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秦漢統一，大體上版圖確定，民族摶成，中國史遂開始有其對外問題。
中國以民族之優秀，疆土之超越，使中國國力常卓然高出於四圍外族之上。因此中國史上對外之勝負、強弱，幾乎完全視國內政治為轉移。
講述中國史上歷來之外患，毋寧應該多注意於國內之自身。
兩漢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因統一而臻國力全盛之時期，但因種種關係，東漢國力已不如西漢。
先就建都而論。
中國古史活動場面，大體上主要的在黃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較優，東部下游則文化、經濟較勝。此種形勢，自虞、夏、殷、週直到秦並六國皆然。
西漢承秦而都關中，長安為全國之頭目，東方的文化、經濟不斷向西輸送，使與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著再從長安向西北伸展。西漢的立國姿態，常是協調的、動的、進取的。
光武中興，關中殘破，改都洛陽，從此東方的經濟、文化不免停滯，不再向西移動。而西方無力失其營衛，亦不免於轉弱。東、西兩方人口密度不調節，社會經濟易生動搖，正如在一端極熱、一端極冷的不調和空氣下激起了大旋風，東漢國運遂於東方的飢荒與西方的變畔兩種勢力衝盪下斷送。東漢的立國姿態，可以說常是偏枯的、靜的、退守的。
此乃兩漢國力盛衰一總關鍵。
自秦以及西漢，都有大規模的向西移民。
秦徙東方大族十二萬戶於咸陽。漢高祖又徙楚昭、屈、景，齊田舊及燕、趙、韓、魏諸強族於關中。文帝聽晁錯謀移民實邊。武帝徙關東貧民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一次凡七十餘萬。
漢諸帝並有陵寢徙民的製度。
景帝五年作陽陵，募民徙陵，戶賜錢二十萬。武帝初置茂陵，賜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為母起雲陵，募徙者賜錢、田、宅。此僅徙民，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輔富人平陵，始專徙富人矣。宣帝募吏民貲百萬以上徙於昭帝平陵，以水衡錢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以上者，則為高官矣。元帝築壽陵，乃勿徙，曰：“今所為陵，勿置縣邑。”成帝為昌陵，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者。哀帝作義陵，又詔勿徙。帝王厚葬固非美事，然漢都長安，屢移東方戶口實之，主父揠謂：“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併之家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消奸猾”，此與秦徙東方大族用意正同。惟長安充實而後西北武功得繼纊發展，不如東漢一存邊警，即議棄並、涼，棄三輔。故前漢奪朔方，開西河，而匈奴、西域皆服；東漢視關陝如塞外，而羌禍遂日蔓延，東方食少而有黃巾，西邊多事而有董卓。此誠兩漢興亡一大關鍵也。
至東漢便不然。
東漢諸儒，對邊防空虛，亦屢有論奏。虞翊請三郡疏謂：“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下，沃野千里，谷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三郡未復，園陵單外，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
時在順帝永建四年。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此言“後三郡”，當以隴西尚遠，故未及之。書奏，漢廷始復三郡。
又崔寔政論謂：“古有移人通財，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皆不墾發。人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猶群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
又仲長統昌言損益篇：“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世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蔡邕上封事陳政要謂：“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於二州。頃連年荒饉，榖價一斛至六、七百，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弓兵散亡殆盡。”據蔡文，東漢末葉幽、冀二州均見荒殘；崔氏政論則幽已荒曠，而冀尚稠實。東漢邊區凋荒，蓋自西北逐步侵向東北矣。
茲略舉兩漢西北邊區戶口變動顯著的數字如下：
蔡邕京兆尹樊陵頌碑：“長陵前漢戶五萬，口十七萬，王莽後十不存一，至光和領戶不盈四千。
右表惟漁陽略增，餘均銳減。敦煌一郡六城，僅有七百餘戶，尤覺荒涼。
東漢邊郡荒殘至此，此又東漢國力不如西漢一大原因。
再就人才言之。
西漢適當古代貴族階級破壞之後，各色人物平流競進，並無階資，亦無流品。大抵是一個雜色的局面。東漢則漸漸從雜色的轉變成清一色，人才走歸一路，為東漢國力向衰之又一原因。
西漢用人不分流品，
然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節。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進者，率除太僕或中郎將、驂乘，如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張湯以法律進，則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黃霸以入粟補官，則始為卒史，後為均輸長，皆掌財也。然其始雖有分別，而積功累勳則無不可任。此種風氣，東漢後漸不可見。
中國史上的外患，因地勢及氣候關係，其主要者常在北方。
北方乃一大草原，其居民游牧為主，易於團結。又其地高寒苦瘠，居民強悍，常思南侵。西南山嶺崎嶇，其居民散隔，不易團結；又地氣溫暖，生活較易自給，亦減其侵略之野心。
秦、漢大敵便是北方匈奴。
史記匈奴傳：“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其說信否不可詳論。又謂：“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此族蓋自古即與漢族雜居於大河流域者。迭經驅攘，至戰國晚季，遂有圍繞於秦、趙、燕三國外之諸戎。史記匈奴傳謂：“自隴以西有歸諸、緄戎、翟、豲（huan）之戎。岐、梁山、涇、漆以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成。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百有餘戎，莫能相一。”是也。
逮中國秦代統一，而北方諸族亦逐次統一於匈奴。
秦始皇對付匈奴，採用一種驅逐政策。
秦始皇三十二年，使將軍蒙恬北擊胡，斥逐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充之。又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漢高祖以一時輕敵致敗，遂聽婁敬策以和親緩敵。
匈奴之對中國，一時尚無政冶上統治之野心，其舉眾入塞，所重在經濟財物之掠奪。和親政策之後面，即為賄賂與通商。藉胡、漢通婚之名義，匈奴上層貴族，每年既得漢廷之贈遺，其下層民眾，亦得定期叩塞貿易。其物質上之需要既滿足，亦可暫時解消其武力侵略之慾望。
但和親政策終於不可久。
文帝時，宦人中行說降匈奴，教之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一大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然衣食美惡，人情所同，中行說欲強返芻豢於茹毛飲血，其事不可能。匈敗既知通商之失利，苟漢邊防稍疏，仍必出於掠奪。而漢國力充盈，自亦小甘出此屈辱而不徹底的和親政策也。
漢、匈奴一旦破裂，則漢之形勢實利攻而不利守。
漢與匈奴邊界遼闊，匈奴飄忽無定居，乘我秋冬農稼畢收，彼亦馬肥弓勁，入塞侵掠，中國疲於奔命。就匈奴全國壯丁言，不出三十萬。其社會組織並不如中國之強韌，則可以尋其主力一擊而破。此所謂一勞永逸，較之消極的防禦，為利多矣。大抵中國史上對外問題，莫不然也。
於是遂先有漢武帝之誘敵政策。
事在元光二年，用王恢策，使馬邑人聶翁一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誘單于，漢伏兵三十萬馬邑旁，單于覺而去，自是遂失和。史稱“馬邑之謀”。
誘敵政策失敗，於是不得不大張撻伐，開塞出擊。
漢、匈奴失和以來，彼大寇邊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亦十五、六，大抵彼先發，此應之；則匈奴勢尚強，未可聚服也。
漢擊匈奴，採用兩種步驟：
一是遠出東西兩翼造成大包圍形勢，以絕其經濟上之供給與援助。
匈奴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冒頓子老上單于擊破西域，置僮僕都尉，賦稅諸國，取富給焉。漢置蒼海郡，在元朔元年；張騫使西域元狩元年。
一是正面打擊其主力。
大者在元朔二年衛青之取河南地築朔方郡，遂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後六年，匈奴西方渾邪王殺休屠王降漢，漢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開塞出擊之進一步則為絕漠遠征。
中國之對匈奴，非不知出擊之利於坐防，然而不能決然出擊者，則以騎兵之不足為一要因。史稱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或乘牛車，馬一匹則百金”。至漢武休養生息已七十年，其時則“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擯不得聚會”。漢武為伐胡，又盛養馬，厩馬至四十萬匹。馬畜既盛，騎兵之訓練自易。匈敗既失利，用漢降人趙信計，北絕漠，誘漢，漢乃發兵十萬騎，令衛青、霍去病分擊匈奴。衛青軍出定襄，遇單于，追北至寘顏山趙信城。去病出代二千里，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臨瀚海而還。
自是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
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漢以騎兵任先鋒之掃蕩，繼以步卒屯田為後勁，步步為營而前進，匈奴乃不能複轉側。
到宣帝時，匈奴終於屈服，而漢廷一勞永逸之戰略卒以見效。
亦會其時漢多人才，大將最著者莫如霍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少貴，年十八為侍中。初從大將軍衛青出塞，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遂封侯，時為元狩六年，去病年二十三。其後屢以敢深入建奇功。匈奴渾邪王謀降漢，武帝命去病將兵往迎。去病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見漢軍而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匈奴軍，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四萬。時為元狩二年，去病年二十五。史稱去病為人少言，有氣敢往。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帝為治第，令視之，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其卒在元狩六年，時年二十九也。
中國以優勢的人力和財力，對付文化較低、政治組織較鬆的民族，採用主力擊破的攻勢，自比畏葸（xi）自守為勝。漢武帝撻伐匈奴並不誤，惟惜武帝內政方面有種種不需要的浪費，所以匈奴雖敗，而中國亦疲，故為後人所不滿。
昭、宣以下，武士練習，斥堠精審，胡勢巳衰，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跡遠徙，窮竄漠北；乃漢廷不能乘武帝遺烈，而轉師劉敬故智，啟寵納侮，傾竭府藏，歲給西北方無慮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則尤為失策矣。觀楊雄諫不許單于朝書，可見西漢晚年氣弱志荼之象。然亦由武帝浪費國力太過，有以致此。大抵中國對外，其病每不在決心討伐，而在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以及從此引起之種種浪費。此仍然是內政問題，昧者乃專以開邊生事為大戒。
自匈奴主力為武帝徹底擊破，直到東漢，實際上中國並無嚴重的外患。
然而東漢卻意外的遭受到西羌之侵擾。此乃東漢整個建國形勢之弱點的暴露，以及應付的失策，並不在於西羌之難敵。
羌人叛漢，起和帝時，其勢並不能與西漢初年之匈奴相提並論，而漢廷早議放棄涼州。羌叛凡十餘年，漢兵屯邊二十餘萬，曠日無功。
軍旅之費二百四十餘億，並、涼二州為之虛耗。
虞詡教任尚：“罷諸郡屯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任尚竟以立功。可見西羌並非強寇，只在漢廷應付之不得當。
第二次羌變在順帝永和後，羌寇遍及並、涼、幽、冀四州，用費八十餘億。
第三次羌變在桓、靈時，段潁前後一百八十戰，大破東羌，用費四十四億。羌禍雖歇，而漢力亦疲，接著便是不救的衰運之來臨。
當時士大夫見朝事無可為，惟有擁兵以戮力邊徼，尚足為功名之一徑，如張奐、皇甫規、段潁，皆於此奮起。北虜、西羌斬首或至百萬級，以其餘力驅芟黃巾，漢之末造，乃轉以兵強見。一時士大夫既樂習之，士民亦競尚之，此乃東漢晚季清談以外之另一風尚也。以此造成此下三國之局面。
黃河西部的武力與東部的經濟、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漢之全盛，東漢以來，東方人漸漸忘棄西方，西方得不到東方經濟、文化之潤澤而衰落。而東方的文化經濟，亦為西方武力所破毀。
鄭太說董卓：“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鬥。天下所畏，無若並、涼之人。”一個國家，內部自身存在兩種極相違異的社會情態，無有不致大亂者。
董卓領著涼州兵東到洛陽，中國歷史，便從此走上中衰的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