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未葉，中國已有明確可據的編年曆史記載。
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按：春秋托始魯隱公元年，實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史記三代世表則始於西周共和元年，相距百十有九年。史公既極稱孔子傳疑之慎，則史公記年自必有所本。故知中國古史紀年，至遲造始於西周末葉，必已明確可依據也。
孔子作春秋，則為中國第一部完整的編年史，後世即名此時期為“春秋時期”。
春秋時期可以說是東周史之第一段落。此段落約佔三百年。
春秋自魯隱公元年迄魯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左傳記載史事較春秋為明備，又下續至哀公二十七年終，凡二百五十五年。若自周平王東遷一併計入，共三百零三年。
此三百年的歷史，可以稱為“霸政時期”的歷史，仍可本此分三段落：
一、霸前時期——迄魯莊公八年，凡八十五年。
二、霸政時期——自魯莊公九年起，迄魯襄公十五年，凡一百二十七年。
三、霸政衰微時期——凡九十一年。
附春秋時期周室帝系表：
周室東遷，引起的第一個現象，是共主衰微，王命不行。
平王崩，魯不奔喪。桓公二十餘年，五聘魯。鄭莊公射桓王中肩。
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一個現象，則為列國內亂。
魯為周室所封東方最親、最有地位之諸侯，惟周室之東，魯即表示不擁戴之態度。而不久魯亦內亂，桓公以弒兄自立，於是列國篡亂相乘。宋華督弒殤公，晉曲沃伯殺哀侯，陳公子佗殺太子免自立，曲沃伯又弒小子侯，鄭祭仲逐昭公立厲公，复逐厲公納昭公，衛逐惠公，鄭高渠彌弒昭公，齊襄公殺魯桓公，前後十九年之內，禍變迭起有如此。
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二個現象，則為諸侯兼併。
見於春秋國數凡五十餘。若並見左傳者計之，有百七十國。其中百三十九國知其所居，三十一國亡其處。然舉其大者，不過十餘。
又自列國內亂、諸侯兼併下引起一現象，則為戎狄橫行。
當時中國本為一種華、夷雜處之局。
舊說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各遠居四裔，而諸夏在中原；此觀念殊不可恃。當時蓋為一種華、夷雜處的局面。
而此局面自始即然，亦並非自周王室東遷，四裔異族乃始交侵而入中國。
蠻、夷、戎、狄亦非四種絕不同的民族，故蠻夷可兼稱。戎狄、夷狄、蠻戎，皆可兼稱。
諸夏與戎狄亦多種姓相同，如晉獻公娶大戎狐姬，又娶驪戎女驪姬，則戎有姬姓。又有子姓。姜戎自稱四岳之後。國語富辰曰：“廬有荊媯”，春秋稱廬戎，是戎亦有媯姓。左傳子魚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則此諸族，當時亦目為夷，不與諸夏伍。
華、夷通婚，尤為習見。
因此華、戎聯盟之事亦屢見。
所謂諸夏與戎狄，其實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種界線，乃耕稼城郭諸邦與游牧部落之不同。
當時華、戎分異，自生活上言，則如姜戎氏雲：是也。自言語上言，則如姜戎氏又稱“言語不達”，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是也。自禮服上言，則如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發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是也。自戰事上言，則如鄭人與北戎戰，曰：“彼徒我車”，是也。凡此諸別，言語一項似不重要。
齊、楚南北方言即不同。至生活、禮服諸端，其重要關鍵，實在耕稼與游牧之別。故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又曰：“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
惟其為耕稼的社會，故有城郭、官室、宗廟、社稷、衣冠、禮樂、車馬、貨賄，此則為諸夏。惟其為游牧的社會，故無上述城郭、官室諸文物、而飲食、衣服種種與諸夏異，而成其為蠻夷戎狄。
耕稼與游牧，只是一種經濟上、文化上之區別，故曰：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
西周封建，本為一種耕稼民族之武裝拓殖。
除卻錯落散處的幾十個城郭耕稼區域以外，同時還存有不少游牧部族縱橫出沒，只不侵犯到城郭諸邦的封疆以內，雙方可以相安無事。現在則乘城郭諸侯之內外多事而來肆其侵擾。
舉其著者，如隱九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三十年，山戎病燕。
三十一年，齊伐山戎。三十二年，狄伐邢。閔二年，狄入衛。其時狄勢正盛，又滅溫、伐齊、伐魯、伐鄭、伐晉，並蹂躪王室。自今山西迄河北、河南、山東諸省，皆其所出沒。蓋閔、僖之世狄最盛。
當時諸夏所最感威脅者，南方有抱帝國主義兼併政策之楚國。
楚之先亦顓頊後，始起在漢水流域丹、淅二水入漢處，曰丹陽。至楚武王始大，自謂：“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於是自號武王。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地方千里，最為當時強國。
北方有抱掠奪主義的山中之北戎。
此種戎狄，大部在黃河北岸太行山脈中，故曰山戎。其戰鬥皆徒步。又稱北戎者，據當時中原諸夏之稱呼。後人以見有“北”稱，遂謂必遠在北塞之外，此皆以後代眼光讀古史之誤也。
故云：“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
在此形勢下，產生齊桓、晉文之霸業。
霸者標義，大別有四。
一、尊王——穀梁傳葵丘之盟，“壹明天子之禁”。當時霸者號令，即替代已衰之王權也。周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卒為下拜。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禮饗之，仲辭，受下卿禮而還。”此皆當時齊桓、管仲竭力尊王之表示。
二、攘夷
三、禁抑篡弒——凡某國遇篡弒，同盟諸國互不承認，並出兵平亂，另立新君。葵丘盟辭：“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皆為此發。
四、裁制兼併——凡在同盟，互不侵犯，有爭端，請於盟主，公斷。某國遇外寇，同盟諸國出兵相救。葵兵盟辭：“毋壅泉，毋遏糴”，皆為此發。
正為針對上列時代病之特效藥。
自周室東遷，西周封建一統之重心頓失，諸侯如網解紐，內外多事，亟亟不可終日。自有霸政，而封建殘喘再得苟延。霸政可以說是變相的封建中心。其事創始於齊，贊助於宋，而完成於晉。
齊桓會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預。其次為魯、鄭、陳三國，各得十次。又次為衛，得九次。又次為曹、許，各得七次。其間尤以齊、魯、衛、曹、鄭、宋六國，可謂諸夏之基本結合。此為諸夏結合之第一期，大率在東部與中部，乃黃河下流東部一帶及黃河中游南岸之結合也。
晉自曲沃篡位，專務侵吞，齊桓會盟，晉人不預。然晉國內部爭篡迭起，晉公子重耳逃亡在外，遍歷齊、宋、曹、衛、鄭諸國，南至楚，西至秦，而返國得位。其在外及見齊桓、宋襄，既熟知天下大勢，返國後乃一變晉國以前之態度，參加諸夏集團，而為齊、宋霸政之代興。自是霸業常在晉。此為諸夏結合之第二期，東部、中部之外，又加入中北部，即黃河中游之北岸也。
齊在臨淄，東負海，魚鹽蠶桑，已樹富強之基。惟西南適值魯、衛諸邦，為姬姓主要國家，文化既較高，與齊關係亦密，齊於道義及勢力兩方，皆無法併吞。
齊桓既於國內篡弒紛亂中得國，故轉而創建霸業。宋為周室之賓，先朝勝國，其勢最孤，又處四戰之地，入春秋以來，內亂外患更迭相乘，無時或息，贊助齊桓，獨出誠意。齊桓亦屬其太子孝公焉。惟宋國四圍，無可發展，其勢本弱，故謀霸不成，為楚所敗。
晉人自稱：“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鄰”，滅國既多，國力已強。然重耳出奔，狄人勢力已瀰漫於晉之四周。
其所至如齊桓、宋襄，優禮有加者，皆有志搏結諸夏以成霸業者也。如衛、曹、鄭諸國，凡不禮於重耳者，皆目光短淺，惟力是從者也。楚既野心勃勃，秦亦刻意東伸。韓原之敗，秦始徵晉河東。楚之圍宋，曹、衛、鄭諸國皆已折而入於楚矣。晉非圖霸，亦幾不能自全。
惟齊桓僅能阻止狄勢不侵入大河之南岸。
北岸自邢、衛淪陷，諸夏勢力竟難復興，而晉、狄鬥爭，遂為當時一要事。
僖二十七年，晉人作三行以御狄。三十三年，狄伐晉，晉侯獲白狄子。宣十一年，卻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十一、六年，晉景公滅赤狄。成三年，伐廧咎如。自是上黨為晉有。襄四年，晉悼公和諸戎。是後有肥、鮮虞、鼓、中山，皆為晉所逐滅。此諸狄包赤狄之北，在太行山東麓平地，且亦儼然趨於城郭耕稼化矣。晉既廓土於群狄，其勢力日漸東伸，遂與齊接壤，而以前邢、衛故土淪沒於戎者，至是乃重歸諸夏之統治。
大體西自河、渭之間，東達太行山兩麓，黃河北岸，皆為頑強之群狄所出沒，其勢力又時時越大河而南。諸夏得齊桓、晉文之霸政而稍稍抑其凶焰，實為春秋時華、戎交鬥一極劇烈之戰陣。
晉人所以能勝此廓清群狄之重任者，一則因久為諸夏盟主，多得貢賦，國力充盈。
參加聯盟諸國，在內可保持政府之安寧，亂臣賊子有所顧忌，不敢輕行篡弒。在外可保國際之平衡，相互間不得輕啟釁端，有事付之仲裁，以和平為職志。是為聯盟國應得之權利。其義務則如國際間之服役，一國有寇患，各國在霸主領導下會師戍守，或助城築，及共同作戰。每逢盟主出師，例得向同盟國乞師。平時則需對盟主納相當之貢幣。
諸侯官受方物，始見於僖七年齊桓寧母之盟。 “黃人不歸楚貢，楚伐之。”其後諸夏亦以貢幣輸盟主。晉文、襄之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其後朝、聘彌數，故乃“歲一聘，間歲一朝，再朝一會，再會一盟。”朝、聘既數，而幣亦日重。
晉範宣子為政，於產寓書告以幣重。平丘之會，子產爭貢賦多寡，自日中至於昏。魯之於晉，“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府無虛月。”子產謂：“用幣必百輛，百輛必千人。”此其大概也。
一則晉自獻公以來，即不畜群公子。故晉大夫多用異姓，得因材器使，較之魯、衛、齊、宋諸邦多用宗臣者為優。
晉文公以下，諸卿位次屢有更易，故其臣各務於以事功顯。惟自厲公見弒以後，大夫漸強，平公後益甚。韓、趙、魏、範、中行、知氏稱“六卿”，皆非公室也。
一面北方的狄患逐次解除，一面南方的楚人亦逐漸覺悟，改變其以前極端的武力兼併主義，而漸次要求加入諸夏之集團。
楚莊王滅陳縣之，以申叔時諫，乃復陳。既克鄭，亦退而與之平。既敗晉於邲，其圍宋，宋人告以之實況，亦退師與盟而反。其時楚人意態已與前不同。
宋向戌提倡弭兵，晉、楚交權，城郭諸邦的和平聯盟益形擴大。
此可謂諸夏結合之第三期，於東、中、北三部以外，又加入中南部，即南方之中部，江、漢流域之楚國也。自有此弭兵之會，而諸夏得一相當時期之和平。宋自襄十二年至定十五年，凡六十五年。魯自襄二十五年至定七年，凡四十五年。衛自襄二十三年至定七年，凡四十七年。曹自襄十七年至定十二年，凡五十九年。鄭自襄二十六年、至定六年，凡四十三年。均不被兵。
總觀當時霸政，有二大要義：
一則為諸夏耕稼民族之城市聯盟，以抵抗北方游牧部落之侵略，因此得保持城市文化，使不致淪亡於游牧之蠻族。
二則諸夏和平結合以抵抗南方楚國帝國主義者之武力兼併，因此得保持封建文化，使不致即進為郡縣的國家。
其大勢為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
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
其文化落伍諸部族，則逐次消滅，或逐次驅斥。
在此進展中，諸夏結合之團體亦遂逐次擴大，為中國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統郡縣國家之醞釀，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結束。
霸政衰微，變而為大夫執政。大夫執政，一方面可說為封建制度繼續推演所產出，一方面亦可說是封建制度卻因此崩倒。
封建初期的國家，其先只限於一個城圈。
此即所謂“國”。國有三訓：周禮：“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大曰邦，小曰國”，是也。
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國指郊以內，鄙指郊以外，是也。又周禮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城中曰國，是也。此三義可會為一義，即一國祇限於一城是也。
因此當時的中國，可以有近二百國。
其時列國人口極少，曠地極多，故各國亦常見遷徙。
如衛、晉、楚、蔡、許、鄭、齊、吳、秦諸國，不勝舉。亦有以外力強遷者，如齊師遷紀郱、鄑、郚；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之類。
以後人口漸繁殖，國家規模日擴大，不僅對舊的有吞併，對新的也亦有城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魯凡城二十四邑，惟郿一邑書“築”，其二十三邑曰“城”。 “築”者增舊，“城”者新立。春秋書“築”八，書“城”二十三，而定哀之間凡八城邑，則國家規模之擴大，彌後而爾烈也。
於是列國遂各自分封其大夫。
春秋初，大夫尚無世爵，其後漸有賜氏。
隱、桓時大夫賜氏者尚少，無駭卒，羽父為之請族，公命以字為展氏。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大夫有氏，即有世襲封邑如小國矣。
漸稱“子”。
僖公以前，大夫並以伯、仲、叔、季為稱，雖貴不稱“子”。僖、文以後，晉、齊、魯、衛之執政皆稱“子”。鄭間稱之，餘則否。稱“子”則即為封君矣。於是原先的侯國，儼然如一新中央，而大夫采邑則儼然成一小侯國，所以說是西周封建的繼續推進。
又因當時聯盟各國，會聘頻仍，諸侯畏勞，常使卿大夫代行。
會有三例：一曰“特會”，兩君相見也。初諸侯特會，次大夫特會諸侯，又次大夫特會大夫。二曰“參會”，三以上為參。三曰“主會”，伯者主之。初諸侯主會，始自齊桓北杏之會。次大夫主諸侯之會，自鍾離之會始。又次則大夫主大夫之會，而諸侯高拱不預矣。
卿大夫既有外交，往往互相援結，漸漸形成大權旁落之勢，於是大夫篡位，造成此後戰國之新局面。
魯大夫逐始於昭公。宣公時，季氏始專政。定公時，則家臣有囚大夫者。晉卿專政始襄公。鄭卿自僖公之立，始見於傳。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個極混亂緊張的時期；但別一方面，則古代的貴族文化，實到春秋而發展到它的最高點。春秋時代常為後世所想慕與敬重。
大體言之，當時的貴族，對古代相傳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種開明而合理的見解。
因此他們對於人生，亦有一個清晰而穩健的看法。
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
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顯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與了解。
即在戰爭中，猶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讓之素養，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道義禮信，在當時的地位。顯見超出於富強攻取之上。左傳對於當時各國的國內政治，雖記載較少，而各國貴族階級之私生活之記載，則流傳甚富。
他們識解之淵博，人格之完備，嘉言懿行，可資後代敬慕者，到處可見。
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緻的時代。
貴族階級之必須崩潰，平民階級之必須崛興，實乃此種文化醞釀之下應有之後果。
此下戰國興起，浮現在上層政治的，只是些殺伐戰爭，詭譎欺騙，粗糙暴戾，代表墮落的貴族；而下層民間社會所新興的學術思想，所謂中國之黃金時代者，其大體還是沿襲春秋時代貴族階級之一分舊生計。精神命脈，一氣相通。因此戰國新興的一派平民學，並不是由他們起來而推翻了古代的貴族學，他們其實只是古代貴族學之異樣翻新與遷地為良。
此是中國文化一脈相承之淵深博大處。