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在長期和平過程中，兩國內政乃至國防趨懈弛而腐化。金人突起乘其隙，兩國乃繼踵覆沒。
金起於混同江、長白山之間。
其先常以航海攻掠高麗、日本。
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遼聖宗開泰八年，女真曾以巨艦五十艘由圖們江口泛海南航。其船長九十餘丈，或六、七十丈不等；一船之楫三、四十，載人五、六十。越高麗東岸，抵日本對馬島、壹岐島，並攻入福罔灣，虜殺甚大。事見日本記載。並類此者不止一次。據史載，遠自宋太祖建隆年間，即曾泛海至宋賣馬。蓋女真與渤海同族，據日史記載，渤海盛時，與日交通見記錄者不下五十餘次。渤海覆亡不久，女真崛起，遂變和平之商路為征伐之航程。及其海上之活躍漸歇，乃轉而為陸地之侵擾。
其始抗遼，兵不滿萬。
遼天祚帝荒淫，常市名鷹海東青，道出女真境，女真苦之。宋徽宗政和四年十月，女真叛遼，諸部皆會，得兵二千五百人。十一月再胜遼，兵始滿萬。時遼人已大震懼，有“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製”之諺。
及其吞遼取五京，前後不出九年。
政和五年，女真始稱帝，國號金。遼使議和不成，遼主親征，又內亂，中途歸，金躡敗之，取遼黃龍府。 （黃龍府位於農安古城。）政和六年金取遼東京。重和元年，宋遣使浮海約金夾攻遼。宣和二年，金取遼上京。三年，侵遼中京。四年，取之，又取西京。宋童貫襲遼敗績，金又克遼燕京。至是遼五京全為金有。金自始起至是，前後九年，侵地及吉、遼、熱、冀、察、晉六省。
自金始起至遼滅，前後不出十二年。
宣和七年二月，金獲遼主延禧，遼亡。自阿骨打稱帝至是，凡十一年。
遼凡九主，二百十九年。
遼亡，金氛隊及宋。
宣和五年，宋金始構兵。
七年十月，金分兩道入寇，徽宗傳位太子欽宗。
於是有靖康難。
欽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渡河。圍京師，議和條件如下：
宋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段百萬匹，牛馬萬頭。
尊金主為伯父。
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
以宰相、親王為質。
時金兵號六萬，宋勤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金兵不待金銀足，二月即退師。
宋悔約，詔三鎮固守。十一月，金兵复渡河圍京師。要欽宗至金營議和。
二年正月，金人重邀帝去。
二月，金劫上皇、后妃、太子、宗戚前後凡得三千人。
金自滅遼至滅宋，前後不出二年。自始起至滅宋，前後不出十四年。
金驟滅北宋，其惟一政策，厥為在黃河南岸建立一個非趙姓的政權，而黃河北岸則歸自己統治。於是有張邦昌之擁立。
金人滅遼之速，已出自己意外。吞併了偌大一個國家，須得慢慢消化。金人本不想急速南侵。及金人渡河，亦並無意滅宋，故得割讓三鎮之約即北去。第二次回師南犯，自覺與宋結下深仇，防宋報復，故盡虜宋二帝、后妃、太子、宗戚，而立張邦昌為楚帝。只因黃河南岸，金人實在無暇顧及，惟求不與他為難，他便可慢慢地整頓黃河以北。這是金人當時的政策。
逮南宋高宗既立，金人徹底消滅趙姓政權之計劃失敗，他們一面仍想在黃河南岸留一非趙姓的政權做緩衝，故張邦昌之後，繼之以劉豫。
自四月金人北去後，五月康王構即皇帝位於南京，是為南宋高宗。九月，張邦昌伏誅。十月，高宗如揚州。十二月，金又分道入寇。一面是高宗怕金兵，故愈避愈南。另一面是金兵也不放心高宗，故愈逼愈緊。
建炎二年，金兵犯東京，宗澤敗之。七月，宗澤卒。河南遂失屏障。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奔鎮江，如杭州。六月，金兀術大舉入寇。十一月，渡江入建康（今南京。），高宗奔明州。金兵陷臨安，高宗航入海。四年正月，金兵陷明州，襲高宗於海，高宗走溫州。二月，金人引兵北還。九月，立劉豫為齊帝。
金兵此次大舉渡江南下，本想捉住高宗，永絕南顧之憂。及高宗入海，目的難達。其時黃河南岸，金人依然無法統治，更何論長江之南。金人只有引兵北返，而在黃河南岸另立一個劉豫。如是則好讓他做一個緩衝，阻住宋人北來報復，而金人則乘此躲回黃河北岸，好好休息整頓。這依然是四年前建立張邦昌時的政策。
金人一面擁立劉豫，讓他做緩衝，一面卻還試探與南宋進行和議。因此九月劉豫立為齊帝，而十月秦檜自金放歸。
檜以靖康二年反對金人議立異姓被執，在金太宗弟撻懶（完顏昌）所，主立劉豫者即撻懶。與檜同拘者尚有孫傅、張叔夜、何栗、司馬樸，獨檜回南。自言殺監己者奪舟而來，然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同逃，以此為當時所疑。金人固不必其時即一意慾和，要之不失為一著遠遠的閒棋，而終於在這一著閒棋上得了勝算。建炎二年六月，檜在金曾為徽宗草書與粘罕（完顏宗翰）議和，金人必夙知其能任此事，故特放歸。
同時高宗亦畏金，久想乞和。
初立時不信李綱、宗澤，而用黃潛善、汪伯彥，從歸德退避到揚州。渡江後，金兵北去。又不肯到建康，而居臨安。皆是畏金的表示。建炎元年，即遣祈請使赴金，名為請還二帝，實則意在乞和休兵。
而劉豫則與宋勢不兩立。又不能獨力對宋，豫為宋敗，自然只有乞援於金。如是則劉豫並不能為宋、金交兵之緩衝，而實做了宋、金言和之障礙。這一層不久便為金人所了解，於是便毅然廢棄劉豫，而直接與宋言和。
和約大體如次：
一、許宋稱臣。
建炎二年，高宗已使祈請使宇文虛中稱臣奉表於金。故稱臣為宋高宗自己請求之條件。
二、以河南、陝西地予宋。
黃河南岸，金既無法顧及，則已廢劉豫後，自然直接歸還宋室，只要宋室不向黃河北岸啟釁。
三、並歸梓宮及高宗生母韋太后。
金人所虜，徽宗及鄭後為高宗父母。韋賢妃是高宗生母。欽宗及朱後為高宗兄嫂。邢夫人為高宗妻。朱後於北虜時道殂，徽宗、鄭後於紹興五年崩。金廢劉豫，即揚言欲送回淵聖，擁立之於南京，蓋隱以此為對高宗之一種要挾。故秦檜雲：不和則太后不歸，而金且擁立欽宗。及後和議定，金人許歸徽宗、鄭後、邢後之喪，與帝母韋後，而朱後之喪及欽宗獨留不遣。
韋後南旋，將發，欽宗赴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為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後許之，且誓而別。及歸，始知朝議不欲欽宗南歸，遂不敢言。張邵與秦檜書，言金人有歸欽宗意，斥為外祠。金使來取趙彬輩三十人家屬，洪皓請俟淵聖及皇族乃遣，遂謫外。是皆檜之所以獨得高宗之眷顧也。
當時宋臣對和議一致反對。最要者在第一款。只有秦檜，一方知道金國之內情，一面窺破高宗之隱私，遂出來力主和議，因此再登相位。
秦檜第一次相在紹興元年八月，其時檜主“南自南，北自北”，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與金人“還俘畫江”之義吻合。故知檜之與金，當先有默契。惟其時南宋國勢漸穩定，高宗畏金心理漸淡，故每每游移於和戰兩途間。帝謂：“檜議南自南、北自北，朕北人，將安歸？”然終謂檜朴忠過人。蓋檜之敢於出負和議重任之一點，已為高宗所賞識矣。
檜於紹興二年六月罷相，及金人廢劉豫，揚言“請汝舊主人少帝來此坐位。”高宗乃又一意求和。七年十一月豫廢，而八年三月，秦檜復為右僕射。高宗與檜君臣互為狼狽，朱子謂：“檜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蓋實語也。
南方一致反對和議的空氣，好容易為秦檜所壓下，而北方對和局的政策忽然變了。
蒲盧虎、訛魯觀以謀叛被誅，撻懶亦以與宋交通罪見殺。緩進派失敗，急進派得勢。他們反對和議的主要點在第二條，放棄河南劉豫故地。
紹興九年，金兀術毀成約，執宋使，分道南侵，再取河南、陝西州郡，宋亦出兵。
宋兵在這一次戰事中，得到好幾回勝利。如：
劉錡（qi）順昌之捷。
吳璘（lin）扶風之捷。
岳飛郾城之捷。
劉錡等柘臯（gao）之捷。
金人主戰派銳氣已挫，於是重伸和議。條約大要如次：
一、宋稱臣奉表於金。
二、宋歲輸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
三、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為界。
就當時國力言，宋兵並非不能抗金。兩國情勢，不能以靖康為例。
中國太平已久，人生不見兵革，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童貫、蔡京、王黼、梁師成之門，無一可倚仗者。至南渡諸將帥，皆自營伍戰陣建功自顯。陳亮所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又曰：“東西馳騁而人才出。”韓、岳諸將皆一時良選也。而金則老帥宿將，日就死亡，所用之人，未能盡如開國時之盛。
金以騎兵勝，在大河南北，平原曠野，東西馳突，為其所利。及至江淮之間，騎兵失所便。王庶謂：“淮上虛荒，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兵勢不同曩（nang）時”，是也。
北族以騎勝，宋非不知，故北宋防遼，常開塘濼（po）植榆柳以限馬足，又有拒馬車、陷馬槍等兵器。
惟承平久則漸弛。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兵械精利，稱於一時。然至徽、欽宗時又濫惡。呂頤浩疏：“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兵，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夷人皆是民兵，平時賦斂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huan）甲胄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qing）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得短甲，不能挽七鬥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飢之卒，無力自辦器甲。”今按：此為宋、金初交兵時強弱勝負一大原因。不僅器甲弓弩不適用，亦以承平日久，官庫器甲率皆朽鈍，雖有若無，宜不能與塞外以戰鬥為生命之新起民族相較。然積之十數年，各軍自謀生存，此等弊病漸漸革除。韓、岳有“背嵬（wei）軍”，皆別置親隨，精選軍中勇健者充之，屢建戰功。
順昌之戰，兀術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帥臨陣自見。”兀術用“鐵浮屠軍”，皆重鎧（kai）甲，戴鐵兜鍪（mou），錡軍以槍標去其兜鍪，大斧斷其臂，碎其首。又兀術用“拐子馬”，而岳飛以麻扎刀入陣破之。以長刀、長斧破騎兵，郭子儀敗安祿山已然。軍事必漸習而強，不能因其初弱，疑其後盛。而金人多用簽軍，亦不如其初起部族軍之強悍。
系年要錄卷三十七謂：“金人犯中國，所過名都大邑，率以虛聲喝降，如探囊得之。積勝之威，直至兀術渡江，南兵皆望風披靡。”汪藻論諸將，謂：“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使明州無噍（jiao）類。韓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盡裝海舶，焚城郭為逃遁計。”此皆金兵先聲奪人，使諸軍無鬥志。其後兀術在江南，形勢窮蹙，自引北去，韓世忠遂橫截之於江中。縱謂因金人飽掠，韓之兵卒利其財物，然其時韓軍膽量，畢竟與前不同。世忠以八千人與金兵十萬相持凡四十八日，自是金兵不復再有渡江之志。
世忠一人，前後勇怯迥異，正為當時諸將於積敗之後，漸漸神誌甦醒、勇氣復生之一好例。後世讀史者專據如汪藻等疏，以建炎以前事態，一概抹殺紹興之抗戰、實為不明當時心理氣勢轉變之情形。
宋削方鎮太過，然太祖時，如環州董遵晦、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尚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而其時如江淮諸郡，皆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盪若平地。
北方自太宗以下，亦漸隳祖法。故時臣謂舉西北二垂觀之，若濩（hu）落大瓠（hu），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欲兵之強，莫如多榖（gu）與財。而熙寧以來，財務益集中，州郡廂兵亦籍歸中央，為置將領。地方無財無力，何以應急？
南渡以來，諸擅兵於外，稍自攬權，財力漸充，兵勢自壯。高宗、秦檜，乃亟亟以收武臣兵柄，集權中央為務，至不惜屈膝金夷。何不對諸帥稍假借，猶足勉自樹立也！
縱說宋軍一時不能恢復中原，直搗黃龍，然使宋室上下決心抗戰，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長江。強敵在前，正是策厲南方奮興振作的一個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
對內則務求必伸，對外則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聽李綱、宗澤，只是不願冒險。其後，不用韓、岳諸將，一意求和，則因別有懷抱。紹興十一年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時戰事方殷，帝問：“曾讀郭子儀傳否？”俊對以未曉。帝諭雲：“子儀時方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一身饗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孫不饗福，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此等處可見高宗並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稱臣屈膝，而轉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氣者自所不甘，故岳飛不得不殺，韓世忠不得不廢。
岳飛見殺，正士盡逐，國家元氣傷盡，再難恢復。這卻是紹興和議最大的損失。
朱子語類：“門人問中興將帥還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無人。'”武穆卒時，朱子已二十餘歲，豈有見聞不確？武穆對高宗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
金人得此和議，可以從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兵，一面遷都燕京。中間休息了二十年，結果還是由金人破棄和約，而有海陵之南侵。南方自和議後，秦檜專相權十五年，忠臣良將，誅鋤略盡。
察事之卒，佈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貴者，爭以擠陷善類為功。自檜用事，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秦檜主和，自謂“欲濟國事”，試問和議完成後，檜之政績何在？則其為人斷可見矣。夫對外和戰，本可擇利為之。而自檜以後，遂令人竟認對外主和為正義公論所不容。明懷宗以不敢與滿洲言和誤國，則檜猶不僅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既息，士氣亦衰。高宗不惜用嚴酷手段，壓制國內軍心士氣，對外屈服，結果免不了及身再見戰禍，亦無顏面再臨臣下，遂傳位於孝宗。
孝宗頗有意恢復，然國內形勢已非昔比。
前有將帥，無君相。今有君相，無將帥。朱子言：“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故當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對，尚陳恢復之義，後乃置而不論。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謂：“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言乎！”遂極論當時弊政。而孝宗則謂：“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強佔，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理會深，於國事則諱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復者，早已於高宗時誅逐殆盡。人才士氣，須好好培養。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無。一反一覆，只有讓邪人乘機妄為。
適金亦方盛。
時為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號稱文治，一時有“小堯舜”之譽，文物遠勝遼、元。然大定中亂民獨多。是金人統治中原，始終未臻穩定之地位。宋能惕厲自強，始終不以和局苟安，未見必難恢復也。就實際言，則當時南方政治尚不如北方。
僅得稍改和約。
宋主稱金主為“叔父”。
歲幣銀、絹各減五萬兩、匹。
疆界如紹興時。
孝宗抱志未伸，亦不願老做此屈辱的皇帝，遂禪位於光宗。光宗又禪寧宗，乃鬧出韓侂（tuo）冑的北伐。
結果宋兵敗求和，殺韓侂冑自解。
宋金為“伯侄”。如靖康故事。
銀、絹各增十萬兩、匹。
餘如舊。
然侂冑兵敗議和之年，即蒙古鐵木真稱帝斡難河之歲。此後宋、金皆衰，只坐待著蒙古鐵騎之來臨。
宋之南渡，對金既不能伸其撻伐，屈膝求和，則惟有敲脂剝髓，以奉歲幣；而其國內又仍不得不養軍以自守；於是財用遂陷絕境。
南宋疆域，較之全宋時僅及其半，而其國用賦入，乃超出於全宋之最高額。
當時學者至謂“自有天地，財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
葉水心外稿應詔條奏財總論有云：“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
若以追比唐代，徵斂之目，所增且十倍。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論宋代丁錢本末，謂：“唐初之庸，楊炎已均入兩稅，而後世復有差役，是取其二。王安石令民輸錢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qi）戶長、保正僱錢復不給，是取其三。又有丁錢，是取其四。一有邊事，免夫之令又不得免，是力役之徵，取其五矣。若論調，則有折稅，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徵亦三矣。論租，則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di），而鬥面加耗之輸不與，是榖粟之徵亦三矣。通而論之，蓋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
然此猶曰正供也。其他雜取無藝，更不堪言。舉其尤著有曰“詩、總制錢”者。
經制起於宣和，總制起於紹興。所謂經制錢者，由宣和末陳亨伯為經制使所創之一種雜徵，建炎中復行之。紹興五年，以總制司為名，遂因經制之額又增析為總制錢。其法如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等，當時謂其“斂之於細而積之甚眾”者是也。
又有曰“月樁錢”者。
此制亦起於紹興，以軍資供億，令本路計月樁辦，故名。當時稱其“名色類多違法，最為一方細民之害”者。其可數說者，有曲引錢、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訟者敗有罰錢，勝則令納歡喜錢。
又有曰“板帳錢”者。
此亦軍興後所創。時稱：“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臟而課其入。索盜臟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俟核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為消豁而抑納”。諸如此類，有司固知其非法，蓋以板帳額重，亦別無他策也。
其尤無理者曰“折帛錢”。
折帛原出於和買，其製始北宋咸平中。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則其先由官給錢，故稱“預買”。繼則官不給錢而白取，又後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現錢而謂之“折帛”。陳止齋曰：“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然建炎初行折帛止二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為常率。四年為三貫省。紹興二年為三貫五百省，四年為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林大中、楊萬里疏，皆謂“兩縑（jian）折一縑之直”也。
州郡上供錢亦逐年增升，極朘（juan）削之能事。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鄂、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財賦，十分為率，儲一分充上供。如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儲一分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緡；岳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云云，是尚在孝宗時也。
南宋政府，所以取於民者如此，其民烏得而不困，其國亦烏得而不亡！
南宋凡九主，一百五十三年。
金九主，百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