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初起的情形，和南方差不多，又加上一個種族的複雜問題。
五胡時代，田租的收納，依然是八二乃至六四。
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以為宜罷諸苑以業流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私牛官田，與官中分。皝依之。此雖一例，然當時北方田租，大體正可以此類推。魏孝文太和十二年，李彪請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一為屯民，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魏書釋老志：“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能歲輸谷六十斛入僧曹者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北史魏收傳：“收在並作一篇詩，雲：'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此皆北人以六十斛、六百斛為一單位之證。宋元嘉中，徐豁亦言：“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武吏”亦指屯田言。以畝收一石計，六十斛正是六四收租也。
至於軍隊，主要是胡人的部族兵，漢人更處不重要的地位，只遇需要時用抽丁的辦法。
石虎討慕容皝，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一。徵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腰斬。慕容儁欲經營秦、晉，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欲使滿一百五十萬。苻堅平代，亦三五取丁。王猛用秦，始主十丁一兵，使有羨夫，最號寬仁。
到元魏時，政治漸上軌道，在南朝無可奈何的情形，在北朝卻一一有了辦法。
最重要的是北魏的“均田”制度。其議起於李安世。
史稱：“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佔奪，安世上疏云：'井稅之興，其來日久。蓋欲使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卹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群證雖多，莫可取據。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帝深納之。”（《魏書》卷五三《李安世傳》載）之議起於此。今按，李疏云“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則應在十年立三長後，而均田詔尚在九年。據魏書，立三長同時定“調”法，“調”法正須與均田相附而行，則九年有均田韶，信矣。蓋均田非一年可成，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上引則似確在立三長後也。
均田詔在孝文太和九年十月。
大意謂：富強者並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為斷。
要行均田，必先審正戶籍。十年二月，遂立黨、裡、鄰三長，定民戶籍。此議本於李沖。
未立三長前，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韓卓疏謂：“巨姓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是也。
五家一鄰長，復一夫。五鄰一里長，复二夫。五里一黨長，復三夫。
時群臣多不贊同。太后曰：“立三長則包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
翌年京都大饑，韓麒鱗表陳時務，又乞“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均田制的大概如次：
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
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諸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
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
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
此制用意並不在求田畝之絕對均給，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貧者亦有一最低之水準。
丁牛有限，而奴婢無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婦十奴四牛計，其田已在千畝外。又北齊河清三年詔：“奴婢受田，親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據北齊以推元魏，可見奴婢受田之多。又魏書源賀傳有云：“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紿百姓。”北史常爽傳謂：“三長皆豪門多丁為之。”然此等皆不足為此制深病，治史者當就大體著眼也。
尤要者則在繩其蔭冒，使租收盡歸公上。
還受之田，舊說以不栽樹故曰“露”。恐露是“蔭冒”之反義，以其屬諸公上，故曰“露”。以其為露田，故須還受。以其須選受，故不得樹桑榆；並不以其不准樹桑榆，始稱“露田”。均田制之最高意義，還是要將豪強蔭冒一切出豁，還是與西晉“戶調”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與豪強爭奪民眾之繼演表演。
而且在北朝的三長與均田制，更有一層重要的意義。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國，逮三長、均田制行，則政體上逐漸從氏族封建變為郡縣一統，而胡、漢勢力亦因此逐漸倒轉。
北魏宗室封郡為王公，部落大人降附者封縣為列侯。宗室封者先後共九十餘人，部落大人封者則達一百八十餘人。此等世襄封爵，為封建意味之割裂。至三長、均田制行，則漸次形成中央一統之郡縣制。魏立三長之年，即議定民官依戶給俸；是年又分置州郡，是其證。自是中國士族逐漸得勢。而諸胡部落大人逐漸失其地位。此後魏孝文命鮮卑氏族全改漢姓，正以氏族之優越地位早已在政治上消滅也。
南方屢唱土斷僑寓及厘正譜籍，然他們始終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權下剝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論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規模，而南方的黃籍積弊，終難清理。這可為北勝於南之顯例。
其次再論均田制下之租額。
據魏書食貨志，李沖上言立三長，並定“調”法。
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
此所謂“調”，即包舉田租在內。一夫一婦六十畝，納粟二石；以畝收一石計，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漢代三十稅一之製。若以當時稅收慣例，百畝收六十斛比論，相差已到十八倍。 （1石=10鬥＝100升，30畝徵100升。100畝徵60斛，1斛＝10鬥＝100升，則100畝徵6000升。〔唐朝之前，1斛（hu）=10鬥。宋朝開始，改為1斛=5鬥，而1石=2斛。〕）
舊調，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調外費。較現行調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為一戶，其蔭冒者皆歸私門。
此層在農民實為甚大惠澤，因此易見推行。
李沖求立三長，與新制調法同時推行，謂：“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並兼者尤弗願。事施行後，計省皆十有餘倍，海內安之。此與南朝因檢定黃籍至激起民間變亂者迥不侔矣。
在豪強方面，亦仍有優假。
奴婢受田與良民等，而所調甚少，八奴婢始當一夫一婦之調。此乃魏廷故意優假豪族，已奪其蔭冒，不可不稍與寛縱也。
惟在國庫則課調驟減，一時頗感其窘。
太和十一年韓麒麟即表陳“稅賦輕少，不可長久。”十二年因大旱，用李彪議，仍取州郡戶十分一為屯田，一夫歲責六十斛。惟蠲其正課、徵戌及雜役。孝昌二年，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畝五升，以一夫一婦受田六十畝計，則為三石，較孝文定制增一石。畝一斗，則六十畝須六石，然亦不過什一之稅。
然豪強蔭附，一切歸公，政府到底並不吃虧。所以此制直到北齊、北周，依然沿襲。比齊制，人一床墾租二石，義租五斗。於正租外又加“義租”。正租入中央國庫，義租納郡縣，備水旱災。於政府收入外，再注意到平民災歉救濟之準備，這一個制度亦為將來隋、唐所取法。
隋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十六年，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鬥，下戶不過四斗。唐太宗時，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為差。”天寶中，天下諸色米積九千六百餘萬石，而義倉得六千三百餘萬石。義租、義倉，與漢代“常平”不同者，常平由官糴，義租由民輸，其為留意民食之良政則一。又按，其製亦先起於魏之李彪。魏書釋老誌有“僧祇戶”、“僧祇粟”，於儉歲賑給饑民，意亦略同。
並因租稅輕減，社會經濟向榮，民間學術文化事業得有長足之進展。
北齊書儒林傳：“北齊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惟濟南之在儲宮，頗自砥礪，以成其美；餘多驕恣傲狠，動違禮度。世冑之門，罕聞強學。冑子以通經仕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遊卿而已。幸朝章寬簡，政綱疏闊，遊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眾尤甚。”
北周租額，較之元魏、北齊皆稍重。
週制：“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上，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今桉，有室者授田百四十畝，即魏制露田男四十、婦人二十，倍受共一百二十畝，又桑田二十畝也。魏調二石，今五斛，為已重矣。
然上比晉代，尚輕減十餘倍。
而主其事者蘇綽，常引為憾事。至其子蘇威，卒能幹父之蠱，助成隋代之郅治。
北史蘇威傳稱：“威父綽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徵稅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隋文帝時，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按：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此其證。唐“租庸調”制租粟二石，則仍依北魏也。又按：史稱：“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凌駕寒門。隋平陳後，牧民者盡變更之。蘇威又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民間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陳故境大抵皆反。”此江南世族不慣北朝制度也。南北社會不同，於此可見。
這一種政治道德的自覺，在南朝亦復少見。
繼均田而起的新制度有“府兵”。自行“均田”而農民始有樂生之意；自行“府兵”，而農民始無迫死之感。必待下層農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後世運可轉。隋、唐復興，大體即建基於均田、府兵的兩個柱石上。
北朝軍隊，一樣以鮮卑種人為主體。羽林、虎賁為中央宿衛，六鎮將卒為邊境防戍，皆係代北部落之苗裔。
其它胡人亦多充兵役，而漢人則務耕種。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圍盱眙，遺臧質書：“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卿殺之無所不利。”延興三年將南討，詔：“州郡十丁取一充行”，然此出非常。故髙歡據邊鎮為變，每語鮮卑，猶謂：“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何為疾之？”
及孝文南遷，軍士自代來者皆為羽林、虎賁。而又詔選天下勇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充宿衛。是當時羽林宿衛中，已有非鮮卑人甚多。至北齊則兵隊主體漸漸轉移到漢人身上。
齊文宣受禪，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是齊兵亦不復專仗胡人。至河清定制，男子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此則儼然已是兩漢的全民兵役制。又按：傅奕雲：週、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詫曰：“當剉（cuo）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然高敖曹在軍，高歡為之華言。歡嘗以敖曹所將皆漢兵，欲割鮮卑兵千餘相雜。敖曹曰：“所將前後格鬥，不減鮮卑，不煩更配。”要之，濟、週時華人已不可侮，傅言正可見其轉變前之情態。
魏武西遷，六坊之眾從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
西魏立國，本依關隴漢人為基本，其軍隊主體早屬漢人。
其先賀拔岳輔爾朱天光入關，眾不滿二千。其後戰勝降服，大率以西人為主。宇文泰接統岳軍，知其部下主力，皆西土關隴人矣。魏武西奔，特為客寄，且其禁兵，皆由宇文泰諸壻分掌。如李逵子基、李弼子暉、於謹子翼，皆漢族也。時西魏宗室凋零，泰遂以其部下諸將改賜胡姓。洪邁曰：“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賜番姓，著者如李弼、趙肅、趙貴、劉亮、楊忠、王雄、李虎、辛威、田弘、耿豪、楊紹、侯植、竇熾、李穆、陸通、楊纂、寇雋、段永、韓褒、裴文舉、陳忻、樊深。”可知宇文雖胡族，而其勢力實依漢人，不如高歡以漢族而實依仗胡人。故北周漢化，北齊胡化，風尚之異，亦由其立國基礎而判也。
宇文泰用蘇綽言，創為“府兵”，籍六等之民，擇魁材力之士以充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眾不滿五萬人。
按：蘇綽卒在大統十二年，六柱國李弼、獨孤信拜於十四年，於謹、趙貴、侯莫陳崇在十五年。綽傳謂綽“置屯田以資軍國”，此即府兵也。惟府兵之統於六柱國，則為綽卒後事，可見此制亦非一時完成。
自相督率，不編戶貫，盡蠲租調。有事出征，無事則歲役一月。
十五日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此後隋、唐府兵，則僅役二十日。
其甲槊弓弩，並資官給。
遇出征，衣馱牛驢及糗糧，皆由公備。
這即是府兵制之大概。
府兵制長處，只在有挑選、有教訓；而更重要的，在對兵士有善意，有較優的待遇。將此等兵隊與臨時的發奴為兵、謫役為兵，以及抽丁為兵相敵，自然可得勝利。古人所謂“仁者無敵”，府兵制度的長處，只在對自己的農民已表見了些人道意味。從此軍人在國家重新有其地位，不是臨時的捉派與懲罰。
府兵制另一個意義在把北方相沿胡人當兵、漢人種田的界線打破了。中國農民開始正式再武裝起來。
周書文帝紀：“西魏大統九年，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按：此云“豪右”，即六等之民，下戶三等不得與，亦三國壯者補兵之意也。又隋書食貨志：“周武帝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宮，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此皆周代兵制多徵漢人之證。又元魏本屬部族軍隊制，史稱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至西魏時多絕滅。恭帝元年，宇文泰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及大定元年下令，前賜姓皆復舊。是先以漢軍功賜為胡貴族，後則並去胡复漢。此處正可看出當時胡、漢勢力之推移。此下恭帝三年，即正式行“六官”之製。自鮮卑舊制貴族國姓變而為六官，此尤政治組織之一大進步也。
從此北齊、北周東西兩方的漢人，均代替到鮮卑族的武裝與兵權。
北齊是全農皆兵，北周是選農訓兵，此為者間之不同。
所以自行“均田”，而經濟上貴族與庶民的不平等取消；自行“府兵”，而種族上胡人與漢人的隔閡取消。北方社會上兩大問題，皆有了較合理的解決。中國的農民，開始再有其地位，而北周亦遂以此完成其統一複興的大任務。
一種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產生，必有一種合理的政治思想為之淵泉。北朝政洽漸上軌道，不能不說是北方士大夫對政治觀念較為正確之故。北周書文帝紀魏大統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諸侯、立百官，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七，所以利時。彼人主欲與我共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卹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於是人主賜以俸祿、尊以軒冕而不以為惠，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後世衰微，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君之命官，親則授之，愛則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沒，而奸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溈。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才堪者審己而當，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返。”按：大統十年秋七月，魏帝以宇文泰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方為中興永式，乃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為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以為牧守令長，皆依新製而遣焉。則是令乃蘇綽筆也。
魏書道武紀天興三年十二月乙未天命詔、丙申官號詔，陳義皆至高卓。官號詔雲：“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桀紂南面，雖高可薄；姬旦為下，雖卑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華門可以垂範。故量己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為宜；爵無補於時，不可以為用。”此等語殆是崔宏筆。北朝士大夫對於政治見解遠勝南士，於此可徵。
周武帝保定二年詔：“樹之元首，君臨海內，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惟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粗糲之食，尚臨汾陽而永嘆，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眾心，處於尊位？朕甚恧焉。”此等皆辭旨深醇，不愧兩漢。馬周之告唐太宗曰：“自魏晉以還，降及週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傅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此等意境，直遜北朝諸儒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