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租庸調製和府兵制，結束了古代的社會。其政府組織和科舉制，則開創了後代的政府。但後兩者亦各有其流弊與缺點。
科舉制讓人自由應考，即是廣泛的開放政權。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員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極廣，科舉選不過是其間的一項。
高宗時劉祥道疏：“歲入流千五百，經學、時務比雜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時楊瑒言：“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通明經、進士十倍。”按：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取明經不得過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
於是“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
劉祥道奏謂：“今內外文武宮，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萬五千人，已有剩無少。”而當時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武后時納言魏玄同上疏：“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
其勢循至於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其時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於是士無官，官乏祿，而吏擾人。”
通典雲：“按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百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已降，凡十二萬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軍功、使勞、徵辟、奏薦，諸以親蔭等，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
在此情勢下，政府的用人，遂至於徒循資格，推排祿位。
開元時選人漸多，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裴光庭為吏部尚書，乃定循資格之製。自下升上，限年躡級。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製，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按：此制崔亮已行之於後魏，裴光庭以後，遂莫能革。
然而祿位仍有限，資格仍無窮。在政海角逐中，漸漸分成朋黨，而使在上者亦束縛困制，無可展佈。
唐宰相猶得不次用人。代宗時，崔佑甫為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員。或謗其所除多涉親故，佑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為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君多精鑑，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有“得人”稱。自文宗以下，朋黨議興，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瞻，恐涉譏議。
以前的弊害，在於社會有特殊階級之存在，政權不公開，政治事業只操於少數人之手。現在的弊害，則因特權階級逐步衰落，社會各方面人平流競進，皆得有參政之機會，而政權一解放，政治事業時有不易督責推動之苦。
德宗時沈既濟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此即申說當時政局之此種病像也。
以上所說，其先並不即是科舉制之弊病，只是科舉制亦在此種政權公開之趨勢下存在。此後科舉制逐步推進，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舉一門之下，則上述種種病痛，亦全由科舉制來保留。
照理論，國家一面公開政權，一面便應實施教育，好使兩者分途並進，此在貞觀初年頗有其意。
貞觀五年以後，太宗屢幸國學，增創學捨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均增生員額。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髙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其盛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后時，此風凌替。
舊唐書儒學傳：“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醇醲日去，華競日張。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吝官爵，取悅當時。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新書儒學傳謂其時“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其腐敗可想。故劉祥道上疏，謂：“永徽以來，庠序諸生，未聞甄異，獎勵之道未週。”
而中宗時，韋嗣立上疏，謂：“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冑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蓋武后“重用刑，輕用官”。
韋氏當國，亦“擅擢士大夫”。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薦天下士，謂儒者多窶狹，厚持金帛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歸向。經此數番搗亂，士風激變，儒業驟衰，而學校之政終於不振。唐太宗嘗問王珪：“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後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國家既無教育，而空懸一格以為考試。而考試標準又漸漸趨重於進士科之詩賦。
隋大業置進士科，試策問。唐初亦因之。髙宗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言：“進士惟誦舊策，無實才。”遂詔進士先試雜文兩篇，通文律然後試策。所謂雜文，即詩賦之類。玄宗天寶十一載，詔：“進土帖經既通，乃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乃試策。”可見進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對策；天寶以前有策、有詩賦；天寶以後有帖經、有策、有詩賦。說者謂隋以詩賦取士，未是。惟對策多可抄襲，帖經惟資記誦，別高下、定優劣，以詩賦文律為最宜。故聰明才思，亦奔湊於此也。
開元以後，成為風氣。
開元以前，未嘗專尚進士枓，故天下名士雜出他途。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後則公卿非進土出身不為美。開元二十五年敕：“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是當時未嘗不知其流弊，而無以為變。
全國上下尚文之風日盛，尚實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時開之。武后詔張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學士李嶠、閻朝隱、徐彥伯、張說、宋之問、崔湜、富嘉謀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閻朝隱為武后禱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宋之問等至為易之奉溺器。二張誅，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等皆坐竄逐。後之問又諂事太平公主見用。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此可見當時朝士風習矣。
詩賦日工，吏治日壞。
杜佑通典論此，曰：“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才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
唐代政治界的風習，大有從北朝經術轉向南朝文學的意味。這亦是唐代盛運中衰徵之一。
政權無限制解放，同時政府組織亦無限制擴大。唐代的政府組織，其第一可見的缺點，即為重規疊矩，有許多駢拇無用的機關。
範祖禹謂：“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既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本朝裕陵好觀六禮，元豐官制盡用之。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機事往往留滯，上意亦頗以為悔。”
六部與九寺，職權即多重疊。
太常、宗正、鴻臚可入禮部，光祿、衛尉、太僕可入兵部，大理入刑部，司農入戶部，少府入工部。大體均可消並。
北周書：“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命蘇綽、盧辯依週制改創其事。”通典謂：“後周依周禮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已久，不能革其視聽，故隋氏复廢六官，多依北齊之製。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似周官之六卿，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空職事。自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要，實在簡省。”今按：九寺乃古代封建政治之遺骸，為王室之僕傭。南北朝中央勢微，王室衰替，則九寺職權日失其緒。西魏王室最為單孤，故北周君臣獨有意於模古更新。惜乎隋代不能完此美意，隋文存心蔑其前代，改襲北齊，而六尚之製，實則仍蹈北周六卿之體貌，則無怪與九寺為複沓，有如杜氏之譏矣。
唐興諸儒，亦未能窮究治要，遂使九寺駢拇，依然存在。玄宗時制唐六典，雖亦意準周禮，不知九寺固非周禮所有，仍不能蕩滌更新，是則北周君臣一番創作之精神，實未為隋、唐所接納也。故隋、唐而後，中國史上雖不復有古昔封建時代之貴族，而仍存古昔封建遺蛻之王室。下益卑，上益崇，君尊臣屈，一成不革，又豈獨官職之重疊而已！是亦讀史者所宜大與惋惜之事也。
新機關產生，舊機關不取消，造成冗官坐食，不僅有損國帑，同時還妨礙整個政治效能之推進。
唐官有流內、視流內、流外之別。
又有職事官與散官、
勳官之別。
又有正官、試官、
員外郎之別。
貴族門第特權階級逐步取消，政權官爵逐步公開解放，引起了官僚膨脹的臃腫病。
太宗省內、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員。而杜佑通典計唐文武官及諸色胥吏總三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人。
歷代官數：
與官員日增相因並起的現象，便是官俸日高。
唐初依品製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開元時一品月俸至二十六千。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歷又數倍於天寶，而建中又倍於大歷。大歷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元載為相，厚增外官外官俸，刺史月給或至千緡。至常袞相，乃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緡，又加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一下料錢，使上下有敘。李泌為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至會昌，三師至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兩僕射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百萬，節度使三十萬，上州刺史至八萬。
這一個趨勢，愈走愈失其本意，遂致做官只是發財分贓，而不是辦事服務。
一方面又因用人進退之權，完全集中於中央，欲求精密而反不精密。
漢有辟除，故選部不勞。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歸於吏部，唐承而不革。其法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天下之士奔走往來，秋往而春歸。歸裝未卸，選期又至。是以遠者、貧者、老者多不能至。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羣天下之士，決於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書判，任公力所不逮，容私何所不至。請託縱橫。姦偽百出。然唐之考課，尚為後世稱美。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相為乘除而分九等。上者加階，次進祿，下奪祿，又下解任。置知考使，常以宰相董其任。每能以物望取人而不疑於有司，故唐賢每言選舉之弊，而於考課無異議。
而授官任賢之事，漸變為挨資得官。
劉秩雲：“古者封建諸侯，自卿以降，各自舉任。漢室佐史，皆牧守選闢。近則一命拜免，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核行能？”
中央政府規模擴大，政權集中，官僚充塞，階資增多；地方官權位日落，希求上進的自然羣趨中央，遂連帶引起重內輕外之習。
此弊貞觀時即甚顯。馬周上疏：“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刺史多武夫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張九齡玄宗時疏云：“京輔近處州刺史，猶擇人，縣令或備員。其餘但於京官中為閒散者，或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守，以為斥逐。”
中央政府固易趨腐化，而地方政權更難整頓。唐代的地方吏治，因此不易與西漢相比。
西漢選用分於地方；唐則專於吏部，因此選擇不精，並不負責。西漢官少，階位疏闊，故能久於任職而專責成；唐則官多階位密，故速於遷調，而又多掣肘。
在這一種繁委業勝的政治情況之下，很容易叫人放棄了宏綱闊節，而注意到簿書案牘上去。
牛弘問劉炫：“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煉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則此種景象，自隋巳有之也。張九齡雲：“始造簿書，備人遺忘，今反求精案牘，不急人才，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求？”
一面在分別流品，看不起吏胥；一面卻把實際的政務，都推放在吏胥手裡，這一個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政府的擴大現像中，更可詫駭的，是王室生活之奢靡。太常所屬樂人有數万員。
唐書禮樂志：“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万人。”按：李嶠疏：“太常樂戶已多，复求訪散樂，獨特鞀（tao）鼓者已二萬餘員。”此在中宗時。至宣宗大中初，尚有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
供膳至二千四百人。
齒簿用二萬二千二二百二十一人。
宦官、宮女之盛，遂為唐政腐敗一要端。
種種病痛，自貞觀以後，經過高宗之懈弛，武后之放恣，歷中宗韋後之亂，到玄宗時陸續呈露。然苟有大有為的政府，盡可革新，並非死症。不幸玄宗在盛大光昌的氣運之下，始則肆意開邊，繼則溺於晏安，上述各病痛，反而加甚益厲，遂致終於激起安、史的大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