傳:“至元十四年,荊湖行省阿里海牙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世祖紀:“至元十七年,詔核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為民。” 政府亦以分賜民戶為恩典。 至元十八年,江南平,以江南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功臣。先後受賜者諸王十六人,后妃公主九人,動臣三十六人。自一、二萬戶以上,有多至十萬戶者。動臣自四萬戶以下,至數千、數百、數十戶不等。 奴隸的獻賜、鬻賣、投靠,成為一時常態。 他們一面盛擁奴隸,一面又廣佔田地。 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謂:“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 牧場與農田雜糅,屢起衝突。 和尚傳:“諸王牧地、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強弱為予奪。”又塔里赤傳:“南北民戶主客良賤雜糅,蒙古軍牧馬草地,互相佔據”云云。此均在至元時。 政府又盛行賜田。 尤著者為江南平江田。張珪疏:“累朝以官田賜諸王、公主、駙馬,及百官、宦官、寺觀之屬。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人、姦吏為莊官,巧名多取。又驅迫郵傳,折辱州縣。請令民輸租有司,有司輸省部,省部輸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不從。 蒙古人以軍人而兼貴族,既享有政治上種種特權,又多用回人為這經營財利,剝削生息。 黑韃事略:“韃人只是撤花,無一人理會得賣販。只是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賣販以納息。回回或者自轉貸與人,或自多方賣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於州縣民戶。”又曰:“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謂之'羊羔兒息'。民間普通以緡取三分為常。” 回民相率殖產卜居於中原,尤以江南為盛。 而漢、回待遇亦種種不平等。 成吉思汗法令,殺一回教徒罰黃金四十巴里失,殺一漢人其償價與一驢相等。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成宗大德四年,定諸職官蔭敘之製,諸色目人視漢人優一等。 大抵回民地位,大體是代表的商人,而漢人則代表了佃戶與農民。 漢人地位中較高都為工匠。 軍臨屠城,惟匠得免。 靜修文集二十一:“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眾。”又蒙古入汴,依舊制,攻城不降則屠之,耶律楚材諫不聽,乃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乃詔原免,汴城百四十萬戶得保全。 匠人特籍為戶,得不與平民為伍。 靜修文集十七:“金人南徙,遷諸州工人實燕京。”元史張惠傳:“滅宋,籍江南民為工匠凡三十萬戶。選其有藝業者十餘萬戶為匠戶。”事在至元二十一年。又至元十七年,詔江淮行中書省括巧匠。未幾,賜將作院工匠銀鈔幣帛。旋勅逃役之民竄名匠戶者復為民。 元人設官,亦以軍、民、匠三者分列。 元官制分內、外任,外任中又分民職、軍職、匠職等名。匠職官甚多,與軍、民職官相等,亦謂之“局院官”。世祖時,有渾源人孫成善為甲,贈至神川郡公,諡忠惠。子拱世其業,亦贈至神川郡公,諡文莊。回回人阿老瓦丁以善製炮,世襲副萬戶。回回人亦思馬因亦以善製炮,世襲職。尼波羅國人阿尼哥以善裝塑,故元代名醫特多。至天文星曆、陰陽卜巫,元人皆與匠、醫一例視之。 蒙古人的統治,在大體上說來,頗有一些像古代貴族封建的意宋。只是春秋時代的貴族階級,自身有一種珍貴的文化修養,而蒙古人無之,他們在武力的鎮壓與財富的攫占之外,缺少一種精神生活的陶冶。他們只有一種宗教的迷信,算得是他們的精神生活。 因此在蒙古的政治局而裡,僧侶占到很高的位置。 如國師八思巴為蒙古創新字,世祖號之曰“大寶法王”。泰定帝泰定二年,以鮮卑僧言,為全天下立祠比孔子。而楊璉真伽世祖時為江南釋教總統,尤驕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零一所。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達三萬兩千戶。成宗大德三年,方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悉楊璉真伽冒入寺籍者也。又元製於帝師、國師下,僧侶有王公之封。 皇室佛事,佔國家政費之泰半。 世祖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成宗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成宗至大時,張養浩上時政書,謂:“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為率,僧居其二。宣徽院使歲會內庭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面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仁宗延佑五年,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歲費較大德又不知增幾倍。至明宗時,中書省言佛事以今較舊,增多金一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 寺廟亦擁有盛大之產業,與貴族王公等,同樣為封建勢力之一種。 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其著如大承天護聖寺,順帝至正七撥山東十六萬二千餘頃地屬之。前後兩次賜達三十二萬三千頃。又有大護國仁王寺,水陸田地十萬頃,賜戶三萬七千五十九。 而僧侶之為患於社會,更難盡述。 武宗至大三年,監察御史張養浩上時政書,九曰“異端太橫”。謂:“釋老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啖腴,萃逋逃遊惰之民,為暖衣飽食之計。”泰定帝二年監察御史李昌言:“臣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傳捨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五行省之使,十多六七。” 順帝父子竟以亡國。 順帝信西天僧演折兒法,譯言大喜樂也。又有西番僧伽璘真,授帝秘密大喜樂禪定,帝皆習之。醜聲穢行,初為太子所惡,帝曰:“秘密佛法,可以延壽。”令禿魯帖木兒以教太子,太子亦悅之。曰:“李先生教我儒書多年,我不省書中所言何事?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曉。”李先先生,太子論德好文也。其時順帝父子既溺惑於西番佛法,而社會起事者如韓山童、劉福通等,亦以白蓮教為號召。 元代社會上的上層階級,大體言之,有皇室、貴族、軍人、僧侶、商人、地主、官吏,而一般平民之政治地位則甚低。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此見陶宗儀輟耕錄。 “官、吏”為貴族,“僧、道”為宗教,亦相當於貴族。 “醫、工”即平民中地位較高者,如匠戶之類。 “七獵、八民”者,元特有捕獵鷹人,籍隸鷹房總統管府, 此雖賤民,而為貴族所御用,故較之農民猶高。所謂“民”,則漢人、南人之業家者也。 “九儒、十丐”者,“儒”為民間自由學者,而與僧侶宗教不同,本由春秋時代封建社會漸次破壞後所產生,為中國社會自秦漢以後一種特別重要之流品。 惟就蒙古人眼光及其政治設施言之,則不能了解其地位。彼輩既不能執干戈入行伍,又不能持籌握算為主人殖貨財,又不能為醫匠打捕,供主人特別之需求,又不能如農民可以納賦稅,故與“丐”同列。別有一說為“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十色,既有“工”,又重出“匠”,列“娼”於“儒、丐”之前,蓋由不明獵民之意義而妄易之。 大概當時的社會階級,除卻貴族軍人外,做僧侶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又次是獵戶與農民。而中國社會上自先秦以來甚佔重要位置的士人,卻驟然失卻了他們的地位。 最初的士人與普通平民一樣的被俘掠為奴隸。 黑韃事略:“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墮於屠沽,去為黃冠者,皆尚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宮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賦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蓋蒙古初入中國,其野蠻最甚。長春真人邱處機以宗教得成吉思汗之信仰,其徒得免賦役,全真教遂大行,文人不能自存活者多歸之。 經有懂得漢化者之勸告而稍得解放。 太宗時,免儒士之俘為奴者,立校試儒臣法。得淮、蜀士遭俘沒為奴者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見耶律楚材傳。又憲宗四年,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世祖取鄂州,俘獲士人贖還者五百餘人。中統二年,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至元十年,勅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又廉希憲傳:“世祖以廉為京兆宣撫使,國製為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強,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 他們對士人的觀念,似乎亦是一種彷彿的工匠。 太宗時,耶律楚材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始未易成。”因些遂令隨郡考試儒人被俘為奴者。 而終於在這些俘虜中間,偶然把南宋的儒學流到北方去。 蒙古破許州,先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惟樞特加重。及闊端南侵,命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拔德安,得趙復,其徒稱江漢先生。樞挾以北行,建太極書院,河朔始知道學。許衡、寶默皆從姚樞得程朱書。衡為國了祭酒,教蒙古諸貴人子弟,稍稍知中國禮義。 結果於國族勳舊之外,亦有科舉取士之製。 元科舉定制於仁宗皇慶二年。其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注。 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沈)氏為主,周易以程(頤)氏、朱氏為主。以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氏傳,禮記用古注疏。 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 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今按:科舉以四書義取士始此。自此相承直至清末,實中國近世一至要之創制也。 然此僅有名無實,在實際政治上極少影響。 一、舉行時間不久,次數甚少。 開科取士,定制在仁宗皇慶二年,始開科在延佑二年,已在宋亡後近四十年。科場三歲一開,至順帝至元元年科舉即罷,前後共二十年。嗣於至元五年復有科舉,共不過二十次。 二、科舉出身者實際並不多。 續通典:皇慶、延佑中,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顯要者常十之九。順帝時罷科舉,許有壬爭之,謂:“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 三、科場舞弊,全失考試本意,亦全無考試真相。 四、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榜考試,右榜為蒙古、色目人,恐多屬具文;左榜為漢人、南人,其真才實學多不屑應舉。 陶氏輟耕錄卷二謂:“今蒙古、色目人為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像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 陶氏生當元、明之際,其書刊於明代,則所謂“今”者,指元之晚季。其時蒙古、色目人在官者尚多不能執筆,則科舉取士之為效可想。餘闕曰:“至元以下浸用吏,中州之士見用者浸寡,南方尤寡。其久則南北之士亦自畦町相訾。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佑中,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間者,不可勝道也。” 可見元代入主中國,經歷一百餘年,中國自秦漢以來傳統的文治政權的意識,始終未接受過去。他們的政治,始終不脫古代貴族封建、武裝移殖的氣味。然而當時一般社會文化、經濟的水準,卻比春秋時代在貴族封建下的農民,高出百倍。蒙古人的倒退政治,到底不能成功,因此社會變亂百出。 至元二十年,崔彧(yu)上疏,謂:“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又至元二十四年詔:“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世祖至元時如此,其他可知。 蒙古人震鑠亞、歐兩洲的武力,終於在漢人的蜂起反抗下,退讓出他們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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