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新法，不能說有成功，然而王安石確是有偉大抱負與高遠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對，根本上似乎還含有一個新舊思想的衝突。
所謂新舊思想之衝突，亦可說是兩種態度之衝突。此兩種態度，隱約表現在南北地域的區分上。
新黨大率多南方人，反對派則大率是北方人。
宋室相傳有“不相南人”的教戒。然而南方人的勢力，卻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時的王欽若，仁宗時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為相的先例。
宋史王旦傳：“真宗欲相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稱立賢無方，然須賢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真宗乃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或謂真宗問王旦：“祖宗時有宓（mi）讖，雲南人不可作相，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云云。見曲洧（wei）舊聞。真宗景德初，晏殊以神童薦，與進士並試，賜同進士出身。寇準曰：“惜殊乃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又陸游謂：“天聖以前多用北人，寇準持之尤力。”
而南方人在當時，顯然是站在開新風氣之最前線。
晁以道嘗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二徐兄弟以儒學，二楊叔侄以詞章，刁衍、杜鎬（gao）以明習典故，而晏丞相、歐陽少師巍乎為一世龍門。紀綱法度，號令文章，燦然具備。慶曆間人材彬彬，皆出於大江之南。”
在野學校之提倡，在朝風節之振厲，文章之盛，朋黨之起，皆由南士。
司馬光與歐陽修為貢院逐路取士起爭議，這里便已十分錶見出當時南方文學風氣已超駕北方之上遠甚。
司馬光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請貢院逐路取人。”歐陽修非之，謂：“國家取士，惟才是擇。東南俗好文，故進士多；西北人尚質，故經學多。科場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東南州軍進士取解，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優假。東南千人解十人，初選已精。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發解時又十倍優假，初選已濫。廣南東西路進士，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一就省試即歸，冀作攝官。朝廷以嶺外煙瘴，亦許其如此。”
據司馬、歐陽兩人主張，可見當時北方文風已遠遜南方。不僅取解人數不能相比，且北方多考明經，南方多考進士。自唐以來科第，即以進士為美，非進士及第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不得及第。後世遂謂文學詩賦盛於南方，不知中唐以前，殊不爾也。
熙寧間，王安石罷詞賦、帖經、墨義，並歸進士科，而齊、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為文辭，榜出多是南人，北人極少。哲宗以後，遂許齊、魯、河朔五路北人皆別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時謂“北人質厚，不能為文辭”，其實中唐以前擅文辭者，多北人也。陸佃（tian）在元豐八年有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進士解名劄子，謂：“京東、西、陝西、河東、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取一人；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則在南人意見中，尚覺南士機會不如北人。然南北分卷之製，直至明代，依然不能革。誠使公開競選，北人到底爭不過南人，不得不以此為調節也。
南北兩方文風盛衰之比較，後面即反映出南北兩方經濟狀況之榮枯。
司馬光謂：“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蓋文學、政事必待於師友風尚之觀摩，社會聲氣之染習。大抵當時北方社會，經濟日趨枯竭，故士人不能遊學京師。南方經濟較優，故遊學者盛。當時如晏殊、范仲淹以及歐陽修輩，皆以南人居京朝，為名士之領袖，風氣之前導也。
因此當時南人，頗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較優，南方人經濟上負擔較重之感。
李覯（gou）長江賦謂：“國家重西北而輕東南。彼之官也特舉，此之官也累資。斂於此則莫知其竭，輸於彼則惟恐不支。官以資則庸人並進，斂之竭則民業多隳。為貪為暴，為寒為飢。如是而不為盜賊，臣不知其所歸。”此乃一種極激昂之不平鳴也。
而在北人眼中，則南人在政治上勢力日擴，似乎大非國家前途之福。
宋人筆記謂：“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用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天下多事。'”此說本不可信，然在此故事中，卻充分錶現出北人討厭南人當權用事之心理。
以中國疆域之廣大，南北兩方因地形、氣侯、物產等等之差異，影響及於社會之風習，以及人民之性情；雙方驟然接觸，不免於思想態度及言論風格上，均有不同，易生抵牾。
神宗相陳旭，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又司馬光與呂惠卿在講筵，因論變法事，至於上前紛挐（ru）。上曰：“相與論是非，何至乃爾？”既罷講，君實氣貌愈溫粹，而吉甫怒氣拂膺，移時尚不能言。人言：“一個陝西人，一個福建子，怎生廝合得者！”
所以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處是代表著當時南方智識分子一種開新與激進的氣味，而司馬光則似乎有些處是代表著當時北方智識分子一種傳統與穩健的態度。除卻人事偶然方面，似乎新舊黨爭，實在是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在中國南北經濟文化之轉動上，為一種應有之現象。
王安石新法，有些似在南方人特見有利，而在北方人或特見為有害的。
羅從彥遵堯錄謂司馬光所改法，無不當人心，惟罷免役失之。王安石免役，正猶楊炎之均稅，東南人實利之。今按：羅亦南人，其言必信。政繁則役重，當時東南之役，諒必較重於北方也。
推而言之，如均輸法當亦於南方特利；而保甲、保馬諸政皆推行於黃河以北，民間覺其騷擾，南方則不知也。
田賦宋代最不均，景祐時諫官王素及歐陽修等皆主均賦，至嘉祐時復遣官分行諸路均田，然俱無成功而止。歐陽修初主均田，後遂言其不便。元豐間，天下墾田凡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馬端臨謂：“前代混一時，漢元始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餘頃，隋開皇時墾田一千九百四十萬千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八千餘頃。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四倍有餘。雖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薊，西不得靈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半為邊障屯戌之地，墾田未必倍蓰（xi）於中州。”
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祖宗重擾民，未嘗窮按。”
又食貨志言：“天下荒田未墾者多，京、襄、唐、鄧尤甚。至治平、熙寧間，相繼開墾。然凡百畝之內，起稅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為民間苦賦重，遂不增。”以是觀之，田之無賦稅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此等脫逃租賦之田，惠澤豈真下及於貧民？朝廷一行均田，豪強必多方阻撓，結果則所謂均者，依然不均。
史稱：“元豐八年，神宗知官吏奉行方田多致騷擾，詔罷之。”則均田之難行可想。
初，歐陽修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
王安石行均田自京東路始。疑當時田租不均，亦北方為甚。則反對均田者，恐亦北人為多矣。
及元祐新政，王安石一黨盡斥，而所斥的即是南人。
元祐元年，王嚴叟入對，言；“祖宗遺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確、章惇（dun）、張璪（zao）皆南人，恐害於國。”
其後蔡京擅權，南人又得勢。
陳瓘（guan）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按：陳乃南劍州人，其論蓋就當時實情為持平也。又按；元祐朝首主“紹述”之論者為李清臣，乃大名人，韓琦之婿。當時譏其“趨時，嗜權利，意規宰相”。此所論新舊南北之分，特就大體言，未能一一吻合也。
所以宋史奸臣傳中，幾乎全是南方人。
蔡確，泉州晉江人。呂惠卿，泉州晉江人。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曾布，江西南豐人。安惇，廣安軍人。蔡京，興化仙遊人。弟卞，安石婿。此皆與新法有關。此下如黃潛善邵武，汪伯彥祁門，秦檜江寧，丁大全鎮江，賈似道台州，亦皆南人。故陸游謂：“班列之間，北人鮮少。”而陳亮謂：“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也。”
而元祐諸君子，則大多是北方人。他們中間卻又分洛、蜀、朔三派。這三派裡面，便無閩、楚南方的分。
熙寧、元祐新舊黨爭後面帶有南北地域關係，而元祐北方諸君子洛、蜀、朔三派分裂，後面也帶有政治意見之不同。
其中洛派所抱政見，大體上頗有與王安石相近處。他們都有主張將當時朝政徹底改革。
程顥上神宗皇帝陳治法十事，即力勸神宗勿因一時反對而灰其改革之氣。其十事中重要者如論帝王必立師傅，及井田、學校、兵歸於農，及吏胥用士人等，皆與王安石議論相合。
他們對政治上最主要的理論，是有名的所謂“王霸之辨”。
大抵唐、虞、三代是“王道”，秦、漢、隋、唐是“霸道”。他們主張將唐、虞、三代來換卻秦、漢、隋、唐。
熙寧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學士越次入對。神宗問為治所先，曰：“先擇術。”神宗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至要、至易，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
其實所謂唐、虞、三代，只是他們理想的寄託。他們的政治見解，可以稱之為“經術派”，或“理想派”。他們主張將理想來徹底改造現實，而古代經籍，則為他們理想辯護之根據。
同時關中張載與洛陽二程相呼應，其政治理想，亦大體相似。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chi）一人而定。”嘗欲買田一方，盡為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未就而卒。又謂：“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以呂公著薦得召見，問治道，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神宗大悅。然張氏主复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當較安石更為迂闊。
其先程顥本助安石。
安石因廷臣反對乞退，程顥等尚想法挽留。
最後程顥終與安石分手，則因安石偏執，不惜與舉朝老成破裂之故。
程顥嘗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此乃洛學與安石根本相異處。
至於論及識見，尚謂安石“高於世俗”。
故洛派於元祐排斥新政，並不完全贊成。
上蔡語錄：“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又伊川曰：'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 '又曰：'至如青苗，且放過，又是何妨。 '伊川十八歲上仁宗書，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及後應聘為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可見程氏在元祐時，並不能大張其學。當時謂：“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蓋二程論學本與溫公不同，惟明道性氣較和易溫粹耳。
朔派是正統的北方派。他們與洛陽的中原派不同。一主理想，而一重經驗。一主徹底改革，而一則主逐步改良。故一為“經術派”，而一則為“史學派”。
新學者以通鑑為元祐學術。政和時，詔士毋得習史學，即以斥元祐。陳了翁則云：“變故無常，惟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人無異。”又了翁彈蔡京云：“滅絕史學似王衍。”此皆以元祐為史學也。新黨則奉王安石為經學，與洛學路徑較似。南渡以下，洛學漸盛，遂與新學興爭端。秦檜、趙鼎迭相，鼎主程頤，檜主王安石。檜死，高宗乃詔：“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孝宗淳熙五年，以侍御史謝廓然言，敕“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朱陸意見不同，亦尚隱有一袒伊川、一護荊公之跡。蓋新學與洛學自為近也。
故洛學、新學同主“王霸之辨”，而司馬光則不信此說，可為他們中間最顯著的區別。
洛、蜀、朔分黨，司馬光已死，光不在黨派中。惟朔派多系司馬光弟子。光謂：“合天下而君為王。分天下而治為伯。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又曰：“後世學者以皇帝王霸為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
惟其不信王霸之辨，故亦不主三代之道與秦、漢、隋、唐絕異。因此他們不肯為複古之高論。他們政術似乎只主就漢、唐相沿法制，在實際利害上，逐步改良。
王安石行保甲，期復兵農合一之古制，此為洛學所贊同。司馬光則謂：“太祖定天下，曷（he）嘗用民兵？”此等議論，頗近於蜀派矣。後朱子謂：“京畿保甲，荊公做十年方成，元祐時溫公廢之，深可惜。”朱子承洛學，政見亦與荊公近也。
又洛學與新學皆推尊孟子，而司馬光著疑孟。孟子論政偏於理想，王霸之辨即從孟子來。熙寧初，王安石欲復經筵坐講之製，元祐間程頤亦爭坐講。陸佃謂：“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輙改容為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臣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跡，未有若茲之盛也。
陸象山荊公祠堂記即發揮此義。程顥上神宗書極論帝王必立師傅，新學、洛學皆欲以師傅之尊嚴，駕漢、唐君臣形蹟之上。此義亦本孟子。而蜀、朔兩派則毋寧謂其態度乃偏於尊君。此亦經史、王霸之大辨也。
這一種態度，其好處，在於平穩不偏激，切於事情。而其弊病則在無鮮明之理想，因應事實不徹底，結果陷於空洞與懈弛。
神宗初議並營，文彥博、蘇軾等皆以兵驕已久，遽並之必召亂，帝卒從王安石議。時又議揀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司馬光、呂公弼、陳薦、李常先後論奏以為非宜，帝手詔揀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至是冗兵大省。此等處見新黨之銳氣敢為。舊黨論節財省用，固為勝於新黨。然節財省用之大者，莫如去冗卒，而舊黨顧又因循持重，此正襮（bo）露舊黨之弱點。
元祐力反熙寧，大部即由朔派主持，而操之過激。
元祐初，安石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复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可見紹聖之政，亦元祐諸老有以激成之矣。蔡確新州之貶，遂造循環報復之端，此皆其已甚也。
他們除罷免熙、豐設施外，自己卻並無積極的建樹。
後人謂：“元祐諸君子，若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遊卒歲。”此正道著元祐病痛。至擁載高後，謂以母革子，借母后臨朝之力，置哲宗於不顧，更為失策。無論理論不圓滿，而幼主年事漸長，高後一崩，反動遂起，亦元祐諸臣自有以召之。
財政無辦法，更不足以關折主持新政者之口。
元祐年四月，王安石卒。八月，範純仁即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榖斂散出息之法，此即“青苗”也。以臺諫交爭而罷。然可以見元祐不可久矣。曾布謂：“神宗時，府庫存充積，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為之一空；乃以為臣壞三十年之大計，恐未公。”畢仲遊與司馬光書謂：“當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新法永可罷。”元祐諸老徒責王安石用言利臣，然政府不能常在無財乏用中度日。元祐能廢新法，而不能足財用，則宜乎新法之終將復起。
大程似乎頗見司馬光才不足負當時之艱難。
二程語錄：“伯淳道君實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
而溫公於伊川經筵進講，亦有不滿。
劉元成言：“哲宗嘗因春日折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諫曰：'方今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棄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樂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
這兩派在政見上本不相近，只為反對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論人品的一點上，兩派卻綰合起來了。
司馬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又仁宗時，光上疏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雲：“寬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於立法。”又曰：“為今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則光非不主理財，惟其意見自與安石大異。
又一為蜀派。蜀派的主張和態度，又和洛、朔兩派不同。他們的議論，可以蘇氏兄弟為代表。上層則為黃老，下層則為縱橫。尚權術，主機變，其意見常在轉動中，不易捉摸。他們又多講文學，不似洛、朔兩派之嚴肅做人。
王安石廢科舉、興學校，此事在洛派極端贊成，而蜀派則認為“多事”。
王安石又主改詩賦為經義，此層洛學自所贊成，朔派亦不反對。
治平元年，光有定奪貢院科場不用詩賦，已開王氏先聲。又治平二年，乞令選人試經義，則光對此事，見解與安石一致。故謂：“神宗皇帝罷詩賦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誠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
而蘇軾仍生異議。
謂：“興德行在於修身格物。設科立名，是教天下以偽。策論、詩賦，自政事言之，均為無益。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畢仲遊則謂：“漢、唐諸儒，多抱經白首，然後名家。近世如孫復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貫穿自成一說。熙寧、元豐之進士，今年治經，明年應舉，經術但為利祿之具，尊經術而反卑之。舉子止問得失，王安石在位，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經義欲合司馬光。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詩賦雖欲取合而無由。習詩賦，必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涉獵泛觀，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大。至於經義，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知一經而四經不知。詩賦聲律易見，經義散文難考。詩賦出題無窮，經義問目有盡。詩賦必自作，經義可用他人。詩賦惟校工拙，經義多用偏見。”似較蘇辨更為就實。
王安石謂：“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自為正論。蘇氏輕為立異，殊若無謂。至畢、劉所爭，則事後流弊實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此亦唐宋人才轉變一大關鍵也。
又如免役，蘇氏兄弟初亦反對。其後司馬光復差役，蘇氏卻又不贊成。
他們的學術，因為先罩上一層極厚的釋老的色採，所以他們對於世務，認為並沒有一種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標準。他們一面對世務卻相當練達，憑他們活的聰明來隨機應付。他們亦不信有某一種制度，定比別一種制度好些。但他們的另一面，又愛好文章詞藻，所以他們持論，往往渲染過分，一說便說到盡量處。近於古代縱橫的策士。
後人說他們“勇果於嘉祐之製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但就其對新學之反對而言，則蜀、朔兩派早就志同道合。
迨朔派力改新政，蜀派卻又有些處似與洛派的意見較近。但就學術意味言，則洛、蜀兩派的裂痕，畢竟最難彌縫。
先秦諸子，雖則異說爭鳴，但他們都沒有實際把握到政權，因此在學術上愈推衍，愈深細、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北宋諸儒，不幸同時全在朝廷，他們的學術意見，沒有好好發展到深細博大處，而在實際政治上，便發生起衝突。既為群小所乘，正人見鋤，學術不興，而國運遂中斬。
宋儒的自覺運動，自始即帶有一種近於宗教性的嚴肅的道德觀念，因此每每以學術思想態度上的不同，而排斥異己者為奸邪。這又足以助成他們黨爭意見之激昂。
溫公論張方平為奸邪，而蘇氏父子則推之為巨人長德。程頤，洛學奉為聖人，而蘇軾謂：“臣素疾程某之奸邪。”孔文仲劾伊川疏謂：“其人品纖污，天資憸（xian）巧。”劉安世至目程頤、畢仲遊諸人為“五鬼”。謂：“搢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
劉彝、程顥明明是君子，但他們亦贊成新法。
王安石主新政，至多亦只能說他學術差了，不能說他人品奸邪。
盡目熙寧新黨諸人為奸邪，其事在當時洛學一派即所反對。
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伊川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侯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
範純仁亦主消合黨類，兼收並用。
惜乎當時朔派諸人，“忠直有餘，疾惡已甚，遂貽後日縉紳之禍”。
且過重道德，轉忘所以重道德之本意，循致官場皆重小節，忽大略，但求無過，不求有功。
李清臣著明責篇謂：“古者用人，視成不視始，責大不責細。今較小罪而不觀大節。卹浮語而不究實用，惟固己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故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途氣折。天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夫拔一臣加之百官之上，非求其謹潔無過，將任以天下之責。今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之罪。糾劾守令，皆以小法，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之罪。遷謫將帥，以庖廚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氣弗強為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朝廷大計，生民實惠，卒無有任者。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常若無人。英績偉烈，寂寂於十數載，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沉沒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
南方一種奮發激進之氣，暫時為北方的持重守舊所壓倒。但是不久即起反動，於是有所謂“紹述”之說。元祐諸君子盡見黜逐，嗣是遂有所謂“建中靖國”。蔡京用事，新舊相爭的結果，終於為投機的官僚政客們造機會。相激相盪，愈推愈遠。貧弱的宋代，卒於在政潮的屢次震憾中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