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下，迄於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告成，其間共二百四十六年，後世目為“戰國時期”。
本時期的歷史記載，因秦廷焚書，全部毀滅。西漢中葉司馬遷為史記，已苦無憑。
史記六國表自序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其後詩、書復見。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頗採者。餘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按，史公本秦記表六國時事，本屬不得已。惟秦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中國諸侯以夷翟遇之。其時秦與東方各國交涉既疏，故秦記載東方事必略而不免於多誤。今六國表於秦孝公前幾於無事可載者以此。至宋司馬光為通鑑，托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自左傳終至通鑑始，中間缺去六十四年，無詳確之編年史。又通鑑雖托始周威烈二十三年，而記載殊疏略，至周顯王三十五年以下，記載始可得而詳。故顧炎武日知錄謂此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佚，考古者為之茫昧也。
晉代於汲縣古塚發見竹書，內有紀年十五篇，實為未經秦火以前東方僅存之編年史，惟後亦散失。
因此本時期史事，較之上期，有些處轉有不清楚之感。
大略言之，本時期歷史，又可分為前、後兩期。
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國家之衰滅。
此承春秋晚期大夫專政之局面而來。晉分為三家，齊篡於田氏，魯則三桓強於國內，公室僅如小侯。衛勢日削，自貶其號曰侯。吳滅於越，陳、蔡滅於楚，鄭滅於韓、史記所譜春秋十二諸侯，能繼續保持其重要地位者惟楚、秦二國而已。大抵春秋宗法封建國家之文化，最高者為魯、衛兩國，其次為齊，又其次為晉。秦、楚則自始即以蠻夷見於諸夏。
魯、衛以文化維持當時宗法封建國家之傳統尊嚴，齊、晉則以武力維持當時宗法封建國家之傳統地位。楚、秦則代表相反對之一種勢力也。諸國中受封建傳統文化束縛愈深者，其改進愈難，故魯、衛遂至積弱不振。其受封建傳統文化束縛較淺者，其改進較易，故齊、晉相繼稱霸於春秋，亦不能如魯、衛之久保其君位之傳統，而見篡於大夫；而經君統篡弒以後，更得急速改變其國家之內部組織，自宗法封建國家激轉而為新軍國，秦、楚則以受封建傳統文化之熏陶更淺，故其國家可以不經內部君統篡易而亦追隨改進為新軍國焉。
最要的是齊、晉兩國之君統篡易，維持春秋以來二百數十年封建文化之霸業，遂以中歇。
諸夏和平聯盟之鎖鏈已斷，各國遂爭趨於轉換成一個新軍國，俾可於列國鬥爭之新局面下自求生存。
此一時期中，春秋城郭聯盟之舊國際形勢已破壞，以後軍國鬥爭之新形勢未完成，在中間成為一個過渡時期。即是春秋末以迄於魏武侯卒年，凡共九十年。前一段亦可說是越國的稱霸期；後一段則是三晉分立，魏國漸盛期。
第二期是新軍國成立以後之相互鬥爭時期。
此時期又可分為四期：第一期是梁惠王稱霸時期，亦可說是梁、齊爭強時期。此期自梁惠王元年至齊、魏徐州相王，凡三十七年。
魏承文侯、武侯長時期之國內建設，任用李克、吳起諸人，成為戰國以後第一個簇新的新軍國。地處中原，又為四戰衝要之區。自謂承襲晉國，開始第一個起來圖覇；遷都大樑以爭形勢。次謀統一三晉，恢復春秋時代晉國之全盛地位。不幸伐趙、伐韓、皆為齊乘其後。梁既再敗於齊，乃於齊會徐州相王。平分霸業。
第二期是齊威、宣、湣三世繼梁稱霸期，亦可說是齊、秦爭強時期。此期自齊、魏相王下迄齊滅宋，凡四十八年。
齊自田和纂位稱侯，傳兩世，至威王，兩敗梁國，遂繼梁惠而稱王。其子宣王繼之，國勢大盛。而其時秦亦漸強，用張儀，專務離間梁、楚以孤齊。於是漸漸造成秦、齊勢力均衡之局面。而齊則志在北進侵燕，南侵宋以自廣。至齊湣王滅宋，國際均勢破裂，此下遂起大變局。
第三期為秦昭王繼齊稱強期，亦可說是秦、趙爭強時期。此期自齊滅宋下至趙邯鄲圍解，凡二十九年。
齊宣王滅燕，國際均勢動搖，各國環顧不安，宣王終於不敢吞燕而止。及齊湣王滅宋，國際均勢再度破壞，燕人崛起，乘機復仇，樂毅聯合秦、魏、韓、趙五國之師入齊。湣王走死，自是齊遂不振，而秦勢獨強。其時趙國經武靈王胡服騎射滅中山，國勢驟盛。其時東方有力抗秦者遂推趙，於是有長平之戰，趙為秦敗，於是秦並天下之形勢遂成。
第四期為秦滅六國期。此期自秦解邯鄲圍後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年。
附戰國時期週帝系表：
從春秋以前之宗法封建，轉移到戰國時代之新軍國，相應而起的，有政治、社會各方面激劇之變動。
第一是郡縣制之推行，政府直轄下的郡縣，代替了貴族世襲的採地。
郡縣制已見於春秋。晉自曲沃篡統，獻公患桓、莊族逼，盡殺群公子；驪姬之亂，又詛“無畜群公子”，故晉無公族。而並地日大，於是，遂行縣制。及頃公時，六卿弱公室，又盡滅公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則晉之推行縣制已久，故三家分晉，即變成新的郡縣國家。楚亦久行縣制，蓋內廢公族，外務兼併，為封建制破壞、郡縣制推行之兩因。郡則其先為邊方軍區，較縣為小。及後邊郡日見大，腹縣日見小，亦為軍國進展應有之現象。
郡縣政令受制於中央，郡縣守令不世襲，視實際服務成績為任免進退，此為郡縣制與宗法封建性質絕不同之點。自此貴族特權階級分割性之封建，漸變而為官僚統治之政府。
故相隨於郡縣制度而起者，第一即為貴族世卿與遊仕勢力之更迭。
宗法封建時代，君權未能超出於宗族集圍之上。故君、卿、大夫之位，相去僅一間，君位廢立，常取決於卿、大夫之公意。郡縣制的國家，則君權漸脫親屬關係之束縛，一面是君權之演進，而又一面則是遊仕之得勢。
其次，則有軍民之漸趨分治。
翟璜曰：“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將軍與守臣之分職特派，此即軍民分治之見端。封建時代貴族即軍長，無此分別也。
又有食祿之新制度。
既不與采邑，則官吏必食祿。魏成子為文侯親弟，“食祿千鍾”，則亦無封土矣。史記趙奢傳：“奢，趙之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縱君家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諸侯加兵，君安得有此富？'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據此則戰國貴族縱有封邑，仍必向公家納租稅，與春秋封建采邑不同。
食祿者必受職，其有祿無職者，則惟當時之養賢制為然。
此始於魏文侯之於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倫，而極盛於齊之稷下制度，為尚賢觀念代親親貴貴而起之徵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廢棄。
古者方百里為大國，百里之地有城郭邑落、山澤林藪、封疆棄地，不能盡墾。即盡墾，亦不過萬井，九百萬畝。其間尚有君、卿、大夫、士等諸級，各有分地。則百里大侯，有田無多，亦如後世一業主。其民若今之佃戶。分田選受，並非難事。即如近世一墾牧公司，圈地招墾，亦必均派一家若干畝，不令隨便多少。故封建制度下之農民無兼併，無貧富。若已有兼併貧富，則封建制亦復失其存在矣。
分封貴族之採地漸次取消，則直屬國家之耕土漸次擴大，於是以前貴族圈地分區小規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為整塊的農田。
商鞅廢井地而開阡陌封疆，“阡陌”即是大田岸，“封疆”猶如大圍牆，為古代貴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標幟。一方方的井地，相互隔絕在此種格子線之裡。現在政治上已由封建變為郡縣，自可打開格子線，剷除田岸圍牆，化成一片。此即李悝“盡地力”之教。
大整塊農田之形成，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毀也。
井田制度之破壞，另一原因，則在稅收方法之改變。
大抵最先有一種公田制的“助”法。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所入歸公，私田所入歸私。此制度之最要意義，厥為田畝所有權之全屬於貴族封君。所謂“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也。方方正正的一井九百畝，此為一種標準的敘述。一井之內，主要者為公田。依理言之，正因助耕公田，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穫。其時貴族特置農稷之官，頒歷明時，辨土壤，擇穀種，教稼卹農，巡野督耕。蓋正因視四封之內皆其私物，故勤懇教督。而農民智昧力弱，失卻貴族之指導扶助，亦無以善其私田。因此貴族、農民在此制度下相安於一時。
其次，則為“履畝而稅”。
履畝而稅者，廢公田，轉就私田徵稅，視其田畝之實收而抽收額定之比率。蓋貴族階級田畝日廣，則生活日奢淫，志行日懶惰，不肯再理農事。而農民階級則智慧日開，能力日強，於是各自盡力於私田，而公田收成轉惡。於是乃廢去公田，履畝而稅。如是則不必方里而井，亦不必嚴格還受。雖便於大數量之徵收，而已為井田制度破棄之先聲矣。
履畝而稅，則可以只認田，不認人，於是民田得自由買賣，而土地所有權，無形中轉移，成為耕者所自有，而兼併亦隨之而起。
第三則為農民軍隊之興起。
封建時代，貴族為采邑之大地主，同時亦即成一武裝集團。
春秋時代軍隊之組織，即本族制。城濮之戰，晉有“中軍公族”；鄢陵之戰，楚有“中軍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晉“樂、範以其族夾公行”，可見一軍隊即一宗族也。
軍器製造，如車、如甲，及戰馬之養育等，皆為貴族保持地位之一種事業，平民無力參與。
鄭莊公伐許，“授兵於太宮”。衛懿公禦狄，“使國人受甲”。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此皆甲仗兵器不在民間之證。僖十五年，“晉作州兵”；昭四年，“鄭作邱賦”；成元年，“魯作邱甲”，皆是一種額外增賦，以造甲兵。然仍是貴族別使專匠造之，非民間自造也。
農民耕田納稅，遇戰事徵車、牛，捉夫力，謂之“賦”。農民只為軍隊中之附隨，並無正式編配入軍隊之權利與資格。
隨武子云：楚國“荊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為軍也。城濮之戰有“輿人”，左襄公三十年有“輿尉”，輿尉者，輿人之尉。輿人即隨軍之輜重與夫力也。
貴族階級漸次奢侈安逸，國際戰爭漸次擴大劇烈，農民軍隊之編制，遂成一種新需要。車戰漸進而為步戰，即為貴族軍隊與農民軍隊交替之一種表記。
左傳所載諸大戰役，如秦、晉“韓”之戰，晉、楚“城濮”、“邲”、“鄢陵”之戰，晉、齊“鞍”之戰等，皆當時貴族式的戰爭，可說為一種藝術化的戰爭。惟晉為御狄，已有步兵。鄭亦步兵，至戰國則全以農民步兵為主。
三晉與田氏以大夫篡位，舊貴族失其地位，漸次設立以軍功得官之製度。
左哀二年，趙簡子誓眾：“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遂者得進仕，免者去廝役，此即商鞅“尚首功”之先聲。蘇秦說齊：“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又荀子議兵篇：“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齊亦尚首功。五家之兵，疑猶秦之一甲首而隸五家。
吳起在楚，商鞅在秦，亦嚴行以軍功代貴族之新法。
起相楚，使封君三世，而收其爵祿，以撫養戰鬥之士。商頓相秦，所定二十級爵，即以代古者貴族五等封爵之製。此皆欲以戰士為新貴族也。
以前是貴族任戰士，現在是戰士為貴族。農民軍隊之配練與井田制之廢棄，為新軍國圖謀富強之兩要端，而即以促進宗法封建費族之崩潰。
第四是工商業大都市之發展。
春秋時，工商皆世襲食於官，蓋為貴族御用，非民間之自由營業。
左昭十六年，鄭子產告晉韓宣子：“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保至今。”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單子盟百工於平宮。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東圉。”杜注：“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故知工商皆居國中，世襲，食於官，僅去貴族一等也。
封建貴族漸漸崩漬，而自由經商者乃漸漸興起。
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即自由經商也。其後如范蠡、段干木、白圭諸人，類皆賴藉政府上之地位，而乾商販之新事業。
舊貴族沒落，“商賈”與“軍人”二者代之而興。而商業大都市亦陸續興起。
自春秋以迄戰國中期，歷時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闢，游牧之戎狄漸次同化，或消滅，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變為壤地相連的幾個大國，此皆當時商業都市驟盛之原因也。舉其著者，如臨淄、邯鄲、大樑、郢、陶等。其間惟陶因交通關係，特殊發展，餘皆各國之首都。
大抵東方各國，漸從商業資本轉入文學遊仕，始終獎勵農戰的國家惟有秦。
因此竟以併吞東方。
第五是山澤禁地之解放。
與商業發展有相互關係者，尚有禁地解放一層，亦為當時一種極重要之變遷。
封建時代之貴族采邑，除井地外，一應山林藪澤，大概全列為禁地，農民惟有耕稼為生。
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皆掌山澤之守禁。齊語亦謂：“澤立三虞，”晏子春秋謂：“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乃貴族封地之私產。孟子所稱“文王之政，澤梁無禁”，晏嬰謂“山林陂澤，不專其利”，則皆一種理論也。
農民漸漸游離耕地，侵入禁地，尋求新生業，貴族不能禁阻。
其先目之為盜賊，如鄭子大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是也。攻之不能止，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種徵收。故“徵商”之徵，即“徵誅”之徵，古人目工商業為奸利者由此。秦漢政府“大司農”與“少府”分職，大司農掌田租，為國家公入，少府掌山澤之稅，為王室私入，亦由此種禁地觀念演變而來。
新生業之分化，與民間工業之進步，亦為自由商業促進之一因。
如捕魚、煮鹽、燒炭、採鐵、鑄錢、伐木，種種新生產事業，皆由農民侵入禁地而始有。
第六是貨幣之使用。
因商業發展而貨幣之使用遂興，亦為一新形態。
左傳所所記列國君臣相饋贈、賄遺、贖罪、納懼，大抵為車馬錦璧鐘鼎寶玩，乃至女妾樂師而止，絕無以黃金貨幣相投報者；有之，皆自戰國始。六國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錢”，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蓋其時東方諸國已先有錢貨，
總之春秋以至戰國，為中國史上一個變動最激劇的時期。政治方面，是由許多宗法封建的小國家，變成幾個中央政權統一的新軍國。社會方面，則自貴族御用工商及貴族私有的井田制下，變成後代農、工、商、兵的自由業。而更重要的，則為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