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中經歷範湖長期紛擾之後，漸漸找到復興的新機運，是為北朝。
元魏自道武帝至孝武帝入關，凡十一主，一百四十九年，分為東、西。
東魏一主，十七年，先亡。
西魏三主，二十三年。
齊自高洋篡位，五主，二十八年。
周自宇文覺篡位，五主，二十五年。
五胡雜居內地，已受相當漢化。但彼輩所接觸者，乃中國較舊之經學傳統，而非代表當時朝士名流之清談玄理。南渡以還，士大夫淪陷北方者，不得不隱忍與諸胡合作，而彼輩學術塗轍，亦多守舊，絕無南渡衣冠清玄之習。
劉淵父子皆粗知學問，淵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皆是東漢的舊傳統。
石勒徙士族三百戶於襄國，置公族大夫領之。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又定秀、孝試經之製。
慕容廆益大興文教，以劉讚為東庠祭酒，世子皝率國冑束脩受業。廆覽政之暇，親臨講肄。慕容氏於五胡中受漢化最深。
苻秦文教尤盛，諸經皆置博士，惟闕周禮，乃就太常韋逞母宋氏傳其音讀，即其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
王猛死，特詔崇儒，禁老、莊、圖讖之學。
姚興時，耆儒姜龕、淳于岐等教學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興每與龕等講論道藝。胡辯講授洛陽，關中諸生赴者，興敕關尉勿稽其出入。
姚泓親拜淳于岐於床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
是五胡雖云擾，而北方儒統未絕。
時河、洛一帶久已荒殘，山西亦為東西交兵之衝，石虎之亂，屠割尤慘，故東方惟慕容，西方惟苻、姚，為北方文化殘喘所託命。
元魏先受慕容氏影響，自拓拔珪時已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初有生員千餘人，後增至三千。
拓拔嗣信用崔浩，至拓拔燾又徵盧元、高允，文化漸盛。
時范陽盧元、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渤海高允、廣平遊雅、太原張偉等皆集代郡。高允徵土頌謂：“名徵者四十二人，就命者三十五人。”盧醜當太武監國時入授經，以師傅恩賜公爵。張偉以通經官中書侍郎，受業者常數百。張吾貴門徒千數。高允居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郡國建學校，立博士，皆出允議。
別有河西儒學，以諸涼兵禍較淺，諸儒傳業不輟，又為苻、姚喪亂後諸士族避難之所。至拓拔燾並北涼，群士始東遷，遂與東方慕容燕以來儒業相匯合，而造成元魏之盛況。
劉延明就博士郭瑀學，瑀弟子五百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涼武昭王以延明為儒林祭酒，蒙遜拜為祕書郎，牧犍尊為國師，學徒數百。常爽門徒七百人，索敞為之助教。敞入魏以儒學為中書博士，貴遊子弟成就顯達者數十人。蒙遜時又有宋繇、闞駰均見禮待。可見河西儒學之盛。又遊明根、高閭皆以流寓入魏，特被孝文禮遇。遊子肇，亦名儒。閭與高允稱“二高”。
在此漢化深濃、儒業奮興之空氣下，乃醞釀而有魏孝文之遷都。
太袓元興元年至鄴，即有定都意，乃置行台。太宗神瑞二年又議遷都，以崔浩等諫而止。漢化愈進，即遷都動機愈成熟，兩事連帶而來。
魏孝文遷都，自有其必然的動因。
一則元魏政制，久已漢化，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中心。
孝文太和十五年始親政，是年即建明堂，改營太廟。明年壞太華殿，改建太極殿。十七年改作后宮。北魏的國力，到此已盛，與其在平城因陋就簡的改造，不如徑遷洛陽，可以徹底興築，以弘規制。
二則北方統一以後，若圖吞併江南，則必先將首都南移。
太和十五年始親政；十七年南伐，是年即議遷都，並起宮殿於鄴。是後連年南伐，直到孝文之卒。可知孝文遷都，實抱有侵略江南之野心也。
三則當時北魏政府，雖則逐步漢化。而一般鮮卑人，則以建國已踰百年，而不免暮氣漸重，魏文帝實在想用遷都的政策來與他的種人以一種新刺激。
史稱：“魏主將遷都，恐群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以脅之。至洛陽，霖雨不止，群臣泣諫。魏主曰：'今者興發不小，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遷都之計遂定。”其時一般鮮卑人之暮氣沉沉，固不待南遷而衰像已見矣。孝文太子恂，既南來，深苦河、洛暑熱，每追樂北方。帝賜之衣冠，常私著胡服，杖數百，囚之。又謀輕騎奔代，廢為庶人，賜死。時孝文南遷，所親任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孝文嘗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今知書者甚眾，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永居恆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牆耳。”孝文之開譬深切如此，然陸叡、穆泰終以反對南遷，謀亂伏誅，則知當時鮮卑人一般之意態，實距孝文理想甚遠也。
孝文遷都後的政令，第一是禁胡服，屏北語。
帝謂：“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以下，語言不聽仍舊。”又曰：“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故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披髮之人。”又曰：“朕嘗與李沖論此，衝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
其次則禁歸葬，變姓氏。
自是代人遷洛者，悉為河南洛陽人。拓拔改氏元，其它如長孫、奚、叔孫、穆、陸、賀、劉、樓等，皆胡姓改。凡一百十八姓。
又次則獎通婚。
孝文明知鮮卑游牧故習，萬不足統治中華，又兼自身深受漢化熏染，實對漢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將一個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氣呵熟，使其整體的漢化。
而一時朝士，文采、經術尤盛。
如高允、李世安、李沖、李彪、王肅，尤其著者。所謂：“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集詞翰，斯文鬱然，比隆週、漢也。”
惜乎孝文南遷五年即死。
他的抱負未能舒展，鮮卑人追不上他的理想，而變亂由此起。
初，元魏在馬邑、雲中界設“六鎮”以防柔然。
六鎮：
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又有禦夷，後置，在“六鎮”外。
鮮卑高門子弟，皆在行間，貴族即是軍人，當兵即是出身，雜卑自己規模本如此。
北史廣陽王建傳：“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乃至偏得複除。當時人物，忻慕置之。”
及遷洛陽，政治情勢大變，文治基礎尚未穩固，而武臣出路卻已斷塞。
廣陽王傳謂：“及太和在歷，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北齊書魏蘭根傳亦謂：“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族，各各榮顯，顧贍彼此，理當憤怨。”
一輩南遷的鮮卑貴族，盡是錦衣玉食，沉醉在漢化的綺夢中。
洛陽伽藍記謂：“當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台方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王雍爭衡。”高陽正光中為丞相，僮僕六千，妓女五百，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河間亦妓女三百，常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況我大魏天潢，不為華侈。”
而留戍北邊的，卻下同奴隸。貴賤遽分，清濁斯判。朝政漸次腐敗，遂激起邊鎮之變亂。
胡太后時，羽林、虎賁作亂，殺尚書郎張仲瑀及其父張彝，而朝廷不能問，其事已為凊流文治派與武人勢力之顯著衝突。在中央政府下之羽林侍衛尚無出路，何論邊鄙鎮兵？六鎮叛變，正為此種形勢之繼續擴大。南中文治派與北邊武人之衝突，其後面不啻即是漢化與鮮卑故俗之衝突也。
爾朱榮入洛陽，沉王公以下二千餘人於河。洛陽政府的漢化暫見頓挫。
爾朱榮世為領民酋長，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數万匹，此乃代表鮮卑遺留在北方之舊傳統、舊勢力，與洛陽漢化後之新朝貴絕不相同。一個國家，同時擺著兩個絕不相同的社會，勢必釀亂。
而鮮卑命運，亦竟此告終。
凡歷史上有一番改進，往往有一度反動，不能因反動而歸咎改進之本身；然亦須在改進中能善處反動方妙。魏孝文卒後，鮮卑並不能繼續改進，並急速腐化，豈得以將來之反動，追難孝文！
然北魏洛陽政府之覆滅，只是拓拔氏一家統治權之解體，對於當時北方文治勢力之進展，依然無可阻礙。
史稱：“世宗時，天不承平，學業大熾。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多者千餘人，少者亦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此魏孝文遷都後北方學術界氣象也。
北齊在地理和人物上，都承襲著洛陽政府之遺傅。
爾朱榮居晉陽，為孝莊帝所殺。榮從子兆弒莊帝，高歡殺兆，孝武帝奔關中。高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洛陽四十萬戶，令下三日，狼狽即行。
高歡一家，雖是一個漢、鮮混雜的家庭，史稱高歡渤海蓨人，其六世祖隱，為晉玄菟太守，則高歡應為漢人。惟自五世祖慶，已三世事慕容氏，史稱歡遂“習其俗”，至其後婁氏則鮮卑豪族也。高澄婁出，故侯景呼以“鮮卑小兒”。高洋問杜弼：“治國當用何人？”弼對：“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洋以為“此言譏我”。又斬高德政，謂：“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即合死。”洋後李氏出趙郡，其子廢帝殷，洋謂其：“得漢家性質，不似我。”
然而漢人的勢力，很快在北齊的政府下抬頭。
史稱：“高歡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高昂。歡每申令三軍，常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然同洋即位，群臣皆漢、魏衣冠。直至末年，洋乃數為胡服，微行市裡。則知文宣時齊朝早已漢化。又齊文宣誅諸元二十五家，殺三千人，餘十九家並禁錮，嗣又大殺元氏，魏後竟無遺種，亦為漢人得勢一因。
楊愔尤稱當時經學名懦，事高洋，時稱“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李鉉、邢峙、馮敬德、馮元熙，皆以經學為帝室師。後魏崔亮年勞之製，至是見革。
後魏自張彝見殺，武官皆得依資人選，官員少而應調者多。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製，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年月久則先擢用，世謂之“停年格”。魏之失人自此始。高齊自高澄、袁韋修、楊遵彥、辛術相繼掌大選，頗革魏弊，而辛術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鑑之美，尤為見稱。
士人為縣，尤見齊政漸上軌道。
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雜，至於士流恥居。元文遙遂奏於武成帝，密搜世冑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是縣令始以士人為之。
齊律尤為隋、唐所本。
南北朝諸律，北優於南。北朝尤以齊律為最。由唐及清，皆本隋律，隋律則本於齊。則齊政雖稱昏亂，其士大夫之貢獻亦甚大。
西魏則宇文泰雖係鮮卑，然因傳統勢力入關者少，更得急速漢化。蘇綽、盧辯諸人，卒為北周創建了一個新的政治規模，為後來隋、唐所取法。將來中國全盛時期之再臨，即奠基於此。
綽依周禮定官制，未成而卒，辯續成之。
蘇綽的六條詔書：
一、先治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卹獄訟，六、均賦役。
懸為當時行政官吏的新經典。
文長數千言，週主常置座右。又令百司誦習。綽又製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賬戶籍之法。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官吏在政治上的責任，現在又明白的重新提出。
而當時官吏的任用，尤能打破歷來氏族門第的拘絯。
六條之四曰“擢賢良”，其言曰“自昔州郡大吏，但取門資，不擇賢良。夫門資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今之選舉，不限資蔭，惟在得人。”
於是以前的官吏，為門資所應得；而此後的官吏，則將為民眾負責任。此種意識，不可不說是當時一個極大的轉變。
北史盧愷傳：“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氏流。”又北史陸彥師傳：“轉吏部侍郎。隋承週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蓋北周僻在關西，洛陽鮮卑貴族，去者無幾，故蘇綽得教宇文泰打破門第，拔才任用。如此，則鮮卑族自見湮沉，漢人自見騰驤，實為北周漢化一更要關鍵。至隋時，政治轉換，已上軌道，故盧愷、薛道衡等重提士庶之別，此並非反對北周之製，實為依照蘇綽用意，作更進一步之甄別也。
周禮是他們政治理論的根據，一時君臣皆悉心討究。
此書在魏孝文時已見重。西魏因推行周禮，故公卿多習其業。北齊熊安生精治此經，名聞於週。周武帝滅齊，安生遽令掃門，曰：“週帝必來見我”，已而果至。
僚吏俊彥，旦理公務，晚就講習。
北周文帝於行台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而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河東薛慎等十二人應其選。
從學術影響到政治，回頭再走上一條合理的路，努力造出一個合理的政府來。
從此漫漫長夜，開始有一線曙光在北方透露。到隋、唐更見朝旭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