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世襲的封建制度，早在戰國、秦、漢年間徹底打破。然而東漢以來的士族門第，他們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地位，幾乎已成為變相的封建了。
東漢士族地位的獲得，本由當時的察舉制度。三國喪亂之際，“士人流移，考詳無地。”用兵既久，人材自行伍雜進。 “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兩漢文治精神所託命的州、郡察舉制，一時逆轉，而倒退為秦、漢初年之軍功得官。要對此種情況加以救挽，於是有魏尚書陳群之“九品官人”法。
朝廷用人委之尚書，然尚書“不能審核天下人才士庶，於是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
州置“大中正”，郡置“小中正”。大中正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故“中正”乃中央官之兼職。
中正何以必須本處人任之？因非此無以熟知各本處之人才。中正何以必須中央官兼職？因亂離之際，人才集中中央，就近訪察為便。
各地郡中正可以各就所知，匯報各本州大中正。大中正得根據鄉評，定其品級與進退。
通典雲：“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闕，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
此雖為軍政狀態下一時之權宜，然其初“猶有鄉論餘風”。故其後有“正始勝流”之目。今按：此制與州、郡察舉有相異者兩點：
一、州、郡察舉之權在地方官，而州大中正則為中央官之兼職。故士庶求出身者，於察舉制度下必須歸於地方，而在中正制度下則須奔集中央。
此製本因人才不在鄉里而立。但既立此制，則有使人才永不反歸鄉里之勢。
二、州、郡察舉只為士人進身之初步，至於以後在官職位之升降與轉移，則與察舉無關。
九品中正於各本州人士，無論已仕、未仕，皆以入品。
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謂：“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衛瓘謂：“其始鄉邑清議，不拘爵位”，故居官者因清議而進退。陳壽父死有疾，使婢丸藥，鄉黨貶議，遂致沉滯。後又因遵遺囑葬母洛陽，坐不以母歸葬，再致廢辱。東晉溫嶠為丹陽尹，平蘇峻有大功，司徒長史以嶠母亡遭喪不葬，下其品。
如是則官位之升降，乃不繫於居官服務之成績，而操於中正之“品狀”。
“品”者履行，“狀”者才能、績效。中正可得定“品”，不能知“狀”。應於入仕之後，別有考課之法。今品、狀均付於中正。如王嘉敘吉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其“德優能少”是也。此制初意，本欲使官人之權不操於在下，而結果轉使在下者持官人進退之柄。又按：州、郡察舉，每歲不過數人，故易識別；中正品狀，同時網羅合境人才，勢難週悉。於是只憑門第，兼採虛譽，雖欲中正，亦不能得。此又為察舉制與中正制相異之一點。
關於第二點，魏夏侯玄已求矯正。
謂：“中正但當考行倫輩，銓衡專於臺閣，不必使中正幹銓衡之機。眾職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
但當魏、晉之際，司馬氏正結歡強族，自謀篡竊，夏侯玄不免殺身之禍，集權中央之政見，難見實施。
關於第一點。西晉統一以後，劉毅、衛瓘、李重諸人均有論列。九品中正本系三國軍政時代之權宜辦法，今天下復歸一統，自當仍將察舉權付之地方長官，不必再要一個中正。
此亦所謂“土斷”。衛瓘雲：“臣等以為宜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為邑裡，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製，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如此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也。”
然而當時世族門第之勢力已成，九品中正制正為他們安立一個制度上之護符。中正“計資定品，惟以居位為貴。”“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即當途之昆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此為當時盡人皆知之事實。在此形勢下，故家大族，雖無世襲之名，而有世襲之實，因此這一個制度終於不能廢棄。
兩漢官人，與察舉制相輔並行者，尚有學校與考試。東漢的累世經學，即為造成門閥之一因，但到門閥勢力一旦長成，學校與考試制度即不重要，難以存在。
漢末喪亂，天下分崩，學校自無存立之地。魏黃初、太和、青龍中，屢次想振興學校，然而“高門子弟，恥非其倫”。博士既無高選，來者只為避役而已。
兩漢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魏高柔疏：“博士遷除，限不過長。”其升遷既有限，宜遴選不得其人矣。
中央的尊嚴已倒，王政轉移而為家教，自然高門子弟不願進國立的太學。
國立太學的傳統教育為六經與禮樂，而當時名門世族的家庭風尚，是莊老與清談。六經禮樂本求致用，莊老清談則務於自娛。
直到東晉成帝時，還有人以為江左寖安，請興學校。遂重立太學，徵求生徒。然當時士大夫多講莊老，看不起儒家，終於沒有人來理會。
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學，乃以玄為首，國立太學改講莊老玄談。然莊老根本理論便不承認國家有教育人民之必要。宜乎南朝立學，皆旋立旋廢，亦僅為具文而已。
中央既無登用人才之權，如何再能鼓舞人心來受中央的教育？
九品中正制已為門第勢力安置一重政治上外在的護符。晉室東遷，中原衣冠，追隨南渡者，依借勤王之美名，又在政治上自佔地步。故當時有僑姓、吳姓之別。
過江者為“僑姓”，東南則為“吳姓”，吳姓不如僑姓。
東南本為勝國，自不敢比望中原。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齊孝武帝欲以張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然南士由來少居此職。”乃止。褚彥回曰：“江右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
而僑姓中又分早、晚渡江之不同。
杜驥兄坦告宋文帝：“臣本中華高族，亡髙袓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傖賜隔。”
中央政府本屬虛置，只得對之優借。
故“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宋、齊以來，甲族“起家即為秘書郎”。帝王偶爾破格用人，便足自傲。
梁武帝以張率為秘書丞，謂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冑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
這都是當時政治上的不成文法，為故家世族擁護權益。
故家世族為要保守他們的特權，亦復處處留神，一步不放鬆。最緊要的自屬婚姻制度，這是保守門閥一道最重要的防線。齊代王源嫁女富陽滿氏，沈約至特上彈章。侯景請娶於王、謝，梁武帝謂：“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
不僅他們對於婚姻制度如此謹嚴，即日常私人交接，亦復故意的裝身分，擺架子，好像他們果然輿別人有一種不可踰越的界線。
中書舍人王弘為宋太祖所愛遇，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紀僧真幸於宋孝武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願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謝蕍，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紀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讓客。紀喪氣而還，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士大夫在政治上的官爵以外，別有其身分與地位，此事從東漢以來已有之。惟東漢尚為名士，而至此遂成貴族。然而士大夫特意裝身分的故事，至宋、齊以下而轉盛，這便是告訴我們，當時士族門第的界線，實已將次破壞了。還有一事可以見出當時士族門第勢力消長之朕兆者，便是朝廷御史官之輕重。御史本為朝廷振肅紀綱之官，當時士族既目無中央，自不樂於有此職。此在宋、齊時極顯見。
宋延顏之為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王球甚矜曹地，從弟僧朗除中丞，謂曰：“汝為此官，不復成膏粱矣。”齊甲族多不居憲職，王氏分枝居烏衣者為官微減，王僧虔為中丞，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試為耳。”故齊明帝謂“宋世以來無嚴明中丞”。
但梁、陳以下，御史官遂多稱職，此亦世族漸失地位之一徵。
江淹彈中書令謝朏等，齊明帝稱為“近世獨步”。張緬居憲司，號勁直，梁武帝至遣工圖其像於台省。其它如張綰、到洽、孔休源、臧盾、江革、孔奐、袁憲、徐陵、宗元饒等，皆以任御史舉職稱。
士族門第同時亦在北方留存，但北方的士族其境遇與南方不同。
一、南渡者皆勝流名族，在當時早有較高之地位，其留滯北方不能南避者，門望皆較次。
二、南渡衣冠，藉擁戴王室之名義，而朘削新土，視南疆如殖民地。北方士族則處胡族壓逼之下，不得不厚結民眾，藉以增強自己之地位，而博得異族統治者之重視。故南士借上以凌下，北族則附下以抗上。情勢既異，其對各方態度亦全不同。
三、南方士族處於順境，心理上無所忌憚，其家族組織之演進，趨於分裂而為小家庭制。
宋孝建時，周朗上書獻讜言，謂：“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
北方士族處於艱苦境況下，心理上時有戒防，時抱存卹之同情，其家族組織之演進，趨於團結而為大家庭制。
宋書王仲德傳：“北上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河北有薛、馬兩姓，各二千餘家。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世為疆族，族眾有三千餘家。楊播、楊椿兄弟，“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魏書節義傳：“博陵李氏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其它六世、五世、四世同居者甚多。又顏氏家訓謂：“北土風俗，率能恭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南北奢儉之風，亦因處境積慮而異。
故南方士族直是政治權利上之各自分佔，而北方士族則幾成民族意識上之團結一致。當時異族視之，亦儼如一敵國，比之劉淵、石勒，不敢輕侮。
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謂：“文宣之代，政令嚴猛，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近將萬室，煙火連接，比屋而居。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應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幾為大患，有同劉元海、石勒之眾也。”
四、南方士族早有地位。故不頋再經心世務，乃相尚為莊老玄虛。北方士族處異族統治之下，既不能澄清驅攘，只有隱忍合作，勉立功業以圖存全，故相尚為經術政務。
故南方士族不期而與王室立於對抗之地位，其對國事政務之心理，多半為消極的。北方士族乃轉與異族統治者立於協調之地位，其對國事政務之心理，大體上為積極的。
因此南方東晉以至南朝，歷代王室對士族不斷加以輕蔑與裁抑，而南方士族終於消沉。北方自五胡迄元魏、齊、週，歷代王室對士族逐步加以重視與援用，而北方士族終於握到北方政治之中心勢力，而開隋、唐之復盛。
北方門第至元魏時亦有郡姓、國姓之目。 “郡姓”為漢族。
山東以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以韋、裴、柳、薛、楊、杜首之。
“國姓”即鮮卑。
亦稱“虜姓”，代北以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為首。
魏孝文遷都，詔以門第選舉。
詔曰：“代人先無姓族，雖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其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自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為部落大人，而皇始以來，三世官在給事以上，及品登王公者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以來，三世官在尚書以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為族。凡此姓族，皆應審覆，勿容冒偽。”
在孝文之意，一面因為忻慕漢化，重梘漢士族之門第；一面則實欲援借漢族門第制度來保護鮮卑族的政治地位。當時北方門第有“膏粱”、“華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目，亦幾乎是一個變相的世襲。
當時君臣討論，諸臣皆請惟拔才用，不論門品，而孝文不以為是。
北史韓顯宗傳，李沖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地，為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為人。”衝曰“若欲為人，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衝曰：“傅嚴、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者希，曠代有一、兩耳。”李彪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韓顯宗曰：“陛下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蓋若惟才是用，則鮮卑自不如漢人；論門品，則鮮卑以王室親貴，尚可保其優勢，所以較之南朝君臣的意態，恰相反對。
但是魏孝文只能在門第的觀念與製度上，設法使鮮卑漢化，而與中原故家士族同操政柄；並不能排除漢族，讓鮮卑獨鞏其治權。
當時在上者既力主門品，則門第在政治上的地位自然穩固。
他們已然經歷長時期的驚風駭浪，現在居然能苦撐穩渡，慢慢見岸。中國文化，賴藉這些門第的扶護保養而重得回生。北方士族所遭境遇，視南方士族遠為艱苦；而他們所盡的責任，亦較南方士族遠為偉大。
然平情而論，南方門第對於當時傳統文化之保存與綿延，亦有其貢獻。一個大門第，決非全賴於外在之權勢與財力，而能保泰持盈達於數百年之久；更非清虛與奢汰，所能使閨門雍睦，子弟循謹，維持此門戶於不衰。當時極重家教門風，孝弟婦德，皆從兩漢儒學傳來。詩文藝術，皆有卓越之造詣；經史著述，亦燦然可觀；品高德潔，堪稱中國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復多有。而大江以南新境之開闢，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沒。
要之，門第之在當時，無論南北，不啻如亂流中島嶼散列，黑夜中燈炬閃耀。北方之同化胡族，南方之宏擴斯文，斯皆當時門第之功。固不當僅以變相之封建勢力，虛無之莊老清談，作為褊狹之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