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大一統，到東漢末而解體。從此中國分崩離析，走上衰運，歷史稱此時期為魏晉南北朝。
自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下至魏元帝咸熙二年，凡四十六年而魏亡。
此下十五年，至西晉武帝太康元年吳亡，中國又歸統一。
然吳亡後十年，武帝卒，不二年晉室即亂。吳亡後三十一年，為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帝被虜。又五年，愍帝建興四年，劉曜陷長安，帝出降。自此西晉覆滅，中國分南、北部。
東晉南渡，自元帝至恭帝凡一百零三年。宋六十年，齊二十四年，梁五十六年，陳三十三年，共一百七十年為南朝。
北方五胡竟擾，起晉惠帝永興元年，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共一百三十六年，此後北方復歸統一。
元魏凡一百四十九年，而北方歸其統一者先後僅九十六年，又分東、西魏。東魏十七年，西魏二十三年。繼東魏者曰北齊，二十八年；繼西魏者曰北周，二十五年，為北朝。
此長時期之分裂，前後凡三百九十四年。三百九十四年中，統一政府之存在，嚴格言之，不到十五年。放寬言之，亦只有三十餘年，不到全時期十分之一。
將本期歷史與前期相較，前期以中央統一為常態，以分崩割據為變態；本期則以中央統一為變態，而以分崩割據為常態。
這時期的中國，何以要走上分崩割據的衰運？這可以兩面分說：
一是舊的統一政權必然將趨於毀滅，二是新的統一政權不能創建穩固。
一個政權的生命，必須依賴於某一種理論之支撐。此種理論同時即應是正義。正義授與政權以光明，而後此政權可以綿延不倒。否則此政權將為一種黑暗的勢力，黑喑根本無可存在，必趨消失。
東漢王室逐步脫離民眾，走上黑暗的路，此有兩因：一則王室傳續既久，一姓萬世的觀念使其與民眾隔離。一則內朝、外朝的分別，使其與士大夫隔離。因此外戚、宦官得以寄生在王室之內邊而促其腐化。舊的統治權必然滅亡。已在前幾講說過。
舊統治權因其脫離民眾而覆滅，新統治權卻又不能依民眾勢力而產生。
秦、漢間的社會，距古代封建社會不遠，各方面尚保留有團結的力量。
王莽末年之亂，除卻光武一宗及隗囂、公孫述等帶有古貴族之氣味外，其餘如綠林、銅馬、赤眉之類，全是饑民的集團。
沿積到三、四百年以上的統一政府，統治著許大的廣土眾民的國家，散漫的農民在飢鋨線上臨時結合起來，其力量不夠得推翻他。
秦、漢以來的統一政府，日趨龐大，其事可舉當時地方行政單位及戶口數論之。秦時全國分四十餘郡。西漢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零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東漢順帝時，凡郡國百有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且以中國疆域之展佈，縱使大饑荒，亦必夾有豐收的地帶，要一般農民一致奮起，事亦不易。於是無可團結的社會，乃借助於“宗教”與“迷信”。農民結合於宗教與迷信的傳播之下，而一致奮起，成為東漢末年之黃巾。
黃巾蔓延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
然而迷信成分太多，宗教質地太差，容易發動，不容易成功。
東漢王室並沒有為黃巾所傾覆。
東方的黃巾，乃至西方的邊兵，均已逐次削平。若使當時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嘗不可將已倒的統一政府復興。然而他們的意興，並不在此。
漢末割據的梟雄，實際上即是東漢末年之名士。尤著者如袁紹、公孫瓚、劉表諸人。
袁紹喪母，歸葬汝南，會者三萬人，其盛況不下陳寔。又母喪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喪。其去官而歸，車徒甚盛。許劭為郡功曹，紹入郡界，曰：“吾豈可使許子將見。”謝車徒，以單車歸家。公孫瓚與劉備同受學於盧植，為郡吏，太守劉君坐事徙日南，瓚身送之，自祭父墓，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送守日南，恐不得歸，便當長辭。”劉表，“八及”之一，在荊州，允為一時名士所歸趨。
國家本是精神的產物，把握到時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們不忠心要一個統一的國家，試問統一國家何從成立？
當時士族不肯同心協力建設一個統一國家，此亦可分兩面說：一則他們已有一個離心的力量，容許他們各自分裂。二則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更健全、更偉大的觀念或理想，可以把他們的離心力團結起來。
離心力的成長，大體為兩漢地方政權所演變。
兩漢地方行政長官，即郡太守。其地位本甚高，秩二千石。平時得召見，高第得入為公卿。在郡得自闢屬官，得自由主持地方之政事，得自由支配地方財政，得兼地方軍政。
兩漢的郡太守，權位既重，並得久任，儼如古代一諸侯，所異者只是不能世襲。
中央政府對地方行政有分派督察之人，曰刺史。
西漢剌史秩六百石，居部九歲乃得遷守、相，位微而權重。每歲八月巡行所部，歲盡詣京師奏事。東漢刺史秩增至二千石，但因計吏還奏，不復詣京師，位任益尊。
靈帝時，地方變亂紛起，宗室劉焉建議改刺史為州牧，乃有地方行政實權。關東義兵起，討董卓，太守亦各專兵柄。中央大權墮落，地方政權乘之而起，遂成三國初年之割據。
地方政權漸漸成長，亦有一種道義觀念為之扶翼。
因郡吏由太守自闢，故郡吏對太守，其名分亦自為君臣。
汝南太守歐陽歙，欲舉督郵繇延，主簿將引延上，功曹郅惲曰，“明府以惡為善，主簿以曲為直。此既無君，亦復無臣。”
或稱太守曰“府君”，乃至為之死節。
漢末廣陵太守張超為曹操所殺，其故吏臧洪，袁紹任為東郡太守，怨紹不救超，遂與紹絕。與紹書，謂：“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島被侵，請師見拒。使洪故君淪滅，豈得複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
除非任職中央，否則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義上，只有一個地方政權，而並沒有中央的觀念。
劉表遣從事韓嵩詣許，嵩曰：“若天子假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不能複為將軍死也。”
甚至即已進身為中央宮，仍多為其舉主去官奔喪。
又趙諮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諮之故孝廉，迎路謁候，諮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諮畢，辭歸家。僅為一謁輕去其官，較之奔喪，抑又甚矣。
當時的士大夫，似乎有兩重的君主觀念，依然擺不脫封建時代的遺影。
國家觀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觀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東漢下半節已有此端，至三國而大盛。
然而此種趨勢，苟有一個更合理、更偉大的思想起來，未嘗不可挽回。惜乎魏、晉以下的思想，又萬萬談不到此，中國於是只有沒落。
歷史的演變，並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邏輯。倘使當時的新政權，能有較高的理想，未嘗不足以把將次成長的離心力重新團結起來，而不幸魏、晉政權亦只代表了一時的黑暗與自私。
曹操為自己的家世，對當時門第，似乎有意摧抑。有名的魏武三詔令明說“唯才是舉”，雖“不仁不孝”亦所勿遺。他想要用循名責實的法治精神，來建立他的新政權。但是曹家政權的前半期，挾天子以令諸侯，藉著漢相名位剷除異己，依然仗的是東漢中央政府之威靈。下半期的篡竊，卻沒有一個坦白響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稱：“無下無有孤，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此不足為篡竊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湯、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必做堯、舜禪讓，種種不光明、不磊落。總之，政權的後面，沒有一個可憑的理論。
乘隙而起的司馬氏，暗下勾結著當時幾個貴族門第再來篡竊曹氏的天下，更沒有一個光明的理由可說。
司馬懿殺曹爽，何晏諸名士同時被戮。晏，魏外戚。於當時朝政，實欲有所更張。傅咸雲“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是彼輩於政治上，亦確有成績。及司馬政權既定，此等真相遂不白於後世。繼晏受禍者有夏侯玄，亦魏宗室。其論政制，上追賈、董，蓋非東漢所逮，而亦為司馬氏所忌。玄、晏諸人，人格自高，所存自正。惟不脫明士清玄之習，乃不敵司馬父子之權譎狠詐。當時朝士雖慕敬玄、晏風流，而以家門地位私見，於玄、晏政治主張，不能擁護。至晉室佐命功臣如賈充、王沈之流，皆代表門第，而私人道德極壞無比。
司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來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們只能提出一“孝”字，而不能不捨棄“忠”字，依然只為私門張目。
他們全只是陰謀篡竊。陰謀不足以鎮壓反動，必然繼之以慘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對漢獻帝與伏後。
曹操迎獻帝都許，帝謂操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以事誅董貴人，帝以貴人有孕，累請不得。又勒兵收伏後，華歆發壁牽後出，後披髮徒跣行泣過帝，曰：“不能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司馬師、昭兄弟之對曹芳與曹髭。
司馬師逼魏太后廢齊王芳，太后欲見師有所請說，郭芝曰：“何可見？但當速取璽綏。”太后意折。高貴鄉公自討司馬昭，賈充率眾逆戰南闕下。帝自用劍，昭眾欲退，充謂太子舍人成濟曰：“司馬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曰。”濟即抽戈刺帝。
正惟如此，終不足以得人心之歸向。
直到五胡時的石勒，尚謂：“曹孟德、司馬仲達以狐媚取人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大丈夫不為。”
法治的激變而為名士清談。要之中央新政權不能攫得人心，離心勢力依然發展，天下只有瓦解。
舊政權必然沒落，新政權不能穩定，而作為當時社會中間的智識分子，所謂“名士”之流，反映在他們思想上者，亦只是東漢黨錮獄以後的幾許觀念，反動回惑，消沉無生路。
過分重視名教，其弊為空洞，為虛偽。於是有兩派的反動產生：
一、因尚交遊、重品藻，反動而為循名責實，歸於申、韓。
抱朴子名實篇謂：“品藻乖類，名不准責。”審舉篇謂.“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又正郭篇云：“廢職待客，比之周公。養徒避役，擬之仲尼。棄親依豪，同之遊、夏。”此皆當時風氣。故劉梁有破群論，謂：“仲尼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此論之作，俗士豈不媿心也？”
二、因尚名節、務虛偽，反動而為自然率真，歸於莊、老。
青州人趙宣居墓行服二十餘年，生五子；陳蕃致之罪。孔融為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者，融殺之。又有母病思食新麥，盜而進者，融特賞，曰：“無有來討，勿複盜也。”路粹奏孔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此等狂論，皆下開魏晉風氣。惟孔融尚未正式棄孔孟歸莊老，正式主張莊老者，為王弼、何晏。然何晏尚務實幹，以莊老為玄虛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皆別具苦心。此下則又自玄虛轉成放誕矣。
這兩個趨勢，早起於漢末。崔寔政論代表前一個，仲長統樂志論代表後一個。
但要提倡法治，起碼的先決條件，在上應有一個較穩定的政權。政權之穩定，亦應依附於此政權者先有一番較正義，至少較不背乎人情的里想或事實。東漢末年乃至曹魏、司馬晉的政權，全是腐化黑暗，不正義、不光明、不穩定，法治精神如何培植成長？於是崔琰、毛玠之反激，變為阮籍、嵇康。
崔、毛二人皆仕魏，典選舉，任法課能，以清節自勵，土大夫至故污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市。然試問仕魏者舍為私家幸福外，復有何公共理想乎？籍浮沉仕宦而持身至慎，出言玄遠，絕不臧否人物。嵇康隱淪，然自謂：“非湯武薄周孔，會顯世教所不容”，果以殺身。
他們不願為黑暗政權有所盡力，然他們自身亦多半是門第世族中人，依然不能脫身世外。以市朝顯達而講莊老，其勢不得不變為虛無，為浮沉，為不負責任。最先只是自謹慎，保全門第，而以後不免於為汰侈驕逸，否則為優游清談。風尚如此，宜乎不能挽時代之頹波，而門第自身終亦同受其禍。
何曾侍晉武帝宴，退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汝等猶可獲免”；指諸孫曰：“此輩當遇亂亡也。”然曾既歷魏、晉，且為晉重臣。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平居奢汰如此，而不聞為國事有獻替。永嘉之亂，何氏滅亡無遺。傅玄著論盛推何曾、荀顗（yi），謂：“能以之道事其親”，家門私德，何補於大局？王衍為石勒所執，臨死乃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然而晚矣。
西漢初年，由黃、老清淨變而為申、韓刑法。再由申、韓刑法變而為經學懦術。一步踏實一步，亦是一步積極一步。現在是從儒術轉而為法家，再由法家轉而為道家，正是一番倒捲，思想逐步狹窄，逐步消沉，恰與世運升降成為正比。在此時期，似乎找不出光明來，長期的分崩禍亂，終於不可避免。
魏共五帝，四十六年而亡。
蜀共二帝，四十三年。
蜀（一）昭烈帝——（二）後主
吳共四帝，五十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