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獻以來，海內荒殘，人戶所存，十無一、二。分別言之，如：
洛陽董卓西遷，悉軀餘民數百萬口至長安。盡燒宗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後獻帝還洛，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百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長安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郭相鬥，放兵劫略，加以饑饉，獻帝脫逃，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贏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
徐州徐方百姓殷盛，流民多歸之。曹操父嵩避難瑯琊，為陶謙別將所殺。初平四年，操攻謙，凡殺男女數十萬人，泗水為之不流，五縣、無行跡。三輔遭李傕亂，流依謙者皆殲。曹操亦自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淒愴傷懷。”
荊州劉表在荊州，關西、兗、豫學士歸者千數；表沒，亦遭殘破。
壽春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
其他如山東，河北，甘隴，靡不凋殘。
以赤壁之戰言，三方大較不到三十萬人。
曹操合中國及劉表眾共二十餘萬。孫權遣周瑜，謂“五萬眾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諸葛亮自稱有“關羽水軍萬人，劉琦江夏戰士亦萬人”。可見當時壯丁之缺乏。
陳群謂：“喪亂後人民比漢文、景時不過一大郡”，殆非虛語。
就全史而言，戶口莫少於是時。
三國晚季如此，其大亂方熾時可想。
農民在大動亂中，地方政權隨著中央政權而解體，他們無所託命，不得不依存於當地或附近的強宗豪族。強宗豪族把他們武裝起來，成為一種自衛的集團，他們便成為強宗豪族的“部曲”。
如李典居乘氏，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萬三千餘口。袁、曹相拒官渡，李典輸谷帛供曹軍，後遂全部徙居鄴。李典之眾自有武裝，故稱“部曲”。亦有避地較僻，不需武裝，而以政令約束相安者，如田疇率宗族避難無終山，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袁氏亡，疇將其家族宗人三百餘家居鄴。亦有相聚而為寇盜者，如李通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
如是則農民由國家的公民，一變而為豪族的私屬。實在是農民身分之降低。
局勢逐漸澄清，各地的強宗豪族，逐漸消併其勢力於幾個大勢力之下，再建政府，這便是三國。當時最嚴重的問題，是只有兵隊而無農民。
兵隊無終歲之計，飢則寇掠，飽則棄餘。農民非加入軍隊，無以自全。其後則兵隊非仍轉為農民，亦不能存活。袁紹在河比，軍人仰食椹棗。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暫時對此問題的解決辦法，便是屯田制度。尤著者如曹操之屯田許下。
獻帝建安元年，曹操用棗祗、韓浩議建屯田，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併群雄。
鄧艾之屯田淮南、北。
齊王芳正始四年，建議屯田淮南、北：“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阡陌相屬。
兵隊代替農民做了國家的基本公民，管督屯田的典農中郎將，暫時便等於地方行政長官。
魏末咸熙元年，始正式罷屯田官，以典農為太守，都尉為令長。至晉初泰始二年，又詔罷農官為郡縣。但以後復有農官。當時要把軍政的變態，轉移到民政的常態，頗非易易。
這是一個“复兵於農”的偉大運動。在中央首都的附近，乃至的腹地，都施行起屯田來。從整個政治問題而論，不得不說是一個絕路逢生的好辦法。但專從農民身分而論，卻又是一個大低落。
兩漢以來的農民，以公民資格自耕其地，而向政府納租。現在是政府將無主荒田指派兵隊耕種，無形中，農田的所有權，又從農民手裡轉移到政府去。這一個轉變最顯著的影響，便是農民的租稅加重。
漢代租額，通常是十五稅一，乃至三十稅一。魏、晉的租額是“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這便是王莽所謂“豪民劫假，收什五之稅”。現在是政府自做豪民。
經過長期的大騷亂，農民本已失去耕地，現在他們是以國家兵隊的身分把屯田來代替吃餉。直到西晉統一，軍事狀態告終，這個情形實現到製度上來，便成西晉初年之“戶調”。同時商業亦徹底破壞。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命百姓以穀、帛為市。可證明當時商業之不振。
商業不振之主因，在於長期兵爭之過分破壞。
楚、漢之際，商人乘機漁利，可證其時社會經濟動搖不如三國、五胡諸紛亂為甚。
而因商人階級之消失，更顯明的形成農民與貴族世家之對立。
晉武帝平吳後，置“戶調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男子一人佔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
這是戶調式的條文。
“調”本是調發之義，故戶調仍沿三國以來兵士屯田之舊規。
“戶調”二字始見於魏志趙儼傳。對懷附者收其綿絹，此為袁紹在河北所行之製度。此與“部曲”之納“質任”，乃同樣為中央政府解體下一種亂世之臨時辦法也。曹操得河北，令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他不得擅興發；則“戶調”與“田租”尚分兩項。晉制於戶調下兼田租，則時漸平康，由兵屯變為農民，故戶必帶田矣。
男子佔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合一百畝，即古者一夫百畝之製。雲“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者，並非佔地百畝之外別給七十畝，乃是在其占地百畝之內以七十畝為課田。換辭言之，即是課其十分之七的田租。
泰始四年，傅玄上疏：“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者與官中分。”可見晉室當時本有十七收租之製，傅玄雖有建議，晉室未能聽受。戶調製仍依私牛及無牛例收租，故百畝課七十畝也。
與戶調製相附並行者，尚有“官品佔田”制。令官品第一者佔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又各以品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與佃客。
按：“蔭”者皆私屬，無公家課役。即是國家允許將此一部分民眾田地劃歸私有；同時國家對百官亦不更班祿，其製甚似古代之封建。史稱：“自晉至梁、陳，都畿民皆為王公貴人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佃谷與大家量分。”既役其力，又食其租。可見此等皆不屬政府。是雖有官品佔田制明令相限，未必切實有效。直至南渡後情況猶然也。
這一個制度的用意，並不是授與強宗豪族以私佔的特權，乃是要把當時強宗豪族先已私佔的戶口及田畝括歸公有，而許他們一個最高限度的私佔額。
在當時的政治狀況下，此事難能辦到。惟自農民言之，則大體上一樣是二八收租、三七收租，在公在私，無所別擇。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复百姓繇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咸寧三年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質任。此均在頒行戶調製以前，用意均不外要將強宗豪族的私民眾奪歸公家。然晉武以開國之君，對民眾絕無絲亳善意與德政，戶調稅收，依然與屯田兵一律，只想憑王室威嚴，向其下強奪豪取，豈能有成？晉室不永，只此等處可見。
東晉南渡，一輩士族，又大批的結集著宗親、部曲流徙南來。
祖逖傳：“逖，范陽人，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又以為豫州。逖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
他們在南方未經墾闢的園地上，著手做他們殖民侵略的工作。 “擅割林池，專利山海。”“富強者兼嶺而佔，貧弱者薪蘇無托。”“貴勢之流，亭池第宅，競趨高華。至於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活是一幅古代封建貴族的摹本畫。
尤著者如宋書孔季恭傳：“其弟靈符於永興立墅，週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
雖王室頗思裁抑，然力量不夠，頹勢難挽。
晉壬辰詔書：“占山護澤，以強盜律論”，然並不能禁。占山封水，漸染复滋。百姓薪採漁釣，皆責稅直，宋武帝又禁斷之，然仍不絕。
相應於此種情勢下之賦稅制度，則自度田收稅轉成口稅。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率畝稅米三升。至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稅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此蓋豪右田多，特為優饒。稅田則富多貧少，稅口則富少貧多也。
如此則貴族盛佔田地，而無賦稅之負擔。宋孝武為特設“官品占山”之製。
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笫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
其用意與西晉官品佔田令一樣，但效果依然很少。占山封水的士族們，不僅自己藉著僑寓名義，不肯受當地地方政府的政令；其附隨而來的民眾，亦依仗他們逃避課役。所以自咸康以下，晉室屢唱“土斷”之論。
晉書成帝紀：“咸康七年，實編戶，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又哀帝隆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
“土斷”是要僑寓的人，亦編入所在地的籍貫，一樣受所在地方政府的政令。然咸康土斷黃、白分籍，依然有土斷之名，而無土斷之實。
孝武時范甯為豫章太守，上疏極論其非。謂：“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製作，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並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按：範疏不主分黃、白籍，謂“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即指服從地方政府一切政令言。謂“小人懷下役之慮”，即要其一致應課役也。據范疏可知僑寓小人，亦不應役，蓋皆為白籍陰庇耳。
此後桓溫、劉裕又屢主其事。
安帝羲熙九年劉裕上表：“大司馬桓溫庚戌土斷，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頹弛。離居流寓，閭伍不修。請依庚戌土斷之科。”於是依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被並省。
然一弊方彌，他弊又起。宋、齊以後，僑寓的特待，似算取消，而因士庶不公平的影響，又引起更紛擾的冒偽問題。只要偽注籍貫，竄入士流，便可規避課役。這一種情形，越來越甚。
齊高帝建元二年詔：“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偽，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同時虞玩之上黃籍革弊表，亦謂：“孝建以來，入勳者眾，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無一。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為人役，今反役人。”梁武帝時沈約上疏，亦有“落除卑注，更書新籍，以新換故，不過一萬許錢。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之說。
擔當國家課役的，依然盡是些赤貧下戶。
南齊書陸慧曉傳：“山陰一縣，課戶二萬，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
大規模的偽竄冒改，使黃籍理無可理，究無可究。卻告訴我們：那時一般的民眾，已不讓文酒清談的貴族們獨自安享其特益了。
沈約諸人不能根本設法消冺士、庶界線，乃欲究據晉籍，用來重新釐定，這真可算是代表了南朝士大夫的眼光與見識。
軍人從三國以來，即已與農民截然分途。
此事魏、蜀、吳皆然。
劉頌奏：“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需，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末改。”魏嘉平六年詔，有劉整、鄭像賜爵關中侯，各除士名。又鍾毓傳：“為廷尉，創制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又盧毓傳：“重士亡法，罪及妻子。”高柔傳亦有士逃法。曹植奏：“臣初受封，得兵百五十人。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尚有小兒，七、八歲以上，十六、七以還，三十餘人。”是魏制士、民異籍，並各家世相襲也。吳、蜀亡後納籍，皆士、民異貫。
大抵“強者為兵，羸者補戶”。
尤強者隸中央，其次則配私家，更羸瘁者則留南畝。
華陽國志：“諸葛亮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置五部都尉。分其嬴弱，配大姓為部曲。”吳志陳武傳：“武庶子表，受賜复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簡視皆堪好兵，上疏陳讓，乞以還官。謂：'枉此勁銳，以為憧僕，非表志。'吳主權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補其處。”
其先入士籍者得優廩，又可免役，其時則兵勝於民。漸次軍旅之事，不為時重，則士伍惟以供役，又廩給日薄，其時則農勝於兵。
陸凱傳：“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以死效。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
晉武帝平吳，詔悉去州，郡兵，此乃復兵歸農之意，惜不久天下即亂。
咸寧五年伐吳，詔：“調諸士家，二丁、三丁取一，四丁取二。”是其時依舊士、民異籍。去州、郡兵，即是去士籍也。晉政之病，在田租照屯田額徵收，不復兩漢什伍稅一之製，又無兩漢都尉肄民戰陣之製，使農不知兵，則武備一切廢弛。
東晉民歸豪強，政府對兵役需要，殊感缺乏。
吳志：陳武庶子表，受賜复人得二百家，乞還官，孫權嘉之。他如朱桓部曲萬口，潘璋妻賜复客五十家。鄧艾傳云：“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此等部曲、僮客，皆是私戶，為國家課役所不及。
於是有所謂“發奴為兵”。
發奴為兵之議，起於刁協、戴淵。習、戴皆南人，晉元帝依仗以謀抑王氏者也。自後每有征討，往往發奴。庾翼發所統六州奴北伐，庾翼亦晉室外戚，頗欲為強幹弱枝之謀者。可見發奴為兵，正是中央與豪族爭奪民眾之一事。宋武時詔：“先因軍事所發奴僮，各還本主，若死亡及勳勞破免，亦依限還直。”此正以僮奴為豪族私產，故見發而還其直。
又有所謂“料隱為兵”。
庾冰傳：“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毛琚傳：“討得海陵縣界亡戶近萬，皆以補兵。”此等隱匿之戶，其背後亦多有豪強陰庇。
復有“罪謫為兵”
范甯疏：“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義雲：“舊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
並及其家口。
又強逼世襲兵役。
宋武帝詔：“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輙考傍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複侵濫服親，以相連染。”
因此有所謂“兵家”與“營戶”、“軍戶”諸稱。
那時的衣冠士族，既不受國家課役，自然談不到從軍。
此乃魏晉以下貴族與春秋先秦絕異之點。他們在政治上佔有特權，而他們並無武裝兵力以自保衛，不僅自己不能武裝，即其所屬部曲家兵等，亦已解散武裝，與三國時士大夫不同。
另有一部分則受衣冠族士族陰庇而為其佃客、衣食客等，他們亦對國家逃避課役及從軍之義務。
而且因有衣冠士族的特權階級壓在上面，從軍作戰的武裝兵卒，亦沒有他們的出身。
因此兵卒在當時的社會上變成一種特殊卑下的身分，固與貴族封建時代兵隊即是貴族者有異，亦與西漢定制，凡國家公民皆需服兵役者不同。軍人的地位，只與奴隸、罪犯相等，從軍只是當苦役。國家的軍隊，實質上亦如私門的部曲與僮客，他們沒有公民的地位，政府亦常常將他們賜給私家。
當時大臣有賜千兵百騎者，如衛瓘、汝南王亮、荀組、陸曄等，至於賜親兵數百人乃至班劍數十人，亦不勝指數。
私家亦公然占公家兵戶為己有。
范甯奏：“方鎮去官，皆割方鎮精兵器仗為送故。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复資官廩布。”
軍人的地位如此，如何可以為國宣勞，擔負光復中原的重任？
只有荊、襄上流，因糧食較充，鎮兵稍稍可用。
元帝時“使軍各自佃，即以名廩”。至武帝咸寧初，詔“以奚官奴代甲兵種稻”當時國家並未為軍隊特定餉糈，江南農事尚未發達，故襄、漢上流遂得獨有重兵。
而每為權臣內亂之利柄。
直待謝玄鎮廣陵，創為招募，號“北府兵”，兵人地位始見提高，遂建淝水奇績。東晉王位拱手而讓於此系軍人之手。
王、謝雖同稱東晉盛族，但兩家情形稍有不同。王以擁立為業，謝以攘卻為功。一則惟守門第，一則尚建勳績。江北、河南之眾，紀瞻嘗用以拒石勒，祖逖用以向汝洛，而王導弗能任，以專倚王敦於上流，不欲權勢之分也。王敦、桓溫以外重內輕之資，常挾荊湘以起內亂。謝安任桓沖於荊江而別使謝玄監江北軍事，北府兵強，權重始歸朝廷。中原南徙之眾，本多磊落英多之士，謝玄擇將簡兵，六年而有淝水之捷，實非幸事。
惜乎劉宋以後，社會依然在士、庶階級的對立面，軍人依然找不到他們應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