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製度之創建，必先有創建該項製度之意識與精神。一項製度之推行，亦同樣需要推行該項製度之意識與精神。
此種意識與精神逐漸晦昧懈弛，其製度亦即趨於腐化消失。
盛唐的命運，由於當時各項新制度之創建。及此各項新制度日趨崩潰，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
租庸調製的精神，不僅在於輕徭薄稅，而尤重於為民制產。
推行此項製度，必先整頓籍帳。
戶籍分九等，共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
計帳預定翌年之課役數。
武德六年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
凡戶口之新附、除籍、絕逃、籍沒，田畝之應退、應授，均須逐年認真辦理。
杜佑通典以隋國計之富足，歸功於高熲建輸籍之法。按：熲在煬帝時奏：“人間課稅，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恆過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樣，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奸無所容。則熲之輸籍法，正有賴於詳密周勤之吏治。
唐自武后亂國以來，民避徭役，逃亡漸多。田移豪戶，官不收授。
到玄宗開元八年，乃重頒庸調法於天下。
是時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
自佔者給复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諸道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
然版籍之不整理如故。
丁口轉死非舊名，田畝移換非舊額，貧富升降非舊第，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
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務於追徵誅求。
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邊將怙（hu）寵，不以死申，其貫籍之名不除。天寶中，王鉷（hong）為戶口使，遂案舊籍，除六年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肅宗末，租庸使元載又按江、淮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擇豪吏為縣令督之。民蓄榖十斛則重足待命，或聚山林為盜。
創建租庸調製度的意識與精神全不存在，而強欲以法令快上意，終不能有效。
其時政府則誅求苛刻，而社會則兼併熾行。
據天寶十四年統計，戶數共八九十萬有奇，而課者五百三十四萬有奇，不課者三百五十六萬有奇。口數共五千二百九十萬有奇，課者八百二十萬有奇，不課者四千四百七十萬有奇。不課者戶佔三之二，口占六之五。故杜佑謂：“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廢弛，並兼之弊，有踰漢成、哀之間也。”
及安、史亂後，戶籍頓減，更難整理。
肅宗乾元三年，戶一百九十萬有奇，口一千六百九十萬有奇。較之天寶十四年之數，戶激減七百萬，口激減三千六百萬，戰亂耗折，亦不至如此之鉅。此亦以吏治廢弛，兼併熾行，為其一重要原因也。
於是租庸調製乃不得不廢棄而以“兩稅”制代之。
“兩稅”制始於德宗建中元年，為宰相楊炎所創。
史稱：“肅宗至德後，天下兵起，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賦斂之司，莫相統攝，綱目大壞。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託，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盪為浮人。鄉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請為兩稅法。”
其製：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製人。
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稅夏、秋兩徵。租、庸、雜徭悉省。
其製簡捷明白，可以止吏姦；而未必能惠民生。
史稱兩稅制行，“人不土斷而地著，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誡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然當時識者如陸贄等極非之。惟以救時弊，竟不能革也。馬端臨謂：“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複輕，遂至重為民病，此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可見兩稅制在當時亦自有其所以為補救之意。蓋既已不能為民制產，則視民財力而課稅，亦不失為公平之道也。
以此制與租庸調製比，租庸調製稅目分明，此則並歸一項。授田徵租之製，遂變為僅徵租不授田。 “為民制產”之精意全失，而社會貧富兼併，更因此而不可遏。
唐、宋莊園之成立即由此。陸贄奏議謂：“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万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豪強，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盧。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按：當時私租額比租庸調舊制已增到二十倍，即官稅亦比租庸調製增高。
兩種稅制下之社會經濟及其一般景況，自必激變，可想而知。又按：兩稅制戶不問主、客，惟以見居為簿，此後所謂主戶、客戶者，乃全為農田兼併下之一種新名詞。
南宋胡宏論主、客戶之關係，雲：“蜂屯蟻聚，亦有君臣之義。自都甸至於州，而縣，而都保，而主戶，自主戶至於客戶，遞相聽從，以供王事，不可一日廢。夫客戶依主戶以生，當供其役使，從其約束。客戶或禀性狼悖；或習學末作；或肆飲博；或無妻之戶，誘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餘，稍能買田宅三、五畝，出立戶名，便欲脫離主戶而去。”
此可見兩稅制行後農田兼併下之一種情態，若與口分、永業之製相比，自可想見世運隆污之殊也。
又此制因出製入，與農業經濟之情況亦不合。
農產有常額，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備非常；水旱荒歉，則減免田租。今量出為入，則有不顧田收，隨意加徵之弊。此後租稅日重，頹勢不可複返矣。
以貨幣納稅，亦為妨農利商。
此制行，納稅人以所供非所業，必將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而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農人將日困。楊炎此制，本以便政府，不為農民計也。
以後的稅制，只能沿著楊炎的兩稅制稍事修改，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調製的路上去。正因為一個制度的推行，必有與其相副的一種精神與意識，否則此制度即毀滅不能存在。從北魏到唐初，在中國士大夫心中湧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葉以後已不復有，則相隋而起的種種制度，自必同歸於盡。
府兵制度亦在同樣命運下消滅。舊制，諸衛將軍皆選勳德信臣。武后之世則多以外戚無能及降虜處之。
貞觀時，府兵宿衛，太宗常引與共同習射。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於顯德殿。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為汝師，突厥入寇為汝將。庶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由是人思自勵。數年間，悉為精銳。
其後本衛多以假姻戚家，役使如奴隸。
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番上者皆貧羸受僱而來。
舊制，折衝、果毅出身優越。後則歷年不遷，為士大夫所恥為。
舊制，府兵徵役得授勳級；死事，勅使弔祭，追贈官職。後則勳官、督役與白丁無別，死事更不借問。賞既不行，並多偽勳舞弊。
舊制，府兵皆富室強丁，始得為之。其後則漸成貧弱，無力上番宿衛，遂至逃亡。
唐關內府兵已遠及朔方邊陲，武后時，番上者即已因貧不能自致。
舊制，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不失田業。其後則徵鎮不息。
舊制，府兵戍邊三歲而代。其後則增至六年。天寶以後，戍兵還歸者無一、二。
杜甫詩：“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裡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時戍者，多齎（ji）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府庫。既擁兵自重，又雜使宮私。晝則苦役，夜縶（zhi）地牢，利其死而沒其財。李泌謂：“山東之人，懲天寶之苦，故甘心為賊用。”
舊制，府士缺額，須隨時補足。以後則無人注意及此。
府兵制的創建與推行，一面是由於對國家武裝之深謀遠慮，一面是由於對農民生活之忠誠惻怛（da）。在此兩種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創建與推行。
社會和平既久，文治日隆，驕縱日恣，對國家武裝，不再有憂勤惕厲之感。非漫不關心，即窮兵黷武，濫用民力。對府兵本身，更沒有一種合理的人道觀念。從精神的轉變，影響到製度，使其不能存在。於是遂有所謂“彍（guo）騎”制。
“彍騎”制始於玄宗時張說之建策。
以當番衛士因貧弱逃亡略盡，請一切召募強壯，不簡色役，優為條例。逋逃者爭來應募，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系諸衛，更番上下，以實京師。此即以後所謂彍騎。
其實彍騎與府兵還是大同小異。一樣的於農家中挑募富強。一面授田耕種，一面輪番宿衛，惟與府兵制不同者，府兵遍及全國，彍騎則只在京師。府兵兼負徵戍，彍騎則專於宿衛。
彍騎只是府兵制之縮小範圍，正因其精神不夠推行之故。
因為彍騎還只是府兵制之縮小範圍，故至天寶以後，連彍騎亦不能存在。
自此唐代只有所謂“方鎮”的邊兵，與中央的禁兵。
邊兵統於番將，禁兵統於宦官。他們既坐食優俸，吮吸人民的膏血，卻並不能對國家社會有絲毫貢獻，只促進唐室之亂亡，使中國史再鑽入黑暗的地獄中去。
劉賁（ben）對策謂：“首一戴武弁（bian），疾文吏如仇讐（chou）；足一蹈軍門，視農民如草芥。”唐末軍人意態如此。
唐代的租庸調製與府兵制，是兩個古代社會蛻變未盡的製度，大體精神頗與漢制為近。自唐以下，租稅與兵役都走入新方向，和漢、唐絕然不同。
租稅不整頓，農民生活無法繁榮；兵役不整頓，國家武裝無法健全。後世中國遂想望漢、唐之富強而不可幾及，這是重大的一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