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握住盛唐社會情態，最好亦從當時幾項製度方面去看。
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學館。二鄉貢，由州、縣。三製舉。州、縣貢舉又分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經、進士。貢舉每年一次，為求出身者所集中。
“秀才”須高才博學傑出始可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此科遂絕。 “明經”只試帖經記誦，士人不貴。
貢士得懷牒自列於州、縣。
貢舉自北魏已推行，齊、隋選置多由請託，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吏部。
集試於中央。
初屬吏部考功員外郎，後以員外郎望輕，遂移禮部，以侍郎主之。事在開元二十四年。
這一個制度，亦像上舉尚書六部製以及州、縣劃分制度一般，同為後世所遵用，直到清末，不能改變。
此制用意，在用一個客觀的考試標準，來不斷的挑選社會上優秀分子，使之參預國家的政治。
此制的另一優點，在使應試者懷牒自舉，公開竟選，可以免去漢代察舉制必經地方政權之選擇。
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會階級之存在。
可以促進全社會文化之向上。
可以培植全國人民對政治之興味而提高其愛國心。
可以團結全國各地域於一個中央之統治。
這一個制度的根本精神，還是沿著兩漢的察舉制推進，並無差別，不過是更活潑、更深廣的透進了社會的內層。
魏晉南北朝時期之門第，自一方面看，固若近似於古代封建勢力之復活。然自另一方面看，實為先秦、西漢以來士人地位之繼續增強。故至隋、唐而有普遍的貢舉制度之產生，此乃士人地位自門第下出頭而更展擴。故隋、唐之中央集權，可以謂政府地位之提高，而非王室地位之加隆。就全史之進程論，魏晉南北朝之門第勢力，在浮面則為一波折，在底層則依然沿文治之大潮流而滾進也。
由北魏之“均田”制演變成唐代之“租庸調”制。
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頃，內八十畝為口分，年老還官。二十畝為永業。
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
丁隨鄉所出，歲輸綾、絹、絁（shi，古代的一種粗綢子。）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輸綾、絹、絁者兼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五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加役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這一個有名的租庸調製，所以為後世稱道勿衰者，厥有數端。
第一在其輕徭薄賦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戰國時，以什一之稅為王者之政；而漢制則什五稅一，常收半租，則為三十稅一。若以畝收一石計，唐制只是四十而稅一，較之漢制更輕更寬大。
以庸而言，漢制更役一歲一月，唐制則只二十天，只有漢制的三分之二。
調輸布帛，與漢口賦驟難相比。惟西晉戶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婦調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
唐制庸、調並得視田登耗為蠲免。
要論輕徭薄賦，中國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調製。在這一個制度下，農民自可安居樂業。
唐初不榷監，開元以下始課監；則唐興逾百年矣矣。唐初無茶稅，建中以下始稅茶。唐初無酒禁，廣德以下始禁酒。唐六典謂“關呵而不稅”，則唐初待工商又甚優。
又按：就中國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漢貨殖傳中人物，其在當時社會上之勢力，勿論矣。即如東漢初，樊重家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資至百萬，光武資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之助。而麋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資產鉅億。進妹於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則其實商人勢力，猶可想見。降及兩晉，多以朝廷大僚而兼營貨殖，如王戎、石崇是也。
宋元徽中，張興世為雍州刺史，還家，擁資三千萬。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而梁武陵王紀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殖其財用。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採稱是。又得賈胡為主金帛。同時梁武弟臨川王宏，積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是三十餘間，計見錢已三億餘萬。
北齊富商大賈以貨賄得仕宦，屢見史冊。隋、唐商業尤盛，而官吏以經商致巨富亦常見。自兩宋以下，此風似不揚。官吏兼務貨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賈在政治、社會各方面活動勢力亦見絀。其趨勢蓋自唐中冶以後而始變。一則商稅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錢”有七分生利者。開元十六年詔：“天下負舉，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見當時社會利率之厚。
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為一時詬病，亦由其時社會一般利潤自低也。惟其利潤降低，故商人不能進至於大富，而官僚亦無從自商人處一轉手而獲多金。然論社會商業狀況，宋以下若轉較唐以前為活潑。
蓋社會商業情況之盛衰，不必與商人所得利潤之高低為正比。故宋以下社會一般商業雖轉盛，而資本集中之趨勢則日減。二則貴族特權日削，官方則例日嚴，故宋、明權臣大僚，多務於厚擁田租而止。田租之視商利，故瞠乎後矣。
偶有以貨殖堅稱巨富，往往得罪，禍不旋踵。
蓋社會貧富之懸殊，與貴族特權之存廢，亦相為比例而進退也。社會自唐中葉以下，既無特貴，亦無殊富，則力量漸趨平均，故此後社會之亂，如王仙芝、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卻軍隊叛變以外，大抵皆饑民之騷動。求如古社會之所謂豪傑起義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會升降轉變一大節目也。欲知盛唐社會盛況，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論及之。
租庸調製的第二個優點，則為稅收項目之列舉分明。此惟漢代的租稅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調製破壞以後，更找不到此種項目分明之徵收制度。因此橫徵暴斂，可以隨時增加，有進無已。
更重要的一點，租庸調製的後面，連帶的是一個“為民制產”的精神。及丁則授畝，年老則還官，“為民制產”與“為官收租”兩事並舉，此層更為漢制所不及。
在租庸調製下之農民生活，其比較寬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農民生活之寬舒安恬，蒸鬱而生整個社會之繁榮。盛唐時代之富足太平，自貞觀到開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氣運，絕非偶然。
杜甫詩：“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此盛唐社會之寫照也。安史之亂，李萼說顏魯公，謂：“平時江、淮、河南錢帛聚於清河，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顏遂據以拒賊。
許遠於睢陽，積糧六萬石，張巡因之以障江、淮。烏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親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當時州、郡猶富實如此。
此後雖益衰，然藩鎮之殷實富厚，仍有遠非後世可冀及者。憲宗時，韓弘在汴為宣武節度使，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穆宗時，劉整為盧龍節度使，獻徵馬萬五千匹。藩鎮財力殷盛，正見唐代積富於民之厚，故諸藩亦得自捍外寇而久存。顧亭林日知錄謂：“今日所以百事皆廢，正緣國家取洲、縣之財，纖毫盡歸之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即如唐代之驛舍，有沼、有魚、有舟、有池、有林；後代驛舍，殆如隸人之垣。”又曰：“餘見天下州城，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接到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創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人情苟且，十百於前代矣。”今按：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盡取之於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盡取之於民間也。
“府兵”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
唐府兵制定於貞觀十年，天下十道，置折衝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共有二百六十一。
府又分為三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府數各說不同。陸贄謂：“諸府八百餘所，關中殆五百焉。”杜牧謂：“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皆與唐志不合。蓋自有增減變動耳。漢唐事箋謂：“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數計之，僅與杜牧同，其說當可據。”所以關中置府獨多者，固為有強本弱枝之意，然亦由府兵制承襲週、隋，因其遺基，故獨以關內為特盛也。
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
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每歲冬季，折衝都尉率之習戰。
府兵皆隸於諸衛。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皆以月上。
按：漢衛卒以歲代，較唐為優，唐太紛擾矣。
府兵制的優點，無事耕於野，番上宿衛，有事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既免軍人專擅兵隊之弊，亦無耗財養兵之苦。
尤要者，府兵制並不是“全農皆兵”，而是“全兵皆農”。西漢的全農皆兵制，一則教練不易精熟，二則事實上無需發動整個農民來充當兵役。唐制在整個農民中挑選其合格的充當府兵，既不需國家特別的俸給，而一般農民從此可以脫去充兵的義務。
所以府兵制一方面說來是兵、農合一，而在另一方面說則為兵、農分離。府兵和進士，實為農民出身發蹟之兩條路徑。農民中家道殷實而身心武健者，可以加入府兵。有聰明俊秀的子弟，在一家耕種餘閒中，亦可讀書求學，走入貢舉門路。
古代社會中武力與智識兩項，為貴族階級所專有，平民不得預。現在則武力與智識，即從平民階級中培養，而仍有其政治上特殊保護的地位。
唐代的租庸調製，奠定了全國農民的生活。唐代的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裝。唐代的進士制，開放政權，消融階級，促進了社會的文化。唐代的政府組織，又把一個創古未有的大國家，在完全密而偉大的系通之下勻稱的、合理的凝造起來。事實勝於雄辯，盛唐的偉大，已在事實上明確表出。
唐人之偉大，可以唐六典、唐律，乃至如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縣誌等著作中覘之。自北方儒統中產生蘇綽，盧辯，繼之而有李文博、王通，
再繼而有唐人對政治、社會上更堅實、更恢宏的建設。至於唐人之詩、文、藝術等，乃自唐代盛況下所孕育，非由此產生唐代之盛況。若或專從唐太宗等幾個人物身上著眼去窺測，亦難得其真際。
此種政治、社會更方面合理的進展，後面顯然有一個合理的觀念或理想為之指導。
這種合理的觀念與理想，即是民族歷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他不必在某一個人的事業上表出，而是在整個民族的長時期的奮鬥下，篤實光輝地產生。
從北魏到北周亦即隋唐，逐步進展，光明在黑暗的氛圍中長養成熟，在和平的階級下達其頂點。至於社會不是的動亂，只是黑暗與盲目勢力給歷史進展的一些波折。
要看當時中國民族新生命之復甦，應在此等處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