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室在統一盛運之下，一方面窮兵黷武，既招徠四夷，又以寬大為誇張，盪除中外之防，遂召武人胡人之禍，已如上述。而唐室在統一盛運下，又有一不良習氣，則為王室生活之驕奢。因此連帶引起宦官之跋扈。
歷史上宦官擅權，與王室驕奢成正比。東漢、唐、明三代皆是。西漢與宋代之王室，皆能製節謹度。東晉、南朝王室不像樣，故均無宦寺擅權。
唐宦官之盛，兆自武后，而極於玄宗。
太宗時，內侍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又定制無得踰百員。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惟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時，則宮嬪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衣朱紫者千餘。
甲舍名園，上腴之田，中人所名半京畿。時諸王、公主群呼高力士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箸”；肅宗在東宮，亦呼之“二兄”。建佛寺、道觀各一所，鐘成，宴公卿，一扣納禮錢十萬。有至二十扣者，少亦十扣。
肅、代以後，宦官寖橫用事。
李輔國在肅宗時稱“尚父”、矯詔遷上皇。於西內，以憂鬱崩。肅宗崩，殺王后，進爵為王。代宗時，程元振、魚朝恩用事，譖罷郭子儀兵柄，又譖來瑱賜死。
及德宗時，宦官遂握兵柄。
德宗以涇師之變，倉卒不及徵集，還京後，以神策、天威等軍置護軍中尉、中護軍等官，於是禁軍遂歸宦寺。
其後又有樞密之職，承受詔旨，出納王命。
宦寺既握兵權，又外結藩鎮，帝王生死，遂操其手。
憲宗被弒後，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八世，宦官立者七君。文宗用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成，自嘆：“週赧、漢獻尚受制強臣，今受製家奴，更為不如。”
唐室諸帝在其盛運中所表現者，則為女禍。
太宗納元吉妃楊氏。長孫皇后薨，太宗欲立楊氏為後，以魏徵諫而止。高袓從父兄子廬江王瑗反誅，其姬亦入侍太宗。武后為太宗才人，而高宗納之。韋後私通武三思。玄宗年六十而納其子壽王妃楊氏。當時朝臣亦不甚論列，蓋倫理觀念似非唐人所重。
衰象漸臨，唐之諸帝乃醉心於服丹藥，求長生。其在其驕縱的生活下，宦寺自應佔重要的地位。
武宗時，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今按：唐代王室奢盪，直至晚運匆替。懿宗時，好音樂，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至十餘萬人。
唐代士人，一面在北朝吏治與南朝文學的兩種風氣轉換之下徘徊，一面則在貴族門第與白衣庶族的兩種勢力消長之下鼓盪。
南北朝門第勢力，在唐初依然有其相當的力量。只在他們歷次編撰氏族譜志的一事上可以看出。
太宗至以朝廷官爵與社會門第爭崇卑。
貞觀中，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進上。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大夫，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舊門為親，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遂以崔乾為第三等。書成一百卷，詔頒於天下。然當時朝中名臣如房玄齡、瑰徵等，皆自與山東望族攀姻。舊門第之名望，終不為減。
其後又屢經修動。
高士廉氏族志頒下，時稱允當。李義府恥其家世無名，乃奏改此書。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后本望，贊成之。立格雲，“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縉紳士大夫恥被甄敘，號其書為“勳格”。先天二年，蕭至忠為中書令，又與柳況等撰姓氏系錄二百卷。此後韋述又別撰開元譜二十卷。其後有元和姓纂。
當時門第仕進，亦較進士等科第為易。
高宗時魏么同琉：“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齔之年，已腰銀艾：或童卯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腳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書奏不納。
玄宗時，源乾曜上疏：“形要之家，並求京職；俊艾之士，多仕外官。王道乎分，不克如是。”
建官要職，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蔭，得至將相。故塘代宰相，尚可以世系列表。
山堂肆考雲：“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間裴氏五房，崔氏十房，張氏、趙郡李氏皆得宰相十七人。韋氏九房十四人。王氏三房十三人。劉氏七房十二人。隴西李氏四房，唐宗室三十七房，以及楊氏、杜氏皆得十一人。蕭氏二房得十人。鄭氏二房九人。盧氏八人。竇氏二房及魏氏、陸氏皆六人。武氏、蘇氏五人。高、韓、趙、郭皆四人。三人而下者不與。”
可見唐代政權，尚與門閥有至深之關係。
按：唐初如英、衛之類，其子尚襲封。中葉以後，此制盡廢。門閥世襲，在政洽上之客觀地位已取消。
惟歷史變化以漸不以驟，故門閥勢力尚而延蟬。玄宗屢欲相崔琳、盧從願，以其族大，恐附離者眾，卒不用。門族上為帝王所忌，下亦不為寒士所護，則其漸趨衰微，亦必然之勢也。
此等門第，以累世仕宦，又逢盛世，其生活豪華，亦可想見。
韋氏世為關中諸姓，人物衣冠，奕世榮盛。韋安石子陟，始十歲，拜溫王府東閣祭酒，加朝散大夫。陟門第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閽，列侍左右昔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輿馬僮奴，勢侔於王家主第。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然家法修整，勅子允就學，夜分視之。其子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此乃門第與王室、宦寺、武人不同之處也；甚可注意。
至於進士們的身分，本不甚高。考試的儀式，已與他們以許多近於侮辱的喑示。
舒元輿憲宗元和中上論貢士書，謂：“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侍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余雪飛，單席在地。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
而且唐代科舉，本備仕途之一格，故一切規程並不甚嚴。其時有所謂“公卷”與“通榜”之製。
“公卷”者，進士得先投所為文於京師達者，採名譽，觀素學。及臨試，可以不問試藝高下，專取知名士，謂之“通榜”。其榜帖可託人為之。如鄭灝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員外為榜帖。又杜黃門主文第三場，由舉子袁樞為榜帖，樞自列為狀元。榜帖猶言名錄。
故進士乃稱“覓舉”，薛登天授中上疏：“方今舉士，明詔方下，固已馳驅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
所以求延譽。
陸贄知貢舉，梁肅、崔元翰所薦皆取。韓愈負文名，延譽舉子，往往得售。
而其卑躬屈節之態，亦已可憐。
文獻通考引宋江陵項氏安世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讚曰'某人上謁'者。”按：韓愈一代名臣，其三上宰相書、拜北平王於馬前之類，皆是當時風氣也。
甚至有走門路，通關節，求必得，而既得則肆意輕薄者。
高鍇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鍇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攜士良一緘入貢院，易紫服，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接書，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即是。”鍇不得已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曰：“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掛枝香。”
惟進士因公開考試得官，被視為正路，到底在政治上占到他應有的地位。中唐以後，進七科遂最為榮重。於是進士科舉與門第任子之兩途，在政治上自然發生衝突。此即形成穆宗以後的一段朋黨之爭。
朋黨啟端，即由於考試舞弊。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李宗閔託所親於徽。時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共白徽取士不實，宗閔亦坐貶。由是結嫌怨，植黨相磨軋凡四十年。
門生、座主，遂為朋黨標目。
唐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會昌三年中書覆奏：“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為朋比。樹黨背公，靡不由此。”按：明代亦有“座師、門生”之稱，其黨禍亦不減於唐時。
李德裕惡進士，他的言論，卻代表了門第勢力最後的呼聲。
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樸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材，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袓天寶末以仕進無他伎，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閒習也。”
他以文選不足為取士標準，固有理由。然當從此推進一層，為國家建立教育人才之至計。又次當謀考試制度之整頓與改進。不應倒退轉來只想任用公卿子弟，為門第苟延殘喘。
鄭覃以經術位宰相，亦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今按：鄭覃、李德裕皆不喜進士，為李宗閔、牛僧孺所排抑。
當時政治上最患者是有資格做官的人太多，因此而朝廷不尊，宰相權不重，政事不易推行。故主張排抑進士者，同時常是主張裁減官吏，而亦帶有主張貴族政治的意味，李德裕即其代表。
德裕大意欲尊朝廷，肅臣下，而使政出宰相。深嫉明黨，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乃請罷郡、縣吏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德裕父李吉甫，亦疾吏員廣，謂：“置吏不精，流品厖（mang）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眾。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奏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德裕政見，正承其家教而來。所惜者不能從一更高的理論上出發，則不免為一種代表門第勢力之政論也。
李德裕的見解，雖不免褊狹。
文獻通考引李德裕論“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一節，評雲：“德裕之論偏異如此。”今按：德裕時代與馬端臨時代絕不同，故德裕議論，在端臨視之，覺可詫異。此是歷史進展。若自東晉、南北朝人看德裕議論，便全不感其可異矣。
然當時進士浮薄，則實為不可否認之事實。
晚唐以“輕薄”、“浮薄”為詬厲朝臣之口頭禪，故朱全忠斥御史大夫趙崇，謂為“輕薄之魁”；李振勸朱全忠殺朝士，亦以“浮薄”為罪名。馬端臨謂：“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
鄭綮以“歇後”為相，可以整個看出唐末的政局。
鄭綮為相，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觀曰：“寓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按：綮每以詩謠托諷時政，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中人有誦之昭宗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故超用之。史稱綮“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而不為人所瞻望，才三月，以疾乞骸”。或問鄭綮：“相國近有詩否？”答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那得之？”太原兵至渭北，朝廷震恐，急於攘卻之謀，綮請於文宣王字號中加一“哲”字。其為盧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唐末文人輕薄，綮已為其中之卓者。要之亦不足擔當國家重任。黃巢兵逼潼關，士子方流連曲中待試，為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桂子，任他陵谷一時遷。”黃宗羲行朝錄序謂：“其時中土文人無心肝如此！”尤可為輕薄作例。較之鄭綮，抑天壤矣。
至於黃巢、李振等，皆是屢舉進士不第的人物，結果進士清流，遂受極禍。
巢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李振亦屢舉進士不中第。朱全忠入汴，振勸盡誅縉紳，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網紀。”全忠然之，於是門冑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跡稍著者，皆指為浮薄，貶辱無虛日。縉紳為之一空。又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聚裴樞、獨狐損等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
但晚唐進士的輕薄，只是一時事象，推不翻以公開考選來代替門蔭世襲的理論。宋以後，進士考試遂獨占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
嚴華、夷之防，重文、武之別，裁抑王室貴族之奢淫，讓受敎育、講道理的讀書人為社會之中堅，這是宋以下力反唐人弊病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