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堪言狀的分裂與墮落之後，中國又重新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來。這一個中央，卻以他特殊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與秦、漢、隋、唐的統一相隨並來的，是中國之富強，而這一個統一卻始終擺脫不掉貧弱的命運。這是宋代統一特殊的新姿態。
北宋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而亡。
自唐代鎮兵擁立留後，積習相沿，直至五代，造成國擅於將、將擅於兵的局面。宋太祖由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這是五代兵士擁立皇帝的第四次。
由不斷的兵變產生出來的王室，終於覺悟軍人操政之危險，遂有所謂“杯酒釋兵權”的故事。
自此節度使把持地方政權之弊遂革。
太祖召諸鎮節度，會於京師，賜第留之，而分命朝廷文臣出守列郡，號“知州軍事”。
而地方長官遂得重用文臣。
五代時不僅諸鎮節度使皆用勳臣武將，即不隸藩鎮之州郡刺史，亦多以軍功為之。至是始革。
繼之置諸州通判。
凡地方軍民政務，均須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通判事得專達，與長吏鈞禮。
縣令亦分由朝官兼攝，稱為知縣。
知州、知縣，論名義皆屬臨時差遣，非本職。故宋代州縣守令，皆帶中朝職事官銜。
從此地方官吏，又得均由中央任命。
五代凡曹掾簿尉之齷齪無能，以至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其時地方政治，惟有刻剝誅求，猥跡萬狀。優諢至多以令長為笑資。宋祖以朝官出知縣事，猶北齊武成時以世冑子弟為縣令，亦一時救弊，非必全出於私天下之心。
各州又置轉運使，處理各地方財政，除諸州度支經費外，悉輸京，毋佔留。從此地方財富亦歸中央。
又命諸州縣各選所部兵士，才力武藝殊絕者送都下，補禁旅之闕。其老弱者始留州。
從此地方兵力亦移歸中央。
吏治、兵權、財賦三項，脫離了地方軍權之分割，而統一到中央來，中國始漸漸有一個像樣的、上軌道的中央政府。
宋太祖憑藉那一個比較像樣的、上軌道的中央政治機構，便可先來平復南方。
太祖雖以杯酒釋侍衛諸將兵柄，然其時在外郡以節度掌兵者猶近三十州。乾德中，或因其卒，或因遷徒，或因致仕，漸以文臣代之。然守將之控制西北者類多久任。郭進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誨守通遠凡十四年。其餘十許年、八九年不可悉數。所部筦（guan）榷（que）之利悉與之，軍中事許從便宜。邊臣皆富於財，得養募死士。蕃寇每入，多致克捷。以此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仁宗至和二年范鎮疏：“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至和元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慾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
南方諸國在經濟上雖比中原為優，而政治情形並不長進。
東晉、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為北方所宗。五代時，南方諸國，僅得唐末進士詩賦遺風，政治上並無傳統可言。
故宋室政治，稍有頭緒，便能將南方諸國逐次收拾。
至太宗時，江南統一，再平北漢，而終於不能打倒契丹，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徵。
太宗兩次親征，均敗歸，其死傳系箭瘡發。石晉開運陽城之戰，耶律德光幾不免，周世宗一舉而下三關，契丹非不可勝。但太宗才弱，又無賢輔耳。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則吳蜀不足平。宋則以趙普謀，先南後北為持重。兵力已疲，而貽艱鉅於後人，則太祖之失也。
宋代建國本與漢唐不同。宋由兵士擁戴，而其建國後第一要務，即須裁抑兵權。而所以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礎，宋人亦一些沒有。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遺，皆猥瑣浮薄，無堪建樹。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唐五代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亦必命坐賜茶。宋初，周世宗舊臣范質等為相，憚帝英睿，請每事具箚（zha）子進呈。由是奏禦浸多，始廢坐論之禮，而宰臣見天子亦立談矣。太祖謂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但欠為世宗一死。質與王溥為世宗顧命大臣，王溥時以擬馮道，蓋皆不為宋祖重視。宋所信賴者惟趙普。然普為相後，宋祖常勸其讀書，乃時時披覽論語。以宋初大臣與唐代相較，所遜遠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於唐也。
北方的強敵，一時既無法驅除，而建都開封，尤使宋室處一極不利的形勢下。藩籬盡撤，本根無庇。這一層，宋人未嘗不知。然而客觀的條件，使他們無法改計。
張方平曾論其事，謂：“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沖八達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國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
張洎（ji）亦論汴漕。謂：“漢兵甲在外，惟有南北軍、期門、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万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
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陽，曰：“終當居長安，據山河之勝又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而晉王力請還汴。太祖終不以為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范仲淹又力主於洛陽廣儲蓄，繕宮室，為遷都計，而呂夷簡目為迂闊。其先則畏難因循，其後又偷安苟且，一誤再誤，而宋事終不可為矣。
大河北岸的敵騎，長驅南下，更沒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黃河邊上，而開封則是豁露在黃河南岸的一個平坦而低窪的所在，所以一到真宗時，邊事偶一緊張，便發生根本動搖。幸而寇準親征，始得有澶淵之盟。然而到底是一個孤注一擲的險計。
此後宋遼遂為兄弟國，宋歲輸遼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自是兩國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開封，不僅對東北是顯豁呈露，易受威脅。其對西北，亦復鞭長莫及，難於駕馭。於是遼人以外復有西夏。
唐僖宗時，夏州裨（pi）將拓拔思敬，預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三傳軍亂，擁立李仁福，不知於思敬親疏；其後即西夏。然則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鎮之最後遺孽也。
真宗時，西夏已陷靈州。至仁宗，西夏驟強，邊患遂盛。范仲淹、韓綺以中朝名臣到陝西主持兵事，結果還是以和議了事。宋歲賜西夏銀、綺、絹、茶共二十五萬五千。
從對夏的示弱，又引起遼人的欺凌。富弼使遼，重固和議，歲增銀、絹各十萬。
宋代對外既如此不振，而內部又終年鬧窮。而且愈鬧愈兇，幾於窮得不可支持。
以中國已往歷史而論，只要國家走上統一的路，以廣土眾民供養一個中央政府，除非窮奢級欲，絕不至於患貧。宋室之患貧，則因有幾個特殊原因：
第一還是由於養兵。
無論秦、漢、晉、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創建，在天下平一之後，必隨著有一個兵隊的複員。只有宋代因事態特殊，唐末藩鎮的積重難返，外寇的逼處堂奧，兵隊不僅不能複員，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開國時二十萬（200,000）
太祖開寶時三十七萬八千（378,000）
太宗至道時六十六萬六千（666,000）
真宗天禧時九十一萬二千（912,000）
仁宗慶曆時一百二十五萬九千（1,259,000）
英宗治平時一百十六萬二千（1,162,000）
以上只是一個約略的計數。
陳襄雲：“藝祖時有兵十二萬。真宗時，三十餘萬。乾興中始及八十餘萬。慶曆時，一百餘萬。”
要之可以見宋代兵額之遞增。直到仁宗時，先後百年，而全國兵額增至七、八倍以上。
軍隊大半來自招募。應募者非遊手無籍，即負罪亡命。
又往往因歲兇募饑民，遂使長大壯健者遊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農村生產力日漸減削。
且募兵終身在營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間四十餘年，實際可用者至多不過二十年。廩之終身，實際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無用而仰食。
如此的軍隊，最易流於驕惰。宋兵制以廂軍伉健者升禁衛，然衛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給糧不自荷而扉人荷之。
太祖因怕兵卒驕惰，故定禁兵分番戍宋郡縣。然三歲一遷，即無異一出征。故雖在平時，而軍費時時等於征討。
那時的軍隊，沿著五代積習，月廩歲給外，還有各項額外的賞賜。尤著者為三年一次的郊賚（lai）。
郊祀竭府庫犒賞軍卒，其事起於唐。肅、代以後，國用不給，乃不得不廢祀。舊五代史梁太祖開平三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周太祖顯德元年，皆有祀天大赦頒賞之記載。宋承積弊，不能蕩滌，遂以三年一次為定例。
宋室的郊費，亦逐步增漲。
太宗至道時五百餘萬緡。
真宗景德時七百餘萬緡。
仁宗皇祐時一千二百萬緡。
英宗治平時一千三百萬緡。
其他復雜易稠疊。
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邊，每季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爨（cuan）給者，有薪水錢。苦寒，或賜絮襦袴。戍領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別予裝錢。川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履。
據英宗時統計，禁兵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百萬緡之費。廂軍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千五百萬緡之費。廂禁軍共費五千萬，而此時天下所入財用，大約只有緡錢六千餘萬。養兵費佔了全部歲入之六分五。
尹洙息戍雲：“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fu）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
所以王安石要大聲疾呼的說，倘不能理兵稍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也。
神宗君臣雖力主省兵，然熙寧禁軍籍尚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568,688），元豐又至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612,243）。蔡京用事，兵弊益滋。軍士逃竄死亡，闕而不補，悉取闕額封椿（chun）為上供之需。又闕額不以實，上下共為姦利。靖康之難，種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人。京師衛士，亦僅三萬。宋竭國力養兵，而結果未得一兵之用。
為宋代財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則是冗吏。
收復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歷世相傳的一個家訓。
太祖始平僭（jian）亂，收其府庫，別藏之封椿庫，國用之餘悉入焉。嘗曰：“俟滿五百餘萬緡，當向契丹贖燕薊。”又曰：“北人若敢犯邊，我以二十匹絹購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過十萬，我用絹二百萬匹，其人盡矣。”太宗兩次親征，均失敗歸來。真宗以下用歲幣買和，與太祖設封椿庫意義相差過遠，自為宋王室所不能忍。
但是不能再讓軍人操握政權，亦是宋王室歷世相傳更不放棄的另一個家訓。
宋室既不能蕩平北寇，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而同時又不讓軍人操握政權，故宋王室的第三個歷世相傳的家訓，厥為優待士大夫，永遠讓文壓在武人的頭上。
宋祖謂趙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又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雲“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徽宗被虜於金，尚以此事命使臣反告高宗。
宋代進士一登第即釋褐，待遇遠較唐代為優。
唐進士及第，未得即登仕牒，尚須再試於吏部。有屢試屢黜者。其中格人，僅補畿赤丞尉。不中格者，或例赴選曹之集，或應地方官闢署。俟外效有著，再正式轉入仕途。宋則一登第即釋褐。
而登科名額，亦遠較唐代為多。
隋唐初設進士，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以外，明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在宋太祖開國時，進士登科寥寥，歲無十數。其時進士甲科亦不過授司寇，或幕職官，至太宗時，親禦便殿臨試貢士，博於採拔，待以不次。太平興國二年時以郡縣缺官。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或授京朝官，或倅（cui）大郡，或即授直館。進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後遂為例。
應進士試者，太平興國八年多至萬二百六十（10260）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17300）人。
進士應試已遍及全國，遂定三年一試之製。
唐雖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然其時貴族門第勢力尚未全消，又地方長官亦得自闢署，仕進路廣，不專以科第。又閩嶺黔峽，士人殊鮮。兩河之外，復為寇境。故禮闈可以歲開。宋則貴族門第已滅，地方官亦不能自闢署，用人之權集於中央。社會文教之風更普遍，踰劍度嶺者，往返需時，故禮部試不能歲開。
以後進士禦試，又例不黜落。
以前殿試皆有黜落，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斥於殿試者。相傳張元以落第積忿降元昊，為中國患。宋室始囚張之家屬，未幾复縱之。於是群臣建議歸咎於殿試。仁宗嘉祐二年，遂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
狀元及第，更為士人無上光榮。
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職。此後狀元及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臚（lu）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皇帝亦為註視。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
竟至有人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彊（qiang）寇，凱歌勞旋，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仁宗朝進士前三名，凡三十九人，不至公輔者僅五人。
宋代如此優獎進士，無非想轉移社會風氣，把當時積習相沿驕兵悍卒世界，漸漸再換成一個文治的局面。
宋代既立意要造成一個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寬了進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處處要禮貌文官，使他不致對武職相形見絀。
五代以來，藩鎮節度使諸武臣，非重祿厚賜不足饜其欲。宋既積重難返，又深懲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獎文吏，退抑武臣。既以高官厚祿奪武臣之權，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祿慰文吏之心。
宋室優待官員的第一見端，即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真宗咸平四年楊億上疏，極論當時吏俸之薄。謂：“左右僕射乃百僚之師長，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豈稽古之意？”其後乃逐有增益。茲舉宰相、樞密使言之，有正俸，有祿粟，有職錢，有從人衣糧，又有冬春服，各綾二十疋、絹三十疋、冬棉一百斤。
此外復有茶酒廚料、薪蒿（hao）炭監、飼馬芻粟、米麵羊口各項。至外官有公用錢，有職田，有茶湯錢，又有添給。
當時稱“恩逮於百官，惟恐不足；財取於萬民，不留其餘”。可以想見宋朝優待官吏之情態。
官吏俸祿既厚，而又有祠祿，為退職之恩禮。
真宗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後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其後日漸增多。宋朝優禮士大夫，極少貶斥，誅戮更屬絕無。王安石乃以祠祿處異己，著令宮觀無限員數，又聽從便居住。要之為吃閒俸而已。
又時有額外恩賞。
此蓋亦始於武臣。如雷有終平蜀，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既歿，宿負千萬，官為償之。戴興為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歲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為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hang）、宋湜（shi）、王化基、楊徽之、魏廷武、宋摶等，而宰執大臣更不得不優渥。故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同列上言辭賞，不許。
復有恩蔭。兵卒武人既三年得一次郊賚，自然文臣不應向隅，於是每逢郊天，即推恩封蔭。
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終卒，官其子八人。則加蔭亦從武臣始。
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性親，乃至門客。總之是朝廷恩意，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鬻賣朝恩，把異姓門客來充數。
甚至甫蒞位即得蔭。甫蔭即給俸，甫蔭即服章。甚至未應娶妻，已得任子。
一歲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後，即須萬二千員。
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
此種優待條件，亦是逐步成立。
誕節之恩，起於至道。郊禋之恩，起於祥符。致仕之恩，濫於明道。遺表之恩，繁於真宗。又嘉祐推恩數十人，治平二百人，熙寧六年乃至四、五百人。
在此情形下，不免官吏日多，俸給日繁。
真宗景德時――官一萬餘員。
仁宗皇祐時――官二萬餘員。
英宗治平時――總二萬四千員。
以吏員冗祿言：
真宗時……九千七百八十五萬（97,850,000）。
仁宗時……一萬二千萬（120,000,000）。
英宗時……視皇祐增十之三。
文武兩班，均如此受朝廷優待，皇帝的宗室，照例亦不應向隅。故宗室吏員受祿者：
真宗天禧時……九千七百八十五員（9,785）。
仁宗寶元時……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三員（15,443）。
所以當時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於上，冗兵耗於下，財政竭蹶，理無倖免。雖國家竭力廟法增進歲入，到底追不上歲出的飛快激增。
將仁、英兩朝與太宗時相比，歲入加了六倍。太宗時猶餘大半，而仁、英時反鬧不夠。財政趨勢如此，再不加以挽回，如何得了。
按：此據宋史。朝野雜記所記有異，謂：“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稅、易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初，除其苛急，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晁（chao）說之元符三年應詔上疏，謂：“宋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政本書則謂：“宋二稅之數視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庶遠不如漢唐，而國家稅入遠過之，此其所以愈貧而愈弱矣。
茲再舉景德與慶曆兩朝幾種商稅之比數以見一斑。
茲再將景德、慶曆全部稅收作1個簡比如下表。
包拯雲：“天下稅籍有常，今則歲入倍多者，祖宗世輸稅只納本色，自後每從折變之故。”
宋朝之所以積貧難療，大體如上述。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卻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對文吏有一種教育與培養。結果雖有兵隊而不能用。兵隊愈不能用，則愈感兵隊之少而兵隊反日增。文臣雖極端優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結果文臣氣勢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樣像驕兵悍卒般，只來朘（juan）吸國家的精血。
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內部情形。加上北方的遼，西方的夏，兩面逼桚，內外交攻，一個太太平平的統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癆，雖無大病，卻日就死路，這是宋朝的一個絕症。
宋代政制，大體上沿襲唐規，而亦另自有他的弱點。
第一是中央集權過甚，地方事業無可建設。
宋之地方行政分三級，曰“路”，曰“府、州、軍、監”，曰“縣”。
至道三年，分天下為十五路。仁宗初，為十八路。下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熙寧二年，又析為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二十七，監四，縣一千二百三十五。
外官分“親民”與“釐務”兩種。親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設正官。而釐務官則專治一事，直屬中央。如此則全部官吏幾乎在性質或名義上，盡是為中央服務，而沒有正式特設的地方官。諸路分設帥、漕、憲、倉四司，謂之“監司官”。
帥——安撫使……掌一路之兵民，領軍旅禁令賞罰肅清。
漕——轉運使……掌一路之財賦，領登耗上供經費儲積。
憲——提弄按察使……掌一路之司法，領獄訟曲直囚徒詳覆。
倉——提舉常平使……掌一路之救卹，領常平義倉水利斂散。
此謂之“部使”。唐之州、縣，其上臨之者不過一使；宋有四監司，則州縣更難奉承展佈。而四司中尤要者為轉運使，務令地方金榖財貨全集中央，而地方政事的性質，似乎只在為中央聚斂。
漢刺史以六條察郡國，不主金榖財貨事。唐中葉亂後，亟於兵食，計臣始兼轉運諸筦榷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調之式，委輸之藏，然並不揔州郡吏民之政事。其揔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宋則外權之重惟轉運，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棱，國朝倚辦乎外務。提眾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顧名思義，以轉運司為一路長官，豈非專於為中央務聚斂乎？
宋代的政制，既已盡取之於民，不使社會有藏富；又監輸之於中央，不使地方有留財；而中央尚以厚積鬧窮。宜乎靖康蒙難，心臟受病，而四肢便如癱瘓不可複起。
此層可與唐安史亂時相比較，便知宋政之失。又王安石新政，尚注意於挹地方注中央，可知荊公不知先務也。
第二是宋代的諫官制度，又使大權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轉不靈之苦。
諫官始秦漢。
秦諫議大夫無定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兩漢屬光祿勳。
隋唐屬門下省、中書省，為宰相僚屬。諫官所以糾繩天子，非糾繩宰相。故宰相用舍聽於天子，諫官予奪聽之宰相，天子得失聽之諫官。
諫官與御史，雖俱為言責之臣，然其職各異。諫官掌獻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糾察以繩百寮。
唐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恚（hui）不避，捕從者笞辱。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乃詔台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
至宋代三省制廢，宋中書置禁中，稱政事堂，與樞密為兩府。尚書、門下在外，不復與朝廷議論。
諫議、司諫等官在門下、中書者亦廢，遂有諫院。乃脫離宰相而獨立。
當時稱“臺諫”，幾於並為一職。權勢氣力，乃與宰相等。
時稱任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俱備，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而當者曾不十年，徑登台輔。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
世譏仁宗世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
諫官既以言為職，不能無言，時又以言為尚，則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而言諫之對象，則已轉為宰相而非天子。
宰相欲有作為，勢必招諫官之指摘與攻擊。
於是諫垣與政府不相下，宰執與臺諫為敵壘，廷臣水火，迄於徽、欽。
又文臣好議論，朝暮更張，常為政事之大害。即以財政一端論之，後世史臣固已力言其弊矣。
宋史食貨志謂：“大國製用，如巨商理財，不求近效而貴遠利。宋臣於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未幾，即區區然較得失，尋議廢格。後之所議未有瘉於前，其後又復訾之如前。上之為君莫之適從，下之為民無自信守。因革紛紜，是非貿亂，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論宋代好議論之病極切，要亦與諫官制度有關係。
其三尤要者，為宋代相權之低落。宋代政制，雖存唐人三省體制，而實際絕不同。
宋初宰相，與樞密對稱“兩府”，而宰相遂不獲預聞兵事。
樞密一職，起唐代宗後，僅如漢之中書謁者令。雖時稱其權任侔宰相，然特以宦者任之，非朝廷正職。五代更用士人，權位真埒宰相。宋因之，分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故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遼，一日六召樞密院計議，而中書不預聞。宰相之失職可知。
又財務歸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預。
三司者，為戶部司、鹽鐵司、度支使司。亦由唐代、德以來，兵寇頻仍，經費竭蹶，故每以宰相兼判度支、鹽、鐵。宋初猶襲其遺制，其後則三司駸駸脫離相權而獨立。宋史職官志謂：“天下財賦，內廷諸司，中外筦庫，悉隸三司”是也。其後王荊公為相，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整頓全國之財政，司馬溫公議其非，謂：“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可黜，不得使兩府侵其事。”
宰相之權，兵財以外，莫大於官人進賢，而宋相於此權亦絀。
宋史蘇紳奏：“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涑水紀聞亦云：“太宗患中書權太重，置審官院、審刑院。至淳化三年置三班院，考殿最，自後多命近臣主之。”
又宰相坐論之禮，亦自宋而廢。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大事則議，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鉅細，並熟狀，擬定進入，由禁中印畫，降出奉行。自唐歷五代不改。宋初，范質、王溥、魏仁溥在相位，引嫌具劄子麵取進止，啜茶之禮尋廢，執政皆立而奏事。相體失其尊嚴，異乎古制矣。
故宋代雖稱中央集權，而其權實不在宰相。人主雖猜忌相臣加以裁抑，亦不能如明代之直廢相臣，集大權於一身。則宋制乃適成其為一種弱徵，雖遇大有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故就王室而論，雖若唐不如宋。然唐承北朝方興之氣，宋踵五代已壞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規模早立。故漸弛漸圮，乃以奢縱敗度。宋建天下，垢污方濃，蕩滌難淨。雖漸展漸朗，而終止於以牽補度日。
待到治平無事百年之久，而慶曆、熙寧之間，乃有人起來要想從新改造，這自然是更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