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養士經歷百年之久，終於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對士大夫，並不能有教育指導的能力，只能嫗姁（xu）涵育，讓他們自己發榮滋長，這是一件費時而沒把握的事。
在真宗時，宋朝文教算是培養到相當程度了，然而一旦強敵侵凌，則相率主張遷都。和約簽定後，又誘導皇帝來做封禪巡狩的勾當。說是“欲假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
那時的文學，只是有名的所謂“西昆體”，汲晚唐、五代之餘潤。那時的政治，最高不過養尊持重，無動為大，敷衍場面捱日子。那時稍稍帶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們，乃至求長生的道士們那裡。
士大夫中間，最為舉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謂隱士，居然在讀書人中而能無意於做官。
宋朝的時代，在太平景況下，一天一天的嚴重，而一種自覺的精神，亦終於在士大夫社會中漸漸萌茁。
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湧現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的榜樣。
范仲淹並不是一個貴族，亦未經國家有意識的教養，他只在和尚寺裡自己讀書。
在“斷虀畫粥”的苦況下，而感到一種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這顯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然而這並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感覺到此，這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為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
范仲淹曾至睢陽書院，書院源於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楊愨（que）教授生徒，同文日過其學舍，得受學。時當五代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因名同文。愨依將軍趙直。愨卒，直為同文築室聚徒，請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踐臺閣。惟仲淹已不及見。
仲淹讀書處為山東長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陽應天書院賜額成立，翌年仲淹至書院。是時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
惟仲淹之在睢陽，其精神上當有得於同文之感發者甚多。史稱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力拯濟之，宗族同里貧乏者，週給之，冬月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終身不仕，以教育後進為務，而有志於天下之混一。其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學，而以天下為己任。其後貴顯，為宗族建義莊，卹貧樂施，蓋亦近同文之遺風，而規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時，尚有有名的學者胡瑗，偕孫復兩人，在泰山一個道院中讀書。
相傳胡瑗接家信，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澗，不復啟視。如此苦學十年，終於得到他精神上的自信而回去。這都是在時代精神的需要下，並不需師承而特達自興的。
胡瑗投書澗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裡“斷虀畫粥”的日常生活，無疑的在他們內心深處，同樣存著一種深厚偉大的活動與變化。他們一個是北宋政治上的模範宰相，一個是北宋公私學校裡的模範教師。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於在此後起了絕大的波瀾。
與胡、範同時前後，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們開始高唱華夷之防。又盛唱擁戴中央。他們重新抬出孔子儒學來矯正現實。他們用明白樸質的古文，來推翻當時的文體。他們因此闢佛老，尊儒學，尊六經。
他們在政制上，幾乎全體有一種革新的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看不起唐代，而大呼三代上古。他們說唐代亂日多，治日少。他們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現出一種嚴肅的製節謹度，而又帶有一種宗教狂的意味，
與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徑，而互相映照。因此他們雖則終於要發揮到政治社會的實現問題上來，而他們的精神，要不失為含有一種哲理的或純學術的意味。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現的是“事功”，而他們則要把事功消融於學術裡，說成一種“義理”。 “尊王”與“明道”，遂為他們當時學術之兩骨幹。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著一個文治勢力來助成他的統治，終於有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出來，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要求對此現實世界，大展抱負。於是上下呼應，宋朝的變法運動，遂如風起浪湧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講學，儒家興起。下逮戰國，百家競興，遊士聲勢，遞增遞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統治階層之崩潰，一面促成了秦、漢以下統一大運之開始。
中國四民社會以知識分子“士”的一階層為之領導之基礎於以奠定，是為中國史上士階層活動之第一期。
兩漢農村儒學，創設了此下文治政府的傳統，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二期。
魏晉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間，士族門第禪續不輟，而成為士的新貴族，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三期。
晚唐門第衰落，五代長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階層之新覺醒。此下之士，皆由科舉發跡，進而出仕，退而為師，其本身都係一白衣、一秀才。下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動內容與其對外態勢各不同，而中國歷史演進，亦隨之而有種種之不同。亦可謂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此為治中國史者所必當注意之一要項。
由於當時士階層之覺醒，而促起了在朝的變法運動。
宋朝變法，前後共有兩次。一在仁宗慶曆時，范仲淹為相。一在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
仁宗正值遼夏交侵，而國內財政到達將次崩潰的時候，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迨（dai）夏事稍緩，范仲淹、韓琦、富弼同時為相。仁宗屢次催他們條陳改革政治的意見。一日特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當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請退而列奏。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項政見，為變法張本。這是有名的所謂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四、擇官長。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戎備。八、減徭役。九、覃（tan）恩信。十、重命令。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項。前五事屬於澄清吏治。後三事屬於富強的問題。最後兩項，係屬前八項之運用。信賞必罰，為使法必行之法。仲淹的意見，大致是欲求對外，先整理內部。欲求強兵，先務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則先從澄清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陳十事前有一冒頭，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盜賊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將此與下陳十事，先後次序比觀，其意顯然。
要澄清吏治，治標的先務是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針對當時“磨勘”的製度而發。
仲淹說：“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眾皆指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屍祿，安然而莫有為。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綱之壞哉！”
“抑僥倖”是針對當時“任蔭”的製度而發。
仲淹雲：“真宗皇帝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並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
“精貢舉”，最為根本之事，一時難見成效。
仲淹主罷“糊名”，參考履行。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而尤要在興學校。時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
“擇官長”，則從選各路監司官下手，讓每路的按察使來甄別各該路的官吏。
仲淹選監司，取班薄，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悉罷。
仁宗對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絕大的反動。宋朝百年以來種種的優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幾許讀書做官人的特有權利，范仲淹從頭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萬的官僚乃至秀才們，究竟能“以天下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層疊打來。不到一年，仲淹只得倉皇乞身而去。仁宗雖心裡明白，也挽不過舉國洶湧的聲勢，終於許他卸責。
宋朝事實上變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雖失敗，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繼之而起。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與范仲淹不同。反對范仲淹的，全是當時所謂小人；而反對王安石的，則大多是當時的所謂君子。
甚至連當時贊同范仲淹變法的諸君子，如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亦反對王安石。
仁宗比較溫和，因朝臣反對即不堅持。神宗則乾綱獨斷，盡人反對，依然任用。遂使後人對范、王兩人評判迥異。
大抵崇範者並不在其事業，而為其推獎人才。詆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為小人所利用。對仁宗、神宗兩人評論亦異，因仁宗能從眾，而神宗主獨斷。
就熙寧新政與慶曆變法對照，其間亦有差別。
熙寧新政之犖犖大者，如青苗，以常平糴（di）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
均輸，以發運之職改為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
市易，出公帑為市易本，市賤鬻貴，以平物價，而收其餘息，並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加罰錢。
方田，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為一方，量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定稅數。
免役，五代以來，以衙前主官物之供給或運輸。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負償逋之責。以耆長、弓手、壯了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奔走。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掐等，各以鄉戶等第差充。民不勝其苦，而衙前為尤甚。今聽免役，據家貲高下出錢，由官僱役。單丁、女戶原無役者，概輸錢，謂之“助役”。
保甲，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為保，保丁授弓弩，教之戰陣。
保馬，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直使自市，歲閱肥瘠，死病補償。
大抵相當於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諸項。似乎王安石並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幾項。似乎王安石是徑從謀求國家之富強下手，而並不先來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
因此後人說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為申韓。因範之政見，先重治人而後及於治法；王則似乎單重法不問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論推行法的是何等樣的人品。
那時的官僚們，情形還是和范仲淹時代差不多。他們既不免為做官的立場來反對范仲淹，自亦不免要為做官的立場來奉迎王安石。
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其時招受反對最烈者如青苗，反對派的理論多就實際人事言。而王安石則就立法本意言。此為當時兩派相爭一要端。
即論新政立法本意，亦有招受當時反對處。
如司馬光論保甲：“籍鄉村民二丁取一，是農民半為兵。又無問四時，五日一教，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又按：王安石嘗言，終始言新法便者惟曾布。保甲之事，適布判司農寺，條畫多出其建請。然紹聖時，章惇、蔡卞皆乞復行保甲，而布獨不欲。蓋知其事繁擾，不欲輕舉。
又荊公廢弓箭社行保甲，正猶廢常平行青苗，仲淹十事之七已不能行，則安石保甲法自不能得時人之同意。至如市易法等，更不易得人同情。
尤其是安石對財政的意見，似乎偏重開源；而當時一輩意見，則注重先為節流。
如青苗官放錢而取息二分，在安石之意，則為一面抑富民之兼併，而一面可增國家之收入。在一輩反對者，則謂朝廷與民爭利。又如免役法，一面便民，而一面亦借助役錢增歲收。論者則謂其聚斂，於庸外又徵庸。
而安石之開源政策，有些處又跡近為政府斂財。
劉摯上疏，謂：“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又陳次升讜論集謂：“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有司不能上體德意，務求役錢增羨，元祐大臣，得以為辭。”
又按：熙寧青苗取息二分，提舉使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既取二分寬剩，复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遂至寬剩積壓。至紹聖復行新法，則青苗取息止一分，且不立定額，不加抑配，助役寬剩錢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捐）減先於下五等人戶。聚斂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此亦可見荊公之剛愎，當時未能斟酌盡善，並為群小所誤矣。
故陳傅良謂：“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之十數倍。以理財之名而務聚斂之實，其端實自荊公啟之也。”
而且宋朝那時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許多冗官閒祿。
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王安石用事，先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為修訂財政法令之新機關。
司馬光謂：“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可黜，不可使兩府侵其事。”又為推行新法，諸路增置提舉官凡四十餘人。司馬光非之曰：“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又曰：“天下之事當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擾亂其間。”又曰：“自置將以來，每將下又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一、二十人，而諸州又自有總管、鈐（qian）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
神宗亦謂增置官司費財，而安石則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又增吏祿歲至緡錢百一十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厚則人自重，不敢冒法。然良吏寡，賕（qiu）取如故。曾鞏於元豐時中書議經費，謂：“臣待罪三班，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初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天禧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於今乃總—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今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之所知者三班，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曾鞏與王安石為文學摯友，而政治意見不同。神宗謂：“曾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可見安石新政諸人，少有以此等言進者。
蘇轍元祐會計錄序謂：“以宗室言，皇祐節度使三，今則九。皇祐兩使留後一，今則八。觀察使一，今十五。防禦使四，今四十二。以百官言，景德大夫三十九，今二百三十。景德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今六百九十五。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今三百六十九。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今四百三十一。官冗之勢，有增無已。”
若依范仲淹所諭，豈得至是。南宋寶祐四年朱熠言：“境土蹙而賦稅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而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蓋宋之不振，始終病於官冗也。
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七謂：“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間，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月支亦不過八十萬。淳熙末，朝廷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擬於宣和。非泛所支，及金銀綿絹不與焉。”官冗則費不節，此又自然必至之勢也。
冗官不革，政治絕無可以推行之理。
群書考索續編：“嘉祐推恩裁數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寧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遠，求田問舍之不暇，何暇謀國家事哉!”元豐三年行新官制，仍無救於官冗。元祐三年翟思奏：“昔以—官治之者，今析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為六、七。官愈多，吏愈眾，祿愈廣，事愈繁。朝廷文移下尚書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監，又下所領庫務。自下達上亦然。”又云：“有吏部，又有太常寺。有膳部，又有光祿勳。戶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駕部之有太僕，庫部之有衛尉，工部之有將作軍器，水部之有都水監，皆重疊置官，例可減省。”按：元豐改制，一依唐規。不知唐代政府組織，已嫌臃腫膨大，宋在冗官極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徹底。漢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於宋而令長過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終不足以追古。
亦有明明可省的費，而安石不主節省。
熙寧元年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勿賜金帛。司馬光謂：“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主聽之。安石謂：“大臣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不足，只緣無善理財之人。善理財則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害甚於加賦。”
今按：南郊賜賚，本屬陋規。大臣辭賞，其意甚是，與辭祿不同。農業經濟的社會，生產量亦不能急激增進。依宋室當時實況，頗多可撙（zun）節處。安石只謂“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患在治財無其道”，不知治財之道。亦有一部分必從撙節入手。否則徒求開源，而浪費日增，如與影競走，終無及理。
若說再在百姓身上設法括取，則那時的百姓，實有不堪再括之苦。
宋初歲入，已兩倍於唐，至熙寧時當不啻二、三十倍。韓琦論青苗，謂：“今天下田稅已重，又隨畝有農具、牛皮、鹽錢、面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綢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綢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謂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
今按：宋代租額，已七倍於唐。今復於兩稅外增免役、助役錢，反對者謂“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語非無理。又於額用已足外，復增取二分謂之“寬剩”，則下戶、單丁、女戶更困。又青苗免役賦斂多責見錢，農民何以堪？
而熙寧、元豐的財計，居然一時稱富，則掊克聚斂，自然難免。
蘇轍謂：“善為國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算。”畢仲遊與司馬光書謂：“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掃地官，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安燾亦謂：“熙寧、元豐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陳次仲讜論集上徽宗論中都費用狀亦謂：“臣聞元豐庫昔年所積財帛甚多，近歲開邊，支遣殆盡。”
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點，在於只知認定一個目標，而沒有註意到實際政治上連帶的幾許重要事件。
程顥本贊成新法，其後亦轉入反封派方面。嘗謂：“眾心暌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
而且還帶有急刻的心理。
範純仁告神宗：“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憸（xian）佞所乘。”程、範所言，實中安石新政之膏肓要病。曾鞏亦曾致書安石細論之，惜乎安石不之悟也。
安石以神宗熙寧二年為相，至熙寧六年，先後共五年，新法次第成立。
二年二月王安石參知政事，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四月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廬秉、王汝翼、魯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
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
九月行青苗法。
十一月頒農田水利約束。
閏月置諸路提舉官。
三年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及募役法。
四年二月更定科舉法。
五年三月行市易法。
五月行保甲養馬法。
八月頒方田均稅法。
六年九月收免行錢。
此等新法，即謂用意全是，大體上非長時間慎密推行，不易見效。
如方田均稅法，亦先有行者，而不勝其弊。歐陽修初亦主均田，嗣乃謂其不便。其他如保甲等法，更需推行有漸，又必有善體法意之良吏。
其利弊全看實際吏治的情況。
熙寧六年張商英上五事劄子謂：“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其中法最大、議論最多者有五：曰和戎，曰青苗，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和戎之策已效，青苗之令已行。惟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緩圖之，則為大利；不然則為大害。願陛下與大臣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復興，終莫見其成矣。”張氏此言，可與上引範純仁說同看。新法利弊，盡在此中也。
如青苗、市易等，無論立法用意如何，並不是必須激急推行，不可複緩。安石為力持此等新法之推進，至不惜犧牲許多不應放過的人事上之助力，實在是他的失策。所以當時人說他性情執拗，不曉事。唐介言安石“好學泥古”，孫固言安石“狷狹少容”，皆中其病。又說他只能做翰林學士，不該做宰相。
熙寧七年四月，權罷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復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後神宗依然照著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豐八年神宗卒，先後一共不過十七年。即使舉朝一致，盡力推行，此等各項新制，均牽涉全國經濟民生，未必即可有穩固之基礎與確定之成效。何論其常在議論喧豗（hui）、意見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即廢。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敗，一部分是行政技術上的問題。
安石未免自視過高。
反對他的，他便罵他們“不讀書”。說他們是“流俗”。又固執不受人言。
而結果為群小所包圍，當時批評安石者大致如此。
至於如呂誨等遽（ju）罵安石為大奸大詐，時新法尚未行，即司馬光等亦覺呂誨彈之太過，宜乎不足以動神宗之信託。
安石的最大弊病，還在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
依照當時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寬養民力。非寬養民力，不足以厚培國本。非厚培國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問題，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國內新政措施全無頭緒的當日，卻同時引起邊釁，對外便覬開疆用武。因此更是加意聚斂，而忽略了為國家的百年長計。
熙寧元年，富弼入覲（jin），神宗問邊事，弼曰：“願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時神宗年二十，方銳意有為，聞弼語，為之默然。安石相，始務拓境。神宗問王韶邊費，安石喻韶不必盡對。然自王韶開熙河，種諤開綏州，而徐熙卒有永樂之敗。事在元豐五年。史稱：“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對遼則割讓河東地七百里。事在熙寧八年。惟先有意於邊功，遂不期而亟亟於聚斂耳。
南宋時，陳亮評安石新政，從宋代建國的本原立論，可謂中其癥結。
亮謂：“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興，藩鎮拱手以趨約束，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juan xue）之。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其實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括郡、縣之利，盡入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專；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本末，真不足以謀國也。”
但安石新政，雖屬失敗，畢竟在其政制的後面，有一套高遠的理想。
舉要言之，約有三項。如保甲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兵農合一，武裝自衛的社會。方田、青苗、均輸、市易制度等，則欲造成一個裁抑兼併，上下俱足的社會。興學校、改科舉制度等，別欲造成一個開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會。安石自謂“經術所以經世務”，又勸神宗“為治首擇術，當法堯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處也。
這一種理想，自有深遠的泉源，決不是只在應付現實，建立功名的觀念下所能產生。
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後面，別有所謂“新學”。
於是有所謂三經新義之頒行。劉靜春謂：“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後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舉。”按：宋學實盡於劉之二語。
安石的新政雖失敗，而新學則不斷的有繼起者。
安石新法，雖為同時反對，其新經義，則雖同時政敵，亦推尊之。司馬光只謂其“不合以一家之學，蓋掩先儒”而已。劉摯亦謂：“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為多。”呂陶亦謂：“先儒傳注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時國子司業黃隱覬時迎合，欲廢王氏經義，竟大為諸儒所非。蓋就大體言，則當時反對新政諸人，固自與安石仍在同一立場也。
直到朱熹出來，他的四書集注，成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標準。其實還是沿著王安石新經義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相繼失敗了，他們做人為學的精神與意氣，則依然為後人所師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