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政治上佔有地位的，一面是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宦官；另一面則是代表“政府”的新興與士族，便是當時之所謂“名士”。
士人在政治上佔有地位，自西漢武、宣以來，已逐步顯著，而到東漢益甚，這裡有幾層因緣。
一、朝廷帝王之極端提倡。
光武天鳳中至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其自身本為王莽時代之太學生，故在軍中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一朝功臣，亦多屬儒生。鄧禹為光武同學，寇恂、馮異、馬援、賈复、祭遵、耿弇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子明帝及其同母弟東平王蒼皆深受儒學之陶冶。明帝為太子時，師桓榮，止宿宮中五年，薦門人胡憲侍講，始得出入。永平二年臨辟雍，引師桓榮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講說，諸儒執經問難，園撟門聽講者萬數。章帝師張酺，元和二年東巡，張酺為東郡太守進謁，先備弟子禮，使張酺講尚書一篇，然後再修君臣禮。當時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門、羽林之士，莫不受學。朝廷對儒術之極端提倡，較之西漢遠過。
二、民間儒業之普遍發展。
陳留劉昆治易，王莽世，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南陽窪丹傳易，王莽時，避世教授，徒眾數百人。樂安歐陽歙，八世為博士，傳尚書，光武時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徵為大司徒。發覺在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諸生為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自系求代死。書奏，歙已死獄中。濟陰曹操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樂安牟長，少習歐陽尚書，諸生講學者常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山陽丁恭習公羊嚴氏舂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時為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北海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沛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後復客授江、淮間。
三、博士弟子額之日益增添。
博士弟子武帝初設僅五十人；昭帝時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歲餘復如故。王莽秉政，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人，六經三十博士，弟子一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簷，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而尤要者則在當時之地方察舉以及公府徵辟制。
地方察舉與公府徵辟，為東漢士人入仕之兩途。此兩制皆起於西漢。
兩漢的察舉制，大體可分為在先的“賢良”與後起的“孝廉”兩大項。
漢廷每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簡稱則曰“賢良”。其製初意，似仿戰國招賢，於世冑貲選外別開一格。此制無一定之斯限，所舉大抵為現任官，漢士頗慕應其選，一時號得人，如晁錯、董仲舒、嚴助、公孫弘，皆賢良也。漢詔又有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文學高第”、“明陰陽災異者”、“可充博士位者”、“勇猛知兵法者”等，皆可與“賢良”歸入一類，皆為朝廷特意延訪此類人才也。 “孝廉”為孝子廉吏之簡稱，乃由朝廷設意獎進此項風氣，與延訪人才諮詢政事之意各別。其先文帝十二年，已詔：“孝悌、力田、廉吏，朕甚嘉此。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於“孝廉”外復有“力田”一項。是年並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蓋“孝廉”出於鄉官小吏，非有才學，恐不足以應天子之詔，故郡縣率不樂舉，而求應此選者亦少。
至東漢初，則“茂材”、“孝廉”定為歲舉。
光武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
循至歲以百數。
章帝建初元年詔：“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二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則知其時郡國察舉，頗已多弊。
嗣後“孝廉”遂為察舉惟一項目，遂至勒為定額。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小均，丁鴻、劉方上言，“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上至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又繼之以限年，並別標行能，加以考試。
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不拘年齒。”蓋其先以茂材異能訪入才，以孝子廉吏獎風俗。及孝廉漸成例舉，郎官雖無員，亦自有限，郡國各舉孝廉一人，歲已二百許人。自是孝廉獨行，諸科漸廢。又社會文風日開，郡縣吏亦多彬彬儒雅，雖孝廉之選，其實無異於茂材，人競趨之，惟求出路耳，不問其為孝廉、茂材也。遂至有請託舞弊，而朝廷亦以種種條件限之，亦惟求人才耳，不限於得孝廉也。限年之議始自尚書左雄，雖與舉孝興廉原意不合，亦整頓選法之不獲已也。
逐步漸近於後世之科舉。
當時反對者有黃瓊、胡廣、崔瑗等。然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號為得人。其後黃瓊為尚書令，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至是則前漢賢良、孝廉兩項目，已同歸入歲舉中，而不過統以“孝廉”目之而已。
此項製度之演進，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獎拔人才，鼓舞風氣；一面使全國各郡縣常得平均參加中央政局，對大一統政府之維繫，尤為有效。而更要的，則在朝廷用人，漸漸走上一個客觀的標準，使政府性質確然超出乎王室私關係之上而獨立。
與察舉制相輔並行的尚有徵辟制。
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闢曹掾，而東漢公卿尤以辟士為高。
選舉多循資格，闢召則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故當時尤以辟召為榮。崔實政論謂：“三府掾屬，位卑職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於是名士養望，有被命不遽出，至五府俱闢如黃瓊，四府並命如陳紀者。
亦有朝廷聞高名，直接闢召。
如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待若神明。”陳寔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議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鄭康成公交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董卓徵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
此等製度，使在野的聲名，隱然有以凌駕於在朝的爵位之上，而政府亦得挾此自重，以與王室相頡頑。
在太乎冶安之世，而有此等情形者，惟東漢及兩宋為然。戰國列強紛爭，事當別論。秦漢創建大一統政府以下，王室高高在上，民眾遠隔在野，封建世臣之勢力取消，民間起布衣為公卿，朝進暮退；所由得與數百年遞襌之王室為抗衡者，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為門第，東漢、兩宋為士風，元、明、清三代，皆汲宋儒遺脈，而所得淺深不同。
自有此項製度之存在，而士人在政治上遂能佔有其地位。
士人在政治、社會上勢力之表現，最先則為一種“清議”。
此種清議之力量，影響及於郡國之察舉與中央之徵辟，隱隱操握到士人進退之標準。
東漢自光武、明、章，雖云崇獎儒業，然光武勤治，明帝好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明帝永平七年，以東海相宗均為尚書令，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章帝時，陳寵上疏，主改前世苛俗。第五倫上疏，亦謂光武“承王莽後，加嚴猛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國所舉，多辦職俗吏，不應寬博之選”。王充論衡亦極辨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之非。稍後郡國察舉，淅移趨向。言事者謂郡國貢舉不以功次，養虛名者累進，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陵遲。韋彪議曰：“國以賢為本，賢以孝為行。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鍛煉之吏，治心近薄。故士雖不磨吏職，有行美材高者，不可純以閥閱取。”自是以往，東漢士風，競以名行相高，而郡國之察舉，中央之徵辟，亦隨一時清議為轉移，直至東漢末葉，此風弗衰。
而清議勢力之成熟，尤其由於太學生之群聚京師。
東漢自明帝雖宏獎儒教，然至安帝而儒風寖衰。其時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玩，學舍頹敝。
順帝更修黌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時太學生三萬人。然漢武立五經博士，本為通經致用。至宣帝時，博士之學已漸流於“章句”。至東漢而益甚，此即所謂今文學“家法”也。章句繁瑣比傳，殊不足以饜賢俊之望，故博士至於倚席不講，學者或自遍謁名師，會通群經，治求大義，如馬融、鄭玄輩，則所謂“古文家”也。然大多數居京師，目系世事之黑暗污濁，轉移其興趣於政治、社會實際問題，放言高論，則為清議。
此輩太學生與朝廷大臣聲氣相通。
桓帝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而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揩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無不俊秀王叔茂。”
其言論意氣，往往足以轉移實際政治之推移。
苻融游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其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臥詑養疾，洛中士大夫，承聲坐門，猶不得見。三公闢召，輒以詢訪，隨其臧否以為予奪。融到太學，並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嘆逃去。
朝廷有大議，例亦得預。
桓帝時，或言改鑄大錢，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議云云。是其時太學生得與議朝政，乃與前漢博士同。
因此清議在當時政治下有其不可侮之勢力，從此促成黨錮之獄。
黨錮由於朝士與宦官之衝突，而在黨錮獄以前，朝士與外戚衝突早已循環發生過好幾次。
外戚依附於王室，外朝士人地位不親接，正議徒招禍殃。往往一帝即位，必袒外戚誅鋤朝士。逮朝士喪氣，外戚益橫，而舊帝崩，新帝立，與舊帝之外戚關係轉疏，乃自謀之宦官。此幾為東漢前半段政治上一種循環狀態。如和帝時有郅壽、樂恢、袁安、任隗、韓棱、丁鴻、何敞、張酺。安帝時有杜根、楊震、翟酺、陳忠。順帝時有張綱、朱穆、皇甫規、陳蕃、延篤。此等皆不畏強禦，耿耿忠直，以正氣大義與黑喑勢力相鬥爭，雖屢受摧挫，然士人勢力之逐步成長，實胥賴之，當時士大夫自有一段不可磨滅之精神，亦不可純由外面事態說之也。
及宦官勢盛，朝士爭彈對象，乃始轉向。
順帝時，孫程等徙遠縣，司徒掾週舉謂司徒朱倀：“朝廷非程等豈立？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議”，倀遂諫止之。時稱“五經縱橫周宣光”，周亦名儒。自此以前，朝士尚有袒宦官者。及梁冀敗，宦官勢盛，朝士鋒芒，乃轉向宦官。
惟東漢宦官勢力，不僅盤踞內廷，其子弟親黨布散州郡，亦得夤緣察舉，進身仕宦。
從此遞相擎引，根枝纏結，日益繁滋。故士族清流與宦人衝突，不限於中央而遍及州郡。
如濟北相滕延，捕殺侯覽、段珪賓客，徵詣廷尉免。左悺兄滕為河東太守，皮氏長趙岐即棄官歸。唐衡兄珪為京兆尹，將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
而中朝、外朝之別，又使宦官與外戚同樣得蔭附王室，為外朝權法所不及。
太尉楊秉奏誅侯參，並奏免覽官。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
因此宦官之勢，乃非外朝士人之力所能摧陷廓清，名士不得不內結外戚，而外戚到底亦為一種腐敗的因襲體，名士遂終與之兩敗。
竇武傳謂武：“在位，多闢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而陳蕃傳則記王甫讓蕃語，謂，“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宴。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公為棟樑，枉撓阿黨。”恐所言非盡無據。陳薦處士徐稚、姜弘、李曇、魏桓，皆不至。韋之言曰：“后宮千數，其可損乎？厩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是其時王室腐敗已極，固非朝士所能彌縫。至何進不可依恃，更屬一時共知。
且名士對付宦官，態度亦自有過激處。
桓帝延熹八年，李膺復拜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畏罪，逃匿讓家合柱中。膺率吏破柱取朔殺之。桓帝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此下遂有第一次之黨錮獄。此為宦官與名±直接衝突之頭銳化。蓋至此名士已成團體，與以前零零碎碎出頭反對外戚者不同。而宦官亦借部黨之名，牽連逮捕至二百餘人。翌年，以竇武等表請赦歸，猶禁錮終身。靈帝即位，竇武、陳蕃謀殺宦官不成，轉為曹節、王甫所殺。翌年，遂有第二次黨錮之獄。遂並捕前黨李膺、杜密、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附從者錮及五族。建寧四年，又捕太學諸生千餘人，並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直至黃巾賊起，始得赦。又五年，何進與袁紹等謀盡誅宦官，而董卓人京。
而漢代上下用法，本亦有過酷之弊。
漢襲秦舊，用法太嚴，以殊死為輕典，獄吏以深竟黨與為能事。西漢時，義縱為定襄太守，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此雖極端之例，可見漢代刑法之一斑矣。故成瑨為南陽太守，宛富賈張汎倚恃后宮中官之勢，功曹岑晊等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並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此較之張儉之誅侯覽一家，同為慘酷非人道。在名士正義一面者如此，在宦官惡勢力一面者可想。故張儉亡命所經歷，伏重誅者數十家，至於宗親殲殄，郡縣殘破。雙方相激相盪，皆受用法不平之禍也。
積此數因，造成慘毒的黨錮之禍，“人之雲亡，邦國殄瘁”，黑暗腐敗的漢王室，終於傾覆，依附於王室的外戚與宦官，亦同歸於盡。而名士勢力到底還可存在，便成此後之門第。大一統政府不能再建，遂成士族多頭之局面。
士人在政治社會上勢力之表現，“清議”之外，更要的則為“門第”。
門第在東漢時已漸形成。
第一是因學術環境之不普遍，學術授受有限，往往限於少數私家，而有所謂“累世經學”。
其最著者莫如孔子一家之後，自伯魚、子思以下，再五世孔順為魏相。順子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漢惠時博士，為長沙太傅。襄孫武及安國。武子延年。安國、延年皆武帝時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延年子霸，昭帝時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霸子光，歷成、哀、平三帝，官至御史大夬、丞相。自霸至七世孫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安國後亦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有名。其次西漢大儒伏生，世傳經學，歷兩漢四百年。又次如東漢桓氏，自桓榮以下，一家三代為五帝師。
經學既為入仕之條件，於是又有所謂“累世公卿”。
累世公卿亦始西漢。如韋、平再世宰相，於氏為兩世三公，時為僅事。東漢則有四世三公者為楊氏，又四世五公者為袁氏，氏族之盛，西漢較之蔑如矣。
“累世經學”與“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傳襲的勢力，積久遂成門第。
門第造成之另一原因，則由於察舉制度之舞弊。
地方察舉權任太守，無客觀的標準，因此亦於營私。一面是權門請託，一面是故舊報恩。兩者遞為因果，使天下仕途，漸漸走入一個特殊階級的手裡去。
明帝中元二年詔，已雲：“選舉不實，權門請託。”樊鯈上言，則謂：“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棄廢。”順帝時，河南尹田歆謂：“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遂舉種暠（hao）。風俗通記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大子名舊，小子髡，到謂郡吏曰：“太守與遼叔同歲，幸來臨郡，當舉其子。如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主簿柳對曰：“舊不如髡。”世公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竟舉舊。世公轉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第琰幸已成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眾，常稱病，到十八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禦，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此一事尤可見當時察舉情況也。
及門第勢力已成，遂變成變相的貴族。自東漢統一政府傾覆，遂變成變相之封建。長期的分崩離析，而中國史開始走上衰運。
東漢士大夫風習，為後世所推美。他們實有盡多優點。但細為分析，似乎東士大夫常見的幾許美德高行，不外如下列，其間都和當時的察舉制度有關係。
一、久喪。
三年之喪，自西漢中葉始漸推行。東漢則行喪三年為常事，甚有加倍服喪者。甚至有行服二十餘年者。
二、讓爵。
此亦始始西漢，東漢更多見。蓋時重孝廉，讓爵、推財，則孝與廉兼盡矣，故人爭慕為之。然讓者固髙，受者斯卑。臨深為峻，以人之污，形己之潔，實非平道。
三、推財。
其人如薛包、李充。而故相反者有許武。
四、避聘。
如劉矩、魯恭，皆與讓爵、推財，跡異心同也。至其他卻聘為高者，不勝具舉。
五、報仇。
其事如崔瑗、魏朗、蘇不韋等。古者刑不上大夫，故貴族階級相互有隙，不得直於法庭，則以私鬥決之。墨家非禮亦非鬥，儒家重禮故不非鬥，然至秦漢以下，自可訴於官，不理於官而輒自仇殺，此為慕古而失其意矣。
六、借交報仇。
其事如何容、郅惲等。禮有之：“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父母而亡，固可以死許友。以死許友，即指借交報仇也。
七、報恩。此又分兩類。
（一）急難
其事如李固弟子郭亮、杜喬故掾楊匡、第五種門下掾孫斌、劉瓆郡吏王充，劉君吏公孫瓚；而廉範之於鄧融，尤為壯烈。
（二）服喪
如李恂、樂恢為郡將，荀爽為舉主，侯苞、馮冑為業師等。並有棄官行喪者。如吳匡、傅燮、桓典等。
八、清節。
如廉範、種暠、範冉。
其它高節異行不勝舉。大體論之，則東漢士風，亦自有其缺點：
一則在於過分看重道德。
道德自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過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惟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種種流弊也。過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兩端言之：
一則道德乃人人普遍所應有，並非可以爭高鬥勝。若專以道德來分別人高下，便造成社會上種種過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為，而其弊且導人入於虛偽。
二則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種可循之軌轍。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於重形式虛名而忽略了內容與實際。
二則東漢士人的道德似嫌褊狹。
他們似乎只注重個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會和國家。 “孝”與“廉”為東漢士人道德之大節目，然此二者全屬個人和家庭的，非國家和社會的。不孝、不廉固然不夠做人和從政的標準，然只是孝、廉，亦不夠得做人和從政的條件。
因東漢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實的效果，所以名士勢力日大，而終不能剷除宦官的惡勢力。
因東漢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傾覆後，再不能重建一共戴的中央，而走入魏晉以下之衰運。
然東漢士人正還有一種共遵的道德，有一種足令後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雖傾，天下雖亂，而他們到底做了中流砥柱，個別的保存了他們門第的勢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